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理想（6）
大動蕩中的楊子明一家
楊子明一家和我相識多年，兩家來往也比較多。在六四以後，我曾經和他們家有多次接觸，每次都談到一些與當前形勢和六四有關的問題。為了閱讀方便，特把與他們一家人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的談話，輯錄在一起，並命名為“大動蕩中的楊子明一家”。
一、楊子明在飯桌上的閑談（89年6月19日）
昨天中午老楊夫婦來我家，大家共進午餐。
飯桌上，談的都是當前的形勢和北京的屠殺、逮捕。老楊是省稅局的辦公室主任，省稅局所主辦稅務刊物的主編。他平日講話不多，但別人講話他聽得非常專注。每次他們夫婦來我家，總是他妻子講話，他在一旁沉默不語。可是他發現妻子講話太離譜時，總要插上一句，來糾正妻子的偏頗。老楊妻子劉阿姨是小學教師，任教三十多年，屬心直口快那種女性，而且有點世俗氣。劉阿姨首先問我家在武漢讀書的大兒子的情況如何。我把大兒子在六四事件前後的來信中寫的內容，向他們夫妻簡單介紹了一下。接著，劉阿姨提起她的女兒，說：
“我家小茜從海南打長途電話到家，對她爸爸講，不要相信電視和報紙上那些宣傳，全是假的。她爸爸怕電話有人監聽，為了她的安全，就說情況都了解，你不用講了。她還說，哥哥不要在家死守著，在家裏死守著就一輩子完了。要想辦法出去找生活……”
楊小茜是1988年從中南化工學院畢業。她在學校入了黨，並當了係學生會主席。分回省城以後，通過走關係，在鋁鎂設計院找到工作，她的男朋友小姚則安排在省環保局。小茜在鋁鎂設計院尚未報到上班，就自己活動到省有色金屬進出口公司。到這個公司，她一上班就被派到海口。在那兒幹了一段時間。又把男朋友小姚帶到海口。小茜的哥哥楊兵在文革中長大，生不逢時，沒能像妹妹小茜那樣好好讀書，他很早就進廠當工人。八十年代初期從工廠出來，開始邊進補習班，邊做生意。小茜覺得哥哥在這個窮鄉僻壤沒什麽前途，所以在電話裏交待，希望他哥哥出去闖闖。
老楊夫婦曾經去海口看望過小茜與小姚。回來以後談到那裏的情況時，把那裏年輕人唱的歌子向我們介紹過，大意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反動派，沒打倒，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全國人民都愛“大團結”，吃喝嫖賭改不了，改不了！
老楊在飯桌上講完，平日十分嚴肅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老楊在我心目中，是個不苟言笑的人，是一個典型的政府幹部，每天認真讀報，認真學習文件，專心致誌領會中央精神。從不講出格的話，做事講原則，而且喜怒哀樂不形諸於色。我覺得與那些平庸的官僚不同的是，除了勤學好思以外，他還善於耐心傾聽對方的觀點，很少打斷別人的講話。總之，我認為他是個當大官的材料。可是，由於他親哥哥在台灣的國民黨部隊當團長，毛澤東時代自然入不了黨，也就提不了幹。八十年代，血統治和唯成份論不提了，老楊才終於入了黨，提了幹，當了省稅局的辦公室主任，省稅刊的主編。從業務水平和工作能力上看，老楊當省稅局的局長也不是幹不了，但因沒後台，沒關係，隻好一直呆在辦公室主任的位子上。
沒想到，平日謹言慎行的老楊跑了一趟海南，回來以後，竟然在飯桌上也幽默起來。要是過去，這種玩笑，他是絕不會輕易講的。
有一次，他女兒小茜從南方回來，談起廣東和海南的腐敗和黑暗，小茜說，中國沒有希望，要發展，還是出國，到發達國家去。
老楊聽了，嚴肅地說，青年人還是應該有愛國主義精神，不能盲目崇拜西方。小茜瞅了一眼她老爸說，您要到廣東，海南走走，您就會了解實際情況了。您不能老是呆在辦公室裏學文件、看報紙，您這樣長期下去，思想會越來越僵化，越來越脫離時代。
老楊笑了笑，沒和女兒爭。不過，老楊終究是個好學深思的人，通過大量報刊雜誌上的文章，特別是他親哥哥從台灣回來探親時的徹夜長談，使他知道台灣社會的變化很大，國民黨也不是原來的那種樣子，特別是在台灣人眼中，他們是如何看待大陸的整風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運動，以及大陸搞得十年文化大革命……通過兄弟之間的交談，他漸漸從報紙社論和紅頭文件的話語牢籠中解放出來，開始用新的角度來看待和思考一些問題。
