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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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結婚是文革開始以後的第三年年底，這中間我的感情經曆並不是一帆風順。
從孟關四清工作隊回到省文化局以後，局領導把我們從鄉下回來的這批大學畢業生召集在一起開會，在這次集中開會時，我第一次見到65年新分來的十多名大學畢業生。
一個省級文化領導機關，為什麽會分來這麽多大學畢業生？原來，60年代初，毛澤東對當時的文藝界做了兩個非常嚴厲的批示，認為文藝界已經脫離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跌到修正主義邊緣。全國各地的黨政領導看到毛的批示，趕忙采取措施，紛紛向內蒙古的烏蘭牧騎文藝工作隊學習，組織演出隊上山下鄉為基層農民演出。我們這批從全國各地一些藝術院校畢業分來的大學生，就是由省文化局直接領導組建烏蘭牧騎工作隊的人員，其中有搞器樂的，有搞聲樂的，我則是搞文字創作的。
在領導講話時，我注意了一下，會議室裏的青年男女一共有十四五名，其中年輕的女性不到一半，裏麵還包括一名已婚的四川某縣川劇團調來的女演員。
領導告訴我們，大家目前的任務是參加局機關文化大革命。第一步是看局機關裏和大街上的大字報，學習報紙社論，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然後按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大家投身到這場運動中去。但是，這次集中開會以後就再也沒有什麽活動，大家各行其是，自由行動。
大字報、大標語、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固然讓人感到新奇異常，但卻無法代替我心中對異性的渴求，因為我已經快到而立之年，找女朋友成家的事已經不能再拖了。
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同時，我也了解到，在局機關這十多個年輕男女中，上海戲劇學院來的一對男女和四川音樂學院來的一對男女，都已經確定了戀愛關係；剩下沒有男朋友的女生，要麽個子太矮，要麽姿色太差，幾乎都引不起我的興趣。後來，發現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分來的一位學古箏的高姓女生，身材和長相都還不錯，而且曾經對我表示過好感，可是我對她的性格不太喜歡，也就沒有和她多接觸。
就在我對局機關年輕女性四顧茫然無目標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出現在局機關裏，她是局機關的打字員。
當時這位打字員還不到20歲，她原是省歌舞團舞蹈隊學員，學了幾年，一條腿受傷，不再適合繼續跳舞，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她，讀初中，年齡已過，就分到局機關來當打字員。像所有舞蹈演員一樣，她身材苗條，五官端正，個子適中，而且一顰一笑都有一種讓人心動的魅力。在我被文藝作品塑造的戀愛幻想裏，以及在中戲看慣了如雲的美女以後，覺得這位打字員倒是一個理想的目標。
可是，我如何接近她？如何能夠取得她的好感？顯然，我應該接受在大學裏寫信失敗的教訓，最好是親自接近她。
在局機關，每當樓道裏傳來噠噠的打字聲音，我就知道小陳來了。我小心翼翼地推開打字室的門進去，把我在街上得到的紅衛兵印的傳單或紅衛兵辦的小報拿出來，問她有沒有？如果她說沒有，我就送給她。
開始，她對我闖進打字室，如果不是在打急件，對我都以禮相待，有時還麵帶笑意讓我坐在旁邊一把椅子上。當時機關裏用的還是老式的打字機，這種打字機像一個方桌擺在室內，成百上千的鉛字裝在一個木頭盤子裏，打字時，要在字盤裏一個一個找，選好字釘以後，每敲打一次，聲音都很大，關起門樓道裏都能聽見打字的聲音。在一張蠟紙打滿字以後，取下來要在鋼板上一份一份用油墨滾子印……
