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與新聞出版局劉局長的對話
劉大龍是學曆史的，文革前畢業於省內最著名的某高校。劉大龍在大學裏是個“調幹生”，也就是說，他先工作了一段時間， 才進大學讀書，在班上比一般高中來的同學，自然要成熟許多。他的妻子是他的同班同學，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畢業後，夫妻雙雙分到一個地區所在地的縣份上。劉大龍是共產黨員，安排在州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任務是跟著州領導東走走、西看看，開開會，然後給文化水平不高的領導當筆杆子，起草個文件、報告，或寫總結之類的。他妻子則分到一所中學裏當
劉大龍瘦高個子，一雙大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精明之人。他長期在地區領導身邊，謹言慎行，善於察言觀色，深黯官場的遊戲規則。但在骨子裏，他則酷愛文學，醉心於小說創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十幾年前我們就相識了。作為文學編輯，我曾審閱和編輯過他的小說稿子，也曾為他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的小說寫過評論文章。所以，我們在一起談文學，談文革，談當前的形勢等等，往往容易找到共同的語言。
不過，劉大龍終究不是一般的文學愛好者，他世事洞明，深知在我們社會裏掌權對一個知識分子的命運具有多麽重大的意義。因此，他很早便入了黨，在八十年代講究知識化、革命化和年輕化時，被提為地區文化局長。沒幾年，又提到省裏當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成了高級幹部，出入有了小車。
雖然我們在談論文學藝術時，大家很少有什麽分歧，但在談到政治問題時，他的觀點有時就和我們這些普通知識分子有區別了。有一次，我們談到共產黨在五七年打了那麽多“右派”，這些所謂右派實際上都是敢講真話的人，其中很多人是民族的精英，他們那種仗義執言的精神，代表了民族的正氣。
“一個民族的正氣被摧毀，這個民族還有什麽希望？”
劉大龍聽了笑了笑，摸了我的後腦，說：“你是不是三國時期的魏延？長著反骨？”說明我們在政治問題上是有不同認識的。當然，我們彼此仍然把對方視為朋友。
昨天，劉大龍攜夫人和兒子到我家來玩。坐定之後，我先開口：
“沒想到，你竟成了黨的新聞檢查官了。”
“是啊，服從組織的安排。”
“那麽，違心的話，每天都要講幾句嘍？”
“沒辦法，不講也不行啊……”
“你是搞文學的，現在中央要整頓報刊雜誌，目標每次都對準通俗文學，你認為真正問題是在通俗文學上嗎？”
“自然不是。他們隻看到花花綠綠的通俗文學壞人子弟，實際上瓦解黨和敗壞黨的形象的卻是嚴肅文學。”他毫不含糊地講。
“對。你就拿《小說選刊》、《人民文學》上所發表的那些文學新人的作品來說，幾乎都是從人性的角度對現存體製的批判和抨擊。最近《新華文摘》上轉載一個叫閻連科的作者寫的中篇小說，題目叫《祠堂》，寫支左解放軍為了入黨和提幹，是如何在喪失人性與扭曲靈魂的路上掙紮。這篇小說與劉震雲那篇《新兵連》，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最有意思的是，《祠堂》是《解放軍文藝》首先發表出來……”
劉大龍聽了，問坐在對麵沙發上的兒子：
“我們家有這本《新華文摘》嗎？”
“咋沒有,就是今年的第六期，上麵還有趙紫陽的講話。”劉的兒子受父親影響，也是文學愛好者，他今年參加了高考。
我問劉局長：“你說，文學界出現這麽多控訴共產黨，給共產黨臉上抹黑的作品，難道那些極左強硬派不知道？”
“誰去提醒他們？你願意去嗎？”
“給我五萬塊錢獎金，我去舉報。”
兩個人都笑了。劉局長看著我，說：
“你老兄那篇在小報上發的關於《河殤》的文章我看了，觀點有問題呀。”
“你老兄頭幾個月在省報上那篇關於我省文學現狀的分析，也統一不到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上吧？”
兩個人又相視而笑。
“中國新聞出版署的署長杜導正為何下台？”我問。
“為何下台？根本原因就是支持趙紫陽。”
“這叫什麽幹部政策。”
“以人劃線。”
“這樣搞法能長久嗎？”
“誰知道呢？”
