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22）

結束語

 

以上是文革中幾次規模最大的殺戮，其中不包括一些地區武鬥中兩派的互相廝殺，以及以各種罪名被押赴刑場的處決。僅僅以上一些史料，就會使我們在感到驚心動魄以後，產生許多問題：

      第一，就是文革期間，除了以上所述北京大興縣、青海西寧、湖南、廣州、江西、廣西和雲南以外，其它地區有沒有這種殺戮？

     在本文整理輯錄快結束時，又看到楊繼繩在《天翻地覆》中有這樣一段介紹： 1966年8月，在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講話以後，在十幾天時間，同樣是北京附近的昌平縣，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比大興縣打死的還多3人。至於材料來源，書中沒有交代。另外，在網上又看到一篇材料說，廣東省有將近一半的縣份，在文革期間也陸續發生過大屠殺，本文在介紹廣州文革期間濫殺無辜一文的結尾有所提及。

      還有，在莫言反映山東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中，有這樣一段描寫：“革命時期，民辦槍斃，夾山人民公社已經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村了。麻灣村一天一夜就殺了33人，老的88歲，小的13歲。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鍘刀鍘成兩截。”這裏說的“革命時期”，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殺害的自然就是農村裏所謂的“階級敵人”。（見第151頁）還有，在第180頁，還描寫有個別農民一直堅持不參加人民公社，搞單幹，在文革期間也被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對毛主席的罪名隨意殺害。盡管文學作品與史料不同，其中有虛構成分，但根據莫言強調文學要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創作理念，人們有理由相信小說《生死疲勞》中這些描寫不是虛構而有現實生活根據。總之，文革期間在農村，一些人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以各種名義亂殺無辜的血腥事件，可以說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二、造成這些大屠殺的原因是什麽？楊繼繩在《天翻地覆》一書中分析，文革期間存在著三種力量：一是毛澤東；二是造反派;三是官僚集團。這三種力量的較量始終貫穿在十年文革當中，最後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的失敗和官僚集團的勝利而告終，其間，從頭到尾最大的受害者是造反派。這種分析應該說是比較準確和精辟的。不過，文革中也可以說是兩種力量的較量：一種是主張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及他的中央文革，以及被煽動起來參加造反的基層廣大受壓的群眾和幹部；另一種力量則是建國前後逐漸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包括黨政軍各級領導，以及在農村的基層幹部和民兵等。在以上輯錄的史料中不難看出：北京大興縣和昌平縣、湖南、江西、廣西等省農村地區的大屠殺，以及青海西寧和廣西的南寧、桂林等城市的大屠殺，都應該屬於既得利益集團對造反派群眾的鎮壓；而雲南沙甸等地區的大屠殺和內蒙的清查運動，則是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滅絕行為。

如果從更深層次的原因來看，在毛澤東時代之所以發生這種大規模野蠻殘酷的殺戮，與中共和毛澤東大力宣傳和提倡的黨文化密不可分。當代德國著名學者韋伯認為，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驅動力是資本主義精神，其核心是基督教新教倫理。他認為：“在任何一項事業背後，必然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淵源。”（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譯者絮語）中共和毛澤東所宣傳和灌輸的黨文化的核心，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凡是經曆過毛時代的人，都熟悉當時從城市到農村，都把“地富反壞右”以及擴大到的所謂“23種人”看成是“階級敵人”，而且認為和這些階級敵人的鬥爭是“你死我活”，並不斷宣傳說，這些敵人是“人還在，心不死”，要時刻警惕這些階級敵人的破壞和複辟，而且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並且要求人們對這些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要毫不留情……到毛的晚年，更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把階級鬥爭理論提到空前的高度。在這種黨文化像霧霾一樣長期籠罩的封閉社會裏，人們在階級鬥爭理論的喧囂中，逐漸喪失人性，並激發出獸性，發生大規模的殺戮，自然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大屠殺和暴政的後果。記得，80年中期，當代貴州著名作家李寬定曾經講，改革開放以後，他回家鄉探親，看到原來破舊不堪的鄉村蓋起不少新房，一打聽，原來多是地富及其子女蓋的。當年土改時期地富及其子女的房屋都分給貧下中農，他們住進破茅草房，毛去世以後，給農村地主富農都摘掉帽子，讓地富及其子女享受和普通農民同樣的待遇，因此，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很快找到致富的門路，擺脫了貧困，住進新房。而許多貧下中農當年住進地主富農的寬房大屋，經過幾十年的風雨，這些房屋卻變得陳舊破爛。李寬定的小說《良家婦女》，當時已經改編成電影，在全國放映。他用這個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情況告訴人們，在農村裏，地富及其子女是有創業能力的一個群體。如果我們再聯係國共兩黨的那些上層人物，他們的出身也多是富家子弟。這說明改變中國命運的精英階層，多是受過一些教育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富家子弟。但是，在土改中，卻把鬥爭的矛頭不分青紅皂白地指向農村所有地主富農，據著名散文作家野夫在《地主之殤——土改與毀家》一篇敘述家史的文章中稱，當時大約有300多萬所謂的地主被殺害。中共建政以後，把農村政權交給一些文化素質很低，甚至是一些好吃懶做的農村地痞流氓手中，因此，農村掌權者的多吃多占和貪汙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四清運動”便沒完沒了。文革期間，在農村許多地區則把殺害對象進一步擴大的所謂“23種人”，其中不少是農村的醫護人員和學校教師等等，這無疑是對農村發展的有生力量的進一步毀滅！

