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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菊行政13級離休——晚景淒涼嗎？如果算淒涼，13級以下，平民百姓，哪個不淒涼？

(2013-11-24 12:11:03) 下一個

傅冬菊行政13級離休——13級算高幹，傅冬菊晚景淒涼嗎？如果算淒涼，13級以下，平民百姓，哪個不淒涼？

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報社離休，離休前為行政13級。

2013年11月24日星期日

殊途同歸父女倆——傅作義和傅冬菊

高鳳英　

父親是抗日名將女兒是救亡先鋒

    傅冬菊於1924年12月生在太原，其父傅作義當時是閻錫山晉軍的一名團長。冬菊上初中二年級時，日軍兵臨山西，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黨軍35軍軍長的傅作義，安排夫人帶子女經老家山西省榮河縣(今臨猗)安昌村過黃河到西安，1939年又轉移到重慶。
    這前後，傅作義奮戰在抗日烽火中並屢建奇功。1936年率部以閃擊戰從日偽手中奪回了百靈廟，1940年又出奇兵收複了五原。毛澤東曾三次給傅寫信、打電報表示祝賀，稱讚傅是“北方領袖”，“統率師旅捍衛邊疆”，“躍乎民族英雄之抱負”，並派中共黨員南漢宸(傅的晉南同鄉、陸軍小學時的同學)、彭雪楓、程子華等人幾次去見傅，協商聯合抗日。傅也派周北峰(綏遠省政府參事)回訪毛澤東，毛應傅的請求派出20多名共產黨員幹部到傅部幫助工作，參照八路軍製度製訂了《北路軍政治工作守則》，實施了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幾乎相同的“十大紀律”，明顯地提高了傅軍的戰鬥力，閻錫山驚呼傅軍是“七路半”。
    抗日戰爭時期，傅作義是毛澤東說的“國民黨中有愛國思想的將領”。但此時的傅冬菊，在共產黨尤其是周恩來的引導下，思想信仰卻超越了她的父親，從愛國主義開始走向共產主義。傅冬菊隨母遷到重慶後，進入從天津遷來重慶的南開中學讀高中。南開中學裏聚集了一批國民黨要員的子女，被稱為“貴族中學”，但具有抗日愛國熱情的學生們，成立了一個叫“號角社”的讀書會，傳閱討論抗日救國、聯蘇聯共的書刊。傅冬菊曾向采訪者說:“那時我思想有些激進，總怕落在同學後麵，落在時代後麵，就積極申請加入了這個組織。”“號角社”常請一些出身南開的名人來講演，曾就讀於南開、時任國防部政治部副部長、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首席代表周恩來，自然是南開中學學生們邀請並引以為榮的大學長了，周恩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科學思想和高超的演講藝術，風趣而意味深長地說他和延安的同仁，都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抗戰時期的進步青年，首先應當是愛國主義者加民族主義者，要為救亡中華建功立業! 傅冬菊聽得熱血沸騰，被周的思想、才幹、人品、風度所傾倒，自述“我從那時起就特別熱愛周叔叔”，“經常和一些同學”到《新華日報》社和曾家岩拜望“周老師”。周“總要抽出一些時間與我們聊天”，還親切地留飯，巧妙地以共產黨的信仰引導這些愛國青年。周恩來看到這一特殊群體的特別價值，指示中共南方局小心地進行了特別的工作。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就是和周恩來幾次談心後，在南開中學秘密參加了中共的。不久“號角社”內就成立了一個接受共產黨影響的秘密小組，傅冬菊也是秘密小組的成員。
    傅作義來重慶時，高興地看到長女成長為一個有見解有誌向的青年，但也感到了女兒的“左傾”，便動員女兒到美國上大學。可女兒不去，“原因”竟是因為“我在重慶看到美國大兵就反感”，又撒嬌說“國家需要我，爸爸需要我”，傅作義隻好悉聽尊便了。1942年，18歲的傅冬菊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聯大外語係。
    聯大是由清華、燕京、南開三所大學南遷組成的，該校的中共地下黨員秘密成立了聯大黨總支，宣傳委員是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建國後曾任共青團中央少兒部長)，書記是陳璉後來的丈夫、經濟係學生袁永熙(建國後曾任清華大學校長助理)。1945年2月，聯大中共地下黨組織又領導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內設有秘密的中共黨支部，第一支部的負責人便是袁永熙和傅冬菊的同班同學王漢斌(建國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未婚妻是其同學彭佩雲)。周恩來專門指示王漢斌，要他特意“培養、保護”傅冬菊。1945年12月，王漢斌介紹21歲的傅冬菊在白色恐怖中參加了民青，思想進步很快，積極投入了黨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在一次活動中被軍統特務追趕而扭傷了腳，聯大新聞係學生周毅之(即周福成，越南華僑)飛跑過來，把她攙回宿舍，又常來照料，一來二去二人談起了戀愛。
1946年暑假後，傅冬菊從大學畢業，隨母親回到西安，胡宗南還特地設宴招待她們母女二人。但冬菊的“就業”既未靠胡宗南提攜，也未走父親的後門，她給天津版《大公報》投稿並附了自薦求職信，被報社聘任為記者，後來，她自己主動要求先後當了該報《時代青年》和《婦女》兩個副刊的編輯。