我說，沒想到，打印一份文件這麽費事。她聽了隻是笑一笑，也不講什麽。說實在的，我在農村搞社教搞四清，給農民宣講文件時，可以滔滔不絕，而在一個漂亮女孩麵前，我卻不知道講什麽才好。我和她談街上大字報的內容，她隻是靜靜地聽，偶爾抬起頭說，她也看了；和她談紅衛兵印的那些傳單和小報上的內容，如打倒彭陸羅楊（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對這四個大人物“罪狀”的揭發材料，她也隻是默默地聽，也不知道她是否感興趣。所以，有時找不到什麽話題，不免就陷入沉默之中……
這樣接觸幾次以後，我就想：她對我的態度不冷也不熱，她的心裏究竟在想什麽呢？我喜歡她，這一點她感覺不到嗎？另外，她對談話內容是不是感興趣？……總之，我常常陷入冥思苦想的苦惱之中，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人們所說的青春的煩惱？
1966年底，局機關的革命群眾開始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外出串聯，我碰到局機關汽車維修工小付，他告訴我，他已經約好局機關通訊員小戴和打字員小陳一起乘火車去北京串聯，我便也參加他們這個小組，決定順路回北京探親。
還好，當時全國大串聯的高潮已經過去，盡管火車上仍然十分擁擠，但往日那種從火車車窗往裏爬和往外爬的擁擠狀況已經沒有。上了火車，我發現打字員小陳故意坐得離我遠一些，而且竭力把目光投向別處，裝作沒有看見我。這就是說，她在本單位同事麵前，要盡量避免與我多接觸。對她這種做法，我感到自尊心有些受到傷害，就也不再看她。
火車開動以後，我偶爾和小付或小戴交談兩句，但兩個人都不喜歡講話。實際上，小付和小戴都已經三十多歲結婚成家，隻不過局機關的人都喊他們叫小付和小戴，我們也就跟著這樣稱呼。
在車上，我已經意識到，我打小陳的主意，看來是希望渺茫。到了北京，我約小陳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對她講：我們同在一個單位上班，你沒有男朋友，我沒有女朋友，因此，我有權利向你表示好感，希望和你交個朋友；你有權利接受，也有權利拒絕。但請你放心，我絕不會勉強什麽人，即使我們成不了朋友，但還是可以一般同事關係相處……
在我講話時，小陳一直低頭不語，我問她，你有什麽話要講嗎？她搖搖頭，一言不發。我心想，學生時代對我影響很大的小說《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男主人公都以事業為重，我應該像他們那樣，絕不在戀愛問題上失去自己的尊嚴。
大串聯回到省文化局以後，由於局機關已經停止辦公，我們從外省分來的幾個男性大學生沒有地方住，就安排我們住在局機關的辦公室裏。
一天晚上，我發現小陳進了局機關，往一樓東麵的辦公室走去，那邊有兩個從哈爾濱藝術學院分來的男生，一個姓宋，一個姓唐。兩個人一個學的是二胡，一個學的是作曲。晚飯後，從他們兩個住的辦公室裏，常常傳出揚琴和二胡的演奏聲音。
我恍然大悟——莫非小陳對兩個人中某個有意思？並猜想，可能是二胡專業畢業的宋姓男生，因為聽說他出身好，是團員，儀表也不錯。在苦惱中，我逐漸明白了：我雖然名牌大學畢業，一表人才，但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黨團員，在小陳眼裏，我的政治條件不佳。
當我對社會認識逐漸加深以後，我想，在小陳的幼年經曆中，五七年反右運動一定給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在歌舞團，或是進省文化局機關，她都親眼看見各級掌權的領導都是有權有勢的土皇帝。進了省文化局機關以後，更是看到從局黨組書記到局長，到處長科長，到一般辦事員，一層一層，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在這種環境裏，憑她的條件，她當然要找一個在政治上有前途的年輕人做丈夫。什麽樣的年輕人有前途？自然是出身成分好，能夠入黨當官的，能夠成為處長局長夫人，那才是她的理想。
因此，當我把這些想明白以後，我對她選中宋姓的年輕人就完全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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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聯回來以後，我常常往省歌舞團跑，去看望周毅，他和我同是中戲65年畢業後分到貴州的校友，在文革初期，我和他接觸比較多，對於他到貴州的遭遇，我在《英年早逝的周毅》一文中有所介紹。