記得，他曾經給我講過這麽一件事。
他說，他有一位戰友，在文革期間曾經和自己的好朋友議論林彪，對林彪說了些不敬的話，如說林彪樣子就像個奸臣，靠吹捧毛主席往上爬等等。他這位朋友回家後，覺得這些議論有問題，心想，他這些話我聽了如果不向組織匯報，到時候暴露了，我也跑不了。經過一番思前想後的思想鬥爭，他就找到黨組織，向領導一五一十地匯報了。結果這位議論林彪的戰友被抓起來判處死刑。消息傳來，那位向組織匯報的好友大吃一驚，沒想到他的舉報竟將好朋友送上刑場。他從此日夜不安，吃不好，睡不好，良心的譴責使他無地自容。於是，他想到自己害了好朋友一家，活在世上還有什麽臉見人，心一橫，便上吊自盡。而那位被判死刑的戰友，還未來得及執行，林彪機毀人亡事件就發生了，於是這位戰友反倒被無罪釋放。
老楊講完完以後，又說報紙上講，四人幫時期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他又說，看來過去搞的那套愚忠，也是不符合人性的。聽了他這些發自肺腑的真話，我覺得他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確實有很大進步。
飯桌上，他把頭些日子報上通緝的高自聯頭頭的名字、年齡、哪個學校、學什麽專業等，都一一說出。我十分佩服他這種驚人的記憶力，隨口開玩笑：“我們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部長恐怕也沒你記得這樣清楚吧？”
談起這次學生運動的失敗，我認為學生運動領袖在決策上的成功是絕食；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在趙紫陽到天安門去看望絕食學生後，及時理解趙紫陽講話的含義，做出撤離天安門的決定。假若能在那天撤出天安門，鄧小平和李鵬等強硬派就沒有理由再實行戒嚴。還有個時機，就是戒嚴部隊被北京市民成功地阻止在市郊時，五月底撤出天安門，也不會演出這個曆史的大悲劇。當然，這樣講，有些事後諸葛亮。不過，學生領袖不懂政治鬥爭，不了解共產黨，確實是事實。
老楊對我的看法沒表態，他接著自己的思路說，鄧小平召集那些決策人開會時，第一句話就是，我知道你們有分歧。現在問題是，我們還退不退？究竟要退到什麽地方？可見對待學生運動，調集軍隊，最初不一定是考慮馬上下手。而是沒有退路以後，或者說，幾個強硬派不願意做出妥協的情況下，才動手的。
另外，老楊還說，趙紫陽
看來，老楊這些分析，是相當深入，也是很有道理的。從這些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老楊是非常善於思考問題的。
飯後，我問老楊，你們的省稅局的領導態度如何？他說，看得出來，他們內心是同情學生的，但他們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議論。那麽中層幹部呢？他說，有些年青人在會上直接表示支持趙紫陽。比如有位副主任，他是五三年生人，他說，曆史將證明趙紫陽是正確的，而且不要很長時間。我們這些人都能見到這一天。老楊說，這話也不是沒有根據，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不是最初也定為“反革命事件”嗎？過了不到十年，就翻過來了。
二、小茜與小姚的醒悟（89.7.4）
老楊的女兒小茜與她的男朋友是在大學讀書期間相識的。在畢業前，他們確定了戀愛關係，因此他們一道分到我省。小茜的朋友的叫小姚，是內蒙呼和浩特人，瘦瘦的，給人一種十分沉穩的印象。小姚在學校是學生會幹部，共產黨員。小茜在大學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係學生會主席。小茜和小姚就是在學生會工作中結識的。小茜在學校參加過英語演講比賽，寫過小說，也喜歡讀詩和寫詩，在入黨誌願書上曾經寫下過虔誠的話語。每年暑假或寒假回家探親，他能和列車員搞好關係，來回可以免費坐臥鋪。據她母親講，有個列車員曾經打過她的主意。
“這怎麽可能呢？”她母親說。
