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8）

1968   廣西的一場浩劫

潘文鳴

                             一、廣西文革浩劫的真相及有關史料

        文革期間，我在貴州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廣西和貴州兩省相鄰，但對於廣西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以及還有大規模人吃人這種駭人聽聞的現象，身在貴州省會的人，我卻聞所未聞。  

      到海外以後，通過互聯網，才知道在文革期間廣西大屠殺不僅在全國各省受害人數最多，而且還伴隨著大規模的吃人和強奸犯罪事件。據文革史專家宋永毅於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日本明治大學紀念文革５０周年大會上的演講稿中所述，廣西文革慘案“全區冤假錯案近２３萬件。據檔案記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８萬９７00多人，加上無名死者和所謂的“失蹤者”，非正常死亡者實際上高達１２—１５萬人之多，民間調查則為２０萬以上，一直居全國（各省）之冠。”

     另外，宋先生的演講稿中稱：“文革結束後，因為絡繹不絕的人潮赴京告狀，中共中央的改革派領導，如胡耀邦、習仲勳等人曾前後派出三個工作組，由李銳、周一鋒等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的開明派幹部或負責或直接掛帥去廣西調查。此外，改組後的廣西省委也組織了１０萬人，在全區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工作，曆時４年多。”就是說，廣西文革浩劫發生以後，參加調查的人眾多，而且有大量的文字調查材料。

      關於廣西文革浩劫史料的編輯和泄露，宋先生在演講稿中說：“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把各地、市、縣黨委審定上報的《文革大事記、大事件》的材料，以及該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合編成一套共18冊的《廣西“文革”檔案數據》，它堪稱一份最翔實、最完整的一個省的十年浩劫的史料長卷，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加上中央工作組三次調查中的一些絕密文件和報告，至少向世人展現了相當一部分的廣西文革血雨腥風的真相。”

       又說：“正是基於保存和揭示曆史真相的原因，我和美國其他五個大學的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和沈誌佳等華裔學者們一起，在１９９８年組織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數據庫》編輯部，出版了文革、反右、大躍進——大饑荒和五十年代初期政治四個大型數據庫（先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和哈佛大學出版）。用先進的電子技術保存了四萬多份曆史文件檔案，記載毛時代政治運動和人道災難的曆史。今年，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際，我們又在美國圖書館界同行的幫助下，在上述《廣西“文革”檔案數據》的基礎上，加上其他絕密文件，出版了３６卷、７００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

       宋永毅先生生於1949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係，1989年到美國留學，1992年獲得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東亞研究係文學碩士，現任職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對於毛澤東時代所發生的一係列人道主義災難，他和幾個同道所搜集和掌握的史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其次，80年代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小說和同名電影《楓》的作者鄭義，在1986年曾經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法製日報》記者的身份，先後兩次深入到廣西地區的賓陽、上林、鍾山、武宣、融安等縣進行現場調查，記錄了1968年6月至8月間這幾個縣文革期間發生的大屠殺事件，這場屠殺所針對的對象是持有“4·22＂派觀點的幹部和群眾，以及所謂“23種人”，即在掌權者看來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或個人曆史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他通過查閱資料，訪談一些被害者親朋好友，走訪一些殺人吃人的參與者，搜集了大量大屠殺的材料，並拍了一些照片，然後開始撰寫調查報告《紅色紀念碑》。1989年，鄭義因積極參加六四民主運動，被中共通緝追捕，他被迫逃亡海外。《紅色紀念碑》書稿幾經輾轉，最後於1993年在香港華視文化公司出版。鄭義的調查和采訪手記《紅色紀念碑》和湖南作家譚合成的《血的神話》一樣，成為記錄中國文革期間廣西和湖南大屠殺的極其真實生動的珍貴史料。

      另外，原公安部退休幹部晏樂斌撰寫《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一文，發表於2012年11月《炎黃春秋》雜誌上，該文作者於1981年和1983年兩次被抽調到中央赴廣西落實政策和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調查組，他根據親臨廣西調查所掌握的材料，詳細記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廣西大屠殺的來龍去脈。該文雖然是站在體製內角度，沒有指出大屠殺的根源在於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和他的卸磨殺驢手段，但對了解廣西慘案發生和發展過程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根據宋永毅、鄭義和晏樂斌三位提供的史料，下麵圍繞有關廣西農村和兩個城市文革期間大屠殺狀況，以及農村大屠殺中伴隨的大規模性暴力犯罪這三方麵內容，對以上三位所提供的史料進行剪接和輯錄如下：