一天，周毅掏出飯票，請我在歌舞團食堂吃米粉，我剛剛從北京分來一年多，對貴州飲食中吃辣椒還不習慣，就要了一碗不加辣椒的米粉。歌舞團裏一個漂亮的女孩恰恰就坐在食堂餐桌對麵，她看我吃的米粉裏沒有辣椒，就說，吃米粉不加辣椒，沒有味道。我瞅了她一眼，見她個子不高，但皮膚白淨，頭發微黃，長得像個洋娃娃。
飯後，周毅告訴我，這個女孩叫小田，在樂隊拉小提琴。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我到省歌舞團去看望周毅，走近宿舍樓，聽到一樓的排練廳有小提琴的演奏聲音傳來，我便信步走進排練廳，隻見是小田一個人在裏麵練琴。她看到我，便停止拉琴，向我微微一笑，然後雙目注視著我。
我走近她，問是不是打擾她練琴？她說沒關係，她已經練得差不多了。她指了指旁邊的椅子，示意讓我坐下，然後她也抱起琴，坐在我對麵，雙目注視著我。
我告訴她，我從學生時代第一次聽到小提琴演奏，就被小提琴的聲音所吸引，覺得小提琴的聲音特別優美，特別能引起我的感情共鳴，所以，在外麵聽到這裏有小提琴演奏的聲音，就冒昧地走進來。
小田說，既然你喜歡小提琴，也可以業餘自學。我說，在大學讀書期間，盡管家裏經濟條件差，我還是省吃儉用買了一把很便宜的小提琴，課餘時間學習拉，結果一年半載以後，發現自己音樂天分不行，所以，沒有什麽結果。但現在仍然喜歡聽小提琴演奏。
我講話時，小田一直雙目注視著我，臉上的表情平靜而友好，聽我講完，她說你手指條件不錯，是不是耳朵聽音方麵有問題？我說，對，拉到高把位，辨音不準。
小田問，你是從拉教程開始嗎？我說開始拉過霍曼教程，但業餘學，喜歡找小提琴曲拉。她問我喜歡哪幾首小提琴曲？我說，馬思聰的《思鄉曲》。印象中，我還向她介紹了在北京人藝聽馬思聰獨奏演出會的經曆，當時票價並不高，我和表演係一位業餘小提琴愛好者一起購票去觀看演出，舞台上由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鋼琴伴奏，他十五六歲的女兒坐在他夫人旁邊，幫助翻琴譜……盡管我內心對馬思聰很崇拜，但我怕小田認為我立場有問題，還是趕忙補充一句，說紅衛兵小報上講，馬思聰叛國投敵了。
小田對我的小心翼翼並不在意，她問，你聽了馬思聰的演奏有什麽感覺？我說，當他演奏他的《思鄉曲》時，我覺得這首曲子特別讓我感動，讓我想起家鄉親人，心裏憂傷，想掉眼淚……小田笑了笑，問還喜歡哪首？我說小提琴《梁祝協奏曲》。我問她，你拉過嗎？她說，她主要是拉教程，很少拉這些。
我說，《梁祝》裏麵的主題曲你可能會拉？她說偶爾練一練。我說，你拉一拉，好嗎？
小田說試一試吧，便站起來，把琴夾在自己的下頦，開始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主題曲。拉完以後，她說沒有下功夫練，我說，不錯不錯。
她重新坐下，臉上一直有一種聖潔的表情，就像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一樣。就在我們閑聊時，突然一個男青年走進來，對小田說，你在這裏幹哪樣？
我回頭一望，隻見一個中等身材的男青年，從排練廳門口進來，臉上有些不悅，還不友好地瞅了我一眼。我和小田告辭，便離開了排練廳。
大概是一兩天後，省歌舞團搞舞台美工的張延奎來局機關找我。張延奎是64年中戲舞台美術係畢業後分到貴州，然後又分到省歌舞團。他是山東人，在貴州人看來，他是個山東大漢，印象中他衣著樸素，膚色偏黑，好像是在一個比較貧寒的家庭長大。
張延奎坐下以後，便開門見山地說，團裏樂隊的小劉知道他和我是校友，就找他來和我談談。他問我最近是不是經常和小田接觸？我說，都是見麵點點頭，真正單獨接觸隻有一次，就是那天上午在排練廳。
張延奎說，小劉講，他和小田已經好了將近半年時間，最近小田對他有點冷，他懷疑小田是見到我以後，想甩掉他，想和我好。
我說，小田和我僅僅談了幾句關於小提琴曲的事情，根本沒有談到什麽感情問題。另外，小田和他小劉談朋友，就不能再接觸其他男性？
張延奎說，我估計小劉有點擔心：一個你是北京來的大學生，又分到省文化局機關；第二個是你的外貌條件也不錯，他怕小田見了你以後變心。
我說，小田在沒有結婚之前，她有選擇的權利。
