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俊生：我給徐子榮當秘書 秦城監獄、高饒專案點滴及高崗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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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徐子榮當秘書（邢俊生） 
來自：公安部  時間：2007-11- 21 

　　1952年8月，組織上安排我給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同誌當秘書，從那時起直到1964年8月我調任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為止，我與徐子榮同誌朝夕相處了12年。徐子榮同誌是羅瑞卿部長的親密助手，對黨中央、毛主席，對革命事業無比忠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徐副部長身邊工作

1952年在全國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發現中南公安部某領導出了問題，中央決定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前去處理，並擔任中南公安部部長，領導指揮中南地區的公安保衛工作。楊奇清同誌的調離，削弱了中央公安部的領導力量。為使領導工作不受影響，中央任命徐子榮同誌為公安部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不再兼任辦公廳主任和人事局局長。劉複之同誌由辦公廳副主任升任主任，閻定礎同誌由人事局副局長升任局長。中央還任命陳龍同誌為公安部副部長，從濟南調淩雲同誌任政治保衛局局長。徐子榮、陳龍兩位副部長輔佐羅瑞卿部長的工作。

就在這個時期，即1952年8月，我從人事局調到辦公廳給徐子榮副部長當秘書。當時，我隻是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安排。至於這個工作的份量，自己年輕幼稚，粗通文化，能否勝任，全然沒有考慮。隻有一個想法，叫幹啥就幹啥，反正都得從頭學起，上有大秘書李啟彥，跟著他學著做就是。後來我想，當時公安部男女青年知識分子已很多，哪一位都比我強。組織上之所以選中了我，是因為做機要秘書的首選條件是政治可靠。我家祖輩受窮，社會關係單純。兄長早於我參加了八路軍，1947年在保衛延安的戰鬥中犧牲了。我於1944年7月13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了抗日工作。這可能是組織上選中我的主要原因。

工作不久，我逐漸了解到當時全國公安工作情況大體是：群眾性的鎮反運動基本結束，正在貫徹第三次公安會議精神：清理監獄和處理積案，抓緊定案宣判，堅持少捕少殺的“兩少”政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實行群眾管製，就地勞動監督改造；可殺可不殺的不殺，罪行該殺的緩期兩年執行，以觀後效。隻殺哪些血債累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少數罪大惡極者。將一般性的罪犯盡快投入勞動改造，把他們改造成新人；深挖暗藏的潛伏特務，開展反空戰、反偷渡、反派間諜特務的隱蔽鬥爭，對鎮反不徹底的結合部、水上和那些三不管的地方，進行鎮反“補課”，務必取得全勝；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禁毒、肅毒的群眾運動。

兩位副部長的分工是：陳龍副部長分管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保衛工作，主要抓隱蔽的對敵鬥爭。徐子榮副部長分管辦公廳、人事局、治安行政局、勞改局、警衛局、預審處、新生公學、直屬二處及政保隊、公安幹校及中央交辦的大案。常務副部長，人稱“不管部長”，別的部領導不管的他都管。

　　短暫的時間，我深切體會到這裏與人事局單純的業務、收發電報的工作大大不同。這裏業務繁多，每天要收的電報文件上百份，都需件件仔細閱讀，分輕重緩急，送徐子榮副部長批閱。部長工作忙，會議多，每天下班都很晚，我常常為此耽誤吃飯。

當時，徐子榮副部長主要抓的工作是：

1、全國正在開展的禁毒肅毒工作。腐敗的舊政權，給新中國遺留下來的一大毒瘤，就是遍布城鄉的大煙館，公開營業，煙民有千萬；內地有公開種植罌粟，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山區種植的更多，許多黑社會組織承接帝國主義的衣缽，為牟取暴利，不惜毒害同胞，大批大批地從國外販運倒賣鴉片為業。

建成不久的各地公安機關，在鎮反運動、取締妓院後，開展的禁毒運動是又一個重大舉措。省市公安機關向公安部請示發來的電報，紛至遝來。大多是確定集中行動時間，公開取締煙館，嚴禁種植罌粟和煉製鴉片，就地集中煙民戒煙，嚴曆打擊販運倒賣毒品罪犯，將收繳的大量毒品和吸毒器具，召開群眾大會，公開銷毀和公判處理毒犯。徐子榮副部長像在部隊指揮前方打仗那樣，急事急辦，自己親擬電報，用三A或四A加急發出。後來，李啟彥同我擬就電報複稿，同原電一並送首長閱批。對冗長的情況報告和一些反映事故，一般案件信息一類的簡報，采取“條目”式的“文件摘要”，向首長及時報告，節省了首長不少寶貴時間。不到一年的時間，在中國的大地上就鏟除了毒害中國人民幾百年的大毒瘤，拯救了數百萬直接受害的民眾。禁的徹底，肅的幹淨。舉例為證：鐵道部某副部長的老母親年邁，有個不時肚子疼的毛病，任何醫術不治，喝一點點鴉片便能止痛。禁毒之後，家人無處為老太太購買鴉片治病，這位副部長也沒辦法，不得不求助於彭真同誌，他的秘書給徐子榮副部長打來電話，解燃眉之急。我轉告三局，從收繳的煙土樣品中送點給老人治病。

　　2、勞改工作。全國鎮反運動中，逮捕判刑的罪犯很多。根據中央要把罪犯通過勞動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克服種種困難，籌建勞改場所，提請公安部審批並要求撥款。當時投入勞改的場所多數是農場。徐副部長對建場報告都要認真審閱，交通是否方便，土質如何，水源條件，氣候條件，社會環境等主要方麵具備，才給予批準，並下撥勞改經費，嚴格專款專用。強調貫徹“勞動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方針。實行人道主義政策，把犯人當人對待，不準打罵虐待和人身侮辱，有病治病，允許讀書看報，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有與家人和親朋好友的通信自由，實行“假定工資”製度，調動勞動改造積極性。貫徹彭真同誌關於“對已勞改的犯人，允許對不服的罪行提出審訴；對判決處理後的案件，要經得起後代檢驗，不留後遺症”的指示。多數犯人誠實勞動，積極改造，認罪伏法，表現好的得到減刑，提前釋放，與家人團聚。其間，還把沿海地區的數萬罪犯遷移內地勞改。中央和地方公安勞改部門，同鐵道交通部門，押運部隊密切配合，對每趟專列，嚴密組織，做到安全第一，沒有發生任何跳車逃跑事故，食物和開水供應充足，配備著醫護人員，犯人有病，可及時得到救治。數十列運送犯人的專列，安全順利地到達目的地，完成了任務。

1965年，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公安部接待的阿爾巴尼亞內務部長阿茲別烏為首的來華訪問代表團時，向客人介紹了我國政府對罪犯通過勞動改造成新人的成功經驗。此外，羅瑞卿部長在部黨組會上還說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讚賞撫順戰犯管理所對偽滿戰犯管教改造的成功經驗，他說：“釋放遷送回國的日本戰犯，沒聽說有人罵我們呀？”

毛主席給徐子榮的兩次親筆指示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的多年間，潰逃台灣的蔣介石集團特務機關，經常不斷地派出一批批特務，從陸路潛入、海上偷渡和空投等方式，潛入大陸，刺探情報，進行破壞等活動。但每次都是立足未穩，就被我軍、警、民聯防抓捕殲滅，給蔣幫特務以沉重打擊。

為展示我軍、警、民團結戰鬥所獲勝利，公安部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和殿舉辦了一場反空投、反偷渡特務綜合成果展覽。短短幾天，參觀者達十多萬人。

敵機不斷飛赴我國沿海地區空投特務，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視。一天，我收到中央辦公廳給徐子榮副部長的一封親啟信。按慣例，凡屬首長“親啟”、“親拆”信件，秘書不啟封，均由首長自己拆封。

當徐子榮副部長連同我送批的文件一並退回時，我驚訝地發現這封信是毛主席寫給徐子榮的親筆指示：“應在十萬大山、伏牛山等大山設瞭望哨，監控敵機空投。”

據此，公安部指示各地公安機關，特別是沿海地區，加大了反特鬥爭的力度。

50年代末，廣東省電白縣警民聯防，一舉抓獲從海上偷渡的一股特務，電台、密碼、武器、彈藥、活動經費等全部繳獲。廣東公安機關根據公安部的指示，對該股特務加強思想瓦解，曉以大義，都被我策反逆用。發報給台灣特務機關報告偷渡“成功”，要求派飛機前來空投補給。

為誘敵深入，擊落敵機，我中南部隊調遣了一批高射炮，布設在電白縣敵機前來空投的山頭上，隻等敵機按約定時間前來，一舉擊落。

是夜，羅瑞卿、徐子榮等領導同誌在辦公室裏等待著前方的消息。一回兒，廣東省公安機關來電話，說空投的敵機已經起飛。一會兒又報，敵機已進入沿海某省海域上空，正往空投方向飛行。大家著急地等待著前方擊落敵機的好消息。然而，當敵機到達約定空投上空（即我炮火群上空）時，有電子設備的美製飛機發覺地麵有異常，便掉頭逃竄到海上。我方經心安排落空。因那時，我國還沒有能力自製生產地對空導彈等現代化武器。

在同時期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呂展電話向徐子榮副部長報告，北京市通縣地區擊落一架敵人的高空偵察機，請徐子榮副部長去現場看看。

在呂展副局長陪同下，汽車一路飛馳，經過通縣縣城，到達通縣、天津交界處，在距公路不遠的一個小水塘旁的田地上，看到一具屍體，這就是被我保衛首都的防空導彈部隊擊落敵機的飛行員。他身穿深藍色航空服，頭戴航空帽，腰間係的皮帶上還掛著一把左輪手槍。

呂展副局長說：“導彈是蘇聯提供的。蘇方為保守導彈秘密，要求我方組織軍民拉網式地尋找導彈碎片，連水塘也要下去仔細搜尋。”

此後，再沒有聽說有敵機竄入過大陸內地。

1964年10月15日，我國首枚原子彈試驗成功後，接著又有了氫彈和衛星上天。試想，我國都能生產這種高技術的戰略武器，那麽，生產其它多用途、不同射程的導彈，自不在話下。因此，敵機再也不敢到沿海山區空投特務了。

毛主席給徐子榮的第二次批示也是在二十世紀50年代。

在抓階級鬥爭的時期，由公安部某局負責偵控的一個政治案件，通過采用技術手段，查獲了被偵察對象的一些可疑活動。因為該對象是個社會名人，須及時向中央報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進展情況公安部隻報周總理和毛主席。上報材料不打印，由專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簽名後，以絕密件報周總理辦公室。幾天後，原件退回，上麵有毛主席親筆批示：“在如來佛手掌之中。”