“我想，除非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弄到邊遠山區，在那裏不讓他們看書、看報、不看電視，不讓他們讀書受教育。因為中學生學曆史，知道古往今來世界各國的變化，知道什麽是民主製度，什麽是專製製度，還有，他們讀了高中課本上魯迅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和《紀念劉和珍君》這些文章，可以聯想到北京的六四事件，即使學生聯想不到，教課老師也會暗示學生……”
一直坐在沙發上注意我們對話的高中畢業生小劉插了一句：“大家都說，六四和魯迅寫的簡直是一模一樣……”。
我指著小劉對劉局長說：“他們這一代人是無論如何也愚弄不了啦……”
劉說：“鄧小平講的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來的。這話是正確的。”
我說：“可惜，他站的角度和廣大青年學生與廣大人民群眾相距十萬八千裏。”
究竟是高幹，是城府深的官員。劉局長不隨聲附和，也不反駁。停了幾秒鍾，我試著問：“據說主管文教的副省長也有想法？”
“咋沒有。他對這次整頓報刊，私下對我說，要實事求是，不要自己發明創造。這意思不是很明白嗎？”
劉的妻子坐在那裏，始終不發一言。
臨走，我見他內衣外還加一件茄克外衣，問他：“這麽熱的天，怎麽你穿這麽多衣服？”
他捏捏我隻穿背心裸著的胳臂，說：“我哪有你的身體好？又白又胖。”
“唉，這都是吃人民的血汗長的。”
他和我又是一笑。
（1989年8月21日 星期一）
同公安廳的“筆杆子”閑談
星期日晚，我們全家正在看美國電視片《傲骨正氣》，小陳帶著一位青年敲門來訪，坐下之後，小陳介紹說：
“小李是公安廳的，也是個‘筆杆子’，今天他來問問成人高考的事……”
小陳是我家的朋友，個子不高，是個大齡女青年，快三十歲了，還沒男朋友。她孝敬父母，為人熱心，大概就是因個子矮，相貌平平，加之她的擇偶標準可能高了些，婚姻問題一直遲遲沒有著落。她以往似乎講過，公安廳有個小李，像個小弟弟一樣，經常去她家玩。
“你具體搞什麽工作？”我問小李，口氣似乎有些不妥，但又無法收回自己的問話：
小李沒有介意，遞過一張名牌，隻見上麵印著：省公安廳八處編輯，《機關青年》雜誌社編委、記者，省某高校社會科學研究所兼職研究人員，《中國青年報》社特聘通訊員，《新大陸導報》編輯部特約評論員、記者。一共是五個頭銜，說明他社會活動麵較廣，有相當的寫作能力。一問，年齡才二十三歲，去年剛從省某著名高校中文係畢業。
現在，人們見麵很少談其它，談的幾乎都是六四事件。由於和小李是第一次見麵，我試著問他，公安廳的領導對待學潮和“六四”是什麽態度。
“這很難說，”他說，“從表麵來看，正廳長是政法學院畢業的知識分子，他似乎就有自己的看法，隻是不流露而已。另一個副廳長在做報告時，談北京的暴亂，他扯到建國初期剿匪時的事，談得沒邊沒沿，下邊不少人聽得都快睡著了。隻有一個南下幹部提上來的副廳長，他文化不高，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在下邊講，戒嚴部隊進不了城，拿機槍掃嘛！我就不信沒辦法！”
看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喜歡沒文化的工農兵，絕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些人可以黨指向哪裏他們就打向哪裏，就像當年希特勒的衝鋒隊一樣。
“聽說現在便衣很多？”妻子問，“而且抓住通輯的學生還有重獎。”
“增加了四萬多人。”小李回答。
“我聽說，”小陳插話說，“頭些日子在公共汽車上，有個年輕人坐在位子上，旁邊有個婦女抱著孩子站在她旁邊。旁邊有個中年人講，小夥子，讓一下位子嘛！這個青年人瞅了那個中年人一眼，非常不服氣地講，鄧小平那麽大年紀都不讓位，我憑什麽讓？鄧小平讓位我就讓！結果旁邊兩個便衣走過去，一邊一個把這個年輕人抓起來，準備帶下車。旁邊有人說，算了，一個年輕人講話欠考慮，讓他下次注意點。兩個便衣裝沒聽見，車一停，就把那個青年帶走了……”
“我也聽人講，”妻子說，“有一個人到北京出差，在公共汽車上看到兩個婦女吵架。最近北京人的火氣特別大，吵著吵著就廝打起來，北京婦女就把另外一個外地來的婦女胳臂咬了一口，當時那個婦女的胳臂就腫起來了。在場的沒一個人勸架，也沒人動手把她們倆拉開。還是一個外國人出麵把這兩個婦女隔開。這時，一個年輕人說，真是給中國人丟臉。另一個中年人說，軍隊在北京開槍才真是給中國臉上抹黑！這時，也是兩個便衣馬上把這個中年人抓住，一邊一個，車一停把這個人帶走了。”
小李說，北京回來的人講，北京的大學生經常失蹤。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和講師，沒事就去釣魚。便衣特務這麽多，白色恐怖有點像國民黨失敗前那種情形……