是嗬，一個身材容貌如此出眾的女大學生，一個大學生眼中的校花，難道會喜歡一個列車員？這又不是外國電影中的浪漫故事。
畢業之後，小姚為了這個江南姑娘，來到我省。通過小茜父親的關係，小姚進了省環保局，小茜進了鋁美設計院。小茜學的是化工，但她不太喜歡鋁美設計院，便自己想辦法調到有色冶金進出口公司。報到後，沒多久，上級便派她去海口。在那裏，當時泡沫經濟正加速膨脹，人們賺錢很容易。於是，小茜又寫信喊小姚也去海口，小姚辦了個留職停薪，很快便去了那裏。
當兩個人在海南地區混了幾年之後，回來探親時，我曾經與兩個年輕人聊過天。小姚告訴我：
“海南省的人是非常野蠻的，到處呈現的是愚昧和落後。比如東方那裏有金礦，大陸上的人去開采，全部被當地人殺害，一個也不讓你活著出來。現在這些金礦的老板就是當地的縣領導和公安部門。”
小茜接著說，在當地飯館裏，那裏有些人當著許多人，就把腳放到桌子上。看那樣子，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女孩子乘出租車，常常遭欺負：要麽是敲你竹杠，要麽是動手動腳侮辱你。你斥責他的無禮，他還要動手打人！
小茜又講，中國沒什麽希望。各地黨政軍的領導幹部中，起碼有一半多是高幹的裙帶關係。在共產黨統治下，你就別想當大官，隻能當受氣的官。大學畢業時，我還很天真，以為努力工作，就可以有前途。到社會上一看，逐漸認識到自己想得太天真、太幼稚了。你比如，鄧小平的兒子和陳雲的兒子，在深圳都有禦花園別墅，有保鏢。你說，現在的天下是誰的天下？
又比如，開始我認為，經濟活動要講信譽，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麽回事，誰管你什麽信譽？能多撈就多撈，隻要把你錢弄到手，哪管你家破人亡？到處是弄虛作假，到處是貪汙受賄……共產黨已經爛透了，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這就是兩個八十年代畢業大學生的心態，而且是兩個在大學便入黨當幹部，按常規應該是黨的事業接班人的真實思想。對他們來說，八九學潮和六四事件，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隻有我們這些處在封閉狀態的老一代知識分子，才感到意外和震驚！
三、楊兵說：“他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臨死前大幹蠢事！”
(89.8.14)
小茜的哥哥叫楊兵，比小茜大個一兩歲。
昨天上午，在文化宮的樓上，遇到楊兵。他握著我的手，笑眯眯的，仍是當年那種純樸可愛的樣子。我們大概有一兩年沒見麵了。
“聽你父母講，你在搞礦產生意？”他父母說他是“錢來的容易，去的也快”。七八千買的摩托車，騎了不到一年就丟了；上千的照相機，說丟就丟……
不過，十多年前他還是電機廠一名不滿二十歲的工人。八十年代初，在私人辦的培訓班裏讀了幾天書。然後留職停薪下海闖蕩，很快成了萬元戶。應該說，小夥子還是很有頭腦的。
我和楊兵認識，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是在一個私人辦的“培訓班”裏，當時四人幫剛倒台，百廢待興，恢複了高考，年輕人心裏充滿了求知的饑渴。有些頭腦靈活的人抓住這個時機，在街上隨便貼幾張招生廣告，就有一些被文革耽誤了讀書的青年人去報名。其實，辦學人往往不是搞教育的，他們既沒教室，又沒教材，無非是到高校去請個老師，或者到文學期刊編輯部請個編輯，到辦學人家裏去上課。我當時被聘上課，辦學的就是這種人。他交待的任務就是：
“隨便講，談文學，談創作都行。”
記得，我當時給他們講的題目是“新時期的文學創作”，主要是介紹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當時名噪一時的作品。在辦學人並不寬敞的客廳裏，密密麻麻坐了二十多名學員。給我印象最深的學員就是楊兵。他那時大概不到二十歲，是學員中最年輕的一個。在我講課時，他坐得直直的，兩隻不大的眼睛眨也不眨，一直盯著我。顯然，我講的東西使他非常感興趣。
講完後，休息時，他就問我，我講的那些作品到哪兒去找？看來，他很好學，希望進一步了解我提到的那些作品。既然他感興趣，我便設法把他所要的那些文學作品帶來，借給他讀。就這樣，我們師生之間的友誼就開始了。
