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憶：謝靜宜曾透露 毛澤東說：江青是一個大女流氓，有野心。
2011年01月29日 08:12
來源：鳳凰網曆史 作者：徐焰
核心提示：吳德在回憶錄中說，謝靜宜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前還是比較好的，我們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見，她還是聽的。她那時甚至還能把這樣一些話傳達給我，說毛主席說：江青是一個大女流氓，有野心。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作者：徐焰，出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吳德小傳：吳德（1913~1995）：河北豐潤人。1932年參加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到延安，1945年後任冀東區委書記兼唐山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曆任燃料工業部副部長、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書記。1966年後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為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九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1980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政委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1995年病逝於北京。
不過為了照顧林彪，毛澤東同意林的老婆葉群同時進政治局。九大政治局出現的兩名政治局女性委員竟然是主席、副主席的兩個夫人，此事真叫一切珍視黨的優良傳統的人看後歎息不已！
江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加之追求自我享受，使她基本上脫離了中南海的生活。
自1966年夏天起，剛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設在原來屬於國賓館的釣魚台，江青也隨之遷入並自己單獨居住了5號樓，然而毛澤東從豐澤園搬走後，春藕齋還為她保留了一套房子。
江青搬到釣魚台10號樓，住了兩年，因感到此樓條件不理想，又搬到11號樓一直住到1976年。在此期間，有次她患感冒，毛澤東去看望過一次，並對她周圍的工作人員態度很和靄地解釋，大家看在他的麵子上對江青多擔待一點，多照顧一點。由此也可看出毛澤東知道她到哪裏都會和身邊的人積怨。
離開中南海後，江青因沒有人能再監督，更膽大妄為。在日常生活中，她經常辱罵甚至毆打身邊的工作人員，保姆和服務員都挨過她的耳光，還使用以剪刀紮等舊社會惡劣的手段，當年在上海灘看到和學到的女黑幫和惡太太的作派就此完全發作出來。
更可怕的是，這個終日想著整別人的江青，自己也總擔心別人要報複和害自己，長期患有一種懷疑症。她在公開講話中的口頭禪便是：“我抗議！我控訴！”動不動就說什麽某人在醫療上故意把她的身體搞壞，開始一再說劉少奇故意“迫害”她，接著講林彪如何如何“迫害”她。當時經常住在釣魚台的人大都知道，江青一出來散步，如果看見一個生麵孔，便可能懷疑這人要害她，甚至還會下令當場把這人抓起來，結果許多人遠遠一見江青便嚇得趕快躲避，惟恐碰麵後倒大黴。
江青身邊的人對她恐懼到這種程度，有如封建社會中的暴君出巡，這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曆史上聞所未聞的！江青對不滿意的工作人員，還動輒扣上“特務”的政治帽子，送入監獄長期關押，表現出的完全是一種迫害狂的變態心理！
毛澤東身邊的醫護人員，都忘不了那樣一件令他們心驚肉跳的事。
1972年2月12日淩晨，毛澤東由於肺心病加重和嚴重缺氧，突然休克。當時值班人員發現他側身躺在床上，像是“睡著了”。護士長吳旭君趕緊摸脈，說不清楚是心急，還是緊張的關係，她對在場的醫生說：“摸不到脈。”這一下把大家嚇壞了。
在場的主治醫生大夫胡旭東、吳潔立和護士長吳旭君、俞雅菊等馬上投入搶救，立即采取急救措施，注射應用的藥物。毛澤東的生命力也真是頑強，經緊張搶救後慢慢地睜開了雙眼，看到眼前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當知道自己剛才已經休克時，毛澤東神態安祥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毛澤東大病一場，周恩來比誰都著急。警衛人員後來說，總理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後，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遊泳池時，許久下不來車。當時，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在沒有絲毫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如果主席萬一有個“閃失”，總理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及向世界去交代呢？
可恨的是，江青在事後才趕到時，竟胡說什麽主席身體一向很好，出了這種事一定是有人搞陰謀。她模仿斯大林晚年那個“醫生陰謀案”的例子，竟然也要追究毛澤東身邊的醫生中有一個“特務集團”。
毛澤東當時質問說：
“你知道這個特務集團的頭子是誰？”
在江青一愣之時，毛澤東又指著自己說：“就是我！”
就這樣，一向如同惡狗亂咬人的江青才沒有又把一批醫護人員打成“反革命”和“特務”。