我說，在民主國家，老百姓可以隨便批評政府的領導人；在我們這種國家隻能謹言慎行，最好是在公共場合不談政治。
小李說，我們憲法上也規定了言論自由這一條，但卻是一句不能兌現的空話。所以，出逃國外的人，跑到台灣的人，人們都叫“投奔自由”，這種說法是很確切的。
小陳馬上提到美國之音廣播的兩條消息：一條是上海昆劇院的五名演員“叛逃”美國，另一條是貴州的兩名舞蹈演員在美國參加藝術節，留在美國不歸。她說，如果允許中國人自由移居美國，恐怕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會選擇出國這條路。
小李說：“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上麵提到從八二年到八八年底，大約有七萬多大陸人跑到澳門去。至於到香港的，恐怕就更多了……”
妻子又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六月份抓人都登報，怎麽現在抓人不登報了呢？
小李說，主要是國際輿論的壓力太大，現在隻能密秘逮捕，密秘審判，密秘處決。
“還有一個原因是，”小陳說，“群眾對抓學生反感。這些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都是懷著滿腔愛國熱情，起來參加遊行、示威，他們愛國有什麽罪？！他們又不是想撈個一官半職。可以說是一點私心都沒有。抓這些人，除了那些老不死的家夥，沒人支持。”
“會不會把這些抓起來的學生判死刑？”妻問。她本來是不關心政治的，現在也常常為那些被抓起來的大學生擔心。
我告訴她，連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沒判死刑，這些學生領袖能判死刑嗎？
“死刑倒不會判，”小李說，“如果政府授意監獄的人對他們進行肉體折磨，也可能把他們弄死，或者搞殘廢。”顯然，小李雖然年輕，但對我們這個社會的黑暗和共產黨的殘暴卻是認識很清楚的。想當年，我們像他們這樣年輕的時候，那種愚忠和虔誠是多麽幼稚可笑！
小李還談到他最近讀的一本書，書名叫《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他說，當年胡風明明是文藝界不同學術觀點和不同學派之爭，當然也有與周揚等人的權力之爭，可是毛主席大筆一揮，把胡風一夥定為“反革命集團”，連胡風的死對頭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等人都感到意外。有了這個定性，就可以順理成章地逮捕、抄家、審訊、判罪，結果把一批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打入十八層地獄，弄的這些文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胡風當年是抱著聖上英明的幻想寫了三十萬言的意見書，結果落得沉冤二十多年，是何等可悲！看看毛澤東當年的整人手法，再看今日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你對共產黨還能抱什麽幻想和希望？！
真沒想到，一個剛出大學校門一年多的年輕人，對共產黨的認識竟如此深刻！我們老一輩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從忠心耿耿到徹底醒悟，則經曆近半個世紀，用了將近一生的時間。從這點來看，中國的民主事業，是大有希望的。談到目前的中央領導，小李說：
“鄧小平從來不和知識分子接觸。他喜歡打轎牌，隻有幾個牌友。但是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他像毛主席當年講的，是大權獨攬。不久前我看到一個材料，在中央領導的人事安排上，趙紫陽主張楊尚昆年紀大了，隻擔任國家主席就行了，由秦基偉任軍委常務副主席。鄧小平不同意，為什麽呢？因為他對秦基偉不放心。還是堅持讓楊尚昆當軍委常務副主席。”
“那麽，李鵬呢？”我問。
“據知情人講，”小李說，“李鵬留學蘇聯時，學習成績就很糟糕，除了俄語和聯共黨史以外，其它功課都不及格。雖然才氣和能力沒有，但政治野心卻不小。仗著他是周恩來的養子，靠鄧穎超的大肆活動，才把他提上來當總理。他在改革開放中，始終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在學潮和六四事件中，他的表演得最充分。”
