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 的清查運動（6）

                                                       劉丕談上海情況

        看樣子，劉丕也就三十歲出頭，他身材瘦高，皮膚白皙，眉目清秀。從外貌和舉止來看，有幾分女性的特征。凡讀過伏尼契的小說《牛虻》的人，看到劉丕，很容易聯想到書中的男主人公亞瑟，即意大利佛洛倫薩那位哲學係大學生，也就是後來寧死不屈的牛虻。

劉丕從華東師大讀研究生回來，這學期有他的課。他也許是中文係最有才氣的青年教師，因為他這樣年輕，就在全國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文學評論文章。這些文章自然是運用新觀念與新方法寫出來的，諸如《小說視點的結構——功能分析》之類。一看題目，你馬上就知道這是出自八十年代崛起的一批文學理論新秀之手。劉丕僅在本院學報社科版上，就已經發表了兩篇這種學術論文。他的第三篇論文是談我國當代文學的苦難意識。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新時期以控訴專製主義為主題的一批文學作品所做的分析解讀。說白了，就是對最近十年中冒出的一些控訴共產黨的文學作品的分析和解讀。在六四鎮壓之後，全國陷於新的恐怖時期，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文知識分子都陷於敢怒不敢言的時候，他這種文章自然在國內很難發出，因為任何一個主編在這個時候都要謹慎從事。你想，從40年代的延安整風開始，在半個多世紀裏，有多少知識分子被整得妻離子散和家破人亡？凡是在體製內混飯吃的知識分子，在這種形勢下，誰都知道，若不小心行事，弄不好會引火燒身，所以，誰也不會去幹這種傻事。

劉丕自己似乎也明白這個道理，他說，寫這篇文章時，還在上海，那會兒還沒發生六四事件。現在看來，這篇文章暫時要先放一放為好。形勢變化以後還是能夠見天日的。

我說，你寫的文章，有些一讀就懂，比如這篇談當代文學中的苦難意識的；有些就很難讀懂，如談《小石潭》審美結構的那篇。

他說，有些文章，一旦讀懂就麻煩了。所以，有些文章我是有意叫人看不懂的。我取的視角是從來沒有人取過的。

我知道，一些文學才子對歐美現代派文學十分欣賞，在他們的文學創作或理論表述中，常常追求新奇和怪誕。作為一個在文化專製主義環境中長大的知識分子，我應取虛心和謹慎的態度，即使遇到才子的狂妄和傲慢，也沒必要肝火躁動。

不過，我們很快把話題轉到目前的形勢上。

他說，我們這裏和上海大不一樣：那裏大家是無所謂，照樣各幹各的；我們這裏整天聽到的是，這個要被整，那個要被整。說明我們這裏人沒見過大世麵，心胸比較狹窄，經不起大風大浪。

顯然，劉丕是文革時期誕生，沒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整人運動，不知道在中國社會政治上整人的厲害，加上他是個習慣於采取旁觀立場的超脫人物，自然難以理解目前某些將要被整的那些人的心情。

他說，中文係據說是“重災區”，除了黨總支書記以外，都上街了，也幾乎都參加追悼會了。這次清查，係主任開會時一直沉默，始終沒講話。副主任介入得比較深，所以他憂心忡忡，像害了大病。他在會上發言，主要是解釋、推脫，說是院長叫他陪著學生上街，以便保護學生；參加追悼會，是為了看看中文係哪些學生在參加組織活動等等……劉丕提到中文係的兩個主任，正主任五十多歲，是個很有個性的人，平日沉默寡言，對中文係多數教師的反叛言論，他既不隨聲附和，也不向上匯報。而副主任呢，比主任小個頭十歲，從他寬寬的臉上一雙小眼睛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相當精明的人物。係裏的人都知道，他內心深處一直期盼主任快點退休，好升任中文係一把手。可是沒想到，風雲突變，竟發生了六四事件。這樣一來，弄得他吃不好，睡不好，就像劉丕所說，“憂心忡忡，像害了大病”。因為他最擔心的是怕撤職，怕開除黨籍。不過，我很想聽聽上海的情況，便問：

“上海華東師大的情況如何？”

他說，華東師大有個青年才子叫李劫，他像劉曉波一樣，學潮中卷入得比較深，這次恐怕要被列入重點審查對象。李劫在今年初，發表過一篇談毛澤東現象的文章，影響很大。弄不好，這次還可能清算他的學術觀點。師大還有一個人物，也挺有名氣，名叫宋耀良。這個人像王蒙一樣老謀深算，不露聲色。運動初期，他旁觀等待，高潮時期，他給學生領袖出謀劃策；一看形勢要變，他趕忙見風轉舵，去做勸阻工作。看來這個人是個當官的材料，品質極差。陳湧的表現就不一樣，眾所周知，他在五七年曾經被打成“右派”，平反以後，他在文藝理論上，屬於思想僵化的保守派，一些文學青年和青年學者對他很有看法，有些人甚至對他說了一些不敬的話。可是，這次他不利用政治鬥爭來進行報複，不靠政治來整人，這就是人格高尚，令人尊敬。