楊兵給我的印象不僅是好學，樣子純樸，而且非常聰明伶俐。他到我家來還書，或者是來詢問文學方麵的問題，見我洗菜做飯，他總是主動幫我的忙。我當時家裏吃水要到前麵院子裏去提，他見我水缸裏水不多，總是幫我把水缸提滿。通過楊兵，我認識了他的父親楊子明，他的母親劉阿姨，他的妹妹楊小茜。
楊兵的父親是省稅局的處級幹部，自學成才的稅務專家，他母親是小學教師。從父母的願望來說，是希望他讀書，最好是能考大學。但楊兵終究是基礎太差了：文革開始，他正在讀小學。小學畢業沒多久，就去工廠當學徒工。粉碎四人幫以後，他才開始有了求知受教育的機會。當時社會上一些青年人癡迷文學，楊兵受這種風氣的影響，讀了一些文學作品之後，也想寫東西發表。最後，考大學的願望沒能實現，卻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在省外某報上發表出來。
也許是文學這條路走起來太艱難，也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經濟大潮更具誘惑力，總之，楊兵下海經商了。究竟做的是什麽生意，他父母也不甚清楚，總之還是賺了些錢。
“這兩年，我經常在外邊跑。”楊兵把我帶到文化宮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裏，坐在辦公桌旁，對我說，“六四大屠殺前後，我恰好在廣州和深圳。”
“那裏的情況如何？”
“現在那裏查得很嚴：凡是年輕人，隻要看樣子像大學生，公安、武警就要查看身份證、工作證。如果證件不全，樣子可疑，就抓起來關起。等查清楚你不是學運領袖，才放人。你想，從珠海到澳門，隻要會遊泳，一遊就遊過去。我在那裏看了看，遊過去就是房子和大街。不像深圳到香港，中間要經過羅浮橋，過去是一片開闊地。六四以後，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經過香港、澳門跑出去了，就是為了躲避共產黨的大搜捕……”
我問他廣州的經濟情況如何。
他說，六四以後，外國和香港在內地投資的大企業，有不少已經關閉。譬如深圳的嘉年印刷品公司，是香港人投資建的，技術相當先進，可以說是一流的。我們外省有不少人去印過年曆和畫冊。全公司的雇員加工人共二千六百多人。六四以後，公司經理宣布關閉工廠，結果導致二千多人失業。還有大亞灣的核電站，是美、英、法、日、中五個國家聯合建造。現已進入三期工程。六四以後，西方國家宣布對中國進行經濟製裁，停止貸款和供應設備，工程隻好停下來。現在隻有日本提供的一個機組運到大亞灣。其它國家要求中國停止逮捕和鎮壓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否則就暫停貸款和設備供應。所以，中國的經濟形勢很糟，危機四伏。為了穩定人心，報紙、電視隻能是報喜不報憂。
“那麽北京的情況如何？”我問。
“在北京，可以這麽說，從大人到小孩，沒有一個不恨鄧小平和李鵬的。當然，那些老家夥如楊尚昆，姚依林等人也不例外。過去，北京人有句口頭語，說‘騙你是孫子！’或者說‘騙你是狗娘養的！’現在改成：‘騙你是李鵬！’可見李鵬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已經成了連孫子都不如的人了。有的工人還罵他是‘野雜種！’至於鄧小平，北京人說，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何以見得呢？”我有些吃驚。
“你看他接見軍以上幹部時，要站起來，都很困難，旁邊的人趕緊去扶他。講話時，手都發抖。而且要有人提醒他，他才接著往下講，說明他已經不行了，老糊塗了……”。
“我看他精神抖擻，講話時還不斷打手勢，比當年毛主席接見布托時要強得多。”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你還沒看出來？”楊兵說，“他是打了強心針，吃了興奮藥才出來接見軍以上幹部的，不然是不會那麽有精神的。”
“這恐怕是你的猜測吧？”