小陳說：“可不是嘛，李鵬出來接見學生代表時，滿臉凶相，冷冰冰地打官腔，講套話，毫無一點人情味，我侄子都罵他不是個人，簡直就是個豬！”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1989年8月22日 星期二）
再訪好友胡義雄夫婦
下午兩點多，我去義雄家送照片，順便看看義雄夫婦。義雄午睡尚未起來，他妻子吳玲剛從民委回來。吳玲給我倒了一杯水，然後就進臥室把義雄喊起來。吳玲告訴我們，說省民委主任住院了。
我和義雄問是什麽病？
“什麽病？還會是什麽病——回來都嚇哭了！這下子不好交待了！”
“到底是怎麽回事？”我有些摸不著頭腦。
“你還不知道啊？”吳玲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說，“我們學校藝術係的瞿麗在美國跑了，留在美國了！”
“哦，聽到一點傳聞。美國之音上周也播了這條新聞。瞿麗她們究竟是怎麽跑的呢？”
“聽說藝術團開始規定，”吳玲說，“團裏的人不準單獨活動，必須集體活動。最後幾天是在美國的猶它州，說是讓藝術團的人分別住到美國人家裏，結果為瞿麗他們創造了逃跑的機會。”
“那麽省民委主任有什麽責任？”
“是他帶隊出去的呀。臨走發現少了兩個人，左問右問，大家都說沒看見，把主任急得團團轉。最後沒辦法，機票已訂好，隻好垂頭喪氣回來了。回來就生病住院了……”吳玲說。
“那麽瞿麗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物？”我問 。
吳玲介紹說，瞿麗在藝術係打洋琴，三十歲了，還沒結婚。由於她年輕，身材好，扮相好，業務還可以，所以，學校裏有什麽晚會演出，都讓她報幕。在學校裏，她也算是個惹眼的人物。為什麽呢？一是在學校經常登台亮相，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二是她和政治係的係主任老趙關係有點浪漫。老趙是個風流才子，五十六歲了獨身一個——他妻子在法國。老趙和妻子本來都在法國，但他不願意留在法國，就和老婆友好分手。大家說，老趙可能很有手段，不費什麽勁，就把瞿麗抓到手了。兩個人在公開場合都卿卿我我，毫不避諱，就像夫妻一家人一樣。平時沒事，瞿麗就往老趙那兒跑。大家都說，兩個人的關係就說不清了……老趙在六四以後有點倒黴，成了重點審查對象。他的問題主要是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美國之音的廣播內容。不過，吳玲接著仍然介紹瞿麗的事，說：
“聽說瞿麗沒回來，老趙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每天失魂落魄。臨出國前，老趙曾經問過瞿麗：你會不會一去不回？瞿麗說，到時候再說吧。不過，老趙說，瞿麗平日倒是講過，說在我們國家有什麽呆頭？我寧原到民主國家去洗碗洗盤子。所以，瞿麗一走，老趙回憶起她過去講的這些話，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一旦成為事實，他還有點接受不了——聽說他吃不好，睡不好，一個人晚上經常在校園裏走來走去，有時和他打招呼，他好像都聽不見……”
“你們學校的老師們是怎麽看的？”
“消息傳開以後，大家議論紛紛。有人說，瞿麗不顧國格，給中國人丟臉！有人反駁說，在北京開槍打死那麽多人，這才是真正丟臉！在世界人民麵前丟人現眼。”
吳玲的丈夫講，藝術係的人集中時，大家談起來，公開說，瞿麗跑得好！我要去了，我也跑！也有人感到興奮，感到鼓舞，覺得給共產黨的臉上抹黑，是大快人心的事！
胡義雄還說，政治學習時，書記讀文件，大家根本不想聽，都在談論瞿麗逃跑的事。書記就說，請大家支持，我這是照章辦事。有人說，你讀的這些，電視上、廣播中、報紙上，到處都有。聽也聽了幾遍，看也看了幾遍，何必再浪費時間？書記裝沒聽見，照讀他的。
“你們學校有沒有緊跟中央的極左分子？”
“咋沒有？”吳玲說，“這種人各單位都有。你比如我們學校的周尚文，原來是在一個很落後的地區師範學校畢業，在地區教書。靠周院長的關係調上來，安排到藝術係。由於水平低，能力差，不懂業務，講課學生不歡迎，站不住腳，他隻好去找周院長，要求去進修。學校花錢讓他去進修，回來以後，安排到民語係，上課還是老樣子，仍是沒多大起色。”
“有些人，的確不適合教書，花錢再多，培訓時間再長，他也上不了課。”我說。
“可不是嘛，就像有人講的——讓一頭牛到美國去留學，回來仍然是頭牛。可是共產黨連這個起碼的常識都不懂。”義雄說。
吳玲接著說，有次周尚文從樓上下來，順便到我家坐坐，談起學生的遊行示威，他說，這些大學生懂什麽？國家大事也不需要他們去過問。他們的責任是好好讀書，將來為四化貢獻力量。胡義雄就和他爭論，說毛主席當年要求全國人民要關心國家大事，你怎麽理解？古人也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又怎麽理解？