我理解，此批示的含義是要加強監控，防止外逃。

保衛中央領導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1949年11月5日，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在主持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公安部成立大會上說，公安部首要的任務是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的絕對安全。

羅瑞卿部長在任公安部長的十年間，以身作則，忠心耿耿，把毛主席、黨中央的安危時刻掛在心上，決不允許有絲毫疏忽。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隨行陪護著，親自部署線路保衛；到達目的地時，事必躬親，仔細過問保衛工作的安排。從而確報毛主席次次順利而出，安全而歸。

羅瑞卿部長為同部機關保持及時聯係，他關照總參通信部給留守機關的徐子榮副部長安裝了部隊專線高頻保密電話，經常同徐子榮副部長保持聯係，因而徐副部長能及時得知毛主席的專列的去向。

羅瑞卿部長為保障領袖的安全，盡心竭力，恪盡職守，為公安保衛部門的領導做出了榜樣。作為羅瑞卿部長的親密助手，分管警衛工作的徐子榮副部長責無旁貸，兢兢業業，同各警衛部門負責同誌一道，共同努力，順利地完成了各項警衛任務，12年來，從未發生任何紕漏。例如：上世紀50年代，每逢“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都要舉行數十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群眾遊行，閱兵分列式。每到節日期間，對節日安全的保衛工作，便成為徐子榮副部長工作的中心，他主持召開有關保衛部門的保衛節日的會議，就警衛局提出的保衛工作計劃進行研究，強調首長負責，將工作落到實處，落實到人。對與會的群眾隊伍，要求以黨、團員為骨幹，積極分子參加，幹部帶隊，要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不管遇上什麽意外情況，都不要驚慌，隊伍不能亂，要維持好秩序，防止因驚慌跑動而踩死人。那時最擔心的還怕台灣蔣幫飛機前來轟炸。

1952年國慶前夕，警衛部門的負責人陪同羅瑞卿部長、徐子榮副部長對天安門城樓觀禮台進行了仔細檢查，掃雷後派專人看守。又試坐了電梯。金水橋北兩個觀禮台是磚木結構，他們擔心人多怕踩塌，便調來一營部隊上去做踩跳實驗，看到挺堅固才放心。

那時，毛主席每次上天安門出席慶祝大會，都是由羅瑞卿部長親自到主席居所迎接。1953年3月斯大林同誌去世，羅瑞卿隨周總理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葬禮活動。我國各界群眾數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斯大林大會，徐子榮副部長去中南海迎接毛主席到位於天安門城樓下的大會主席台。

毛主席的車子出中南海東門一直往東，進故宮西門出午門奔天安門城樓。

當主席坐車在故宮行進時，主席問：“這是什麽地方？”徐子榮如實告訴主席，這個行進路線，彎道少，沒有其他車輛行人，環境安靜，十分安全。

徐子榮副部長十分關注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誌在外地住處的安全。他出差去南京、上海、杭州、湖南、湖北等地時，在當地公安廳局負責同誌陪同下特地察看了當地政府為中央領導同誌新建的住處。我們隨行人員注重保密，自覺沒有必要知道，沒有跟隨前往。

1963年徐子榮、劉複之、狄飛、俞雷等借去湖南春華公社蹲點的機會，到韶山拜訪了毛主席的故居，還上故居對麵山坳毛主席父母親墳地敬獻了鮮花，行禮默哀。表達對已故老人的無比崇敬。

隨後，徐子榮副部長一行又去了花明樓，拜訪了劉少奇同誌的故居。他們換專程探望了劉少奇同誌的老姐姐。困難時期，老人憔悴消瘦，盡管多人去看望，也引不起老人快活。去前，湖南省公安廳李強廳長受徐子榮副部長的委托，為老人帶去了米麵等食品，這一切充分表明，徐子榮副部長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是無限忠誠的。

周總理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和友好訪問較多，徐子榮副部長對總理在國外的安全尤為重視。

1954年周總理去日內瓦出席朝鮮戰爭停戰談判，為防止敵人搞破壞，公安部派出了以警衛局嶽欣副局長帶領的精幹隊伍，這些精明強幹的警衛人員和生活服務人員，都是從部機關警衛局、政治部、辦公廳選拔的政治上可靠和忘我敬業的年輕幹部，名單是經徐子榮副部長審批的。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總理率我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有29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盤踞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派出許多特務，妄圖伺機破壞，暗害總理。我們的對應方針，是把總理的安全擔子既要放在訪問國，由對方承諾完全負責，又不完全依靠對方。一方麵同對方警方密切合作，另一方麵有緊緊依靠愛國華僑的力量，同敵人展開鬥智鬥勇的鬥爭。會議前和會議期間，我駐印尼使館關於敵情和保衛總理的電報紛至遝來。徐子榮副部長同淩雲局長每天都同安全部門磋商對策，粉碎了台灣特務企圖在總理從機場至賓館途中埋設爆炸物暗殺總理的陰謀。

在這十多年間，周總理每次出國和回國，徐子榮副部長無一遺漏地在第一時間到達機場，過問現場安全保衛工作的部署，做到心裏有數。

人民大會堂僅就龐大宏偉建築本身，就具有重點保護價值，更是中央政治活動中心，處於極重要的地位。徐子榮副部長十分關注它的安全。

人民大會堂在建設過程中，徐子榮副部長在八局王生榮副局長、北京市公安局呂展副局長陪同下，登上大會堂屋頂查看尚未封頂的大會堂。，他仔細詢問呂展副局長，屋頂跨度大，安全能否保證。得到滿意的解釋才放心。

建築完工，交付使用時正值國慶十周年前夕，徐子榮副部長在王生榮、呂展的陪同下，再次察看了大會堂各個廳室，重點詢問了舞台和中央首長與會時休息室的安全保障情況，他提出要保證電線不短路，重點活動不停電，建議北京供電部門應派工程技術人員坐陣值班。他囑咐要經常檢查更換舞台和會堂屋頂燈泡，以防集會中間燈泡爆炸。

徐子榮副部長從不參加外國駐華使館的招待會，十多年間發給他的無數請柬，均由秘書處安排他人參加。每當總理在大會堂舉行招待會或其他重大活動，徐子榮副部長總是最先到達，最後撤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政協禮堂隆重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來自黨的各級幹部，還有一些外國兄弟代表團參加大會祝賀。公安部出席八大會議的代表是羅瑞卿、徐子榮、楊奇清。在此次大會上，羅瑞卿、徐子榮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為保衛大會絕對安全，各警衛部門和北京市公安局密切配合，作了許多具體細微的工作，徐子榮副部長聽取了他們的詳細匯報，並給予肯定。大會開幕前夕，警衛部門的領導陪同徐子榮副部長對政協禮堂會場內外進行了仔細檢查後，安排部隊封鎖控製，又到代表住地前門飯店檢查。徐子榮副部長強調指出：一要嚴格門衛檢查登記製度，二要十分注意放火；三要十分講究飲食衛生，防止食物中毒，他親自到廚房檢查，並囑咐炊事人員倍加注意。

宋慶齡副主席是重點保護對象之一，她在衛生間不幸滑倒摔傷，徐子榮副部長十分不安。他指示警衛保衛部門要接受教訓，將所有警衛對象家中的衛生間都鋪設橡膠防滑腳墊。

胡耀邦同誌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給徐子榮副部長來電話，請公安部為他選調一位警衛員，徐子榮副部長當即將他從部隊帶來的經過戰爭考驗精明可靠的警衛員常貴書同誌調給了胡耀邦同誌。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少將為首的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應邀去蘇聯參觀訪問原子能反應堆等科學研究設施返國後，徐子榮副部長說：“他們是國寶”。指示政保隊給錢學森、錢三強各派一位警衛員，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赫魯曉夫上台執政，單方麵撕毀蘇方援建我國數百個基礎建設項目合同，給我國造成很大被動。其中，研製原子彈是重要項目之一。壞事變好事。中國人有誌氣不信邪，有決心自行研製原子彈，發揮社會主義大協作，攻克一個個難關，不斷取得了進展，公安部原子能保衛局局長程誠同誌欣喜地向徐子榮副部長匯報情況。1963年秋，程誠等同誌陪同徐子榮副部長去西北地區做調查研究工作。到青海時，順便參觀了原子彈組裝基地。

1964年10月，我國首枚原子彈爆炸前，程誠局長多次向徐子榮副部長匯報各零部件從各地分頭運達青海裝配基地時的保衛保密情況，以及投擲時用的是蘇聯某機型高空轟炸機。

10月15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震動了世界，鼓舞了我國人民。

羅瑞卿部長、徐子榮副部長對外國貴賓來華訪問的絕對安全也非常重視。


上世紀50年代，印度總理尼赫魯應邀首次來華正式訪問，受到我國政府隆重接待，熱烈歡迎。周總理、宋慶齡副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到機場迎接，貴賓在中南海下榻。毛主席說：：“印度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我們的敵人”。

為保障貴賓來訪的安全，在客人到京的頭天傍晚行人稀少時，徐子榮副部長同警衛部門的領導人一道，自西郊機場至新華門車行預演，以了解道路狀況和按預定車速，迎接車隊要走多長時間。

蘇聯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華訪問，是毛澤東主席去南苑機場迎接的。主賓坐車進城區後，改坐敞蓬車接受群眾的夾道歡迎。車隊行至勞動人民文化宮對麵馬路往西拐彎時，被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群眾堵塞了去路，隨行的羅瑞卿部長不得不下車指揮勸說群眾讓路放行。

毛主席在50年代去天津視察，一天上街到一家餐館吃飯，被群眾發現，一傳十，十傳百，瞬時被群眾將餐館圍的水泄不通，群眾爭先一睹領袖風采。一時搞得天津公安機關非常緊張。他們立刻調來眾多幹警，設法護駕“突圍”。

這兩件群眾圍觀毛主席的事，引起中央的重視。在公安部禮堂二樓會議室召開的一次公安部黨組會上，羅瑞卿部長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對中央領導同誌的保衛工作，既要做到安全，又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神秘化和過分緊張，影響領導同誌同群眾的關係”。

據此，黨組研究決定警衛工作實行“內緊外鬆”方針。中央領導同誌到有群眾的場合，視情況安排公開警察和便衣警察相結合的保衛人員。為做好安全保衛工作，必要時還得“人海戰術”。

“八仙過海”

為加強公安部政治部的領導工作，1953年，公安部報經中央批準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政治部主任王昭任公安部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1954年，中央決定撤銷六大行政區建製。8月間，中南、東北、西南、華東四大區的公安部長楊奇清、汪金祥、周興、梁國斌相繼調回北京，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黨組成員，楊奇清同誌為黨組副書記。

