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李仲公上交賀龍信的前前後後

李仲公上交賀龍信的前前後後

《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

李幼華

　　我是李仲公的女兒。現旅居德國，為德籍華人。

　　李仲公與賀龍過去曆史舞台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今卻變成了一個大話題。現在，中國大陸境內的許多報刊雜誌及網頁上，均可以看到“賀龍受害始末”、“李仲公為什麽誣陷賀龍”之類的文字。

　　近年來，我清理父親留下的筆記、文稿之類的遺物，加上我對這一事件的親聞親見，並走訪了一些健在的當事人，有必要站出來說一說這件事情，作為一麵之辭公諸於眾，供曆史研究者參考。


一


父親李仲公是貴州貴陽人，十八歲考入北京法政學堂。1913年底受湯化龍、孫洪伊進步黨資助，與李大釗等人東渡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回國後擔任教育部編審員、眾議院首席秘書，與李大釗等人共同創辦《晨鍾報》。

　　1918年應黔軍總司令王文華之邀回黔，任黔軍總司令部參讚和貴州政治會議委員，參加過護國、護法諸運動。

　　1922年。父親再次東渡日本繼續完成早稻田大學學業。

　　此時。父親胞弟、我的五叔李俠公正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父親與黔籍學生周逸群(日本慶應大學學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學校學生)等人結識。

　　1924年2月回國參加國民革命，東征時擔任東江綏靖委員會秘書長。與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周恩來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親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身份隨蔣介石出師北伐進駐長沙之際，賀龍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長沙麵見父親，請求收編，給予名義和款械，隨從北伐。”此時，父親負責分化吳佩孚係袁祖銘部黔軍工作，賀龍時為袁祖銘委任的旅長。在父親的眼裏，賀龍還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於川黔地方軍閥的“土軍閥”。為了分化袁祖銘勢力，擴大國民革命軍陣營，加上有同鄉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親遂向蔣介石進言委任賀龍為國民革命軍師長，並向所部撥發補給和槍彈，毛景周因此擔任了賀龍師教導團團長。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打下武漢後，賀龍在武漢以感激的心情親自拜見了父親。

　　1927年3月，國民黨寧漢之爭正烈，父親的態度是既不讚同蔣介石絕俄反共，又不讚同鄧演達、唐生智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倒蔣，企圖維護北伐團結統一局麵。當時，蔣介石深知父親的思想，遂令父親率領秘書處隨中央黨部遷漢，也好為他作一些“緩衝”工作，但有關反共的右派活動均交由秘書處機要科長陳立夫專管，不使父親與聞。

　　而父親此時的身份是總司令部秘書處長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黨部)書記長，漢方均認為他是蔣介石的“親信”。這時，賀龍的部隊駐紮在九江、漢口之間的武穴，武漢國民黨中央發動反蔣獨裁，準備出兵討蔣之際，賀龍因受到唐生智“你幫我們打蔣還是幫蔣打我們”的威脅，就用“計捕李仲公”來取信於武漢政府，保全他的部隊。

　　3月13日，父親在漢口泰(或“秦”字)晏裏川軍駐漢辦事處邀約朋友吃飯，也邀約了賀龍和他的秘書長、父親的貴陽同鄉嚴仁珊。賀龍借此向唐生智密報說李仲公在川軍駐漢辦事處召集西南在漢師、旅長和川黔軍代表開秘密會議，策動劉湘領銜反對武漢中央，並由川黔出兵討伐武漢等情形。

　　唐生智將此情況上報武漢國民黨中央，由譚延闓召集中央“臨時會議”，同鄧演達、徐謙等人商討辦法。由於徐謙力主拘捕，決議將父親“暫予扣留”。交唐生智執行，唐便將此任務交賀辦理。3月15日夜晚，賀龍邀約父親到他的辦事處“宵夜”，遂將父親押交唐生智總指揮部拘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鄧演達保釋出來，鄧將原委告訴了父親。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間的一天，已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的父親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賀龍信件的“密使”，父親看完來信後，將信留了下來，來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親的拒絕。隨後，賀龍又兩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複，均遭到父親的拒絕，將來信扣留下來，沒有轉報蔣介石。後來父親在國民政府內曆任招商局總辦、安徽省教育廳長、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內政部禁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參加“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發起，從事反蔣愛國民主活動。

　　國共和談破裂，父親僅擔任國民黨立法委員而拒絕國民黨當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潛回蘇州隱藏起來。1949年6月，父親在蘇州接到郭沫若北平來信：“仲公兄：賜信奉悉，已將原函轉致恩來。待有好音，再行奉報。專複，順頌暑安。弟郭沫若頓首。六、二十”。

　　7月，父親與盧鬱文等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聯名發表了起義宣言，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脫離國民黨政權。8月父親自蘇州赴北平，周恩來擬安排父親待西南解放後去西南工作。