他說，關心國家大事，經常看看報，認真參加政治學習，這當然是應該的。搞什麽遊行示威，搞絕食抗議，這就太過分了。
他走了以後，我都講胡義雄：你和這種人沒必要爭，他雖然不是小孩子，可是智商就那麽低，你拿他有什麽辦法？再者說，多年愚民政策造就出來的木頭腦袋，你能改變他？另外，周尚文這種人不僅素質很差，而且品質也不好。本來他是靠周院長調上來，又靠周院長去進修，包括後來的提拔。可是周院長一退休，他馬上宣布，說他和周院長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嗎？和這種人最好少羅嗦……
胡義雄聽了妻子的話，覺得有道理，就接著妻子的話說，也有人不是品質不好，隻是認識問題。比如我們原來呆的那個地區文化局長，是個南下幹部，高中文化程度。他為人不錯，從不整人。學潮期間，他來到我家，進門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上街遊行了嗎？”
我說，我這麽大年紀也沒必要了。
他說，這就對了。你看著吧，到一定時間，中央肯定要采取措施。五七年的教訓擺在那兒。誰掌權也不會撒手不管。
胡義雄說：“他是多年受共產黨的教育，隻知道聽黨的話，服從組織的安排，堅決跟黨中央保持一致；至於國家走不走民主化道路，中華民族怎樣才能振興，這些問題從不考慮。這些人一輩子考慮的東西，主要是個人的前途和個人的安危。這些人認識問題的角度不對。”
“什麽角度不對？”吳玲反駁丈夫，“一句話，私心太重，所以才奴性十足。”
我說，你講的有道理。
談到目前黨中央領導人的方針政策，胡義雄說，高明的領導人現在應該淡化六四事件和學潮，讓人們在記憶中逐漸把悲憤消解。可是他們明明自己搞錯了，明明傷害了千百萬甚至上億中國老百姓的心，使對他們抱有希望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徹底失望，可是他們還不善甘罷休，還對這些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搞個個檢查和人人過關，還搞什麽對重點事件，重點單位，重點對象，進行徹底清查，還提出什麽“除惡務盡，不留後患”，這不是錯上加錯，往大家心靈的傷口上撒鹽嗎？另一方麵又搞什麽平暴英雄巡回報告團，到全國各地作報告。這樣做，你說愚蠢不愚蠢？你想想，這豈不是把千百萬青年學生和愛國知識分子都當成傻瓜，當成阿鬥？這些中央領導人怎麽會如此弱智？
吳玲說，我們單位有個平日最不愛講話的人，那天在辦公室翻報紙，看到上麵有“向平暴英雄學習，向平暴英雄致敬！”幾個黑體大字，就罵：
“什麽雞巴英雄！鎮壓人民的劊子手！他媽的，這些狗娘養的不會有好下場！”
當場人們聽了，瞅著他笑了笑，誰也沒說什麽……
我問，他恐怕不是個老師吧？
吳玲說，是後勤處的，聽說還是部隊下來的，會開車。
最後，話題又扯到學生領袖鄭旭光被捕的事情。胡義雄說，鄭旭光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剛年滿二十歲，這麽年輕就去坐牢，真是太可惜了！吳玲也說，不知道鄭旭光的父母該多傷心……
沉默一會，胡義雄又說，最近有人從深圳、珠海那邊來，說現在香港方麵重金獎賞那些協助大陸被通輯的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領袖逃跑的人。每協助一個被通緝人出逃，獎賞十萬港幣。我們公安部則是每協助他們抓一個被通緝的人，獎勵兩萬元。
吳玲接著丈夫講，從深圳、珠海回來的人還說，他們在電視上看到吾爾開希講話時，他身邊站著兩個彪形大漢，據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怕共產黨派人去暗殺，實行一級保衛。
我說，最近報紙上說，吾爾開希等人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出逃的。
胡義雄說，這說明美國決策人站得高，看得遠，為建立一個民主的世界，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獨裁政權下受迫害的民主鬥士。而我們國家的當權者，為了他們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利益，卻千方百計迫害和屠殺這些愛國的仁人誌士。兩相對照，文明和野蠻，先進和落後，崇高和卑鄙，形成多麽鮮明的對比！
（198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