父親成剿共鷹犬女兒成共產黨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傅作義由抗日名將立即變成反共先鋒，而且是既快又狠且刁。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這個“七路半”的統帥傅作義就分兵三路“進攻我綏遠、察哈爾、熱河三省解放區”，“占領我整個綏遠解放區和察哈爾西部。”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下令在全國挑起全麵內戰，第12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也不甘落後，他出動3.2萬騎、步兵偷襲攻占了我解放區的集寧，又乘勢攻占了大同，以及我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
    傅作義當時極為囂張狂傲，竟然在9月20日的綏遠《奮鬥日報》上發表了《致毛澤東的公開電》，顛倒黑白，辱罵毛澤東是“逞兵猖亂禍國害民”。
    蔣介石對傅作義的表現極為賞識，遂於1946年11月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把四省二市的軍、警、憲、政、財大權交給傅，把自己的專機“追雲”號也放在北平由傅專用。
    非蔣介石嫡係的傅作義受到如此重用，受寵若驚、春風得意地接見中外記者，宣稱:“過去，國軍處於被動地位”，“今將改取主動，決定反守為攻，不僅要收複點線，而且要將匪區全部收複，消滅共匪武力!”還譏諷地說:“如果共產黨能勝利，我傅某甘願為毛澤東執鞭。”
    就在傅作義充當蔣介石反共內戰的急先鋒之時，女兒傅冬菊卻加入了共產黨。
    對於積極“剿共”的父親傅作義，女兒傅冬菊在其自述中說:“我對父親的作為很不滿，於是來張家口，與父親爭辯了一晚上”，“我把我所知道的父親幫著國民黨打內戰的情況都說了出來”，“說明國民黨政府必然滅亡的道理，希望他考慮未來的道路怎麽走”! “我的話有時說得太尖刻，把父親激怒了，他有時也反駁幾句”，訓斥我:“剛出校門，年輕，對社會了解多少”?“小小年紀哪裏懂得爸爸的苦衷”?但“這一夜，我與父親的爭辯對父親觸動很大。”
    在白色恐怖的國統區，發展黨員是十分秘密的單線聯係，傅冬菊自述竟“兩次入黨”:“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報》社工作，時間不長，我就向中共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一天，原西南聯大老同學李定同誌對我說:經過我們多年對你的了解與考查，黨支部根據你的申請，決定發展你。你寫個自傳，明天下午在宿舍等著，有一個人拿一張報紙來找你，你把自傳交給他，以後你就在他那個小組過組織生活。”傅冬菊在自述中還說，第二天下午“心突突地跳個不停”地等著，可“進來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來是我正在談戀愛的男朋友(注:周毅之)。他手拿一卷報紙，看我茫然的樣子，還把報紙在我麵前搖來晃去。我怎麽也沒想到，來取自傳的就是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是黨員”。這就是傅冬菊第一次入黨，時間是1947年11月15日。
傅冬菊第二次入黨，據鄭維三在回憶錄中披露，“1948年11月初，城工部下屬的北平地下黨委員會書記佘滌清奉召到泊鎮城工部。劉仁同誌(注:城工部長)根據聶總(榮臻)指示，要佘滌清立即把傅冬菊同誌派到傅作義身邊，以加強對傅作義的工作”，“佘滌清表示:傅冬菊提出入黨要求很久了，像她這樣的情況，學委不便擅自作主；如果讓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黨為好。劉仁同誌當即表示同意”。之後，“佘滌清委托學委委員王漢斌，發展傅冬菊加入中國共產黨”。冬菊自述:1948年9月她到北京組稿時，李炳泉告訴她:“北平黨的學委書記佘滌清近日可能與你接頭，由他領導你的工作。沒過幾天，我愛人周毅之也來北平了。”“我和佘滌清接頭不久，由於我的組織關係沒有從天津轉過來，佘還以為我是民青盟員，沒有加入黨組織，於是對我說:你寫個自傳，黨組織決定發展你入黨。我當時一是年輕，二是新黨員，與佘又不像與李定等同誌那樣熟，也沒敢問，就照佘說的辦了。這就是我的第二次入黨。”