為歡迎這幾位部領導盡早到任，羅瑞卿部長、徐子榮副部長和辦公廳的幾位領導，騰出他們的辦公室，安排汪、周、梁部長三家住進原二層小樓並兼作辦公室。羅部長回家辦公，徐子榮副部長到禮堂休息室辦公，秘書在走廊過道辦公。

楊奇清副部長住在他們52年離開北京時的原住處，與王昭副部長同住一棟小洋樓。陳龍副部長住在公安部大院內的綠房子兼作辦公室。

此時，部領導達到八位。這些同誌大都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3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久經考驗、忠於黨、忠於人民和祖國的無產階級老一輩革命家，無不受到全體公安幹警的尊敬！

在禮堂二樓會議室召開的一次黨組會議上，羅瑞卿部長高興地說，我們現在人多了（指部領導），人多好辦事，“八仙過海”麻！大家都有事做，但不必那麽緊張。可以輪流出去搞些調查研究，有病的治病，輪流休假療養或到處地走走看看。

四位副部長還從各所在地區帶來一些領導骨幹，充實到廳局各單位，加強了公安部的各項工作。這段時間，是“文革”前公安部最美好的“黃金”時期。

四位副部長的到任，分擔了徐子榮、陳龍副部長的部分工作，減輕了“擔子”。當年冬天，徐子榮陪同蘇聯專家首席顧問馬卡列夫去蘇州、上海、杭州參觀訪問中國的“大好河山”。1955年夏，徐子榮又去青島療養浸潤性肺病一個多月。

徐子榮副部長外出時，由楊奇清副部長代管他的工作。反之亦然。不管什麽情況下，兩位中總有一位在機關“看家”，都是黨組副書記，楊副部長審批文件時經常批示：“請子榮同誌閱後發”。徐子榮副部長經常拿著送他審批的文件過去同楊奇清副部長麵商。我深深地感覺這兩位部領導互相敬重，親密合作。

始料不及的是，對這樣親密無間的部領導班子，在“文革”初期批鬥彭真、羅瑞卿，同時揪鬥徐子榮等人的大會上，造反派中有人竟誣陷“羅瑞卿、徐子榮搞‘宗派’，打擊楊奇清”。他說，楊奇清是公安部首任副部長，沒當上中共八屆候補委員即是證明。我的第一反應，這是信口胡說。羅、徐都是光明磊落的老一輩革命家，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第二是這種人事大事，是中央定還要經過代表選舉的。楊副部長確是首任副部長，同樣是八大代表，沒被選進八大中委或候補中委，不明白到底是怎麽回事。

粉碎“四人幫”後，我參加了為徐子榮平反昭雪追悼會文章起草工作。我們幾個工作人員一起分別拜訪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三位老前輩，征詢他們的意見。在拜訪安部長時，我借機向安部長反映，公安部造反派提出的徐子榮被選為中共八屆候補委員而楊奇清沒被選入的問題。安部長解釋說：“當時給公安部兩個名額，一個是羅瑞卿部長，另一個我和羅部長認為徐、楊二人都合適，都應該進入中央委員行列。但隻有兩個名額，又不能增加，怎麽辦呢？我同羅部長商量將二人都上報，由中央定。毛主席說，還是徐子榮吧。”所以，徐子榮同誌當選為中共八屆候補委員。　

抓好機關基礎建設

1950年，北京市軍管會將“英國兵營”征用劃歸公安部使用。隨著公安部機構的逐漸擴大，辦公場地日趨緊張。分管常務工作的徐子榮副部長，在政務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花費了很多精力關心機關的基礎建設和後勤保障工作。

50年代初，國家財政十分困難，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下，在國家計劃、財政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先在“英國兵營”內為職工修蓋了二層樓食堂，一棟紅樓宿舍和三層辦公樓；第二次又修建了南大樓、北大樓兩個辦公樓和大禮堂，建大禮堂的初衷是準備請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領導來看戲用的，所以樓下前排坐位寬大，通道較寬，行走方便。

在解決公安部基建、後勤的實際問題時，得到了北京市副市長、市委政法書記馮基平同誌實實在在的具體幫助。馮基平同誌是徐子榮同誌在北平地下工作時的戰友，被捕後在草籃子監獄的難友。他經常來看望徐子榮同誌，二人親密無間。公安部需請北京市政府幫助解決什麽問題，徐子榮副部長就毫不客氣地提出，馮基平副市長都會欣然接受，熱情幫助解決。

馮基平副市長得知北京市政府決定駐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統統遷往東郊使館區的信息後，馬上來公安部告訴了徐子榮副部長。他們二位的共同想法是將英國兵營東側相連的“英國代辦處”占地劃歸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請馮基平副市長報請彭真、劉仁同誌批準，為公安部擴大了辦公區。

馮基平副市長有一次來部裏向徐子榮副部長介紹北京市的城市建設規劃時說，南池子大街將要通過公安部大院與前門貫通；將東郊發電廠產生的煤氣和熱力輸送到長安街一線重要單位；還要修建地鐵，一為改善交通，二為防空疏散群眾。徐子榮副部長請馮基平副市長切記莫忘屆時給公安部大院順便接通煤氣和熱力，要在距公安部相近處留個地鐵進出口。果然，公安部是同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民族飯店等單位首批使用管道煤氣和熱力的。

遺憾的是，徐子榮同誌沒能看到北京地鐵。

上世紀50年代初，公安部同許多中央國家機關一樣，聘請蘇聯專家幫助工作。公安部請的顧問，對外保密，須自己解決他們的宿舍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同樣離不開北京市政府的幫助。

徐子榮副部長還是請馮基平副市長幫助解決。一天上午，馮基平副市長陪同徐子榮副部長來到恭王府後花園（現旅遊景點恭王府）實地察看，隻見院裏一棟棟青磚瓦房錯落有序，亭台樓閣、畫廊假山、珍貴林木、水池等布局十分景致置。若大的院子，房子很多，空無一人，枯萎的雜草半腰深。馮基平副市長說，解放前，這裏住著一個外國神父，現已回國去了。

這處大院子，同公安部編譯處一牆之隔，如將兩處打通連為一體，作專家宿舍再理想不過。這個大院子劃撥給了公安部，解決了專家來後宿舍這個大難題。

1955年，根據國務院批準，擬新建一個公安部直屬中央監獄，以適應任務的需要。要求不能距首都太近，也不易過遠，交通還要方便，萬一遇有戰爭，便於疏散人犯。

時任公安部預審處處長的姚倫同誌，為造監獄選址看了不少地方，均感不夠理想。徐子榮副部長又請馮基平副市長幫助。一天上午，馮基平副市長陪同徐子榮副部長和蘇聯專家首席顧問馬卡列夫、編譯處長姚艮，到達萬壽山西過溫泉一個西山坡棗樹林地方察看，覺得距城較近，不合適。次日，原班人馬又去北郊昌平，一路平坦柏油馬路，很快抵達小湯山溫泉，轉入農村普通車道，汽車沿著馬車車轍，一路顛簸，到達燕山腳下叫秦城的地方。一座大山，像條巨龍，由西往東躺臥著。遍地棗樹、柿樹、風景優美。山腳下流淌著清澈的泉水，最為誘人，建個水塔，就能解決飲用水問題。背靠大山，坐北向南，地勢開闊，一望無際，人煙稀少，社會環境較好。交通方便，有事便於疏散，也有利防空。是個十分理想的地方。地址選定，叫“秦城監獄”。

1962年，公安部預審局將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在押犯遷移到秦城監獄。一切安排好後，徐子榮副部長擇了個假日，同夫人孟鬆濤來到秦城監獄檢查工作，預審局副局長姚倫陪同瀏覽了新落成的監獄——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全貌。

監獄圖紙是蘇聯專家提供的捷克監獄的圖紙，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做了一些改動。監房內有衛生設備和取暖設備，生活方便，十分安全。

徐子榮副部長還聽取了姚倫副局長關於幾個要犯生活情況的匯報。他們每人每月生活標準100元，是徐子榮副部長專題報請周總理批準的。那時的幣值，100元主要用於飲食方麵，有固定廚師烹調，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當時正值生活困難時期，姚倫副局長為款待徐子榮夫婦，特意獵獲一隻野兔，精心烹調，美味佳肴，留下難忘的印象。

與公安部直屬監獄任務相適應的是要有一個醫療設備齊全的醫院，為在押犯提供醫療救助，實行治病救人，救死扶傷革命的人道主義政策。而公安部隻有一個在民族飯店西側的四合院平房中簡陋的醫院，隻有門診，不能住院治療，條件極差，顯然承擔不了為關押的戰犯、大案要犯的醫療任務。在徐子榮副部長的關注下，報經市政府批準，在複興門外木樨地劃撥給公安部一塊地址，興建了一個功能較齊全的中型醫院，取名複興醫院。公安部派杜光榮為院長，李瑞辰為政委。門診大廳醒目處懸掛著毛體“治病救人，救死扶傷”八個大字，為當地居民和秦城犯人服務。

1957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李瑞辰被打成“右”派，含冤自殺身亡。杜光榮也被下放。醫院停診，公安部便把它移交給地方管轄，仍保留秦城監獄犯人在此繼續看病的權利。在徐子榮副部長的關心下，借興建醫院的機會，在醫院南側，新擴建了公安部機關幼兒園和一棟宿舍樓。蔣孚民老人為幼兒園長的東城煤渣胡同幼兒園遷到了新址，解決了公安部幼兒越來越多急需入托的大問題，解決了幹部上班後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負責印刷公安部機關各單位文件、刊物、資料的京安印刷廠，印刷機都是接收的舊設備。隨著印刷任務的增加，時好時壞的機器已不能適應任務，必須更新。而印刷機一直是緊缺物資，在計劃經濟下是由文化部控製調撥。徐子榮副部長親自出麵，函請文化部黨組批準，為京安印刷廠調撥了新印刷機。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國普遍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餓死了很多人。生活在首都的國家公務員和其他居民，響應黨的號召，減少口糧定量，同全國人民共患難，度難關。為此，許多人發生了浮腫。公安部機關幹部半饑挨餓，堅持上班工作，徐子榮副部長同辦公廳的領導十分關心大家的健康，派人去張家口地區種地，到內蒙古草原打黃羊，輔助填饑肚皮。但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問題。便轉向黑龍江開荒種地，得到當地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在嫩江地區劃撥萬畝末開墾的處女地歸公安部農場耕種。

公安部辦公廳領導派行政處處長尹則增同誌前往籌辦農場。他雇民工，買耕畜，住地窩棚，度過冰天雪地嚴寒，克服許許多多困難，靠人工和馬拉梨開墾千年雜草盤根錯節的處女地，辛苦一年，隻夠養活勞動者自己。沒有剩餘提供部裏。好處是紮下了“營盤”，打下了進一步開發的基本建設。尹則增向徐子榮副部長匯報要求部裏解決拖拉機，加大開墾力度，才能生產更多糧食，為機關服務。