“咳，我在北京時，人們都這樣講。你不信就走著瞧。”停了停，又說，“鄧小平這次算徹底完了！他改革開放，平反冤假錯案，幹不了少好事，也深得人心。沒想到，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臨死前大幹蠢事。這下子，他原來留給人們的好形象全被自己破壞了，成為一個曆史罪人，保證遺臭萬年！”
真沒想到，十年前還是個天真幼稚的少年，經過幾年的時間，已經變得如此有頭腦，如此老練了。
四、老楊家的討論（89.10.20）
走進老楊家，見劉阿姨和她女兒小茜正在把切好的蘿卜絲串起來，往陽台的鐵絲上涼。旁邊是李阿姨的親弟弟，某中學的理科教師。屋裏彩電開起，但沒人注意屏幕上的節目。六四事件以後，幾乎家家都對電視上的節目不再感興趣。
當我們正談論當前的清查運動時，老楊下班走進來。老楊穿著稅幹製服，顯得很年輕，也很精神。老楊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聊了幾句，然後說，他去了兩次北京：一次是稅務工作會議；一次是學術討論會。最近學習江澤民的講話，整整學了一個星期。
“有什麽體會？”我問。
他說，現在看來，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確實是放鬆了思想教育工作。當代這些青年大學生隻知道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發達，生活好，可是他們不了解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起點低。現在的青年人沒一點愛國主義和獻身精神，隻知道金錢萬能。人家外國也不是這樣，人家工作是工作，玩是玩，人家的敬業精神就值得我們學習。另外，當代年輕人對馬列主義連學都不學，你跟他講，他也不相信……
小茜聽到這裏，馬上說，我爸爸思想太正統，根本不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對當代青年也缺乏理解，這種代溝是沒辦法的……
老楊聽了女兒的話，很平靜，對女兒的批評並不在意。他僅僅說，也不能說根本不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隻是那些社會陰暗麵，知道的少些。
小茜說，我們這些人剛走出大學校門時，可以說是一心想要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祖國建設服務，並沒想到要賺大錢，要出國。想的主要還是如何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為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幹一番事業。可是一到社會上，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海南，在廣州，看到的都是人人千方百計找錢，也不管手段是不是道德。有人利用關係，在銀行貸出款來，大肆揮霍，吃喝嫖賭。哪管你是不是人民的血汗。另外，你想出國，隻要有錢就行，根本就不困難。不管是海關，或是政府機關，公安部門，隻要有錢就能買通一切掌權的人，連海軍都是如此。
老楊說，腐敗現象是存在，在改革開放中是在所難免的。可是作為黨和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不能因此就放棄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
“我憑什麽要有犧牲精神？” 小茜有些激動，毫不客氣地反駁老爸，“莫非我為那些鎮壓學生的人去犧牲？為那些特權階層去奉獻？為那些大肆揮霍人民血汗的人去奉獻？我才不是憨包！”
劉阿姨的弟弟劉老師一直沒言語，這時忍不住說，過去，我們這一代人不能說沒有信仰，也不能說沒有犧牲精神。那時我們從內心深處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馬列主義是真理，共產主義是理想。而且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可是改革開放以後，一打開國門，才發現人家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像我們過去宣傳的那樣。相反，人家的日子比我們好過；而我們自己卻生活在貧窮落後之中。你說，這時我們還能相信過去宣傳的那一套嗎？另外，一搞改革開放，不說是全部，至少是相當一批幹部乘改革之機，大肆地以權謀私，更不提高幹子女搞官倒賺的那些錢。這種情況下，再提愛國奉獻，像曲嘯講的那套東西，誰還聽得進去？不僅聽不進去，而且還覺得很滑稽，很可笑。特別是經過六四事件，更沒人信這套東西了。
