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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談閻紅彥與習仲勳因小說《劉誌丹》而發生的衝突
陳曉農
一次，我問陳伯達：“六十年代初，小說《劉誌丹》被批判是怎麽回事？那年《工人日報》連載《劉誌丹》，我也看過好幾期，當時正是放暑假的時候，時間不長就不連載了。後來就聽說小說有問題。”
陳伯達說：“小說《劉誌丹》的事，是閻紅彥同誌提出的，他說這部小說是寫高崗的，還責備習仲勳同誌支持了這部小說。這件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當作了一件大事，牽連了好幾個同誌。從這件事開始，黨內一些人對文藝作品開始敏感。”
關於小說《劉誌丹》事件的始末，陳晉的《文人毛澤東》中有過敍述，現摘錄如下：
《劉誌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劉誌丹的弟媳。她從1956年就開始著手寫作此書，於1962年寫出小說的第五稿後，工人出版社印出樣書，送請有關領導和中宣部審查，與此同時，《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開始連載該書的部分章節。
黨的曆史上向來有一個“西北問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前，西北革命根據地黨的內部劉誌丹、高崗、謝子長、習仲勳等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也是陝北革命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看了《劉誌丹》送審樣書後，認為小說涉及西北革命曆史問題，“很多原則性問題與曆史不符”，不讚成出版，他一麵向全總和團中央建議停止刊載，一麵向中央負責文教工作的康生反映。康生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停止發表《劉誌丹》，並於8月24日寫信給中辦主任楊尚昆，要中央書記處處理這件事。康生當時並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卻在信中斷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的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小說的性質就這樣起了變化。
這個時候，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在北戴河開會，也正是毛澤東在會上講階級，講矛盾，批評各種翻案風的時候。與會的康生自是有備而來，他的皮包裏夾著一疊精心準備的有關《劉誌丹》的材料。當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他給毛澤東遞了一個條子，說《劉誌丹》是為高崗翻案的小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
八屆十中全會後，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清查習仲勳等同誌反黨活動委員會”，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均被指為小說《劉誌丹》的幕後主持人和策劃者，受牽連的人就更多了，由此成為一樁文字冤案。
在薄一波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對閻紅彥同誌在此事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記述得更為具體。該書寫道：
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同誌所謂“翻案風”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說《劉誌丹》(上冊)。小說初稿寫出來以後，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劉誌丹的戰友習仲勳同誌審閱。習仲勳同誌認為小說沒有寫好，於1960年春天，兩次約作者談了自己對書稿的意見，指出：要把列誌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要體現毛主席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小說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習仲勳同誌指出不要寫高崗。1962年夏天，作者根據廣泛徵集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審稿。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同誌不同意出版這部書。北戴河會議期間，他看到有些報刊已開始連載部分章節，一麵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麵報告康生。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準發表。8月24日，康生給楊尚昆同誌寫信，說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1962年9月8日，預備會議上各組己開始批彭兩三天，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首先提出小說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習仲勳同誌“主持”寫的（後來又說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於是，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
9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彭的過程中對小說《劉誌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同誌打鹹“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傘、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後來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現的。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勳等同誌的專案審查委員會。（見《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95-1096頁）
閻紅彥同誌與康生將小說《劉誌丹》與高崗聯係在一起，在中央全會上向習仲勳同誌發難，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這件事牽連廣泛，不僅牽連了中共中央委員習仲勳、賈拓夫等領導同誌，還牽連了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弟媳李建彤，可以說株連了劉誌丹烈士的一家。這件事為後來動不動就將文藝作品上政治綱的做法開了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事直到今天還沒有完。 2003年，閻紅彥同誌生前的秘書組組長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發表《閻紅彥和小說〈劉誌丹〉》，仍堅持閻紅彥同誌當年的觀點，並稱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說《劉誌丹》。李原在文中還說，小說“把本來是土豪劣紳，反對劉誌丹革命的他的父親硬寫成是革命的正麵人物”。此文引起了劉誌丹親屬的憤慨。劉誌丹的親屬劉景範、劉榮、劉玉蘭、劉海燕、劉德潤聯名給《百年潮》寫信，對李原的文章進行批駁。這五位烈士親屬以大量確鑿的事實說明，劉誌丹的父親劉培基為清末秀才，回家務農後隻與他人合開過雜貨店、草料店，1947年土改時被定為富裕中農。他始終支持劉誌丹的革命事業，幫助掩護過謝子長、習仲勳、馬錫五等共產黨人，並幫助過閻紅彥同誌。為了支援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劉老先生不僅毀家紆難，而且一家人有八位親人為革命犧牲。抗日戰爭時期，劉培基擔任過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會常駐議員，解放後當選為陝西省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後葬於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百年潮》雜誌為此向劉誌丹的親屬表示了歉意，並將他們的信件的內容刊登於《百年潮》2003年第8期。
本來，一部曆史小說中含有某些與事實有出入的內容，是常有的事，這完全可以通過文藝批評或學術批評來解決。像小說《劉誌丹》這樣在政治上株連了許多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劉誌丹的戰友，甚至連劉誌丹烈士的父親都要受到無端的攻擊，是令人費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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