在計劃經濟下，生產設備為國家控製，計劃調撥。徐子榮副部長當即以個人名義寫信報請李先念副總理批準，價撥給公安部洛陽產東方紅拖拉機10台，使我嫩江農場如虎添翼，一望無際的荒原，大有用武之地。大麵積地種植了小麥、玉米、大豆等，當年大見成效。

在那吃不飽肚子的幾年中，農場為部機關工作人員提供了大批糧食。每人每月還有3斤豆油，逢年佳節還分豬肉，機關食堂夥食顯著改善，大家喜氣洋洋。不再去挖野菜吃了。

公安部農場的糧油，還支援過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沈陽、上海、西安民警幹校，以及中組部、中監委、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機關食堂。剩餘的糧食，統統上交當地糧食部門，獎勵給農場的布票又上交商業部門。

廬山會議見聞點滴

1959年7月底，天氣十分炎熱。中共八屆候補中央委員、公安部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徐子榮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之前，公安部羅瑞卿部長已到山上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據說，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

按通知時間，我隨徐子榮副部長登上了南下的專列，車廂是深紅色的，包房設備齊全，上下鋪軟床，單人沙發，幹淨舒適。是我生平見過的最漂亮的列車，據說是從東德進口的。坐同一車廂的還有帥孟奇大姐等人。

傍晚，列車抵達武漢。我們下了火車，隨即登上客輪，順水而下，開往九江。深夜到達九江，岸上燈火通明，大家上岸改乘汽車上山。山路不寬，彎彎曲曲，夜幕中行進，令人提心吊膽，惟恐車掉入山澗。

經過幾個小時的行駛，汽車在廬山西頭傍山一棟三層樓房前停下，到了駐地了。這裏像個招待所，首長們住有衛生間的單間，但沒有洗澡設備，沒有會客室，房間裏隻有床、小桌和兩把木椅。隨員們住集體宿舍，十幾人擠在一個大房間裏，睡的是兩條板凳架著的木板床。

我們工作人員同首長們分灶用餐。餐餐吃的是南方粗米，但也香甜，自始至終沒見雞鴨魚肉，每餐蔬菜下飯，菜量不多，年輕人一掃而光，但能吃飽肚子。時值正值炎熱夏季，這裏是避暑勝地，山風吹來，十分涼爽，大家已經很滿足了。最高級會議的生活如此清苦，我們理解不是當地不願款待，而是因為困難時期，拿不出好東西來。我們這些當秘書的知道，按慣例，決定大事，才召開全會的。但這次會議不發文件，而且氣氛緊張。十分不理解但也不敢隨便打聽。直到首長參加會議後，才得知是彭德懷出了“問題”。他在會上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食堂等“左”的錯誤給老百姓造成吃不飽肚子等嚴重困境，人心渙散，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提出了批評，稱是犯了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據說，在工作會議上有不少人提的意見與彭德懷等人說的雷同。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這就觸怒了最高領導。彭德懷等人在會上遭到了批判，說他們反對三麵紅旗，被錯誤地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一次會後，徐子榮副部長回到住處，對他的夫人孟鬆濤和我說：“言語十分激烈，場外老遠的停車場的司機都能聽到。”從他的神態、表情明顯表示他起碼對那種批鬥方式持反對態度。

因為會上始終沒發文件，為便於首長回去傳達會議精神，秘書們就根據首長們的記錄忙著對筆記，想搞個比較完整的記錄，主要是整理毛主席的講話，以便首長回單位傳達。但後來接到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不準對筆記”的通知後，就停止了。

會後的一天，大家休息，得知毛主席要去水庫遊泳，徐子榮副部長要去看看。孟鬆濤同誌是第一次來廬山，也想去轉轉，看看廬山“真麵目”。廬山公安局為我們提供了車輛，當我們行至市中心公園時，遇到了著名曆史學家馮友蘭先生，他也是來參加會議的。大家一起到六角涼亭歇息，這時走過來兩位女青年望著我們，徐子榮副部長指著馮老問，認識他是誰嗎？他就是我黨的曆史學家馮友蘭教授。

告別馮老，看過仙人洞後，我們驅車到達水庫大壩。此時，毛主席在水庫遊興正濃，隻見他變換著多種遊泳姿勢，在水中從容不迫，勝似閑庭信步。身邊四周有四、五位“水鬼”圍護，盡管水深不見底，但安全絕對保障。同遊的還有20多位男女愛好者。不一會兒，主席上了漂浮的木筏，坐在藤椅上休息。突然，天空雷聲大作，銅錢大的雨點拍打地麵，遊泳的人們紛紛上岸，毛主席卻好似什麽也沒有發生一樣，依舊坐在那裏。

次日下午，徐子榮副部長被羅瑞卿部長叫去，他們交談約一個小時。下山時，途經一個別墅，居高臨下，看到院門口有六七位穿軍裝的人，走近時發現彭德懷也在其中，像是閑聊，但聽不清他們說什麽。給人的印象是彭德懷神態自然，若無其事，不失身經百戰的“彭大將軍”風度。

回到住所，徐子榮副部長講了羅瑞卿部長找他談說的內容。他說，中央決定羅部長到總參工作，公安部長職位，中央有意讓他（徐子榮）擔任。他又說，公安部不同於一般的部，自己隻能當好助手。首都的大官、老總很多，有事通天，他頂不住。還說，彭總要搬離中南海住到別處，但待遇不變，原坐車可以帶走。

返京時，徐子榮副部長和夫人搭乘羅瑞卿夫婦和李達夫婦所乘的專機。專機飛到河北上空，因前方有雷雨不能通過。為保證安全，專機折返濟南降落。次日上午起飛抵京，在南苑機場降落。事先得知，彭總專機在我們專機後麵，徐子榮下機後有意停留了片刻。彭總走下飛機後，從容邁步登上“吉姆”轎車離去。

回北京後不久的一天傍晚，由北京市公安局分管警衛工作的一位副局長及公安部有關人員陪同徐子榮、汪東興副部長一行先到頤和園吃飯，等到夜幕降臨，步行穿胡同去看吳家花園（彭總住處）的周邊環境。這裏還比較安靜，社會環境也不複雜，由中央警衛團負責警衛工作，大家覺得安全有保障。

　　後來，中央決定調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接任公安部長。再後來，得知毛主席請彭總到四川當了三線建設副總指揮，離開了戎馬一生的軍旅生活。“文革”中，造反派押著彭總在卡車上遊街，由西長安街往東，經公安部北門時，我在大門口看到彭總象寒風中的青鬆一樣昂然立於車上，泰然不動，深深震撼著人們的心靈，我向他致以敬仰的目光。事後，我常想，彭總戎馬一生，戰功顯著，心胸寬廣，剛正不阿，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他崇高的精神和寶貴的品質是民族的財富、後人的楷模。他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周總理參觀“大觀園”

二十世紀60年代初，越劇電影《紅樓夢》在京城首映，轟動一時。是年，劇組應邀到朝鮮演出，獲得成功，受到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的親切接見。劇組載譽回到北京時，周恩來總理請他們吃飯，表示祝賀。

一天上午，總理秘書電話通知徐子榮副部長，總理中午在人民大會堂請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範瑞娟、王文娟等人吃飯，隨後要參觀“大觀園”。

當時的大觀園就是現在的著名旅遊景點—西城區柳陰街恭王府後花園。那時，人們普遍把它視為曹雪芹巨著《紅樓夢》筆下的大觀園，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居住、生活、吟詩娛樂和元春省親的地方。但當時的紅學家們卻爭論不休，一派說這就是曹家的大觀園；另一派說曹家的大觀園在金陵（南京）。當時大觀園盡管沒有對社會開放，但慕名前來參觀的人很多。愛好《紅樓夢》的讀者，也不乏顯赫人物，自然少不了紅學家前去參觀研究考證。自譽文人雅士和“紅學家”的康生也在其中。

大觀園東牆外是一座蒙古小王府，有彩畫長廊、假山、樓閣，小巧玲瓏，別具一格。解放後公安部編譯處在這裏辦公，還住著一位蘇聯專家及翻譯。同小王府相鄰的獨院便是姑子廟，十二金釵之一的妙玉在此生活、誦經。花園與小王府被一條南北長的夾道相隔，這個隻能行人，不能走車的夾道被視為《紅樓夢》中的夾道子。

1955年公安部聘請一批蘇聯專家前來幫助工作，因為保密，不便住賓館飯店，

經公安部申請，北京市政府批準，將大觀園劃歸公安部使用。公安部將大觀園東牆和小王府的西牆拆掉，在夾道南北口安裝了大門，兩處聯成一體，改造成了蘇聯專家宿舍。這個院子也被稱為公安部大觀園宿舍。

1958年北京市興建十大建築，曆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征用了公安部機關的部分建築。此時，因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專家陸續撤走，大觀園宿舍空出，徐子榮等副部長和一些局級幹部及工作人員數十人搬進了大觀園。我就是那時搬來的，至今仍住在姑子廟院內。

清恭王府後來被中國音樂學院占用後，院長蘇林揚女士曾兩次找徐子榮副部長，要求把大觀園轉讓給學校做女生宿舍。因公安部住房十分困難，被婉言回絕了。後來，文化部門提出，要將大觀園改做曹雪芹展覽館，亦無滿意答複。

接到總理辦公室通知的當日下午3時，周總理同藝術家十多人，由北京市副市長、紅學家王昆侖陪同來到清恭王府參觀。徐子榮副部長讓我作為參觀大觀園的引路人，到路口等候。總理一行進入王府大院，沿柳陰街徒步行走，經天主堂牆後馬路往東，進夾道子北門，到達公安部大觀園宿舍大院，徐子榮等領導在此迎接，並陪同參觀。

周總理一行從署名“靜太古的”大觀園正門進入，先登上有垛口的小城牆，眺望湖心亭；然後看幅池；沿彩畫長廊往北行，看獨具一格的幅廳；登上賈母及兒媳、孫輩們吃螃蟹喝酒、中秋賞月的假山高台，眺望大觀園全景。正南對著園子正門的是第99間半後建庫房，據說，皇室規矩民間房屋不得超百。高大的城牆像一座屏風，把園子覆蓋著。院內正房、廂房、亭台樓閣錯落有致，假山、長廊、魚池盡收眼底；，院內還有許多棵珍貴的參天虎皮鬆，分立在假山兩側；多種花草樹木點綴園內，園景秀美，別有情趣。乾隆皇帝賜的一個鬥大的“福”字，鑲嵌在一個巨型“壽”字上。經過怡紅院到了流杯亭，電影《早春二月》就是在這裏拍攝的。總理等人最後走進月亮門，隻見院內種著一片竹子，表明這裏是蕭湘館。周總理問藝術家們：像不像蕭湘館？有人回答：規模小了點，不太像。

