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2、為學生募捐及其它
在一所普通的成人高校裏，廣大師生陷入憤懣和不安之中，由於人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也不一樣。而在大街上，竟然像當年文化大革命一樣，聚會、演講、遊行、抗議……人們沒有想到，公安機關也已經出動大批人馬，開始密切監視著一些活躍分子(政府當局叫“動亂分子”)。
一
早晨沒心思寫作和閱讀。收聽了美國之音後才騎車去學校。
學生已經宣布罷課。我見學生宿舍樓門口又貼出了不少小字報和聲明之類。在小字報下有個募捐箱。想到中國青年學生為了喚起民眾，為了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他們廢寢忘食，忍饑挨餓，奔走呼號，在北京街頭，還有不少熱血青年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我們這些中老年知識分子與他們相比，不是顯得太冷漠，太麻木，太委瑣了嗎？想到這些，一股熱血湧上心頭。我回到辦公室，見到老傅和小蔣，就把我的心情和要捐款的想法和他們談了談。小蔣是我們部門的管家，她說：“我們隻有賣舊報紙的錢，一共30元。”
於是，我們三人決定，先把這30元捐給學院的學生自治聯合會，供他們遊行示威時，買點紙和墨，口幹了買幾根冰棒，這也算是我們的一點心意吧！
捐了款，我又去圖書館找徐館長。平日我和徐館長兩人下班經常騎車並肩而行，有時邊走邊聊。頭兩天，談到北京的戒嚴部隊是否會向學生開槍時，他很激憤地說：
“隻要軍隊向學生開槍，我就退黨！”說明他還是有正義感和是非之心的。
走進徐館長的辦公室，隻見他一個人呆呆地坐在辦公桌旁，滿臉氣憤，顯然他心情很不平靜。見了我，他忍不住，馬上發表他的看法：
“現在越來越不像話！把中國幾千萬黨員當成了什麽？都當成了阿鬥！趙紫陽是總書記，他代表黨中央，說撤就撤，像什麽話！莫非他還非要按你鄧小平的意思辦？你鄧小平在黨和政兩方麵都已經沒職務，可是卻淩駕在黨政之上，這正常嗎？誰不聽他的，誰就是反黨，他又成了中國新的太上皇！他這樣幹，我們這個黨怎麽能在人民中樹立威信？！他這樣搞，怎麽會讓人信服？……”
等他發泄完自己的氣憤，我提到為學生募捐的事，他毫不猶豫地打開抽屜，拿出一疊錢數了數，說：
“你有沒有二十元？先替我墊上。”
“我身上的錢已全部拿出去了。你有好多算好多。”
他於是將八十元大團結交給我，我立即把錢交到學生宿舍的募捐房間，並開了兩張收條。
學生宿舍樓大錄音機不時地放哀樂，人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在議論著時局，互相交換信息，互相傳播著小道消息……
我碰到中文係的黎老師，他是川大畢業的研究生，專門研究和教授古典文學，平日他埋頭教課和搞學術研究，不太關心政治。現在他心情也平靜不下來，對我說：
“鄭為民老師要辭去政協常委的職務。”
鄭為民是我院的數學教授，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五七年他被錯劃成右派，飽經磨難，但骨氣和正義感沒被磨掉。不過我認為，他不應該辭去常委的職務，他在裏邊仍然可以代表有良知的中國人講話。他辭職，讓那些投機分子鑽進去，在裏邊奴顏卑膝，看領導眼色行事，廣大人民群眾豈不是更找不到代言人？黎老師聽了我的分析，說：
“是啊，我也是勸他不要退出來。”
正說著，鄭教授從教學大樓走過來，隻見他花白的頭發像一堆亂草，胡子很長也未刮，雙眼紅紅的，好像哭過，也許是通夜未眠。我說：
“鄭老師，您不應該辭去常委的職務。”
他平日耳朵有點背，但這次他聽得很清，他說：
“我不幹了，我豁出去了！”
我向他提出為學生捐款的事，他認真聽完說，好，我個人都要捐。我們數學係已經捐了一百。說完匆匆走了。
我回辦公室時，走到三樓，在樓道裏，正碰到外語係主任吳文凡。他站在那裏，正專注地聽一個男人在介紹什麽情況。等他聽完，我向他招招手，悄悄向他詢問給學生自治聯合會捐款的事，他聽了說：
“老弟，我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人不人，鬼不鬼，比在地獄中還難熬！那會兒，連妓女都敢欺辱我，罵我‘臭右派’。我當時氣得失去理智，一耳光打去，告訴她：:你再喊我右派，我用斧頭砍了你！現在，我心中的怒火也像火山一樣。可是，一想到我家中有生病的老婆，還有正在讀書的孩子，我的勇氣就沒了！那二十年的右派日子把我的骨氣都磨沒了……”
