絞肉機中的掙紮和脫險（8）

 

13、吳桐琪又上門

   1971年“913林彪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幹校領導要求盡快對審查對象做出結論，結束運動，

   於是，四連領導班子決定派劉培華和吳桐琪到河南和北京進行第二次外調。這次外調一個月左右就回來了。聽說他們此次外調，仍然沒有找到他們想要的證據；相反，一些有關的證人卻進一步提供了對我有利的證據。所以，領導班子在失望中，想迅速解決我的問題，再次派吳桐琪做說客，要求我采取合作的態度。

   吳桐琪進屋又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說，告訴你，你不要翹尾巴，你的問題基本否定了。

   我說，我現在已經在群眾中被批臭，還有什麽尾巴可翹？你吳桐琪和我在大學同窗5年，我們在一個小組，你是我們小組的組長，又是我入團的聯係人，我在大學有什麽問題，難道你不清楚？

   吳桐琪聽出我的話裏對他有不滿和埋怨情緒，就改變口氣說，你也知道，咱們在大學期間，好多事情都被蒙在鼓裏，我的出身和你一樣，也不好，要麽怎麽會把我也分到貴州來？

    我說，你是一個聰明人，文化局婁廣華和劉培華等人要整我，你難道沒有看清楚？他們沒有問過你，我潘文鳴在大學的表現如何？到底在高玉升一案中有沒有問題？

    吳桐琪說，他們要整你，這誰看不出來？可是，我作為你的大學同學，我能為你講話嗎？我說你大學期間沒問題，難道人家不會說是我在包庇你？你知道，權在人家手裏，咱們的命運都掌握在人家手裏。所以，我今天上門來，是以老同學的身份，勸你看清形勢，不要再和領導作對，要端正態度，誠懇地接受組織審查。你知道，你文化大革命以來，性格太張揚，不像大學裏那樣謙虛謹慎，運動中你說些話，文化局過去那些有權有勢的人聽了心裏會舒服嗎？所以，一有機會，人家就抓你的辮子來整你。我想，如果沒有高玉升那份揭發材料，恐怕也會把你當靶子，出出氣……

   我說，你說我和領導作對，莫非領導叫我承認婁廣華的揭發屬實，我就是態度端正？領導讓我承認高玉升揭發的那幾條反動言論，我也按他們的願望承認？如果這樣的話，我恐怕早已經進入公安機關的看守所，等著被判刑，說不定早已經被槍決。

   吳桐琪很不高興，他說，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是說，你不要和領導有對立情緒，他們掌權，是代表黨組織，你對黨組織要有起碼的尊重。可是，你不僅對自己的問題拒絕檢查，而且在大庭廣眾之下，不斷給領導提意見，對領導橫加批評指責，弄得領導有時下不了台，你這樣是不是太過分？

   我說，吳桐琪，我們是老同學，我知道你一直瞧不起我，把我看成草包。我告訴你，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潘文鳴的確仍然是一個黨組織的奴才，黨讓我如何，我會畢恭畢敬甚至心甘情願地服從。運動初期咱們文化局政治部的陳忠恒講過一句話，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句話是：誰願意當奴隸？！咱們四連領導班子中一些人，就是想像文革前一樣，把我們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仍然看成低他們一等，讓我們繼續當奴才。這一點，你沒看清楚？

   吳桐琪說，目前來說，幹校裏大家都麵臨分配，分配大權掌握在人家手裏，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你不低頭，你逞英雄好漢，人家把你搞到農村鄉下。咱們都到過貴州農村，除了專州和縣份上，農村裏的農民差不多都過著半原始社會的生活：吃水要到山上去挑，冬天茅草房擋不住風寒，孩子上學要走十幾裏路……我想，咱們從北京分到這個落後地區，已經夠嗆，如果再發配到農村去，那日子怎麽過？而且你已經有了老婆孩子，你考慮過沒有？

   我說，四連領導班子已經派人到我愛人單位，說準備下放我到農村，希望我愛人單位配合，讓我愛人也一起跟我到農村去。我愛人早已經把這件事告訴我，我也在積極做準備。你看，我正在根據這本教材，學習裁衣服，到農村以後，我和愛人可以開個小縫紉店，給農村人縫縫補補，做件衣服；另外，我還可以代農民寫信，或者寫告狀信……總之，估計餓不死。但是，我在下邊會不斷寫材料給黨中央和省委領導，揭露劉培華和婁廣華等人對我的陷害和迫害，要求平反昭雪。

   吳桐琪聽了，臉色越來越難看。最後站起來說，潘文鳴，作為老同學，我是一片好意，可惜你聽不進去，到時候你恐怕後悔都來不及了……

 

14、上報意見及大隊批示

    又一個春天來臨了。

    從1970年春天開始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到1972年春天，整整搞了兩年。“林彪事件”發生以後，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政治運動，而中國的經濟當時已經走到崩潰的邊緣。這時候，全國各地都迫切需要一大批幹部到各行各業去抓革命促生產。在這種形勢下，五七幹校的幹部紛紛被分配到各行各業的第一線去工作，幹校剩下的人越來越少。

   一天，有人喊我去大隊部一趟，說大隊肖軍代表找我。我知道，肖代表一定有重要事情，便匆匆趕到隊部辦公室，敲門後走進去。肖代表在辦公桌前站起來，和我握了握手，讓我坐在辦公桌旁，拿出兩份材料讓我先看看。