　　1950年7月周總理安排父親擔任政務院參事，而安排已任政務院參事的五叔李俠公回西南擔任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省民政廳長。父親在北京，分別應周總理和郭沫若之邀，兩次與賀龍在飯桌上相見，見麵握握手，禮節性的打招呼而已，沒有直接交談過。後來賀龍托人送過一件獺皮大衣給父親，他一直穿到去世。他曾幾次和我說：“這是賀龍送給我的。”


二


在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參事室，父親擔任過西南區組召集人、學習組長，兼任國務院法規編審委員會委員，參加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討論起草工作。1957年，父親作為中共“反右”鬥爭的“馬前卒”，常參加高級國務會議。

　　1959年7月，父親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動員參事們積極撰寫文史資料。此時，有一位叫李奇中的參事經常來我家與父親交談，後來才知道他倆合寫了一篇《袁祖銘被殺內幕》的文史資料。也許是父親在與李奇中關於袁祖銘所部的交談中，無意識地把他與賀龍的關係及賀龍信的事情吐露出來了。

　　根據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賀龍傳》記載，1967年1月20日，賀龍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審查了。北京城內到處都有“打倒走資派賀龍”等大字報。

　　1968年3月，參事室多次舉行座談會，號召參事們揭發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賀龍的曆史問題被重點提了出來。從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專案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親了解賀龍曆史上的問題。專案組每次都是兩人一道來的，穿軍裝者為多。

　　根據父親留下的參事室《調查證明材料介紹信》，來人有由學柱、周栓增、李德儒、劉士蘭、朱延忠等等。專案組開始對父親很客氣，有禮貌，要求父親配合，後來的一批人對父親說話就不客氣了，威逼父親交代賀龍曆史上的“叛變”問題，並追逼賀龍的信。父親一直都說“原件已被愛人吳澄華在蘇州燒掉了”，隻能告訴大概內容。父親與專案組調查人員的談話是在我家客廳，有時從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許多時候保持沉默，無話可說，相視而坐。我的姐姐李紹華到中午還給他們煮過麵條吃，搞得家無寧日，這樣僵持了近兩個月的時間。

　　有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吃飯，進門後我看見一根擀麵杖不知為何斜立在走廊牆邊，專案組的人和父親在客廳裏談話。當時我因為聽見有客人在，馬上意識到他們又來了，就沒再去想。專案組的人起身“告辭”，我和母親走在他們的後麵送到門口，回過頭來我看到走廊牆邊立著的擀麵杖已不見了。我將此細節告訴母親吳澄華，全家都很緊張，認為專案組要對我們家下“死手”了。同時，一位調查人員與父親對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個房間查看，我母親隻得跟在他身後滿屋子亂轉。他們並對父親說“再不交出來，我們是有權力抄家的”，父親一直不清楚信到底還在不在，本來就沒想理睬這件事，所以也沒有去找。這時，我們也不得不找了，否則抄家找到就很被動了。於是我母親、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櫃，把家中的各個角落都認真地翻了一遍，在父親的一堆舊文件書報中，終於翻出了署名“賀雲卿”的兩封信，全家都呆了。

　　賀龍的兩封信找出來後，我們叫父親馬上交出去，父親說：“你們不懂政治，再說交出去別人會認為我是在落井下石報複賀龍，讓我再想一想辦法。”假如父親當時將找出來的信一把火燒掉，也不會出現最終“身敗名裂”的結局了。

　　我父母經過幾天的思量，決定交由周總理來處理是最好的選擇了，也認為總理是很了解父親的為人和賀龍的曆史的。為防後患，母親叫我姐和姐夫王樹珍找來照相機把信拍照下來，因不懂照相技術，衝洗出來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書桌上好幾年。

　　如何才能將賀龍的兩封信送到總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參事室工作人員秦萍和張雲，認為他們一定有辦法萬元一失地將信送到總理的手中。 1968年3月29日，父親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由參事室送出。賀龍的兩封信原件，最後由張雲、秦萍與周總理的聯絡員鄭凱取得聯係後送出去的。後來，這兩封信被中央專案組認定為賀龍叛投國民黨的重要物證。

　　賀龍寫給李仲公的這兩封信的內容，根據父親留存下來的抄錄件是這樣的：

“(一)仲公吾兄次長勳鑒：前此被嚴仁珊等之欺騙，既予兄之難堪，複陷龍於絕境，至終無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並，故去、今屢擬托熊賢卿、賀貴嚴諸兄代向中央解釋，藉明心跡，終以山河阻隔，音問無由，恂恨事也。近閱報章，始知馮逆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一分子能不憤慨?甚願率所部萬餘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餘不一一，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複，以便正式派人晉京麵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勳安。弟賀雲卿親筆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長勳鑒：前函計達，十六年秋間之事，完全為奸人利用結果。雖促成寧漢統一，而弟一人之犧牲，其痛苦不可言狀。始知今日之政治須多受教訓方能漸得其中之奧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實，何能快慰，應付當今千變萬化之時局耶?不能為天下人諒者理應然也。愛我如兄將何以教我?前言皆係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一切為盼。臨穎神馳，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賀雲卿親筆上，五月二十六日。”