父親試探求和女兒搭橋牽線

    傅作義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其實早在1948年10月他以閃擊戰偷襲西柏坡時，就感到蔣介石已江山難保，暗中已和幾個心腹醞釀著想和毛澤東聯係和談了。遼沈戰役結束後，傅更成了毛澤東所說的“驚弓之鳥”，他不再想如何消滅毛澤東，而是想自己如何不被毛澤東消滅了。
     黨組織最早指示傅冬菊做策反傅作義工作的是黎智。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傅冬菊在北平組完稿之後，剛登上回天津的火車，車還未開，她就被匆匆跑來的李炳泉拉了下來，說有重要任務，便帶她到了李炳泉二哥的宿舍，黎智已在那裏等著她。黎智問:“你父親有沒有起義的可能?”傅冬菊沉思了一會兒說“有可能”，並講了幾條理由。黎聽了後就指示:“你不必回天津了，希望你就在傅公館安頓下來，在令尊麵前相機做些勸說工作，隨時了解他和他身邊的人們的情況。”並告誡她:“你與你父親相處的態度要溫和，要讓他相信你。”
    傅冬菊堅決執行黨的指示，就以父親“健康狀況不佳、母親不在北平”為由(淮海戰役開始後傅就把妻兒先送到了重慶，後又轉送香港)，請報社調她到《大公報》北平記者站工作。傅作義見了問:“你怎麽也來了?”傅冬菊得意地說:“工作需要唄!我和毅之都調到北平來了。”傅作義高興了:“啊?好!那就住在家裏吧。”傅冬菊嬌嗔:“那是當然!不和父親住一起，還叫我們睡馬路啊?”父女翁婿於是共餐慶祝團聚。
    當時，平津塘地區地下學委決定讓王漢斌、周毅之、李炳泉、劉時平(北平《益世報》記者)四人專做爭取傅作義起義的統戰工作。傅冬菊回憶:“從那以後，我就跟王漢斌聯係了。”我曾問我父親:“爸，這場戰爭的結局，是國民黨勝，還是共產黨勝?”“北平這個地方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怎麽辦?”“能不能撤得出去?撤不出去怎麽辦?”“是拚個人地兩光、為黨國成仁，還是保住這座古城，保住城內幾百萬市民免遭戰爭之苦，保全幾十萬部隊的生命?”父親都是隻聽不答。但傅冬菊感覺得出來:“爸爸對我提的問題並不反感，是願意聽下去的。”於是傅冬菊便“自問自答”，答案當然是隻能和共產黨講和，倒向毛澤東一邊。“別人不敢講的話，我全都可以講。我知道爸爸不會把我押赴刑場斬首”。傅冬菊還常把毛澤東的文章和解放區的報刊偷偷放在父親的書桌上，父親好像沒發現，但細心的女兒發現父親在偷偷閱讀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還用紅藍鉛筆劃了不少道道，“看出他在思考出路”。
    隨後，傅作義感到女兒為他提供的有關共產黨的信息、意向越來越多，曾問過傅冬菊三次:“你是不是入了共產黨，走火入魔了?”傅冬菊按黨的紀律當然不能暴露自己是黨員，便以開玩笑的口吻答:“我還不夠格呢。誰叫我是‘華北剿共’總司令的千金?我若要求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還以為我是你派進去的奸細呢!”傅作義笑了。