參觀結束後，王昆侖副市長拿出一張用毛筆繪製的紙張已發黃的“大觀園”圖鋪在地上，向周總理等人介紹說：《紅樓夢》書中大觀園的周邊地名同這裏的一樣，如大翔風、小翔風、夾道子、姑子廟至今尚在，“園子”有後門，可通德勝門；後海水與園子裏的水相通。王昆侖認為，此處即為曹家的“大觀園”。

但周總理始終沒有表態。

1982年，國務院給公安部撥款建了宿舍樓後，公安部將大觀園交給了文化部。文化部對大觀園進行了修繕，恢複了恭王府花園的原貌，成為現今的參觀景點，並於1988年向社會開放。但屬於大觀園範疇的姑子廟沒有被劃歸收走，拆掉的園子東牆也沒有恢複，裸露著園子一個大缺口，令人遺憾。

這座清代皇家園林，體現了中國的豐富文化。如今，中外友人及重要國賓絡繹不絕，越來越多地前往這裏參觀欣賞。

高饒專案點滴及高崗之死

看到2002年2月8日《報刊文摘》刊登的《高崗之死》（摘自《廣州日報》，作者張孝溫）一文後，作為時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臨時分管高（崗）饒（漱石）專案的徐子榮同誌的秘書，我感到有必要對高饒專案及高崗畏罪自殺前後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加以補充。

1953年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期間，高、饒篡黨奪權的陰謀被揭露。由於公安部長羅瑞卿參加中央財經會議和參與中央處理高、饒問題很忙，所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副部長徐子榮和陳龍負責。

當時正值全國開展禁毒、肅反運動和深挖潛伏特務、反空降、反偷渡、剿匪、鎮壓反革命鬥爭的緊張時期，為了盡快查清高、饒的問題，公安部奉命成立了專案組，由徐子榮同誌分管。徐子榮副部長選調了一些政治可靠、工作能力強的局、處、科長，負責具體工作，主要是查高崗有無裏通外國的問題。我曾聽徐子榮副部長說，高崗背著毛主席提出中央人事安排，並私下活動。

高崗的生活十分糜爛，專案組查明他僅在東北時就利用權勢借跳舞機會，占有了十多個女青年的清白。而專案組的主要任務是查他有無與白俄女青年勾搭，搞裏通外國的罪惡活動。由此，我想到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後，有文章揭露高崗和林彪在毛主席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途徑東北時，提出要以他們二人的名義給斯大林送禮，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可見當時要公安部專案組查高崗裏通外國的問題不是沒有來由。

當時中央組織部還專門派了一位處長來公安部，在單獨的一個辦公室裏辦公，負責審查與高、饒政治問題有牽連的人和事。這些屬於黨內問題，之所以要在另一處辦公，就是要嚴格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來公安部辦公則是為了嚴格保密。我曾聽說有多位高級幹部被牽連到高、饒案中，自然關注他們的命運。但以後多年的跡象表明，他們均安然無恙。

　　揭露高、饒問題後，中央對高崗的生活待遇沒有任何改變，他和家人仍住在東交民巷老8號（一個外國駐華使館舊址），警衛和服務人員齊全，每周末照例舉辦舞會。高崗平時除反省檢查外，過著悠閑玩樂的生活。

饒漱石的情況卻不同了，他被送到了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有一天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陪同下，徐子榮副部長去景山北街一個鄰街獨院小洋樓（饒原來的住處）察看時，已是人去樓空了。據公安局的同誌報告，此洋樓己被搜查過。饒的夫人陸璀被株連，經審查沒有發現什麽問題後釋放，以後經組織批準同饒離婚。

經公安部報請周總理批準，饒漱石在獄中的生活與後來在押的潘漢年等少數幾位受到特殊優待。我曾隨徐子榮副部長到獄中檢查時看到，他的監房裏鋪著地毯，擺著沙發、寫字桌和座椅，可看書報。據監獄負責人姚倫向徐子榮副部長匯報說，饒的生活費每月100元，由專門廚師烹調。早點有牛奶、雞蛋，每餐有魚有肉，葷素搭配，飯後有水果。定期體檢。饒看上去身體矮胖，還算健康。後來他被釋放，安置在秦城監獄外麵一個平房住下，他在國內沒有親屬，有關方麵找了一個人照顧他的生活。再後來，因他年邁多病住院治療無效，病逝在醫院。

高、饒專案是當時的“大案”，絕對保密，專案組所查到的每一進展情況，徐子榮副部長都要及時報告羅瑞卿部長，同時書麵簽名後呈報周總理，要我直送總理辦公室主任李琦或總理的政法秘書王弘同誌手中。

有一次，總理寫給徐子榮同誌一封關於高問題的親筆指示信，則由李琦同誌來公安部親手交給徐。

高崗第一次用手槍自殺未遂後，中央出於對他人身安全的關注，總理要公安部介入，加強對他的監護工作。徐子榮同誌選派警衛局辦公室主任趙光華到高的住處，全麵負責此項工作。

1954年8月17日晨，我接到趙光華主任的電話，說“高崗死了”，己送北京醫院。我當即跑到徐子榮副部長住處報告，徐子榮副部長立即乘車前往高的住處。公安部離“老8號”很近，僅用幾分鍾便到了那裏。趙光華在主樓門口接徐子榮副部長走進大廳，並請高的夫人李力群下樓來到大廳。他們向徐子榮副部長匯報說，高每晚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護士每晚在他睡前按規定劑量送藥，並看著他服用，要他張口，護士察看無誤方才離去。近日來未發現他的情緒有何異常。李力群說，是夜她一覺醒來，發現高崗已經斷氣。

據趙光華介紹，高崗死後，在他的床褥下麵發現了安眠藥片，表明他每次都是把藥壓在舌頭下麵，並沒有吞下，等護士離開後拿出來藏在床褥下麵，這樣逐漸積存起來的。由此可見，高崗決意要死，辦法很多，別人是看不住他的。

在趙光華等人的陪同下，徐子榮副部長到樓上高崗的臥室看了自殺現場。

當天，趙光華同誌送來了北京醫院關於高崗屍體解剖的報告，死因結論為服用安眠藥過量而亡。“報告”是衛生部傅連璋部長用毛筆親筆寫的。徐子榮副部長要我將“報告”直送總理辦公室。

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徐子榮同誌負責處理高崗的後事。為此，讓趙光華同高的家屬商量，將高在外地工作的兒子高老虎叫來，如實告訴他高崗是服安眠藥自殺的事實。由公家花了500元人民幣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據說埋葬在萬安公墓。

1960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針對小說《劉誌丹》指出，有人利用寫小說來反黨是一大發明。由此關於高崗的問題又起，氣氛驟然緊張。北戴河會議轉回北京繼續召開。會後得知，國務院的一位副總理被免除職務，到中央黨校學習。這位副總理是一位老革命家，文質彬彬，深受人們敬重。“文革”後得到平反，恢複名譽。

當時，為保證高崗遺孀李力群及家人的安全，公安部協同中央組織部在北京市西城區的一個胡同裏為李力群及家人找了一個四合院，胡同隱蔽處安排其他有關同誌住下，以觀察外來人員。安排李一家住下後，徐子榮副部長陪同中央組織部安子文部長去看過。安部長對住房及周圍環境、門衛和用汽車接送孩子上學等安全措施均表示滿意。徐子榮副部長當場叮囑李力群：“有事隨時同我的秘書聯係，”在返回途中，徐子榮副部長告訴我，高崗曾經坐火車去杭州活動過林彪。職業的敏感，使我進一步理解了中央對李一家的安全特別關注的用意，這是根據當時形勢變化采取以防萬一的措施。

　　1968年夏的一天下午，安子文專案組派人到公安學院找我調查高崗的事時說：李力群說對她一家采取種種措施進行“監視”。

　　“文革”結束後，安子文部長回京住在前門飯店，我陪徐子榮夫人孟鬆濤看望安部長時，將李力群誤為“監視”一說做了報告，安部長說，“這不好，那（‘監視’）不是事實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同誌在人民大會堂給中央有關部委司局級以上黨員幹部作政治報告，講到處理曆史遺留問題時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不能平反。小平同誌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310頁）一文中說：“……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還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以史為鑒

收看電視劇《天下糧倉》，勾起我心靈深處常常震驚的“信陽事件”。雖不能說“天下糧倉”故事與“信陽事件”雷同，但相似之處甚多。

“你這麽搞法，非糟不可！不然，我不姓毛！”

這是毛主席於1959年（或1960年）南下視察途經河南時，在專列上指著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嚴厲批評河南搞浮誇，高指標、高征購的錯誤作法。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受命去河南參與處理“信陽事件”時如是說。我猜測，是羅部長或汪東興副部長同徐子榮講的。主席外出，羅、汪兩位首長總有一位陪同主席外出的。

不出毛主席斷言，吳芝圃等河南領導人不聽主席告誡，把河南搞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糟，成千上萬的人被餓死，“信陽事件”是河南發生嚴重問題的縮影。更可怕的是消息被封鎖，中央長期得不到信息。直到中央看到河南省監委書記武人文（武人文後調北京工作，是文化部副部級離休幹部）的報告，才大吃一驚，立即組織救人。

1960年11月，少奇同誌指派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去河南參與查處“信陽事件”，所率工作組有副部長劉複之等多人。之前，公安部派往河南調查了解情況的還有副部長於桑，政治部副主任馬劍、局長李清昌所率的三個工作組，先期到達分赴重災區調查了解情況。我們到鄭州後看到，中央派往的還有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王從吾，總參動員部部長傅秋濤，中南局書記陶鑄、副書記王任重和糧食部、衛生部的負責人，似乎還有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雲集鄭州這麽多高官，就足以表明河南災情的嚴重和中央拯救死亡線上老百姓的決心。

徐子榮副部長等人聽有關部門的匯報、看材料，了解情況，研究處理問題。從發給徐子榮副部長的材料所反映的情況看，當時，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聞所未聞，難以置信！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準餓死人的，但在這裏，竟然發生的如此慘重！

中央工作組的當務之急是救人。中央從外地調運了大批糧食、紅糖、紅棗等食品和救急藥品等救災物資，派來許多醫務人員，展開救災工作，搶救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老百姓。

　　死人統計數字報表，是王從吾書記親自統計的，由中監委來的打字員打印，僅一式5份，報中央有關領導。所發生的嚴重災情，對外絕對保密。

陶鑄等領導同誌工作一段後陸續離去。王從吾、徐子榮奉命留下，繼續工作。兩個工作組駐進省委招待所，一起辦公。每餐無菜，僅吃饅頭或素麵。想到河南老百姓得悲慘生活，大家實難下咽。劉複之副部長要我找招待所領導談談，改吃粗糧，不然於心不安。

