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從事金融工作的中國青年生活現狀(ZT)

搜狐財經 ｜ 9/29/2014 

真正意義上的“華爾街”（Wall Street），並非紐約下城（downtown）那條全長不過0.48公裏的“牆街”—曆史上這裏真的有一堵牆，街道也因此得名。相反，曼哈頓中城 （midtown）中央車站附近那些林立的高樓更能代表紐約的金融業，它們就如同香港的中環。 在美國從事金融工作的中國青年生活現狀 Henry Jiang 自從3年前來到這個城市，曾任摩根大通（J. P. Morgan）分析師的Henry Jiang就從未離開這片街區。他熟悉這裏的大多數餐廳、酒吧，樓與樓之間如何穿梭更快，甚至知道到哪間星巴克買咖啡等待時間會更短。

大多數工作日的時候，Jiang七點起床，邊吃早餐，邊瀏覽公司郵箱裏發來的當日《華爾街日報》上的新聞，假如納斯達克重挫，他或許可以尋求購買某些公司的合適機會。

他租住的公寓也在中城，離工作的地方步行隻要20分鍾。這裏到處都是“早起的鳥”，大家都趕著參加清早的會議，如果中途有人突然停下或慢下來，很可能被後麵埋頭走路的人撞上。街道上到處都是行色匆匆的黑西裝華爾街人，走在路上，隨時都會聽到充滿數字的對話。

Jiang曾試圖在結婚之後搬到和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如果花同樣的租金，那裏的房子空間更為開闊，但每天會為此多花 半小時的通勤時間，最終他還是決定放棄了。公司裏那些高階的管理人員，則大多住在康涅狄格州。他們乘坐Metro North Train，可直達中城的中央車站。出車站後，3分鍾就可到達辦公室。雖然距離很遠，但如此便利，倒像是公司和家兩點之間的擺渡車。他也不知道，這是不是 就是他未來的生活。

漫長的工作日開始之前，他多數情況下需要一大杯咖啡。他所工作的這棟高聳入雲的建築，金融危機之前屬於貝爾斯登，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貝爾斯登的名字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摩根大通接管了大樓。如果你想一窺它真正的模樣，可以看看《紙牌屋》上一季的海報。

Jiang算得上杜克大學裏的高材生。上大學時，他學的是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研究。最初，他對自己的規劃是成為一名律師，但 後來覺得律師終究還是乙方，不得自主，為何不直接成為甲方，進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經過一係列申請和麵試，他幸運地獲得了摩根大通的暑期實習機會。那時整 個華爾街從金融危機中漸漸喘息過來，一些工作機會開始重新浮出水麵。2011年暑假，他從杜克大學所在的北卡羅來納州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

接下來經曆的，就是所有華爾街投資銀行都有的為期十周的培訓和實習。十周過後，他將從一無所知的學生，變成一個業務熟練的初級員工。

最初3周，Jiang在3個不同崗位進行了輪崗。在熟悉一些基本概念之後，他開始學習Series79—華爾街投行大都要 求職員通過這項由美國金融業管理局頒發的從業資格測試；以及Series63—一項關於未來交易員的更專業的測試。每項測試通過後，Jiang都會興奮不 已，把它寫到自己的Facebook上。

對華爾街初體驗之後，他最終拿到了錄用通知。10個月後，他得以重新回到了這座城市。準確地說，他又回到了曼哈頓中城。通 常情況下，他每周工作80到100個小時—這意味著工作日的時候每天工作16個小時，周末則可能每天有10個小時要加班。這並不意味著，他全天候都在工 作，比如可能一天無所事事，甚至隻能靠自拍來打發時間，但等到高一級的職員下午六七點下班回家了，他可能丟給你一堆工作，你要全部完成才能回家。

作為畢業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初級分析師，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和分析一些財務數據。如果遇到幾個上司同時分配工 作，Jiang就不得不做到夜裏兩三點。那種感覺，就像是電腦在不同程序之間切換。“有時候並不是時間本身讓人抓狂，而是你不能去控製這些時間，感覺生活 不屬於自己，”Jiang說，“在那些前email和前智能手機時代，下班之後老板就很難找到你，但現在有了黑莓，可以隨時聯絡到你，工作就成了全天候 的。”