    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後，吐了血的蔣介石第二天就電召傅作義去南京開會。傅冬菊聽說後想:“我怕他像過去一樣，蔣介石給他升個什麽官，他再跟著蔣繼續去打內戰，於是我說:‘爸爸，今天我見到一位老同學，關心我，也關心你，讓我給你捎話，說共產黨希望你再次合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父親一聽，馬上反問:‘你的老同學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特務?’我說:‘是真共產黨，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務。’他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傅冬菊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就說:“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可以幫你問一問。”傅作義說:“好，要盡快。”傅冬菊就去請示佘滌清，佘指示說“你就說是毛澤東派來的”。傅冬菊回來就對父親說:“那個事我問過了。”父親問:“哪個事?”女兒嗔怪:“就是那個事嘛!他是毛澤東派來的!”“父親沉思了一會兒才說:‘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後才能告訴你。’”傅作義去南京參加了軍事會議回來後，細心的女兒“用話套他的警衛秘書段清文，從段那裏知道了9日中午，他請杜聿明吃了一頓飯，不知二人說了什麽”。杜聿明在回憶錄中披露:吃飯時他對傅說:“東北共軍將近百萬，很快就會入關。從軍事上講，共產黨在一年內將統一中國。”傅聽了表麵不動聲色，實際上是心驚肉跳。傅冬菊說:“連續幾天，我在向佘滌清或崔月犁匯報上述情況後，他們對我說，‘你這幾天要注意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到了11月17日，傅作義果然下了決心要讓女兒“替他給毛澤東發個電報”。傅冬菊回憶:“我很激動，拿起紙筆要做記錄，爸爸就罵:‘你的腦子是幹什麽使的?這能用紙筆記嗎?’他口述了電報內容，讓我複述了一遍，確認對了，這才放心。”
    傅作義特別叮囑女兒:“這件事一定要辦好!”電報內容由傅冬菊口述給了王漢斌，王漢斌交崔月犁，由崔的夫人、地下電台報務員徐書麟發出。
    電報很快到了毛澤東手中。這使毛可靠地知道了傅有了談和的意願，但毛當然洞察了傅的用意:“看來傅作義還是心存幻想”，“傅作義想憑借實力在國、共兩黨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參加聯合政府，這未免太不合時宜了。我看不用回複他，讓他自己再清醒清醒”。
傅作義等不來毛的回音，傅冬菊也問過佘滌清和王漢斌，但誰也沒有正麵回答過她這是為什麽。傅就責怪女兒:“你們年輕人辦事就是不牢靠!”