王從吾、徐子榮都是河南人，對身受災難痛苦的父老鄉親更加同情，在近一個月的緊張工作期間，兩位領導一直愁眉不展，麵孔深沉。我們年輕人也都沉默不語，埋頭工作，沒有以往的歡笑聲。後來，王從吾、徐子榮等人由武人文書記陪同，去災害嚴重的潢川、固施、光山三縣實地進行了察看。

信陽地區有盆地、有丘陵，有水田、有旱地。這裏氣候適宜，盛產稻穀、雜糧，鮮魚，被河南人稱為魚米之鄉的“小江南”。

然而，所到之處，毫無生機，一片淒涼景象。一路上不見田間耕牛，有人勞作；倒是看到許許多多新的墳頭。縣城店鋪不見開張，十巷九空，沒有昔日的喧囂熱鬧。光山縣政府大院幾乎不見人影，城郊屍骨裸露，無人掩埋。鄉村不見豬跑，不聞雞鳴狗叫。據說，家禽家畜都被吃光了。沒有炊煙，百姓稀少，隻看到一些麵帶菜色，神情憂傷的老人和婦女，孩子們也失去了往日的歡笑。看不到青壯年小夥子，據說他們因上有老、下有小，有口吃的要孝敬老人，疼愛孩子，自己還要勞動，納入的少，付出的多。這群人中“傷”的最多。無可奈何之下，有的突破封鎖，“盲流”出走；有的被民兵設在火車、公路站口的卡子堵截收容。傅秋濤那個組的任務，就是負責整頓民兵組織的。

80年代初，京人看過河南某話劇團在首都劇場演出的話劇《謊禍》，劇情隻不過道出實情的鳳毛麟角，被責令停演。便知災情是何等的嚴重！究其原因，據當地同誌匯報，是“反右傾”造成浮誇風，征糧高指標，高征購。對持不同意見者，打“右傾”；征購過頭糧，農民口糧大幅下降，連糧種也被征購一空。好大喜功，糧食外調，糧庫空虛。讓檢查組看的糧庫，葦席糧囤頂層是糧，下麵都是草。這種自欺欺人的怪事，是當時的普遍現象，是人為的慌話造成的饑荒後果。徐副部長氣憤的說，中國老百姓老實，相信毛主席，相信黨。要在過去（指舊社會），是會打扁擔的（指造反）。

王從吾、徐子榮寫給中央的報告，毛主席閱批通報全國各省、市黨委。對見死不救犯有瀆職罪和腐化墮落的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依法判處重刑。

後來，從部機關治安行政管理局上報的全國人口統計年報表中看到，在困難時期的各年中，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同以往有非同尋常的變化。非正常死亡人數明顯地大幅度增加，最多的是安徽、四川、青海、甘肅等省，這些地方同樣發生了河南“信陽事件”那樣嚴重的問題，嚴重程度各異，問題發生的原因卻是相同。

造成幾乎全國性的災難，顯而易見，並不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或不完全是。其根源是始於1958年的不求實際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大鍋飯，違反科學的大躍進，大冒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胡說八道，浮誇風高指標高征購的共產風，己經“左”的出奇，農村普遍發生嚴重問題，脫離了群眾，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1959年中央廬山會議，大反彭德懷“右傾”，歪風在全國掀起，火上澆油，愈演愈烈。問題在下邊，根子在上邊。這才是成千上萬人被餓死的真正原因。

血的曆史教訓，使我進一步認識到，自建國以來，黨中央一直強調“民以食為天”，要以人為本。強調“農業是基礎”，要把發展農業、糧食生產放在各項經濟發展的首位，農林牧副漁一齊上；限製耕地麵積減少，發展林業，禁止亂砍亂伐，防止水土流失，發展水利事業，擴大澆灌麵積，防止環境汙染，保護自然環境；開展科技下鄉活動，科學種田；種田使用權50年不變；減輕農民賦稅和其他負擔，提高糧價，增加農民的收入，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要廣積糧，藏糧於民，增建國家糧庫，增加糧食儲備，備戰備荒為人民等方針、政策對社會穩定，全麵發展經濟，既有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民以食為天，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絕不能依靠進口糧食吃飯。我們永遠不能放鬆糧食生產！

周總理關注公安工作

周恩來總理對公安部特別信任，對公安工作特別關懷。

周總理說：“外事無小事”。上世紀50年代，連續發生了三起外國人在我國自縊身亡的事件。周總理對此十分重視，指示徐子榮副部長報告現場勘察包括圖片等在內的詳細材料。

第一起發生在杭州大華飯店。這是杭州當時最高級的飯店，毛主席去杭州時就住在此處。一位前蘇聯專家對飯店女服務員性搔擾被拒絕後，自溢身亡。報告周總理後，鄧大姐傳達周總理指示：“飯店客房服務員不要放女同誌，應由男同誌擔任。可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第二起發生在上海某大學，是蒙古共和國派來我國留學的男女二青年。據說，可能是他們相愛受到國內有關部門阻礙而殉情。

第三起發生在北京市一個蘇聯專家招待所。一天半夜，徐子榮副部長接到八局報告後，由王生榮副局長陪同，親自到現場勘察。隻見一男性專家自溢在衛生間內。據說，他未帶夫人前來，可能是思念家人所致。

周總理之所以要公安部提供現場勘察的圖片等詳細材料，是為了通過外交途徑向對方交代。

1958年“大躍進”期間，北京等城市出現了女交警指揮交通，人稱靚麗的風景線。周總理指示公安部要改變這種作法。周總理說：“炎熱的夏天，寒冷的冬天，一站幾小時，女同誌在生理上就吃不消。要愛護女同誌，維護婦女權益。”

公安部及時通知各地糾正。

周總理常說：“活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既是要求自己的，又是教育人們的。總理言教身教，以身作則，首先做出楷模，把自己的親侄女送到內蒙古生活艱苦的地方錘煉，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另一件卻鮮為人知：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一天上午，周總理衛士長成元功陪同鄧大姐來到公安部大觀園宿舍，向徐子榮副部長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總理要求公安部關照他老家淮安當地公安機關，對他的一些親屬要嚴格監督管教，好自為之，不能違法。如有借他的名義，形為不規違法的，要嚴肅處理，不得袒護。

誰能料到，總理管教家人竟是這樣地嚴厲！

酷愛讀書

抗戰期間，徐子榮同誌先後擔任太行區黨委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他說，將他自己熱愛的一些古書獻出來，送到延安去了，後來帶兵打仗，挺進豫西，轉戰中原，打仗期間，沒有書看，似有遺憾。1955年，公安部副部長增加了，徐子榮同誌的工作，由別的副部長分擔了一些，他就把讀書的樂趣提上了日程。他的好友馮基平請北京市公安局一處處長閻塘，給他找到一部《資治通鑒》線裝書，徐子榮同誌十分高興，親自到北池子閻塘家中將書取走。他還要我到朝內大街文化部直屬書店，買回《毛澤東選集》四卷集線裝本和《三國演義》、《列國誌、》《紅樓夢》等古典名著。

徐子榮同誌買書舍得化錢，他夫人孟鬆濤也沒異議。徐子榮同誌家沒有片紙隻字字畫，沒有任何古玩，他的愛好就是讀書。群眾出版社送給每位部領導一套《二十四史》，徐子榮同誌如獲至寶。他知道我不懂這部書的順序排列，就自己蹲在地下，親自拆開包裝，按曆史順序把書排列碼放在書架上。徐子榮同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如饑似渴地讀書。每天午飯後，他就躺在沙發上利用休息。時間看《二十四史》。文言、半文言文，一般人閱讀十分吃力，他卻看得飛快，邊看邊用紅藍鉛筆斷句。我想，究竟是大學生，“老學究”，古書看得多，文化水平高，工作中引用“典故”多，深入淺出地說明問題。徐子榮同誌出差時總不忘帶上幾本書，在午休和晚上睡覺前，看看“消遣”。他告訴我：周總理說“做外事工作的，都應看看《列國》。”毛主席說“《紅樓夢》是本好書，要看幾遍。”

“尊厚長者”

徐子榮同誌心地善良,為人忠厚、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熱愛人民，愛護同誌，得到“尊厚長者”的尊稱。

徐子榮同誌十分重視群眾來信來訪工作。對公安部辦公廳編寫的《群眾來訪情況反映》，他每期必看，經常批閱。他說：“群眾千裏迢迢來京上訪，申訴冤屈，是冒著風險，豁出打擊報複，是很不容易的。我們要關心他們的疾苦，要為他們排憂解難，對他們申訴的問題，要調查清楚，按政策給予公道的說法。”

徐子榮同誌非常關心同誌們的政治生命。公安部成立初期，從根據地來公安部工作的老同誌中，有幾位是背著“政治包袱”進城的。他們的“問題”在根據地審查多年，做不了結論，影響了對他們的使用。這些引起了徐子榮同誌的特別關注，他要我把這幾位同誌的檔案調來，親自過目處理。

我也不知這幾個同誌為什麽受到審查，隻聽說他們參加革命很早。比如席國光同誌，抗戰初期即是河南某地委的負責人。經陳毅副總理同意撰寫的《末代皇帝》一書，是出於李文達同誌的手筆。而李文達同誌的檔案竟有兩厚本。這些同誌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不顧生命危險，在極端艱苦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對黨對祖國無限忠誠，而對他們的實言相告，卻一概不聽不聞，不予相信。“問題”拖到至今，無疑是受審幹方麵一貫“左”的思想影響所致。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有無數同誌深受其害，眾多人被誣陷，丟掉了性命。

心地善良的徐子榮同誌，以對組織、對同誌負責的態度，認真看過檔案後說：“查無實據，似是而非，導致道聽途說，捕風摘影，以訛傳訛的‘問題’，揪住不放，拖而不決，要‘快刀斬亂麻！’不留尾巴，相信同誌”。充分表明他愛護同誌，珍惜人才和處理問題的魄力，他的腦子裏沒有“鬼”，隻有事實求是，“以人為本”的思想。在他的過問下，一些同誌的“問題”得到了澄清。

徐子榮同誌待人熱情，同誌們有了難處，心頭不快時，都願找他談心，傾訴心頭鬱悶，排解不快。我看到曾有四五位女同誌在他家裏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夫妻不和的苦楚，徐子榮同誌總是同情弱者，耐心地傾聽，和顏悅色地勸解；對另一方，則相機善意的批評教育，起到調解家庭矛盾的作用，使他（她）們瀕臨破裂的關係和好為初。