我聽了他這些肺腑之言，心中很不是滋味。是嗬，聽說他妻子身患癌症，已經幾年，他的心理壓力肯定很大，所以我趕忙安慰他，說吳先生，我能理解你……
這時，我馬上想起，在胡耀邦去逝後，他曾悄悄地給我打過招呼，要我講話注意點，“有人已經向上匯報你的情況，告你的狀了……”我當時想，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這麽多年了，經過十年的思想解放運動，難道還會有人打小報告？我很想問一問吳先生，究竟是什麽人還在幹這種事情？可是轉念一想，沒必要。便說：
“我隻要不犯法，他們敢怎麽樣我？”
“老弟，”吳先生當時看我無所謂的樣子，提醒我說，“我可是好意。共產黨整人可從來不擇手段。他們要想整你，辦法多得很。你忘了古人講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點了點頭，連連稱“是”。
我自知自己雖然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但在政治上仍然是擺脫不了天真和幼稚，吳先生終究吃過當“右派”的苦頭，比我更清醒，對這個體製認識也更深。
回到辦公室，我剛坐下，政教係主任林大傑來送稿子。我又向他提募捐的事，他說，他回去商量一下。他雖然是係主任，但不是黨員。係裏有個支部書記，叫卜史玲。凡遇事必須取得這位女支書的同意，才能辦得成。據說這位女書記課講得不怎麽樣，不受同學歡迎，但對黨卻忠心耿耿。這次學潮中，她經常深入學生宿舍，去做同學們的思想工作，勸導學生不要走出校門去遊行。這樣的人，對學生的愛國行動難道會支持？
果然，快下班時，林老師來通知我，他說：“募捐的事，我們商量了，意見不一致。”接著，林先生歎口氣，說：
“在這場運動中，每個人的態度都明朗了！”
“對，”我說，“每個人的靈魂都暴露了！”
二
從辦公室走出來，下樓到操場，隻見幾個老師在議論什麽情況。走近一聽，還是在談北京的部隊血腥屠殺愛國學生和平民的事。隻見中文係青年女教師吳曉蘭正在氣憤地講：
“為什麽要封鎖消息？為什麽不向廣大黨員講事實真相？就怕人民知道事實！”吳曉蘭講著，哭起來，“我從十幾歲就入了黨，對黨從來就是抱著滿腔希望，真沒想到……”她抹了一把眼淚，本來就蒼白的臉，顯得有些發青，她氣憤地咬緊牙關，說：
“我要退黨，我要退黨！”
旁邊站著資料室的小熊，他說：
吳曉蘭說，到時候，我也敢。我也豁出去，我也要和他們拚！
這時，有人走過來說：“快過去看那張大字報……”
我們走到布告欄前，隻見一張對開報紙上寫著這樣幾個大字：
“曆史係主任周某某在今天的課堂上當眾講，學生鬧事，該殺！試問他還是不是個人？還有沒有人性？！”
在大字報下邊，有人用鋼筆簽字：“搞死周某！”大家看完，議論說，現在有人想用學生的血染紅自己的烏紗，向上爬……
“從五十年代到現在，曆次運動都有一批踏著別人屍體向上爬的人。”
“從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候就開始了……”一位教現代文學的老師講。
“現在有人已經擬了黑名單，把上次遊行的人都統計上去了……”
“無非是秋後算賬！大不了開除公職。到時候擺個小攤也能活下去……”
“應該將這些打小報告的人像周某那樣，公布出來，搞臭他！”
“當老師的就沒有學生那樣無所畏懼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個個臉上都是悲憤、失望或者是無奈。
三
中午下班，路過東方廣場，隻見在毛主席高達數米的水泥雕像下，聚集了上千的群眾。有人還安上了擴音器，正在廣播一些有關時局的新聞。在馬路旁擠滿了自行車和小販的貨車，快車道上，則車來車往。
我推車走近人群，隻聽擴音器裏廣播：
“最新消息：楊尚昆及其家屬在四輛裝甲車的保護下，已經逃出了中南海……”
“好——”上千名群眾中爆發出一陣掌聲。
“再報告一個最新消息，據香港報紙透露，鄧小平已經患前列腺癌症，住進上海的一家醫院……”
“好——”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還有，據英國BBC廣播電台報道，鄧小平和李鵬的兒子已乘飛機逃跑到瑞士，那裏他們有大量存款。……”
“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憤怒的口號又響徹廣場上空。
我推著自行車，邊停邊走。