即便沒有黑莓，一些銀行現在也會讓員工在iPhone上安裝一個叫作“Good”的應用程序，這些雇員如此就不需要同時帶兩部手機，但也意味著工作和生活更加分不開了。

在忙碌的午餐高峰，Jiang都會在45街和46街的餐廳裏迅速做個決定，但更多的時候，就是在電腦前麵解決。通常到了下 午3點左右，他會給自己再選一杯提神的飲品。“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人就會變得很胖，你不可能總吃沙拉這些健康食物，吃高熱量食物，才可以對抗高強度工 作。”Jiang說，“外賣通常也很油膩，至於鍛煉，根本不可能有時間。”

下午7點之後，員工可以在公司獲得一頓免費晚餐—大家一般傾向於在6點40分左右點餐，7點時正好送到，到了這個時候，整 個公司一層大堂裏都是帶著自行車頭盔的送餐的人。免費晚餐意味著人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這裏工作，這裏還提供洗衣、照顧孩子等各類服務，精神不振的下午， 會有各種免費的咖啡因和餐食，大多數投資銀行的大樓內都有公司的健身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這種尊重“過度工作”的文化中，人們將加班內化為正常現象。工作就像是一種新的宗教，工作倫理則像一種新的道德。每天工作 15個小時不僅表明你的盡職，同時在加深這種盡職。隨著時間推移，長時間工作的狀態會不斷證明這份工作“值得如此”。無日無夜待在辦公室，則成了加入這個 “華爾街俱樂部”的守則，以及整套係統運轉的必要法則。

對Jiang來講，最長的工作記錄是一周超過130個小時。整整一周，難分日夜，他基本每天早晨8點進到辦公室，淩晨6點離開，回家衝個澡，再回到這幢大樓內。

這種事情發生，往往是因為需要為一項購買決策提供可行性報告。簡單來說，如果一個銀行需要說服自己的客戶購買一間公司，自 然需要提供充分的數據支持，很多數據來自FactSet、Bloomberg、S&PCapital IQ等一些訂閱服務，所有這些最終要呈現為一個pitch book。這個時間通常需要在30到60天之內。它意味著，提交報告前，工作時間可能無限加長。分析師之上的Associate、副總裁、董事總經理都可 以隨時對pitch book提出意見，比如董事總經理可能在淩晨3點的時候寫郵件來，希望75頁上的圖是柱狀圖而不是餅狀圖。

“有一天我從公司回家，一上出租車就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公司，中間發生了什麽，我完全不記得。”Jiang感覺，這種生活很難真正停下來，“每個人都擔心會失去工作。”

整個華爾街奉行的是一種典型的“升職或離開”（Up or out）的文化和組織結構。金融危機之後，因為成本考慮，大銀行中往往更高職位的人被率先辭退。同時出於安全考慮，大部分金融機構都封掉了 Facebook、Twitter和Gmail，如果不用個人手機，員工就無法與外界聯絡。他和女朋友畢業後就住在一起，“否則根本不可能有時間見麵。”

每到周五傍晚，中央車站旁著名的Beer Bar就會異常歡騰喧鬧，數百人擠在那裏，路過時會感覺像是一大群“工蜂”集體“勞作”發出巨大的嗡嗡之聲，雖然很多人喝掉這杯之後，還要趕回辦公室工作。因為來的人太多，入口過道常常濕滑，經過時要非常小心。

Jiang則會在周末抽出一個晚上，和朋友喝酒到淩晨四五點，徹底清空自己。像他這樣的年輕分析師，實習時有的人剛剛達到 法定飲酒年齡—21歲。“大家的狀態都差不多，所以很能相互理解”。這些“清空”的項目還包括吸水煙，以及喝百威的淡啤酒。如果第二天有人說自己“食物中 毒”無法來工作，那基本相當於是宿醉的暗號。