於毓坤大夫是徐子榮同誌家中的常客，受到徐子榮、孟鬆濤夫婦的格外關心。

於毓坤是醫學院兒科專業畢業的醫生。1950年公安部建立幼兒園時，她是幼兒園的兒科大夫，1955年幼兒園遷移到木樨地新建的擴大幼兒園時，於毓坤已是複興醫院（公安部直屬）兒科主任，仍兼顧為幼兒園孩子們看病。她一心撲在工作上，一幹就是十多年，在她精心嗬護下的花朵，茁壯成長。為此，她奉獻出最好的青春年華。40多歲了，還未結婚成家。

一次，她同醫院另一位女大夫發生矛盾。一個自峙科班出身，醫術高明；另一個自以為在解放軍中學習成才，是“老資格”。雙方爭執不下，互不服氣，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徐子榮同誌在百忙中把她們請到一起，讓她們麵對麵的各持己見，原來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徐子榮同誌以團結為重，耐心地加以開導教育，終於使二人化解矛盾，握手言和。

徐子榮同誌把於大夫的終身大事掛在心上。他因為經常到廣安門中醫院看病，和那裏的大夫熟識了，便請他們幫忙為於大夫找個合適對象。後來，找到一位本院一位各方麵都很不錯的大夫，其愛人因病去世。經介紹後，二人感覺不錯，經過一年交往，終成連理。徐子榮同誌派我去看望，向他們表示祝賀。他們婚後，於大夫每天下班回家，老伴都親自到汽車站迎接，相互體貼，徐子榮夫婦十分欣慰，了卻了一樁心事。

徐子榮同誌關心他人勝於關心自己。他身患侵潤性肺病，仍每天忙於工作，不重視自己的健康。但對同誌們的健康卻十分關心。

陳龍副部長有較重的心髒病，他請政治部為他購買人參等滋補品，加強營養，增強體質。陳龍同誌接受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去蘇療養，徐子榮同誌前往到車站送行，同陳龍同誌話別，祝陳龍、餘海宇夫婦愉快而去，順利而歸。陳龍同誌回國後，徐子榮同誌又關心安排他們夫婦去大連療養。1958年10月14日，陳龍副部長不幸病故，年僅48歲。徐子榮同誌為失去他的同事、戰友而深感悲痛。在他的關注下，妥善辦理了後事。

四川省公安廳長劉子明不幸患了癌症，來京在協和醫院住院治療。徐子榮同誌因白天工作繁忙，脫不開身，就在夜晚前往探視，看到劉廳長因腹水鼓脹著肚子，痛苦地仰臥在床上，他動情地安慰他，並幫助解決困難。

淩雲同誌於50年代末患了嚴重的腹膜炎，住在304醫院治療。因病情很重，需要昂貴的進口抗生素新藥。徐子榮同誌請公安部隊副政委宋烈同誌矚醫院，要竭盡一切，設法治療。

夏印同誌患了腦瘤，已經影響視力，急需住院施行手術。在徐子榮同誌的關注下手術成功，痊愈出院。

嚴佑民同誌一位已上中學的女兒患了腦瘤，要手術治療。徐子榮同誌得知後，請政治部給予特殊照顧，資助手術費的不足。

徐子榮同誌不僅對領導同誌患病十分關心，對一般幹部也同樣給予幫助。

彭真同誌的高風亮節

1949年新中國開國大典後不久，政務院公安部成立。它是由原中央社會部、華北社會部、華北補訓兵團直屬機關三方麵的人員組成，成立大會在公安部初期辦公所在地—西皮市原北平銀行工會小禮堂舉行。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作報告後，他請應邀到會的彭真同誌做指示。彭真同誌身材高大魁梧，身著便服，聲音洪亮地講述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公安保衛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等。他還說，進城後我們有些同誌對民主人士坐汽車、住北京飯店有意見，這是不對的。他們的“辮子”很長，但他們的影響力所起的作用，要比“辮子”短的同誌大得多；他們能起到的作用，我們辦不到。用淺顯易懂的比喻論述了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彭真同誌最後說，有它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三座大山，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國家建設，也要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能成功。

1957年春，在東歐一些國家發生了政治不穩定的風波。這種風波也影響到了國內。出於這一背景，彭真同誌要他的秘書王林給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來電話傳達有關指示：要認真清理勞改犯及未決犯的檔案，允許勞改犯對自己不服的問題提出申訴，不留後遺症，要經得起後代的檢驗。

彭真同誌高瞻遠矚的指示既有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彭真同誌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我在徐子榮同誌身邊工作12年期間，多次看到彭真同誌對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關於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反對通、供、信的批示，強調民主法製的建設，依法治國。他親自領導起草的《刑法》搞了多年，費了大量心血，為後來《刑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礎。這一切給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蘇方提出要在我大連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我國政府拒絕，因此，激怒了赫魯曉夫，單方麵撕毀了蘇聯援建我國數百個基礎項目的合同，撤走了專家，兩國關係破裂，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麵的立場觀點發生嚴重分歧，展開多年的論戰。

50年代末，彭真同誌率我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國際共運會議。他回國後給公安部幹部作報告時說，赫魯曉夫不講道理，態度蠻橫，一派“老子黨”以勢壓人的架勢。彭真同誌說，他忍無可忍地指著赫魯曉夫說：“你可以把我打扁，但休想壓扁。”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兄弟黨之間互不幹涉內部事務、平等對待的高度原則性和堅持真理，無所畏懼的氣概以及彭真同誌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采。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幫”指使其同夥謝富治，唆使公安部“造反派”，精心組織了一次對彭真、羅瑞卿的鬥爭大會，在公安部禮堂開場。被打成“保皇派”的我被“造反派”安排坐在後區中間座位上。禮堂座無虛席，鴉雀無聲，氣氛緊張，不知“造反派”要幹什麽。大會開始，隻見“造反派”將徐子榮副部長押進會場，坐在我前兩排座位上。緊接著，人高馬大的兩條大漢押著彭真同誌上台，令他坐在一條沒有靠背、又小又窄、十分不穩的方凳上。接著叫喊把羅瑞卿押上台，也是兩條大漢，架著一條腿已被截肢的羅瑞卿到台子前沿，坐在同樣小的方凳上。

隻見兩位革命家神態自若，從容對待。與此同時，被批上台陪鬥的有數十人之多。他們被按頭、九十度彎腰、戴高帽，受盡侮辱。在鬥爭彭真同誌時，“造反派”一直追問著彭真同誌一個問題，彭真同誌憤怒至極，高聲駁斥：“說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人要實事求是，我不能胡說。”那如同雷鳴般的反擊震撼了全場。台上那些“造反派”們瞬時呆在那裏。

彭真同誌對邪惡的嚴正回擊，令人欽佩，至今難忘。彭真同誌作為一個革命家堅持實事求是，光明磊落、錚錚鐵骨，同惡勢力抗爭的風采，給後人留下了最好的學習財富。

天晴了，“四人幫”被粉碎了。彭真同誌從陝西商洛（他被囚禁的地方）回到北京時，公安部劉複之部長到機場迎接，同去迎接的人數眾多，光汽車就幾百輛之多。大家激動地流著眼淚，表達了成千上萬共產黨人對彭真同誌的衷心愛戴。

彭真同誌原在台基廠的家此時已被別人侵占了，回北京後臨時住在前門飯店。一天上午，我陪徐子榮同誌的夫人孟鬆濤同誌和她的小女兒去看望了彭真同誌。他原來的衛士長把我們領進屋，彭真同誌的夫人張潔清接待了我們；告知說，彭真同誌在裏間正接見一位老同誌，請我們稍候。片刻後，彭真同誌接見了孟鬆濤同誌。看上去彭真同誌還是那麽魁梧而有精神，但消瘦了許多。他邊同我們握手，邊嚴肅誠懇地說：子榮同誌是好同誌，我過去證明過，今後還會證明。

彭真同誌一言，道出了徐子榮同誌為人民革命無愧的一生，也是他堅持實事求是，關心和愛護同誌崇高精神的體現。

劉瀾濤同誌關心文物保護

劉瀾濤同誌是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生前十分關心國家文物的保護。

我參加革命後，有幸見到的第一位中央委員就是劉瀾濤同誌，那是1947年底，在河北省曲陽縣城東的西河流村。他30多歲，身體健壯，滿頭銀發。

我是南下幹部，在阜平縣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學習參加“三查”整風結束後，中央局組織我們36位南下幹部臨時派往曲陽縣做土改複查工作，受到當時代理縣委書記劉瀾濤同誌的接見治。他指示我們，土改工作必須牢牢掌握兩條，一是不準群眾亂打人；二是不準群眾亂搶東西（土改浮財果實）。在這兩條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

過年後，各土改工作隊回縣城開會。我們去五區的工作隊住在古刹竇王殿塞院中改作縣委招待所的平房裏。大家不免首先要參觀這座雄偉大殿，隻見殿中一尊竇王像足有兩層樓高，雄偉龐大、塑像完整，光彩奪目。殿後停放一台重型卡車，據說是繳獲日本鬼子的。招待所廚房搭在碑林處，煙熏火燎將碑刻熏得看不見字。院中見縫插針還種植著蔬菜。

第二天在縣委大院召開的大會上，劉瀾濤同誌首先批評了沒把竇王殿保護好，把碑刻熏得那麽黑，指示要盡快擦洗幹淨，恢複它的本來麵目，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即聯想到我們定襄縣六區幾位南下幹部途經二分區地委在招待所，聽說延安中央機關往平山縣轉移路過五台山時，中央領導同誌嚴厲批評了土改時，群眾哄搶廟宇中大小金佛等一些珍貴文物，指示當地政府動員群眾將拿走的文物如數交回，把佛教聖地保護好。說明中央在戰爭烽火年代，就十分關心保護我們祖先留下的瑰寶。使我開始懂得保護國家文物的重要性。

是年5月，組織號召地方幹部參軍。作為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理應積極響應，我隨同曲陽縣翻身青年農民一個團的子弟兵開赴石家莊華北補訓兵團集訓。