                                   二、廣西文革浩劫真相

輯錄者按：以下記述根據作家鄭義《紅色紀念碑》中對廣西賓縣的采訪記錄，輯錄時有所刪節，個別地方的文字有所改動。

（一）基層所發生的殺戮。

          第二天，到南寧地委。李副秘書長給賓陽、上林二縣打了電話，安排妥具體采訪事宜。

         昨夜大雨，晨起特別涼爽。一路綠野撲麵，使人心曠神怡。十時許，車抵蘆墟——縣城所在地。下午一上班，到縣委見到縣紀委書記李增明。提及賓陽大屠殺，李增明怒形於色。不待我提問，便清晰地勾勒出一起一起嚴重的集體大屠殺事件。

         他說，1968年，“七三布告”一發布，賓陽縣革委立即於7月7日召開七千人的“全縣貧下中農代表大會”。

        7月22日，縣革委又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號召貫徹落實“七三布告”。何為“七三布告”？我無法查到它的全文。但作為文化革命的過來人，我大致記得它的內容。這是一個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頒布的殺氣騰騰的文件。指出廣西柳州、桂林、南寧等地區，出現一係列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軍用物資，衝擊軍隊等反革命事件，要求更加嚴厲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雖無“格殺無論”的字句，但殺戒大開之意滲透全篇（此文件的出籠過程後文有交代）。

        7月23日，縣革委在縣城蘆墟召開萬人大會，主任王建勳在會上作了貫徹“七三布告”的動員報告。副主任餘xx講話，稱“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廣大群眾穩、準、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最強大的銳利武器。

        7月24日，成立“賓陽落實《七三布告》領導小組”，四名成員清一色軍人：王建勳(駐軍副師長)、王實增(縣人武部副政委)、黃智源(駐軍教導員)、淩文華(駐軍炮營政委)。短短三日之內，一埸血洗全縣的瘋狂屠殺便部署就緒。
        7月26日，賓陽縣公檢法軍管會召開會議，對區、鎮一級黨政領導、公安員、派出所長發出殺人指示。當晚，新賓鎮革委組織群眾專政大會，當埸將二人活活打死。流血開始了。

       27日，新賓鎮是墟集貿易日，遊街打死“四類分子”14人，打開成批打死人先例。同日，縣武裝部組織各區武裝幹部到新賓觀摩殺人現埸。蔣河公社民兵營長吳XX等立即通知各村民兵連長押送“四類分子”24人到公社集中，準備於28日晚十時許集體槍殺。

       28日，縣城蘆墟墟日。為製造“紅色恐怖”，把屠殺推向高潮，王建勳授意在最熱鬧的縣城中心地區遊鬥大批“23種人”（文革期間所說的23種人是指：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特務分子、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連長、警長、憲兵、反動會道門、勞改釋放人員、勞動教養釋放人員、勞改就業人員、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上麵僅列22種人，疑遺漏資本家)。就在這一天，煽動烏合之眾當場用木棍、磚石打死八、九十人。其中有縣醫院院長、副院長及內科、外科、婦產科、藥劑科主任等一批知識分子。
      7月29日上午，縣革委主任王建勳在縣軍管會召開的政法幹部會議上，推廣新賓鎮亂打死人的經驗，對打死的對象、時間、手段、辦法和指標要求等，都一一作了具體布置。他在會上說：我們打這一仗，時間從7月26日至8月15日為一段落。鬥爭的鋒芒主要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次要的是投機倒把分子、賭頭、領頭鬧分生產隊的首要分子。縣的重點在新賽、蘆墟，先在新賽拉開序幕。執行這個任務不要開大會，大張旗鼓去發動，隻能個別點火。你們不要束縛群眾手腳。還講：“當運動起來，積極分子開始用槍殺幾個問題不大，但我們要引導用拳頭、石頭、木棍打，這樣才教育群眾，教育意義較大。現在賓陽有4千多名‘四類分子’，你們對他們改造十幾年，我看一個沒有改造過來。群眾也花了不少精力監督他們，我們有那麽多精力去發展生產不好嗎？這些人交給群眾專政，用不到三天時間就幹完了，不花一槍一彈。” 