小茜接著她舅舅講，你說大學生不愛國，他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喊“鏟除腐敗，打倒官倒”，他們是為了什麽？是為了要升官？還是為了要發財？還不是為了國家的興旺發達？民族的振興？可是這種愛國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還說青年學生不愛國。我現在想明白了，反正他們有權，宣傳機器在他們手裏，他們想怎麽說，就怎麽說。他說你“動亂”，你就是動亂。說你是“暴亂”，你就是暴亂。他手裏有公安武警，有軍隊，想抓誰，還不是隨便扣個帽子就行。你老百姓講的，符合他的胃口，沒事；不符合他的胃口，你就是進行“反革命煽動”，就是要“顛覆政府”……總之，你隻有不動腦筋，百依百順，不和他唱反調，這樣你就沒罪了。所以，人家說國民黨時期，是自由多和少的問題；而共產黨統治下，是自由有沒有的問題。
老楊說：“你沒在國民黨時期生活過，你怎麽知道？”語氣中對女兒有些不滿。
“人家都這麽說，莫非還是假的？”
“這種道聽途你也信？”
“我咋不信？現實生活中的大量事實讓我不能不信。”
“你們這些年輕人，出國又出不去，在國內滿腦子自由化思想。我真擔心你們早晚要犯錯誤。”老楊語重心長。
“你給我兩萬塊錢，我保證能出去。”顯然，小茜在廣東和海南混了兩三年，對那邊的情況相當熟悉。她又安慰父親說：
“你放心，我在單位不會談自己的真實想法，在黨小組會上我更是裝啞巴。領導怎麽說，我就怎麽做，我才不會去冒傻氣……”
“她奸得很！”劉阿姨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小茜，不無讚賞地說，然後又得意地笑了。
劉老師說，知識分子頭幾年剛剛可以說幾句心裏話，現在又不能講了。隻有在家裏和好朋友之間才講幾句真心話。
我說，的確。你不當偽君子，你不說假話，在我們這種的社會裏，確實很難活下去。專製主義統治下的臣民，隻有扭曲自己的人格，才能生存，才能發展。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解放，在專製主義社會裏，是無法實現的。
小茜說，可不是嗎？專製主義統治下，造就的要麽是唯唯諾諾的奴才；要麽是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
老楊默默傾聽我們的發言，內心深處似乎也很難找到什麽道理來反駁，在無奈中他提出：莫非提倡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也不應該？
小茜毫不妥協地說，愛國有罪，我不敢愛國。無私奉獻，讓那些高幹和他們的子女先奉獻。我奉獻，老百姓能得到什麽好處？還不是都進了那些特權階層的荷包?
話題轉到六四事件。老楊說，當時別無選擇，要麽是共產黨垮台，要麽是動用軍隊。不過，天安門廣場確實沒死一個人。現在社會上有一種不正常現象，就是不利於黨和政府的傳聞和謠言，人們一聽就信，一信就傳。人們都熱衷於小道消息……
我們三人則認為，這要從專製主義政治搞新聞封鎖，對老百姓一貫采取瞞和騙上去找原因。劉老師說，假若天安門清場允許中外記者現場采訪錄相，並且允許他們依新聞法獨立報道，那麽事實真相就一清二楚，而且沒必要反複解釋和說明清場時到底死沒死人。
一直旁聽的劉阿姨插進來，她說，這就像一男一女關在屋裏，把門鎖起，把窗簾放下，過了半天時間，兩個人說我們是光明正大的，是在學毛選和鄧選，沒幹任何見不得人的事。你說老楊，誰能相信這種鬼話？你沒幹壞事，為什麽把門關上，把窗簾也放下來，不讓人看？誰會相信你的鬼話？
我趕緊開玩笑說，我們老楊可不是像你說的那樣，人家可是非禮無言，非禮無行，走得端，行得正，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經得起檢查的，是光明正大的。