“1980年代以來，人們就一直這樣努力工作，這一點基本沒有改變。”Jiang說。在他看來，努力是存在於華爾街數十年 來不成文的準則。Jiang是個非常容易溝通的人，他長著一張非常有親和力的娃娃臉，但在談及工作的時候，他也會流露出非常專業和強硬的一麵。和20年前 的華爾街相比，像Jiang這樣的年輕人的確承受著更大的壓力。1992年，畢業生每周平均工作58個小時，而2012年畢業的學生則為72個小時。就生 活規劃來說，上一代人有78%打算要小孩，現在這個數字隻有42%。

這是個結果至上的環境。隻要將手頭的事情完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這其中充滿矛盾，它隻會傾向於讓你做多而非做少。

日子久了，Jiang也漸漸摸索到一些技巧，如此，才能克服長時間工作帶來的身體和精神消耗。比如，一些工作可以外包給印 度人完成，這也是近幾年間投行業興起的趨勢，而且越來越流行。他通常會選擇在上午給上司提交報告，讓他有更充分的時間查看，否則如果下午提交傍晚才得到回 複，就要額外加班。

“你需要把事情推回去，”另一個在花旗工作的女孩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多做一點事情，可以多學東西，並不計較得失。但在銀行裏你不能如此，你必須知道哪些是你能做到的，哪些需要推給別人。”

毫無疑問，進入這幢建築的每個人壓力都很大。辦公室裏，大家無論穿衣還是行事，也有些微妙的法則。女性通常都會穿黑色套 裝，如果穿紅色，那一般是職位很高的人，雖然這個群體裏的女性並不多。當然她們在茶水間的那些談話會遠離工作，而是大多關於明星八卦、哪裏的發型師更好以 及最新的時尚趨勢。

根據《紐約》雜誌商業記者Kevin Roose在Young Money一書中的描述，為了能夠專注而且長時間地工作，摩根大通收購和並購部門的一些分析師會服用一些藥品，比如安非他命（Adderall）和莫達芬 尼（Modafinil）。後者在華爾街正變得越來越流行，莫達芬尼並不會使多巴胺增加，所以一些科學家認為使用它不會形成依賴—盡管在這一點上也存在分 歧。

紐約漫長的冬日裏，這些年輕的分析師比一般人要更長時間待在封閉的空間內，可能很久見不到日光。體檢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被診斷為“維生素D缺乏”。這和Jiang曾經生活的環境顯然不同。他在美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的吉爾伯特長大，那裏陽光充沛。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裏。

對健康的犧牲，就像是這場高風險遊戲必然付出的賭注，而這無異是一場煉獄。無論如何，第一年和第二年在投行的經曆，對那些向往商務艙、牛排大餐、夜間城鄉間車接車送的年輕人，就像是召喚他們的燈塔。

“當你進入重要崗位（Front Office）的時候，你考慮的可能是如何掙到更多的錢，而非失去什麽。”Roose說。這並不是秘密。靠長時間的工作來獲取高薪，這是吸引他們來華爾街的重要原因。

第一年過去了，Jiang拿到的薪水大概是7萬美元加相同數量的分紅。但在進入摩根大通工作6個月之後，Jiang已經開始去麵試一些新的機會。

在投資銀行中，這樣的麵試會在春天特別活躍—每年1月和2月都是獎金決定和發放的時間。 所以往往到了每年3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投行內就會出現很多“預約牙科醫生”或是“家裏有急事”的說法，一些一年級分析師借此去麵試新的工作。如果能夠進入私募基金或對衝基金，對他們往往預示著美好的職業前景，比在投行的收入高很多，年薪達到20萬美元很常見。

Jiang也順利拿到了一間不錯的私募基金的offer，頭銜升至associates，這意味著很多的出差和責任，但有 著更好的待遇，每天的工作時間也無需那麽長。Jiang說自己喜歡下廚，這樣一來，周末的時間他終於有可能用Slow Cooker為女友試驗一下新菜。

結束了兩年華爾街分析師生涯的時候，Jiang感慨，“雖然收獲了很多的經驗和朋友，但這真是漫長的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