　　根據父親留下的致周總理信的底稿。內容是：“久未謁見，時在念中。茲有一事，我手中有賀龍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幫助向蔣投誠的兩封親筆信，是這個大叛徒叛黨的鐵證。如由信內送上。慮交不到落入別人之手。擬請於萬機之時召見片時，當麵奉呈，並補陳有關情況，親聆教導。特此函達之予核裁。敬祝健康，並致革命的最後敬禮!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去幾天後，周總理辦公室來了一個人到我家中，很客氣地說：“感謝仲老對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總理已收到，總理讓我們轉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體!”根據來人的語氣，不像是專案組的那幫人，一定是總理派來的人。父親知道總理收到賀龍的親筆信後，相信總理一定會妥善處理的，一顆懸著的心也就落了下來，清靜了一段時間。

　　中央專案組如何知道李仲公手裏的親筆信的呢？父親一直沒有弄明白。最近，我由德國第一次赴貴州給父親掃墓，並轉道北京看望了秦萍等老人。閑談中，秦萍老人心直口快，向我講述了當時的一些情況，並說知道賀龍寫給李仲公親筆信的隻有李俠公和李奇中兩人，她的猜測有可能是參事室參事李奇中說出去的，李仲公因此“脫不了手”。


三


在中共中央為賀龍平反的過程之中，中央統戰部多次把父親叫到統戰部落實賀龍寫給他的信件問題。父親回到家中很氣憤地說：“童小鵬要我承認那兩封信是假的。”父親當即作否認，堅持賀龍的“親筆信”是真的。並對童小鵬說：“你說信是假的，難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鵬說：“不是說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賀龍的名義寫的，你也不知道。”現在想來，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別人假冒賀龍的名義寫的”，給李仲公一個台階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罷了。

　　周總理逝世後，父親知道沒有人保護他了，已預感到不知那一天會受到處理。

　　1978年5月12日，父親生病住進了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至6 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親住院期間，參事室派人到醫院向醫生了解父親的病情，問“有救沒有?”醫生說他“年紀大了，危險!”這些對話都是我們在醫院的走廊上聽到的。還交代我們“如果李仲公不行了，無論白天晚上，無論幾點鍾，一定馬上通知參事室”。

　　之後的一天，參事室通知李仲公的親屬在家等候領導上宣讀重要文件。要求直係親屬不得缺席。當天，我母親、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參事室副主任白光濤和一位工作人員到我家中宣讀了《關於李仲公問題的處理決定》。

　　決定說：“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兩封偽造信陷害賀龍同誌的問題，審查小組報經中央批準，認為是李仲公夥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的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代。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生活費八十元，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

　　對父親的處理決定，我們見父親病重沒有告訴他。因此，父親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狀”。

　　20日早上6點30分父親去世，9點參事室召開會議向參事們傳達對李仲公的處理決定。父親逝世時享年92歲，其骨灰最後由我的母親送回貴陽老家安葬了。

　　父親當年交送周總理的兩封賀龍信，在當時要為賀龍徹底平反的政治環境中所作的“鑒定”是值得懷疑的，“原件”還在嗎?也許將是一樁曆史“懸案”了。

　　我的父親(一個十足的書呆子)連半導體收音機都不會開用的人，文革開始，亦沒有和任何人有什麽交往。年過八旬他如何能夠偽造出兩封信？他與賀龍的這點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麽大事。

　　現在看來，賀龍當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當時嚴酷的鬥爭環境中所采用的一種鬥爭策略，以減輕國民黨的軍事清剿壓力，謀求革命隊伍發展空間，不能就說他有“叛投”國民黨反動派之意，也不影響他對中國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沒想到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軟肋”，“叛投國民黨”的所謂“鐵證”。

　　父親從政多年，看見並經曆過許多政治鬥爭，隻有政見上的分岐，不存在個人恩怨，諸如他對待蔣介石先生的態度。父親作為蔣介石北伐時的文膽謀士，最終因政見不合而分離，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為中共政權的無黨派民主人士，誠心誠意膺服中共的領導，在中共“反右”鬥爭中充當了“馬前卒”，在中共的內部鬥爭中成了“犧牲品”，他與賀龍的結果都是以悲劇而告終，值得後人深思和借鑒。

　　今天，看到我的祖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政治民主，民富國強，我們這些海外中華兒女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不願去回憶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曆史。但曆史是值得人們借鑒的，理智地尊重史實，才能有效地對後人起到借鑒和教化作用。我們不能忘記先賢“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箴言啊!

《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