據粉碎“四人幫”後中央警衛團及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群情激奮的揭發便可看出，毛澤東早說過“積怨甚多”、“盡傷人”的江青，在中南海內已是結仇遍地。對中央警衛部門的領導，她也是差不多得罪遍了。
有一次，江青不知是發了什麽神經，突然說負責警衛中央的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是壞人，要汪東興把他抓起來。
汪東興聽後感到不好辦，急忙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部隊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嗎？”不過，他接著又說下放鍛煉一下也好。於是楊德中便被派到下麵部隊當了師政委，用這種辦法避開了江青。
當時從中南海派到釣魚台江青身邊工作的許多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幾任護士都被說成是“特務”。江青說這些人給自己吃了幾年“毒藥”（其實就是每日必吃的安眠藥），搞得她神經衰弱、頭發像稻草一樣，而且在許多大會上還都聲淚俱下地“控訴”。派去給江青當秘書和負責警衛的人員，也先後一個個地被她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下令抓起來。
對這類情況，毛澤東得知後曾說過：“帽子太大了嘛，這些孩子戴不動嘛！會壓死人的！”對一些被抓被整的人，毛澤東也曾安慰說：“就看在我麵上”。一些受難者也經毛澤東批準，從監獄中被放出並調到別處工作。可惜的是，江青整人的權力並沒有被取消，主要原因恐怕隻能從她這個“政治流動哨兵”還用得著來解釋。
當時這些感情純樸的人們往往熱淚直流地表示，很感謝毛主席的保護，對這種不懲治咬人的惡狗、隻讓一些被咬者避開的特殊“保護”方式，也就不敢多想，更不敢埋怨。不過，在中南海內的幹部和工作人員中，對江青的怒火早已到處燃燒，與她接觸的人都有伴之如虎、人人自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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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歎、可悲又有些可笑的是，江青長期以來並不知道周圍的人對她如此反感和仇恨，這一方麵是由於馬屁精們當著她的麵極盡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麵正如毛澤東明確批評她的那樣，極其缺少“自知之明”。當時不要說是人們的氣憤之語，即使是對江青的什麽意見，都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提出來。這種可悲的體製，又造成她愈來愈自我膨脹，同周邊的人（除了爪牙和想攀附她以謀私利者）都發生不可避免的尖銳矛盾，而且在沒有排解機製的情況下必然又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待毛澤東去世後隻有采取以武力將她抓起來的方式解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江青感到過去與之雖有勾結卻在九大後出現了權力爭奪的林彪集團垮台，毛澤東又已經病重，便急於掌握國家最高權力。1972年江青擅自找來美國女記者維特克，讓她再當“斯諾”為自己寫一部《西行漫記》式的自傳以揚名世界。然而這個權欲極大、政治智商卻並不高的江青，搞不清什麽該講、什麽不該講，利令智昏，竟講了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很不光彩的醜行，對毛澤東也有諸多不恭之語。維特克所寫的書以及香港一位作者由此加工再拋出的《紅都女皇》一書，恰恰宣告了她政治上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澤東在一些時候倚重於被稱為“旗手”的江青，對中央其他領導人多不信任時比較相信她。不過毛澤東也清楚，此人“積怨甚多”，政治水平也不高，不配掌握太大權力，因此始終沒有安排她具體職務。1972年以後，毛澤東身患重病，對江青乘機要錢、要官的行為極為不滿。他雖然很難接觸外界，對江青在外麵的許多醜行並不知道（一般也沒有人敢向他說），卻仍有些感覺。後來，在政治上已經“靠邊站”的朱德又致信“潤之兄”，將江青對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的談話內容和《紅都女皇》一事相告，此事大大激怒了毛澤東，生氣時曾表示要將江青趕出政治局，分道揚鑣。
據“文化大革命”時期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在回憶錄中說：
“大概在1973年時，謝靜宜調到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她是中辦機要局的人，與毛主席很熟。謝靜宜調來前，是周總理與我談的話，周總理說，就派謝靜宜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可以經過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謝靜宜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前還是比較好的，我們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見，她還是聽的。她那時甚至還能把這樣一些話傳達給我，說毛主席說：江青是一個大女流氓，有野心。”
由於人心喪盡，除了極少數心懷鬼胎的投機者之外，整天做“女皇”夢的江青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麽擁護者，注定了必然會一朝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