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選終於水落石出。贏的一方和輸的一方都覺得有點意外。回想這次選舉的整個過程，讓我聯想到關於民主過程和人性有關的兩個科學實驗。
第一個實驗是隨機地選一些人讓他們單獨地估計某個客觀事物比如一根木棍的長度或一頭大象的重量。如果選的人數足夠多，估計的木棍長度或大象重量的平均值與實際數值出乎意料地相近，盡管標準誤差(standard deviation)可能會很大。第二個實驗是讓一群人在一起判斷兩根木棍那根更長一點，實際上一根木棍可以看得出來比另一根更長一點。如果在這群人中有一個人很自信地說短的那根比長的那根長，就會有許多人懷疑自己的判斷力而附和，比如覺得是不是別人看到了自己沒有看到的東西。第一個實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每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那麽我們的平均判斷力會很接近真實情況，盡管某些個體的認知會偏差很大。所以在選舉過程中保證每個人的獨立，這包括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就很重要。第二個實驗告訴我們， 人，作為一個群體，是很容易受外界影響的，即使是在不牽涉到自己利益的情況下。股票市場是這種外部環境影響我們行為的最好注解，所謂羊群效應，股票漲時有更多的人去買，而跌時有更多的人去賣。這種羊群效應甚至與個體是否聰明無關，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們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牛頓在1720年“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經曆。股票第一波上漲時牛頓賺了七千英鎊，但牛頓並沒有收手，第二波上漲時又買了進去，結果在泡沫破滅後損失了兩萬英鎊。要知道1720年的兩萬英鎊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兩百萬英鎊，可見牛頓不但聰明而且富有。
回到美國大選，平心而論，民主黨和希拉莉得到媒體更多的支持，以至於在選舉的前一刻很多人認為希拉莉必贏無疑。美國四大電視台有三個整體而言比較傾向於民主黨，盡管很多電視節目主持人本身是共和黨人。紐約時報的傾向性更是明顯。但共和黨媒體方麵的劣勢通過權謀運用得到了彌補。FBI的掌門人Comey在大選臨近之際重啟希拉莉電郵調查，使希拉莉原本就危機重重的誠信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成為壓倒希拉莉競選這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盡管Comey在大選前兩天撤銷了調查，但對於心存疑慮的選民來說已為時已晚，潛意識裏相當一部分原本搖擺或未決定的選民到向了特朗普，而另一部分原本勉強要投給希拉莉的選民在選舉日放棄了投票。所以這次特朗普的險勝Comey居功至偉。
為了更好地了解真相，也為了以後選舉明確定義行為邊界，選民們有權要求Comey解釋以下幾點：1）重啟電郵調查的動機，是Comey自己的決定還是因為共和黨的壓力，以及Comey自己的共和黨傾向在這一決定中的作用。2) 調查是否有足夠合理的理由。沒有足夠理由隨便對一個公民展開調查是不允許的，至少是不道德（not ethical）的，更遑論是大選臨近之際對一個總統候選人。3）美國法律明確規定政府機構(institution)不可以介入選舉，Comey的電郵調查決定是否違反了這條法律。如果Comey這樣的行為是允許的，那麽以後這樣的事情會更多；如果這樣的行為是不允許的，Comey應該承擔責任。個人認為，國會或者律師在法庭上應該通過辯論來劃定這樣的行為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