中共當局《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日前印發。這也是繼“清退會員卡”、“月餅禁令”、“賀卡禁令”、“煙花爆竹禁令”後遏製車輪腐敗的又一舉措。至此，習近平的“新三反”有了基本雛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貪腐；反對官僚主義擴展至反四風；從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開始的反浪費。之所以在“三反”前加上“新”字，意在區別於毛時代的“三反”，且兩者產生的曆史背景和政治環境有很大不同。後者產生於建國初期法律和製度尚處於空缺的曆史時期。而習氏“新三反”的提出，是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中共自身執政合法性屢遭解構的關頭。
毛時代“三反”：運動式
毛澤東時代的“三反”運動最初由當時的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提出，指的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黨政機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此運動也是中共執政後的第一場反腐敗運動，當時受重視程度不亞於鎮壓反革命運動。提出的要求是“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汙犯。”
當年的三反，最終成為一場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運動。尤其是在各項任務和指標麵前，很多地方不僅對指標層層加碼，很多運動手段甚至超出了法律許可的限度。有政情分析家認為，像曆次群眾運動一樣，由於中央的嚴辭督責，各級領導也“寧左勿右”，甚至以超額完成指標來表明自己立場的堅定，生怕受到牽連。這是這場“打虎”群眾戰失去控製的主因。其次，由於當年法律法規極不健全，狂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必然帶來熱情的高漲，走向極端成為必然。這也給一些人誣陷栽贓自己的對手，大開了方便之門。
“三反”運動後，又有過一場“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三反”運動。不過，因為有了前一個“三反”留下的教訓，所以最高黨報《人民日報》社論呼籲“更不能用去年‘三反’的方法來開展這個鬥爭。”不過，類似的狂飆激進的群眾運動，卻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得以最大幅度的爆發。運動式整風、反貪腐、公款浪費的惡風和土壤，並未徹底根除。
習氏“新三反”：製度化
習近平十八大上台至今一年多的時間裏，反腐風暴、整風運動、反浪費接連進行。有分析人士將此係列動作定義為習近平的“新三反”。首先是反腐風暴。僅一年時間，就接連有數十位省部級高官落馬。習近平提出的“老虎、蒼蠅 一起打”，“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解決不好亡黨亡國”等，也成了中共大力推行反腐的表征。期間，微博反腐一度風生水起，實名舉報蔚然成風，劉鐵男、雷政富等人應聲倒地。隨後，當局加大了對網絡的監管和輿論的管控力度的做法，被詬病為堵塞了民間監督渠道。
不管是微博反腐還是中央巡視組奔赴各地抓老虎打蒼蠅，習王二人聯合出擊進行的反腐，與毛時代“三反”中提到的反貪汙雖然同屬一個性質，但具體實施策略卻明顯不同。後者的運動式反腐來去匆匆，而且形式大於內容；後者的製度反腐，則偏重於內容。捉住的老虎，打掉的蒼蠅，也都是實實在在有貪有汙之輩。
其次是整風運動。習近平上台後不久，就提出了“八項規定”，隨後進行的四風大掃除、親自坐鎮河北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期一年的“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引得各界猜想。
與“三反”中單單反對官僚主義不同，習近平的“新三反”中還加入了更多的內容和元素。比如四風大掃除中，就不僅僅是掃除官僚主義，還有反對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最後是反浪費。最新印發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在經費管理上擰緊了黨政機關花錢的“閥門”，如條例提出“黨政機關應當遵循先有預算、後有支出的原則，嚴格執行預算，嚴禁超預算或者無預算安排支出，嚴禁虛列支出、轉移或者套取預算資金。”在製度管理上紮緊了“籬笆”，如條例提出“對無公函的公務活動不予接待，嚴禁將非公務活動納入接待範圍。”針對公車私用、超編超標配置、豪華裝飾問題提出的一攬子計劃，如“改革公務用車實物配給方式，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針對差旅出國、會議活動、辦公用房領域浪費現象，提出事無巨細的硬性要求，如“從嚴控製國內差旅人數和天數，嚴禁無明確公務目的的差旅活動，嚴禁以公務差旅為名變相旅遊……從嚴控製會議數量、會期和參會人員的規模……凡是違反規定的擬建辦公用房項目，必須堅決終止。”
事實上，習近平的“新三反”在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有了集中的呈現。在強化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係的部分，加強行政審查和審計監督、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製度、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製、改進中央巡視製度等，都歸屬於“新三反”中的反貪腐。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製度，則應歸屬於反四風。而與反四風有頗多重合之處的反浪費，則對應著三中決定中的規範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製度。後者的規定被總結為“六個不準”，即不準多處占用住房和辦公用房，不準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準違規配備公車，不準違規配備秘書，不準超規格警衛，不準超標準進行公務接待。
由此可見，與毛時代依靠群眾進行運動式的三反不同，習近平推行的“新三反”，更偏重於製度化。堵住公務黑洞的手法也盡量避免籠統和空喊口號，操作性、針對性更強。比如在中秋節前夕提出不允許公款買月餅，在臨近年關時提出不讓公款發賀年卡、不準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雖然看上去是小修小補，但給揮霍無度的官員們劃定的製度“紅線”和以身試法可能碰觸的“高壓線”比以往更加明確。
雖然“新三反”從運動式在逐步向製度化過渡，但也應注意到，不管是反腐敗還是整風運動，均與依法治國的精神是一致的，它既要求司法有名副其實的獨立性，也要求政府權力的民主性、責任性與正義性，這樣才能與當下市場經濟的本質相適應。有分析人士提出，現代政府是服務型政府，隻有徹底轉變政府職能，讓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程度降至最低，將政府的職能限製在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司法公正、修補市場缺陷等領域，讓能進入市場的盡量進入市場，增加政府幹預市場的透明度，才可能真正減少權力的尋租空間，減少權錢交易的發生。此目標的實現，與法治緊密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