1949年7月，華北補訓兵團直屬機關司、政、供、衛全體官兵北上進京，與中央社會部、華北社會部一起組建公安部。我後來在徐子榮副部長身邊工作時，聽徐子榮副部長講他在北平上大學做地下工作被叛徒出賣，地下黨遭到嚴重破壞，他被捕後關押在草籃子監獄。為同敵人做鬥爭，在監獄中秘密成立了黨支部，通過一位看守同獄外的黨組織聯係。數十位難友中就有劉瀾濤同誌。
　　黨中央為
保護這批領導骨幹，將關押在草籃子監獄的同誌營救出來，派往各條戰線，有的帶兵打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績輝煌；有的從事黨的地方工作，立下不朽功勳。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才。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汙蔑為“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遭受了殘酷迫害。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對這批高級幹部平反昭雪。劉瀾濤同誌得以從外地回京，臨時住在前門飯店。我陪徐子榮同誌夫人孟鬆濤同誌去探望他時，劉瀾濤同誌十分動情地說，子榮同誌既會做地方工作（徐曾任太行區黨委組織和宣傳部長）又會帶兵打仗（著名的皮[定均]徐[子榮]旅），受命劉鄧首長指示，帶領部隊開赴豫西開辟抗日根據地，挺進大別山，支援李先念大部隊轉移。後任61軍政委，是一位傑出的領導幹部。劉瀾濤同誌是帶著對老戰友的深情厚誼和無限懷念說這番話的。

“文革”後，我到文化部工作，1984年看到劉瀾濤同誌關於保護好故宮和國家文物的重要批示，其大意是，首先把文物保護好，二是利用好，隻有保護好，才能利用好。至今，我還牢牢地記住。

“文革”中的爆炸新聞

“文革”初期，一個爆炸新聞——在毛主席身邊裝竊聽器問題見報，震驚全國上下並牽連中央首腦機關和公安部有關負責同誌被捕入獄，挨整，我們長期在部領導身邊工作的安部有關負責同誌被捕入獄，有的慘死在監獄。作為對所謂“竊聽器”問題的知情者，將所知情況介紹給讀者，有助於了解其真相。

1964年8月，組織上讓我隨劉複之副部長率領的公安部“四清”工作團去山西臨汾參加“四清”工作。從此我離開了朝夕相處12年之久也是我最敬愛的徐子榮副部長身邊。1965年春“四清”結束後，我回到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工作。12月，公安部長謝富治去上海參加中央會議，聽說軍隊的老總去參加會議的也很多。當時正值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打得很激烈，我還猜測是否越南政府請求我國出兵支援，中央開會決策。

一天上午，謝富治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我下午帶著謝的車和另一輛車到西郊機場接他們，還特別交待不必告訴部裏其他領導知道，隻我一人帶著車去，顯得有些神秘。

我按時到達西郊機場，隻見空軍司令吳法憲在那兒。專機降落後，隻見謝和他的秘書二人，別無他人。謝同吳寒喧後即離去。我陪他的秘書帶行李回到部裏。關於會議精神，對方一字不露。

過後得知，會議是整羅瑞卿總長的。當時他正出差在西南某省，被叫到上海，搞突然襲擊，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回到北京後，不準回家，被安排到西郊一處住所，失去了自由。每天還得到京西賓館被圍攻批鬥。

羅瑞卿同誌是建國後首任公安部長，深受全國公安民警的愛戴。他挨整，我們長期在部領導身邊工作的同誌心裏很不是滋味，當時弄不清、猜不透裏麵的原委。後來醒悟了，是林彪篡黨奪權的一步棋，必先抓軍隊。他深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理，國內外的陰謀家都是如此。

謝富治回部半個月後，徐子榮副部長從外地回來。我去看他時，他告訴我，當時他正在四川考察工作，是謝把他叫到上海去的。並說謝一向愛整人，在太行整風時就這樣，我理解這話是指謝對待羅的，整羅時謝表現積極。他還說，他受命檢查毛主席和林彪在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常住處是否裝有竊聽器，參加檢查的還有軍隊的一位負責同誌。我對這事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可能，他們的住所都控製在省市公安部門之下。也就是說，下這命令的人也不相信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被監督了。徐子榮副部長說，軍隊同誌的意見是全部檢查結束後綜合向中央報告。徐子榮副部長認為問題非同一般，要檢查一處，及時報告一處的結果，不能拖拉。我認為徐子榮副部長這樣做十分主動。檢查的結果，當然是沒有發現安裝竊聽器的任何痕跡。

這可以算作第一次的竊聽器問題。

“文革”初期，1967年，在謝富治的唆使下，公安部造反派貼出了在毛主席身邊安裝“竊聽器”的大字報，並予以見報，一時震驚全國上下，掀起了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浪潮，徐子榮及某局局長狄飛等同誌相繼被捕。當時公安部的掌權者們為證明“竊聽器”問題的“真實”性，還精心布置了個展覽，在一個食堂裏展出。我是經手所謂“竊聽器”問題的知情人，被勒令去參觀。隻見所有展品，包括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同誌給徐子榮同誌的來信統統密封擺在桌麵上，隻有展品的簡單說明，而不見真實內容。我心裏明白，純粹是捏造、誣陷好人的卑劣手段。

不出所料，他們找我查問，妄圖得到人證，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事關重大，因此，下定決心要實事求是，絕不能胡說八道。我把存檔案處的“來文登記簿”先後找出來幾次，指給造反派看，登記簿上明明白白寫的是葉子龍同誌給徐子榮同誌來信請公安部代購錄音機的事，還有徐子榮同誌批示請某局辦理及時間等項內容，在登記簿上一清二楚。李震（原沈陽軍區副政委，“文革”初期任公安部副部長）在一次公安部職工大會上，點名說：邢俊生很小跟毛主席幹革命，現在不跟了，至今立場不改變。從此我就升級為“黑幫”，挨鬥抄家，關進“牛棚”，成為敵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

當時汪東興同誌是公安部的副部長兼中央警衛局局長，任毛主席的秘書，直接負責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的重任。他對毛主席身邊發生的事情無不知曉。我心裏暗暗期望他能對“竊聽器”問題說句公道話。不久，我看到報紙上登了他說的一句話，他說，關於“竊聽器”的事今後不要再提了。此後我也就沒有再被糾纏，總算“解放”了，下放到黑龍江“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說到“竊聽器”，我倒想起另外兩件事。周總理於1953年去日內瓦參加會議期間，公安部警衛局嶽欣副局長隨團作保衛工作。回國後，他向分管警衛工作的徐子榮同誌匯報工作時說，總理擔心敵人在房間內安裝“竊聽器”，代表團開會、總理找人談話都在院子裏的草坪上進行。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還有叫做竊聽器的東西，但究竟是什麽玩意兒，還真沒有見過。

在冷戰時期的上個世紀50年代，媒體報道，兩個超級大國相互揭露指責對方，竊聽使館機密。為保衛駐外使館的機密安全，我外交部請求公安部派專家去我國駐西方的一些國家使館做安全檢查，果然查獲了被安裝的竊聽器。專家歸來向徐副部長匯報和展示起獲的竊聽器時，我才首次見識到這種“小玩意兒”。據說有的裝在房間天花板、辦公桌、椅子腿上，甚至鑲嵌在水泥梁柱上，有線的、電子遙控的都有，但任憑費盡心機，還是被查出來打掉了。

對付敵人的這種手段，作為以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絕對安全為首要任務的職能部門及其領導人，忠心耿耿，惟恐出現些許紕漏，怎麽可能運用在自己領袖的身邊呢？絕對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那個顛倒黑白的不正常的年代裏，並不是每個人都相信這一點。

為何會有種種的“不相信”？現在回想起來，與林彪、“四人幫”一夥奪取“槍杆子”一樣，他們想要的，是“刀把子”。作為人民民主專政工具的公檢法機關，是“刀把子”，也就是他們篡黨奪權的難以逾越的絆腳石。

打倒羅瑞卿之後，林彪一夥便造謠生事，說毛主席和林彪的住處被安裝了“竊聽器”。這是一個很厲害的陰謀，很能蠱惑人心。他們以此為突破口，掀起“徹底砸爛公檢法”的黑浪，將公安部——全國公安隊伍的總指揮機關摧毀，並奪了權。謝富治也徹頭徹尾地投靠了林彪、“四人幫”一夥，與他們沆瀣一氣，幹盡壞事。我還記得，“文革”初期，我還沒有“靠邊站”時，有一天，在部總值班室值班。謝富治的秘書叫我手執一封謝給總後邱會作的親筆信，徑直送往總後。這就是全國公安民警“脫去舊警服，改穿海軍服”的開端。

徐子榮、汪金祥、楊奇清、淩雲、嚴佑民等副部長，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打入“牛棚”，由造反派看押審查。慕豐韻、王生榮、餘海宇等正副局長十六人被捕入獄。還有一大批處、科級幹部，受到迫害。如因被江青誣陷搞整她的“黑材料”，就有37人被捕。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公安部。一覺醒來，就不斷地聽到有人被捕的消息，不知罪名，不明原因，人人自危。更多的人被誣為“反革命”、“走資派”、“蘇修特務”、“保皇派”、“資敵通敵”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公安部1200多名職工，除留用約200餘人外（多數為勤雜工），全部集中到政法幹校學習、“鬧革命”。之後，千餘人又攜家帶口，其中有老人也有小孩，被驅趕到黑龍江筆架山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在零下30多度的嚴寒裏，手腳凍裂的情況下也要堅持勞動，在肉體和心靈上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傷。這一時期，公安部機關被徹底砸爛了。

回憶這一小段曆史，讓人引發很多的感慨。在事件本身的背後，總是或明或暗地隱藏著一些什麽。時間越久，種種陰謀詭計越能暴露在人民的眼光底下。任何禍國殃民的企圖，任何的野心家、陰謀家，逆人民意誌背道而馳的任何行徑，都將被曝光，也終將被唾棄，落了個可恥的下場！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5•16”通知指出，必須批判和清洗混進黨、政、軍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這些從“左”的觀點出發，混淆敵我，嚴重脫離實際的估計，是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論點。

林彪則別有用心地頌揚毛澤東的“個人天才”，大造我們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的謊言，製造恐怖氣氛。

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之流，同林彪反黨集團，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妄圖篡黨竊國，達到並篡奪從中央到地方黨、政、軍各級領導大權的陰謀。他們把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統統誣陷種種罪名，抓的抓，關的關。秦城監獄——這個好端端實行人道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像變魔術那樣，瞬間成了關押共產黨領導人，受盡法西斯式審查方式，摧殘折磨的地方。

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最高領導人彭真，公安部前任部長羅瑞卿，副部長徐子榮、楊奇清、汪金祥、淩雲、嚴佑民等，都被關進了他們親自建造的監獄。天方夜譚似的絕唱，卻是千真萬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實乃天下奇聞！

徐子榮等絕食抗爭，沒死在北平國民黨的監獄，沒倒在浴血戰鬥的戰場，卻慘死在自己盡心建起的監獄。是難以承受的屈辱。

一位革命一生、熱愛人民、可敬可親、備受尊敬的“忠厚長者”，在監獄中被迫害致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年僅62歲。

我一生最敬愛的徐子榮副部長，就這麽悲慘地離開了人世。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為人，經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和腦海之中。

他是我永遠緬懷的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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