六月的山城已經綠樹成蔭，中午的太陽也有些熱辣辣的。走出人群，又聽擴音器大喇叭裏傳出播音員朗讀魯迅當年的文章：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
聽到這些，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沒想到，六十多年前北洋軍閥段琪瑞政府向請援學生開槍的野蠻行經，今天竟重演，而且比當年更野蠻，更凶殘，更無恥！想到此，眼眶裏仿佛已經湧出淚水，我抹了一把臉上冰冷的淚水，懷著沉重的心情，騎上車，急急往回走……
午睡起來，覺得自己沒什麽本事，但還有一支筆，可以寫下自己的所見所聞，為後人和曆史留下點真情實感，以便揭破禦用文人所編造的謊言。剛抽出筆，攤開筆記本，聽見有人敲門，原來是小江來了。
小江是我的老朋友。他原在某縣文化館，頭幾年調省《大眾文學》編輯部，當編輯，並且入了黨。平日我們喜歡在一起談文學，談藝術，也議論一些社會問題。進屋落座以後，說他剛從街上回來，在大十字書店買了兩本書。回來的時候見省新聞界的一群人上街遊行，人不多，但他們全用白布把嘴包起，意思是被封住了嘴巴。我們各自交換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況。
他說，他妻子謝曉雲聽到北京血洗天安門時，哭了起來，覺得自己的信仰崩潰了。他妻子也是個黨員，熱心於政治，粉碎四人幫以後考上某高校中文係，畢業後留在省民委，很快就當了處長。
我想，凡是愛好文學、內心保存著一些知識分子良知的人，在這個曆史時刻，麵對這場屠殺，沒有一個不感到憤慨和難過的。除非這個知識分子已經完全喪失了人性，成為特權階層死心踏地的工具。
我們兩個都認為，如果學生領袖讀點毛主席的書，知道妥協、讓步，知道與頑固派鬥爭的策略，就是說，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戰術，也許不會失敗得如此慘。另外，倘若38軍支持學生，在學運高潮攻入北京，抓起那一小撮頑固派，占領電台、電視台，宣布黨中央應以趙紫陽為首，中國局勢也許會走向安定，改革也不會夭折。甚至會像菲律賓那樣，結束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獨裁統治，走向現代民主社會。
五點多，我與小江一同走出來。他騎車回家，我與孩子去買米。剛走下坡，聽原來的同事王友順喊我的名字。平日王友順沉默寡言，有點憤世嫉俗或者說高深莫測的樣子。在這個時候，他也一改往日的高傲，掩飾不住興奮和激動地問：
“有什麽消息？”
“你呢？”
“27軍與38軍交火了。38軍已經控製了局勢。忠於鄧小平的四川成都軍區的部隊正往北京調。”
“真的？”平日王友順熟讀《三國演義》，為人老練，言談穩健。這次他發布的新聞令我感到吃驚。
“消息可靠。工學院的學生正去火車站堵火車，阻攔四川部隊開往北京。”我知道，王友順的兒子可可就在工學院讀書，所以消息可能比較可靠。
“可可他們學校的學生都寫了遺囑血書，身上帶著刀子，正去火車站。他們原計劃的遊行示威都取消了……”
說完，王友順騎上車子匆匆向市內方向駛去。望著他的背影，我覺得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真沒想到，平日謹言慎行有些孤傲的王有順，內心深處竟也有一把火。
走到糧店門口，見窗口前已排了十多人。聽說上海、武漢、西安、長沙、沈陽等大城市都發生了真正的動亂，或者說是帶有某種暴力行為的抗議活動。因為北京的屠殺是非理性的野蠻行為，它必然要引起有血性的年輕人的反彈，采取某種暴力方式，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古人早就講過，你不仁，我不義。毛主席講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廣大群眾卻感到惶恐不安，小道消息說，亂起來將買不到糧食，所以，不少群眾開始搶購食品，以備不測。雖然快要下班了，排隊買米的人仍然不少。
我拿著購糧證，剛剛站好隊，恰在這時，郵電學校的劉老師來了。我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為他教過妻弟的中學語文，調到郵電學校仍是教語文。我對他的印象是言語雖然有些遲鈍，但是個老實人。所以試探性問：
“聽說北京發生了流血事件。你怎麽看？”
“不能聽小道消息。”他冷冷地說，用眼睛望了我一眼。我一下子想起來了，他近年入了黨，已經有了黨性。我知道他是典型的教書匠，就順著他的思路說，對，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我忘記你是黨員了。他說：
