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悶歲月裏的眾生（11）

吳承林說：“現在需要新的阿Q精神”

 

      六四鎮壓之後，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麵貌呈現出種種不同的特點。吳承林的人生策略選擇和當時的社會現狀有關，也和他的性格及認識有關。他的頭腦應該說還是非常清醒，但在專製體製下，他主張選擇新的阿Q精神來混日子，可以說也是一種無奈。這和90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知識文化界出現的犬儒主義應該說是一脈相承。

 

        星期二下午，教科所吳承林從辦公室走出來，我們一路騎車回家。路上我問他：“你們業務學習學些啥？”

他說，所領導找幾篇有關教育方麵的文章讀讀，然後大家清談一下……

我說，教育科學研究的業務學習也像政治學習一樣，這種方法能搞科研？

吳說：“咳，好多事不能認真細究。你認真想起來，我們這一輩子都幹些啥了？除了搞運動，學習毛選、鄧選、中央精神，其它還幹過什麽正經事嗎？這麽多年，大家好像都麻木了，把混日子當成正常生活，把任人宰割當成無可奈何……仔細想起來，我們一輩子是十分可悲的。實際上，庸庸碌碌，一事無成。”

的確，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老百姓就像十多年前美國人民聖殿教的教徒一樣，從衣食住行到如何思考，都由教主安排，控製，一輩子都逃不出教主的手心。聖殿教的口號是建立一個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社會主義，他們離開美國，集體遷到圭亞那，在那裏要建立人間天堂。結果天堂沒建成，教主卻把九百多追隨他的教徒，全部用氰化鉀毒死。我們國家領導人打的旗號也是消滅階級、消滅壓迫，建立共產主義，實際毛澤東也像聖殿教教主那樣，同樣把中國人當玩偶，今天讓你大躍進，明天讓你大煉鋼鐵，後天讓你搞文化大革命，他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總之，折騰來，折騰去，就是不讓你過一天舒心日子。

老吳問，你說的人民聖殿教徒被害，是不是《參考消息》上過去登過的那件教徒集體自殺的事？

我說，十多年前登過。有個美國作家通過現場深入調查，搜集了大量資料，寫了一本書，叫《桃源夢》。這本書去年在書攤上擺起賣，有位朋友買了一本，推薦我看。我看了以後，聯想起我們五十年代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辦食堂等等，簡直和聖殿教搞得也差不多。聖殿教教主對教徒的精神控製，與我們黨的領導人對中國人的思想控製，以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本質上也是一回事。

老吳聽了我的慨歎，也不無傷感地說，我們這輩子也就這麽多了，下一代的日子比我們好過些就行了。

這時，我忽然想到老吳的女兒今年從政法學院畢業。就問，她參加遊行沒有？

老吳說，大學生沒參加遊行的有幾個？

我說，聽人講，參加過遊行的大學生，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這三家一律不要。

他說，幸虧她沒分到公檢法部門，如果分到這些部門去，那就糟了。

“為什麽？”

“為什麽？到那種單位，人就變成了機器，專政機器。在那種單位，你隻能按上級頭頭的指示辦，一點也不能有個人的想法和看法。”

“但是，社會上有不少人千方百計地往公檢法部門鑽，認為在這些部門工作的人有權有勢，高人一頭。”

 “那都是些什麽人？一些紈絝子弟。這些人依仗父母的特權，不好好讀書，考不上大學，從小養尊處優，整天想欺負人。這些人特別想到公安部門，因為到那裏可以披著執法的外衣，幹些非法的勾當……”

我說，的確。老百姓中流傳“警匪一家”的說法，看來不是沒有根據。那麽，你女兒到底分到什麽部門去了？

老吳說，今年已經開始雙向選擇。我女兒到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去應聘，她個子高，反應快，表達能力也不錯，英語聽力和口語更沒問題，總經理當場拍板，錄用了她。上班不到兩個月，單位就派她去北京學習國際貿易法。

我說：“你女兒真有出息。”

他笑了笑說，我們這一代是幹不成什麽事情了，下一代不重走我們的老路就行了。

看到他這般灰心，我問，這次有幾個指標，你申報高級職稱沒有？

老吳說，我沒申請。那麽多人爭幾個指標，有什麽意思？中國的事情就是全憑運氣和機遇。有時你拚命爭取的東西，卻得不到；不想爭取的東西，有時又會意外地給你。入黨是這樣，當官是這樣，評職稱也是這樣。

我說，你這是不是老莊哲學，主張清靜無為？

他說，不。我認為現在需要一種阿Q精神，一種新的阿Q精神。

我問，新阿Q精神與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有什麽不同？

他說，魯迅描寫的阿Q，是在生存困境中掙紮時的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新阿Q精神是在生存的基本問題解決以後，能夠看破紅塵，能夠知足常樂，不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我仔細考慮吳承林的想法，覺得對目前這種現實，也是一種生存策略的選擇。就拿這次職稱評定來說，上級下達的高級職稱指標隻有三五個名額，申請的卻有幾十人。破格申請的人要考外語，每小時翻譯4500個印刷符號。另外，申請人還要在表格上寫上自己在六四期間是否參加過遊行及有沒有其它“非法活動”。最後黨委還要簽署意見。這不是欺負知識分子嗎？

麵對這種現狀，有位老教師曾形象地講，共產黨把知識分子當狗，先把不聽話的狗關起來，或者給他戴上各種侮辱人格的帽子，讓他們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剩下一群聽話的狗，就定期丟幾根骨頭，讓他們撲過去互相爭搶，看著這些狗互相咬，互相爭；搶到的，你還不能吃，要經過黨委書記的點頭同意，那帶一點點肉的骨頭，才準你帶著累累的傷痕去慢慢啃……

吳承林聽了說，實際就是這麽一回事。吳承林平日也不多言，不多語。六十年代大學中文係畢業後，教過中學語文，給大學生上過寫作課。調到我院後，分到教育科研所搞研究。每周五到學院參加半天政治學習，每周二來參加半天業務學習，其餘時間，就自己支配。

我想，搞學術研究，難道每個走出高校大門的人都可以勝任嗎？吳承林大學畢業後，要麽教書，要麽參加各種運動，他從沒有在政治上和在業務上幹出一番成績的想法，他既不想入黨當官，也不想成名成家 ，對教育學更沒多大興趣，到五十歲出頭，你讓他搞教育學科的科研，這不是趕著鴨子上架，強人所難嗎？不過，好在毛澤東造就的體製可以讓千百萬人捧上鐵飯碗，隻要你不反對共產黨，隻要你按黨的要求參加政治學習和各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哪怕你幹不出任何成績，鐵飯碗是打不破也丟不掉的。

吳承林就是這樣，他規規矩矩，讓幹什麽就幹什麽，政治學習也好，業務學習也好，能不發言就不發言，實在沒辦法，也可以講幾句空話和套話。不了解他的人，你會覺得他是個性格內向的人。可是，當遇到好朋友時，他才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假如你與他幾次深談，你就發現，他雖然普普通通，事業上也沒什麽成就，但他卻有自己的獨立人格，獨立意識。他隨波逐流，卻有自己的想法。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裏，像吳承林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到處都有嗎？

                                                                                     （8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