   第一份是劉培華執筆寫的，題目是《關於潘文鳴同誌問題審查情況及結論意見》。內容如下：

   潘文鳴，現年32歲，內蒙昭烏達盟人，家庭出身富農，本人成分學生。

   經曆：哪年哪月，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到省文化局，到幹校。（具體時間無誤。）

   審查的主要問題：1966年元月北京市公安局轉來貴州省公安廳文材字第70號《高玉升揭發潘文鳴反動言論》材料一份。

   擬查清潘文鳴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期間與該校破獲的反革命案《真理革命黨》首犯高玉升有無組織關係。

   審查結果：經外調，由中央戲劇學院原戲文係黨支部委員沙新，參加審理《真理革命黨》反革命案王愛民老師，原係團支部書記王明堂及該係老師曹國楷分別寫材料介紹潘文鳴在該校情況，要點是：一、潘文鳴平時同高犯有過接觸，高犯向潘文鳴散布反革命思想和言論，潘文鳴在1962年曾向該班黨員學生團支書王明堂口頭匯報過高犯的情況。在審理此案中，未發現潘文鳴與高之間有什麽可疑的關係，故對潘文鳴未做過批判和處理。二、據審理此案的王愛民老師證明，高玉升當時沒有寫過專門揭發潘文鳴的單行材料。

   據反革命《真理革命黨》成員郭春堂寫材料稱：“高玉升卻有活動潘文鳴的意思，並找潘文鳴談過。後高玉升懷疑潘文鳴匯報了他。高玉升曾說過，要造幾條整整他。對於潘文鳴被高試探後是否有反動思想，態度如何，我不清楚。”

   綜上所述，潘文鳴在大學學習期間，政治不開展，與高犯有過接觸，但沒有參加反革命《真理革命黨》。高玉升1965年檢舉潘文鳴與高犯談的“反動言論”，僅係該犯一人揭發，高犯提出郭春堂可以作證，郭又不能證實，而且提出高玉升有報複潘的意圖。因此，此揭發查無實據，不足為信，可相信本人交代。

                         貴州省革委五七幹校學習班一大隊

                          四連領導小組   1972年3月11日

  第二份材料是大隊批示，內容是：

四連領導小組：

   《關於潘文鳴同誌問題審查情況及結論意見》，經研究，我們認為：

（一）中央戲劇學院反革命組織《真理革命黨》主犯高玉升，於1962年曾妄圖拉潘文鳴下水，潘文鳴同誌覺察後，向黨組織做了匯報。經再次調查1964年破獲該案的負責人之一沙新同誌及王明堂同誌證實，潘文鳴同誌沒有參加反革命組織《真理革命黨》，而且是該案的揭發者。

（二）至於高玉升1965年檢舉潘文鳴的“反動言論”，僅係該犯一人檢舉，沒有憑據，不足為信，可相信本人交代。此批複。

                    貴州省革委五七幹校學習班一大隊領導小組                                       1972年3月15日

   肖代表見我看完兩份材料，問我還有什麽意見？如果沒有什麽意見，就在四連領導小組上報的材料上寫上“同意”，並簽名。

    我對肖代表說，兩年來，四連的領導班子裏劉培華和婁廣華等人，大搞政治陷害，利用高玉升的揭發材料，不調查，不核實，就在群眾中大造輿論，把我描繪成一個階級敵人。兩年之中，他們組織召開了十多次批鬥會，在會上造謠汙蔑，諷刺挖苦，搞人身攻擊，侮辱人格……所有這些，我已經寫材料向大隊反映。現在，否定了高玉升的揭發，難道他們就不應該向我賠禮道歉和恢複我的名譽嗎？

   肖代表說，潘文鳴同誌，我希望你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在群眾運動中，過火的言行，甚至冤枉一個好同誌，這種情況曆來都是在所難免。現在你的問題終於查清，在上報意見和大隊批示中，都已經寫明，這對你以後工作，還是有好處的。否則，高玉升的揭發材料裝在你的檔案裏，人事部門一看，還敢放心使用你嗎？運動一來，你又要檢查交代，成為審查對象，日子更難過。

   另外，為了把你的問題搞清，先後兩次派人去河南和北京外調。為了準確地把結論寫好，四連領導班子先後9易其稿，最後堅持實事求是，沒有給你留尾巴，這都說明我們對你的問題非常慎重，非常認真負責。所以，你應該感謝組織；不應該再有對立情緒。

   最後，你在上報意見上簽字，你的問題就算結束。你可以輕鬆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你還年輕，還可以為黨和人民做一番事業。說著，把筆遞給我，我稍加思考，寫道：

   在目前情況下，我隻能同意四連領導小組的意見和結論。但我仍堅持：

1. 在大學破獲的“高郭案件”中，我有功無過；
2. 高犯對我進行多次報複陷害，他65年的揭發，仍屬於報複陷害性質；
3. 我大學的畢業鑒定和政審結論為什麽在檔案中遺失？應該查清。                                  1972年4月12日

   大概是4月底，我被分配到貴州省藝術專科學校去任教，離開了那個充滿謊言和罪惡的群體，帶著被侮辱與被傷害的心靈創傷，開始了一段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