父親派人和談女兒加緊策反

    毛澤東不回答傅的求和電報，原因是時候不到。毛深知沒有大兵壓境，傅作義是不會真正求和的。毛17日接到傅的電報，18日就致電林彪，指示東北野戰軍提前秘密入關，和聶榮臻大軍神速地完成了對傅軍的分割包圍並兵臨北平、天津城下。1948年12月13日，解放軍攻克通縣。14日，攻克廊坊、豐台。下午，傅又得到驚人情報:在頤和園附近發現東北野戰軍。原來傅一直把“剿總”司令部和警衛師設在城外公主墳營房，不準軍官隨便進城，不準穿皮鞋、呢子服，說“這是為了保持我們艱苦樸素的傳統，防止部隊腐化”，但這時他生怕解放軍從西山下來襲擊，緊急命令司令部和警衛師下午就撤進中南海，倉皇中連糧秣被服都丟了，當晚解放軍就占領了公主墳。這樣，解放軍嚴密的天羅地網已經張好，西柏坡的朱德慢條斯理地說:“這一下，驚弓之鳥成了籠中之鳥了。”
    這時，傅作義才焦急地尋找共產黨求和。他縮回中南海的第二天，就趕快派出《平明日報》社長崔載之為他的代表，並請主動向傅表明代表我地下黨的李炳泉作向導，首次出城找解放軍和談。
    不久，由於佘滌清、王漢斌均被保密局抓捕，學委改由主要是秘書長崔月犁與傅冬菊聯係。傅冬菊回憶:崔月犁及時把地下黨、有時是平津前指、中央軍委、直至毛澤東的指示口授給她，指示她對傅作義應講什麽話、如何針對性地做思想工作。這種在父女親情氣氛中進行的政治策反，產生了特殊的效用。
    這裏僅舉一件事:當傅派出崔載之出城正與我前指進行和談時，我軍攻克了新保安、張家口，全殲了傅作義的嫡係王牌部隊三十五軍和一○五軍，1948年12月25日又公布了43名頭等戰爭罪犯的名單，傅是第31名。傅冬菊講述: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後，“把辦公桌上的電話、茶杯、筆筒以及文件等等，統統用臂橫掃於地，跌跌撞撞走向臥室的時候，撞在門框上，摔倒在地，當我聞訊趕到時，他已經躺在床上，嘴裏念叨著:‘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第二天，傅作義就發電召回了和談代表崔載之，並說他決定實行三條:①近日發個和平通電，呼籲平津問題和平解決；②我自行解除兵權，交第四兵團司令李文(蔣的嫡係)代理；③我到南京去，向蔣委員長請罪，聽候委員長處理。看來，傅衝動之下要中止和談了。如果真成這樣，那麽北平的解放就是另一種曆史了!
傅冬菊把這些重要情況及時報告了黨組織，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於1949年元旦淩晨2時，親筆寫了六條意見，發到平津前指，讓林彪派人轉達傅作義。要點是:“不要發通電，此電一發他就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屬都將受到蔣係的壓迫，甚至被解決”；“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將他和劉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布，傅在蔣介石及蔣係軍的麵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隻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裏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爭罪犯，並保有其部屬”；“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對的，今後也不應去南京，否則有被蔣介石扣留的危險”。
    傅作義聽到毛澤東的這六條意見後，茅塞頓開，心中佩服毛主席棋高一著。傅冬菊回憶:電報是“林彪派李炳泉回來傳達的”，這就“一下子解除了父親的思想疑慮，把父親又拉到了談判桌前，這才有了派周北峰(時任華北‘剿總’地政處中將處長)出城進行的第二次談判”。隨後，傅又派出鄧寶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出城第三次和談，我軍攻克天津後，終於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傅作義將軍的神態、言談、情緒變化，傅冬菊同誌都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清楚，然後每天通過地下電台，向平津戰役指揮部報告。”“幾十年來，我打過許多仗，能夠如此了解對方最高指揮官的動態，是罕見的。這對於我們做出正確判斷，下定正確決心，進行正確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這可謂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也是對傅冬菊特殊貢獻的客觀評價。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擔任綏遠軍區司令員、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建國後，傅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水利部部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傅一級解放勳章。
    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北平解放後，傅冬菊在黨組織安排下，到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做戰地記者，隨軍南下，經曆了南京解放，又經武漢、長沙、貴州到了她上大學的昆明，參與了《雲南日報》的創建。1951年7月，傅冬菊到《人民日報》社任記者；1982年，傅冬菊被借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從事統戰工作，任編輯部副主任；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報社離休，離休前為行政13級。
    傅冬菊於2007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6期，摘自2010年第1期《黨史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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