      同日，縣革委召開全縣各區武裝部長和小公社民兵營長緊急會議。王建勳在會上向不願動手殺人的單位施加壓力。他說，有些單位“在那裏看，拖拖拉拉不動，回去後要統一行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手段是放手發動群眾，把敵人暴露出來，然後開展鬥爭。該死的交群眾處理他們。民兵營長要帶頭抓幾個壞人”。就這樣，在王建勳的指揮和督促下，轉瞬之間，紅色瘋狂席卷全縣，把賓陽全縣民眾投入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屠殺恐怖之中。
     29日下午和30日，到處召開萬人“殺人樣板會”，進行（殺人）示範。其後，全縣172個大隊（小公社），隊隊濫打亂殺。一時大屠殺進入高潮。其間，一批公安幹部以“觀察員”身分遍布全縣，監督基層屠殺，並每日上報殺人進度。縣、公社領導不斷打電話向“進度”較慢的單位施加壓力。到處都在狂叫“不要浪費子彈，要用拳頭、木棍、石頭”！數以千計的無辜者都在亂石亂棍之下，骨折筋斷、血肉橫飛，慘況空前。

     8月2日，縣革委召開緊急會議，匯報殺人“進度”。縣領導班子再不敢煽動，反而急呼“煞車”了。但為時已晚，“車”已經“煞”不住了。會議之後，各地仍照殺不誤。一些基層幹部和農村地痞流氓怕以後不易再亂殺人，許多地方加快了“進度”，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煞車會議”實際上成了“動員會”。

     蘆墟同德公社8月3日聽完“煞車會議”精神，馬上打電話通知原訂的18個專政對象，每人自帶一條繩子到公社集中，宣布“罪狀”，用自帶的繩子綁起，亂棍打死，屍體投獨石江中。一生產隊幹部覃采雲，正在田裏勞動，接通知後立即回家，衣沒換，水沒喝，拿了（毛）語錄本和一條繩子就去。被縛時，懇求公社幹部：“我沒有什麽罪，請留我一條命，做工養小孩。”照樣打死不誤。絕望之中，人們紛紛自殺，其中死得最慘的恐怕要算黃應基了。在弟弟黃寧基被活活勒死，弟弟黃朝基被打死，妻子羅淑賢被鬥打懸梁自盡之後，黃應基悲憤欲絕，當即撞牆尋死，未果：又用斧頭自劈頭部，仍不死：最後投繯上吊，總算達到目的。
   在殺人狂潮中，一般群眾雖然也參與打人，即使有仇有恨，打幾棍便再下不去手。較殘忍的多是一些光棍、舊軍隊兵痞、流氓、“戴罪立功”的小走資派、原對立派的“反戈一擊”者，還有各種不努力表現怕輪到自己頭上的人。一般動手的群眾從年齡上看，以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居多，十四、五歲的少年也不少。群眾下不了手時，便逼“四類分子”動手，（把人打死後再把動手者打死）。一次推34人到廢煤坑裏的集體屠殺事件，就是群眾不敢下手，幹部民兵強迫後麵人推前麵的人落水。收屍掩埋皆“四類分子”，埋完了再打死掩埋者。“四類分子”自知在劫難逃，不少人隻好自盡。蒙難者一般並不綁縛，因他們無處可逃，亦毫無生的希望。一聽傳喚，便比羔羊還馴順地踏上赴死之路。不求饒、不分辯，表情冷漠，毫無反抗意識，跪地上默默任人痛毆至死。若打倒在地，令其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喪失意識。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我僅發現兩例孤立無援的反抗，也許這就是整個賓陽大屠殺中全部的抗爭了。

     一個是在抄家是發生。1968年7月31日晚，新賓鎮幹部群眾在南橋頭將居民熊世倫鬥打致死。有人懷疑熊家有槍，遂以糾察隊去抄家。但熊家拒不開門，並向門外擲了一枚自製手榴彈（未爆炸）。當地駐軍某部隊師長董永興聞訊，即親率兩個班部隊包圍熊家，於次日淩晨三時發起衝鋒，手榴彈、機槍、步槍一齊開火，將屋內二男一女全部打死。雖然沒搜出什麽槍枝，但熊家膽敢抗拒，罪不容誅。為殺一儆百，將三具屍體拖到南橋頭陳屍示眾。（據《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17頁所載，董永興師長率領的兵力有四個排、四挺機槍。）