小茜把話題又扭轉回來說，沒死人，哄鬼？人家從天安門廣場跑回來的大學生，親眼看見有人被打死，血都濺了她一臉，還撒謊。就像魯迅文章中講的，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還有，康華公司才五千萬的問題，誰會相信？！
我說，在沒有新聞監督的情況下，這樣一個不得民心的政府，它所說的一切，即使是真實的，人們也不會相信。在這種情況下，倒黴的是政府。這就是古人所講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讓我們慢慢走著瞧吧……
老楊一臉沮喪，歎了口氣說：五十年前，北京人民夾道歡迎解放軍入城；五十年後，北京人民千方百計阻止解放軍入城，最後不得不動用機槍坦克，真是讓人想不通……
五、楊曉茜的近況(89 .11 .26)
大學畢業剛剛踏入社會兩年，她便覺得自己認清了社會的真實麵貌，而六四事件則像催化劑一樣，使她在大學裏建立的人生理想和共產主義信仰，徹底走向破滅。從而她對這個社會不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她告訴我：
“我雖然在理論上不行，說不出所以然，但我的悟性好。”
她最近剛從海南回來，說她帶了不少報紙，有香港大公報、文匯報，還有三月份的經濟導報。
“我過兩天打開箱子，你想看，就來拿。”她說，“裏邊還有吾爾開希的講話。”
我問她，這些東西好帶嗎？
她說，沒關係。連錄相帶都可以帶，把盒子去掉，往西服口袋一放，他查得再嚴，也能混得過去。我有個朋友就有這種帶子，她就是從香港帶進來的。每天那麽多人入關，他不可能仔細檢查每個人。這個錄相把北京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場拍得非常清晰……
我問，你一個人獨來獨往安全嗎？不是說海南那邊的社會秩序很糟嗎？我心想，像你這樣年輕、漂亮、身材這樣苗條的女孩子，在海南也好，在廣東也好，都是相當惹人矚目的。
她笑了笑說，沒關係，膽子練出來了。我乘出租車，都是叫敞蓬的。不然他把你拉到什麽地方，你也不清楚。上車以後，我裝作無所謂，很老練的樣子。對方一看，就不敢輕易暗算我。弄不好，他還以為我是個便衣警察呢。說完，她自己笑了。
我問她海南近況如何？聽說外國的經濟製裁直接影響到海南的開發。
小茜說，據我觀察，比六月份我離開海南時要好些。不過，海南的開發也是一哄而上，好多人的錢來得容易，揮霍起來也就不心疼……
話題轉到她熟悉的商貿領域，曉茜說，在外貿中，賄賂成風，要總公司批許可證，不送錢是辦不到的。過海關，更是要送禮、送錢。有的開口直接要茅台。她說，我承包經營的商店，本可以像別的商人那樣，賣些偽劣商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賺大錢。可是想到自己還年輕，為了幾個錢，弄得靈魂變質、人格墮落就不好辦了。想來想去，還是堅持文明經商，遵守職業道德，但這卻賺不到大錢……
她告訴我，她現在經常寫詩，把自己的孤獨、煩惱、失望，以及心靈的傷痛，都寫進詩裏，寫完，心情就似乎好一些了。她說，她想現在賺點錢，想辦法出國去看看。“隻要有錢，出國護照買都買得到。”她說得很肯定。
我問她的男友小姚在幹什麽。她說，在海南的一個大公司裏當總經理。她春節後準備去那裏和小姚一道幹，掙幾萬塊錢，想辦法出去……
談到形勢，她仍然認為中國沒希望，現代化搞不上去。她說，上邊想搞廉政建設，能建設起來嗎？沒有新聞監督，沒有民主製度，大吃大喝、行賄受賄照樣，紅頭文件還不是哄鬼？
“大吃大喝報得到賬嗎？”我問。
她說，誰那麽傻？把現金都上交？各部門各單位都有小金庫。有了小金庫，隨便吃喝，發獎金，隻要頭頭簽個字，白條子也照樣報。我的工資才一百多，不虛報冒領，不額外發獎金，日子怎麽過？頭頭也一樣，僅憑工資他也沒法活。
“這次治理整頓可能還是有些效果吧？”
“有啥效果？”她說，“膽小的去坦白，膽大的照樣撈。沒辦法。”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我，在一個不足25歲的小姑娘麵前，提了這麽多天真、幼稚的問題，自己都覺得自己有點可笑。