張延奎說，理是這麽一個理。可是貴州這個地方和咱們內地不同，就像有人講的，窮山惡水出刁民。我來到貴州一年多，覺得這裏不僅經濟落後，人的素質也差，有些人動不動就來粗的，不講文明。在歌舞團裏，為了爭風吃醋，一些年輕人常常彼此動手打架。你說，在內地，有這種現象嗎？
張延奎又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北京南下紅衛兵到這來串聯，團裏有些年輕人在北京紅衛兵帶領下，打著造反的旗號，更是無法無天，對“走資派”和“牛鬼蛇神”亂打亂鬥，非常野蠻。
張延奎接著又說，咱們都是外地來的，在這裏沒什麽親朋好友，他們本地這些年輕人，隨便找個借口，就可以欺負我們，現在社會這麽亂，我們找誰去講理？
我問，小劉的意思是不是讓你來警告我，叫我不要和小田再來往？
張延奎說，他隻是讓我告訴你，小田和他已經是朋友關係，希望你不要再插進來。
我聽了張延奎這一番話，如一盆冷水潑來，一時陷入迷惘之中。張延奎看我低頭沉默不語，就說，既然你和我是校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供你參考——實際上，憑你的條件，找一個條件好一點的女朋友也沒什麽困難，既然你和小田屬於一般正常關係，以後沒事少接觸就行了。
我和張延奎過去從沒有什麽來往。今天第一次接觸，我覺得他很耿直，也是一片好心。所以，我說謝謝你的好意，你的意見我考慮考慮。
張延奎走了以後，開始我有些不冷靜，覺得這是欺負人！但晚上當我平靜下來，覺得張延奎講的也有道理。自己目前在貴陽隻身一人，如果有什麽事情，的確找不到什麽人幫忙；另外，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經被北京的紅衛兵遣返回內蒙老家，二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初期，又被四清工作組打成壞分子，開除小教公職，遣返回家監督勞動。現在我剛剛走向社會不久，不能再出任何差錯，必須謹慎小心。所以，我決定從此不再打小田的主意。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信步走到歌舞團，想和周毅談談心，當我路過人民劇場大門口時，發現小田一個人提著小提琴正從劇場裏走出來。原來省歌舞團這段時間正在人民劇場演出芭蕾舞劇《白毛女》，小田可能有什麽事情，或者她的任務已經完成，所以提前走出來。借著劇場大門上麵的燈光，她認出了我，便走過來，在我麵前站住，並低下頭，顯然，她是等我先開口。
其實，這本來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應該約她談一談，把張延奎那天的話告訴她，看她是什麽態度。如果她心裏對我有好感，交談中一定有所流露，我們便可以共同想辦法；如果她聽了我的情況介紹，是另外一種態度，我自然也可以了然於心。但是，我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來了解她內心的想法；而且還說了這樣一句不應該說的話：我來看看周毅。
小田聽了我這句話，抬頭看了我一眼，什麽都沒講，便轉身而去，消失在夜色中。
事後我一直想，小田那天情緒不高，也許是和小劉吵嘴，心情不好？她本來期待我講些什麽，如果她知道我真心喜歡她，她也許會有一個態度。另外，在她心情不好時，如果我能關心她，說幾句得體的話，也像一個成熟的男人。出乎意料，我卻講了那樣一句蠢話！因為這句話表明，我對她是不在意的，我心裏並沒有要和她進一步建立朋友關係的打算。所以，她聽了我那句話以後，立即轉身而去，而轉身走的時候看我那種眼神，似乎充滿了氣憤不滿。事後我常常想，小田會不會認為我不像一個男子漢？會不會認為我是一個膽小鬼，是個懦夫？……
既然我和小田已經走到這步，我隻能另找目標了。
我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去的城市和風景區），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年先後四次去的貴州。感謝改革開放，貴州農村已有翻天複地的變化，再也見不到１９７０年那種慘況。您整個７０年代在省城工作，有沒有機會見到（例如畢節，大方）的農村，能不能給大家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