      另一起是同日蘆墟區中興公社舉行批鬥大會，死亡名單上的農民吳日生拒絕到會，並閉門執刀。蘆墟區武裝部部長賴增傑聞訊後立即提手槍率民兵將吳押到會埸進行批鬥。據凶手吳日遜供，在批鬥中，他就用菜刀割掉吳日生的耳朵（這把刀是賴部長到他家抓他時，吳用這把刀反抗，就一起繳過來的）。鬥打以後，由持槍民兵押4名被批鬥對象到新橋頭，當到石鼓潭時，吳日生就跳下去，想逃走，凶手吳日遜立即跳下去抓他起來，押送到新橋頭。押送吳日生到新橋頭，就推他下江去，用石頭砸他，正砸他時，吳日生的妻子韋清才背著一個小孩，後麵又跟著其它的兩個小孩一起，這樣一家四口一同被打死（一個小女孩重傷沒死）。據另一案卷記述，吳妻撲丈夫身上，大聲哭喊道：“生同生，死同死”！大女兒吳來英（八歲）背著二弟（三歲）拉著大弟（六歲）亦隨母撲到江邊。這一慘案，被當地群眾稱為“四屍五命六含冤”。（五命：吳妻尚有七個月身孕。六含冤：大女兒重傷昏迷未死，次日被人發現悄悄背走。）
     這最初的兩起柔弱的反抗被嚴酷鎮壓下去之後，賓陽再無任何以卵擊石的行動。當時氣氛之恐怖，不僅無人收屍，連家屬亦不敢一哭。武陵鄉一女哭夫，背上背的幼子被扯下擲地，用鐵鍬活活鏟死。說她同情階段敵人，便將其打死。

亂打死人之初，群眾不知道怕，連看熱鬧的小孩都不懂得怕。直到後來屍橫滿城，汽車停駛，將桂南這一重要公路樞紐交通斷絕，直到賓陽城浸入了血泊，人們才懂得了害怕。
      尤其一入夜，便行人絕跡。殺人的，被殺的，家家關門閉戶，毛骨悚然。一種不可名狀的巨大恐怖如天羅地網籠罩了賓陽民眾，無人得以逃脫。

      數日采訪使我想起文革初北京的“紅八月”，都是毛澤東之煽動；都是當權者支持；都是執法者協助；都是來勢洶洶向“階級敵人”實行“群眾專政”；都是在數日之內即令被害者精神崩潰，喪失一切反抗意識……。京都之地的“紅八月”大屠殺和邊陲之地賓陽大屠殺何其相似！

     這次賓陽曆史上前無古人的大屠殺，使賓陽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在廣西全區名列榜首。具體來說，在那短短11天時間內（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全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2681人。其中國家幹部51人，工人27人，集體職工75人，教師87人，農民、居民2441人。抗日戰爭時期，全縣被日軍殺害的群眾300人。解放初期，剿匪鎮壓土匪300餘人。可是在文革中，眨眼之間竟然將遠遠高於戰亂時期13倍的人民私刑處死！

      的最多的一批有34人，采取的手段有槍決、刀剌、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手段十分殘忍。有三家（三兄弟）全部男性10人都被打死；有170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14戶被斬草除根，全家滅絕。一家被殺害兩人以上的有191戶，435人。
     在李增明書記幫助下，我先後采訪了縣法院王院長、受黨紀處分幹部黃華山（賓陽中學紅衛兵骨幹，曾親自參與殺害四位賓中教師及九名武鬥戰俘）等。綜合他們的談話，就是賓陽亂殺人的根據就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1983年，賓陽縣黨政當局對文革期間被無辜殺害和被迫害致死的3951人全部平反昭雪，並以縣政府名義給死者家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對殺人凶手如何處理？翻開案卷畤，我隨手記下兩例：黃永清，原大橋區豐州公社黨支書，組織殺人33人，判有期徒刑七年。莫天茂，原縣宣傳隊駐同禮公社工作組負責人。刑訊逼供，製造83人的「反共救國軍」假案（僅活十餘人），並親自組織、指揮殺人若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全縣僅判刑56人，其中隻一人被判死刑。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賓陽大屠殺之首犯王建勳至今逍遙法！這位親自策劃、組織了大屠殺，雙手沾滿了賓陽民眾鮮血的劊子手，反而步步高升，官至廣州警備區第一副司令，最後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幹休所的深宅大院裏悠閑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