曉茜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尷尬和難堪，接著她的思路，又講了這樣一個例子：她有一個朋友，是四川財經大學金融係的係主任，人很年輕，也就三十歲左右，在學潮期間，他一直支持和同情學生們的民主運動。六月四日以後，形勢發生變化，要搞清查運動，他不願意留在學校裏再說那些違心的話，唱那些口是心非的高調，更不願意去整那些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就毅然拋棄很多人羨慕的係主任職務，主動提出留職停薪，到海南去闖。曉茜說，我覺得這些人才是真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她又說，我對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所謂的獻身精神，或者說殉道精神，並不欣賞。這實際上是一種被利用。她認為應該享受人生和實現自我價值。
後記：楊曉茜一家移民美國
九十年代初，楊曉茜與母親和弟弟決定經商，去辦酒家。她父親老楊說：黨和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花了多少錢？不幹自己的專業，去開酒家，那不成了商人了嗎？女兒說，您當您的國家幹部，我們當我們的商人，隻要遵紀守法，也不會給您丟臉。
老楊見女兒和妻子主意已定，也就沒再說什麽。
曉茜辭去公職，辦了一個“叢林酒家”。六四鎮壓之後，恰逢特權階層彈冠相慶和大吃大喝的年代。叢林酒家花高價請名廚，從雞鴨魚肉到猴頭烏龜，山珍海味，應有盡有。於是，門前車水馬龍，達官貴人進進出出，在叢林酒家盡享美味佳肴。真沒想到，生意竟然越做越紅火。
有工商或稅務幹部上門來敲詐勒索，沒關係，楊曉茜的父親在省稅局尚未退休，打個電話，托個朋友，事情很容易就擺平。
有地痞流氓來騙吃騙喝，或來滋事挑釁，這也沒關係。曉茜的弟弟在派出所有“鐵哥們”，逢年過節紅包加煙酒，絕不會忘記給派出所的那些哥們送。平日，酒家一旦有事，一個電話，不到十分鍾，騎著摩托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馬上趕到。氣勢洶洶的民警一進酒家，老板隨手一指，地痞流氓馬上被手銬銬上，押回去一頓毒打，再拘留兩天，再囂張的地痞流氓也要乖乖低頭認罪，保證下次不再去叢林酒家惹是生非。
曉茜的母親劉阿姨具體監管廚師和服務員，包括采購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及山珍海味雞鴨魚肉等等。劉阿姨腰園體胖，聲大氣粗，樣子也像個老板娘。她對手下人，包括那些送菜送肉上門的商販，兩句話不對頭，說吼就吼。手下人誰想偷懶耍滑，很難逃過她的眼睛；送菜送肉上門的商販，倘以次充好，短斤少兩，那她板起麵孔絕不客一氣——說退貨就退貨，說罰款就罰款，求情也白搭。她說，要辦好酒家，要賺錢，心慈手軟，那是不行的。做買賣，那可不是教書。
曉茜的酒家，真可謂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生意自然越做越紅火。每天賺的鈔票是大把大把的地數。不到三四年功夫，銀行的存款就達到六七十萬。
曉茜名義上是經理，但具體管事則是她母親和弟弟。有次我路過叢林酒家，進門看見曉茜媽在忙裏忙外，曉茜卻坐在辦公桌後，兩耳帶著耳機，我還以為她是在聽流行音樂，可是又一看，桌上放本英語書，她正在學英語。我當時還以為她要報考研究生，後來才知道，她是在為出國做準備。閑聊幾句，她說，她想和小姚分手，原因是性格合不來。我說，感情這東西太複雜，隻有自己才清楚。不過，雙方再冷靜地考慮考慮，也有必要。
大約一兩年後，她人不知鬼不覺，飛到美國去了。
據她父母講，她是經濟移民。把七八十萬人民幣換成美元，打到美國紐約，和一位副省長的女兒，一道赴美。到美國後，邊讀書，攻學位，邊做生意。至於和小姚的關係，她父母告訴我，已經分手了。她在北京給小姚買了一套房子，好說好散，沒有子女，幹淨利索。
再後來，老楊退休，曉茜把父母接到美國紐約。除了弟弟楊兵暫留國內，舉家飛到異國他鄉，去過另一種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