如果說土改和文革是消滅農村精英階層的運動，那麽在城市裏所開展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其中特別是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則是從精神上對城市中知識文化界精英的毀滅和打擊，讓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社會精英和正氣銷聲匿跡，在這種正氣不存而邪氣彌漫的社會裏，在舉國一片欺上瞞下和虛報浮誇的社會風氣中，發生餓死三四千萬農民的悲劇終於發生，整個民族走進災難的深淵！

      第四、如何認識中共的本質？認識一個政黨如同認識一個人一樣，需要一個過程。就筆者個人來說，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一樣，在中共建政以後的學校教育中，被成功洗腦，和今日的五毛黨及小粉紅一樣愚蠢可笑，成為中共體製中心甘情願的奴才和韭菜。因此，當年聽到蔣介石和國民黨稱中共為“共匪”，心裏不能接受，而且還認為是敵人的誣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讓許多人家破人亡，當彭德懷和林彪這類事件陸續發生，才開始進行獨立思考 ，直到八九六四鎮壓以後，才終於醒悟。

     記得，八九年春夏之交，看到電視報道的北京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呼喚民主自由，反對官倒，看到全國各大城市的民主運動洶湧澎拜，看到我所在的學院廣大師生群情激奮……當時熱血沸騰，感到中國有了希望！而一夜之間的血腥鎮壓，讓人們陷入痛苦絕望之中……

      在幾個教師的私下議論時，一位曆史係教師憤怒地說，六四鎮壓是共產黨土匪本質的大暴露！他說，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和殺人搶劫起家，紅軍長征路上都綁票殺人……

     六四鎮壓以後，江澤民在全國又大規模鎮壓法輪功學員，另一位中文係教師講，電視上說法輪功是邪教，實際上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為什麽？你把邪教的幾個特征拿來對比一下——教主崇拜，精神控製，資訊控製等等，中共哪一條不符合？

     當時在高校盡管有國安機關的眼線，也有個別學生告密，但一些有正義感的教師在私下信得過的同事中，還是有人敢言的。

     到國外後，看到大紀元報紙上發表的《九評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罪惡進行了全麵係統的清算，指出中共的邪靈給中華民族帶來一場又一場災難……。

     習近平上台以後，他倒行逆施，開曆史倒車，變本加厲踐踏人權，搞個人崇拜，因此，國內網上有北大社會學教授鄭也夫撰文提出，中共既然已經喪失政改的動力，隻有體麵地淡出曆史舞台，才是它最佳出路。2020年初，武漢疫情發生，習近平打壓輿論，隱瞞疫情真相，造成武漢病毒蔓延全國和全世界，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一場大災難！在天怒人怨和人神共憤的情況下，著名企業家任誌強撰文，猛烈抨擊習近平一心要當皇帝的複辟行徑；清華著名法學教授許章潤，則先後撰文，憤怒聲討習近平的一係列無恥和愚蠢的施政措施，指出他已經把中國打造成世界文明大洋裏的一隻孤舟；另有原人大政治係係主任退休教授冷傑甫，上書政協主席汪洋，提出讓習近平辭去黨政軍的領導職務，以緩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困局與危局……

     在國外，則有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的公開聲討，指出習近平已經綁架了中共全黨和14億中國人民，他已經成了黑幫老大，而中共體製已經是一具政治僵屍：香港實業家袁弓夷則提出，根據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應該把中共定義為“犯罪集團”……更令中共統治集團坐臥不寧的是，美國的一些政要最近提出議案，指出中共是“跨國犯罪組織”……

      看來，中共的流氓邪惡本質終於讓世界人民看清楚了，從而它的末日也就來臨了。

                                                                                       2020/10/13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