我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陳湧、丁玲和姚雪垠這些作家，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平反以後，按理說，應該對專製主義有更深刻的認識；可是在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他們卻扮演了保守派的角色，真讓人難以理解。

劉丕說，這說明毛澤東非常高明，他整一批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對他還感恩戴德。就像中國古代皇帝要砍某個大臣的頭，這個大臣還要高呼“吾皇萬歲，謝主隆恩！”。仔細想，這不是一回事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愛之處，也是他們的可悲之處。

談到李澤厚，他說，有些人把李澤厚看成是當代的精神領袖，實際上，也很難說。他認為，李澤厚主要是受康德的影響較深，堅持的是人類本體論。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段大段地抄台灣學者徐觀複的論述，而不加注釋和引號，這種作法就很讓人瞧不起。我們國內一些青年的文化視野相當狹窄，對徐觀複一無所知。當然，徐觀複的著作在大陸也很難看到。因此，這些人讀了李澤東的東西，就容易盲目崇拜他。

談到廣播中，劉曉波和候德健等人證實，天安門清場時確實沒死人。劉丕說，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來解釋、澄清，說明內心的虛弱和恐懼。一個人如果幹了見不得人的事，就必然產生這種病態的心理。救治的辦法是揭露事實真相，把不可告人的隱秘公諸於眾。這才是消除恐懼的唯一方法。但虛弱又使他們不可能這樣做，結果病根就除不了。

當晚，我到劉丕家去給妻子開病假證明，劉丕的妻子是位醫生。談起醫生的工作，劉妻對自己的職業很不滿意，她覺得自己選錯了職業。她說，當年魯迅本來也想從醫，看到中國的國民素質那樣低，他認識到，中國國民的身體再強壯，也無非是個看客，麻木不仁。現在中國的情況，比那個時候也好不了多少，除了青年學生和少數知識分子，真正覺醒的人又有多少？所以，與其治療國民的身體，不如救治國民的靈魂。

劉丕聽了妻子的話，笑了笑，說醫生都像你這樣想，我們這些好人生病怎麽辦？另外，你又沒在高幹病房，救治的多數是普通工人、農民、商人，沒這些人也不行吧？

劉妻也笑了：“行了，我辯不贏你。”

想到劉丕講的上海情況，我禁不住又問：上海的領導對這次學潮是怎麽看的？他們是不是要開明些？

劉丕說，從我聽到的議論中，上海市的領導人素質確實要高些。我想他們似乎已經意識到，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而是經濟改革走入困境以後，再不搞政治改革已經不行了。

我問，他們對學潮和六四事件怎麽看？

劉丕說，朱熔基在六四以後，對北京發生的事情就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一次在講話中，他說北京發生的一切是事實，也是曆史。曆史的真相會大白於天下，要纂改也是辦不到的。

“那麽江澤民的觀點呢？”我又問。

劉丕說，在一次座談會上，有八個人發言表示擁護李鵬的五二Ｏ講話，第九個是徐中玉發言。他說，我對李鵬總理的五二Ｏ講話感到震驚和憤慨！然後就從憲法和法律的角度陳述了自己的反對意見。接著，鄧誌偉等人也發言支持徐中玉的觀點。徐中玉是上海作協主席，中國著名的文學教授。他的發言在香港報紙登了以後，影響很大。當時江澤民在場說，徐先生的意見講得很好。可見江澤民在上海時並不那麽左，當然，也不排除他這是一種策略。

“倘若是這樣，”我說，“他對《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何以那樣處理呢？”

劉丕說，在一次會上，江澤民曾經講，他對《世界經濟導報》是保護的。有三次導報遇到麻煩，都是他保護過了關。這次是欽本立先生不合作。大家想想，除了上海，導報在別的地方能夠生存那麽長的時間嗎？

最後，劉丕說，中國的官僚資本已經形成，現在的官僚資本比國民黨時期更厲害，積累財富的手段更卑鄙、更瘋狂、也更無恥……

                                                                                            （1989年9月7日）

 

 

 

注：據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高新撰寫的《江澤民的權力之路》一書披露，江澤民在上海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對北京的學潮客觀上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五月初，趙紫陽訪朝歸國後，曾在政治局會議上就導報事件厲聲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在場的江澤民脹紅著臉，連半句辯解的話都沒有。江澤民向當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李瑞環討主意，李建議他去找趙紫陽。江澤民回到上海後，聽說趙紫陽在五四大會和亞銀會議上的兩次溫和講話在黨內外反應較好，便趕緊托人向導報老板欽本立傳話，希望雙方能夠互給對方一個台階，但遭到欽老拒絕。（第145頁）而六四以後，江澤民之所以能取代趙紫陽而成為中國第三代領導核心，則是由於陳雲和李先念的讚成，最後是鄧小平批準。（第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