“現在很難說，事情很複雜……”他慢吞吞地說。我仍忍不住問他：
“黨的總書記是不同意鎮壓學生的，李鵬、楊尚昆主張軍隊解決問題。你怎麽看？你究竟同意誰的主張？”
“不能這樣看。”他仍然固執地不表態，而且臉上冷冰冰的，毫無表情。
“好了，快去買菜吧。我們不必統一認識，可以各有各的看法。”我知道人的思想觀點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
我曾見過不少這種有文化的馴服工具，他們在黨的紅頭文件和報紙社論的哺育下，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永遠和當權者唱一個調子。這些人，四人幫在台上他們緊跟；希特勒上台，也會緊跟。隻要不傷害他們的個人利益，他們會心甘情願地充當統治者的應聲蟲。
（1989年6月6日）
注：據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出版高新所著《江澤民的權力之路》中披露：“1989年5月，北京發生‘政治動亂’，時任38軍軍長徐勤先接到上級電話通知，要求他率部武裝進京時，立即表示此命令違反中央軍委過去的有關規定。據說是毛澤東時代曾經定下規矩，平時駐紮於北京城外的所有野戰部隊均不得擅自帶武器進京，一個班以上兵力帶武器進京，必須持有中央軍委三名以上成員親筆簽字的命令。而這次命令徐勤先率部進京，僅僅是北京軍區作戰部的電話通知，徐勤先當然有理由拒絕。結果，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親自下令，以違抗軍令罪名將徐勤先逮捕（中央軍委的軍事法庭歸總政治部領導），同時任命張美遠為38軍代軍長。此後，因為張美遠忠實執行鎮壓任務的命令，並因此立功受獎。1992年，張美遠在14大上成為中央委員。”（第77頁）另據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出版寒山碧所著《鄧小平最後歲月》一書披露：“海外傳媒指控的27軍所幹的壞事，查實是38軍幹的，是在代軍長張美遠的指揮下幹的，從五棵鬆、萬壽路口、公主墳、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到天安門的絕對是38軍。”
“統治者用政府約束凡人的野性，可是一旦治人者野性發作，誰來約束製止呢？曆史一再表明，由於手中掌握著暴力工具，統治者的專橫權力一旦失去控製，其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遠非普通人的野性發作所能比擬。”
——劉軍寧《統治者》，1999.12.29《南方周末》
“走出書齋的浮士德帶給曆史的是一場名符其實的災難，從巴黎公社到古拉格群島，批判理性經由武器的批判而演化成一種空前的瘋狂，因為批判一旦訴諸武器，那麽理性在著述中所省略或忽略的種種人性的絕望就會在暴力的過程中被激發出來，滿地流淌，將理性的批判變成欲望的宣泄。當年曾經那麽風度翩翩的批判理性，在暴力的火焰中蛻變成為一根粗鄙的陽具，沉溺於對世界曆史無度的施虐快感。社會層麵上的暴力，在其心理層麵上乃是一個精神分析醫生（所麵對）的病理現象。正如在陽具施虐下的受害者往往是被強奸的少女一樣，被暴力所蹂躪的主要對象通常是思想的自由。”
——李 劫《給大師定位——20世紀西文文化風景》（第220頁）
3、由學生組織召開的追悼會
全國形勢驟然陷入恐怖之中，學生以大無畏的勇氣組織了追悼會，追悼六四鎮壓中的死難者。學校裏凡參加了這場追悼會的師生，在以後的清查中，都算是政治上有問題，要檢查，要交代。
大約在11點多，有人通知說開會，人們紛紛從辦公室走出來，隻見學生已經在操場站好隊，整整齊齊約有四五百人。他們現在已經不再聽學院學生處的招呼，而在自己組織的聯合會的領導下，上街遊行也好、搞募捐也好，完全實現了自治。今天的追悼會，就完全是他們自己組織的，廣大教職工，則是在學生們這種威武不屈的精神感召下，自動走來參加的。
在學生隊伍的兩側和後邊，稀稀落落地站著幾十名教職工。我看了看，大多數是中文係的老師。而學院的一些黨政幹部、包括學生處、政治部、黨辦等部門的人，則站在樓門口，或是在窗口，遠遠地觀望……因為形勢驟變，北京的鎮壓已經發生，恐怖即將來臨，在這個時候誰還敢冒風險？誰不害怕丟掉黨藉，丟掉仕途，丟掉工作？在這種專製主義社會，正如俗話說的——胳臂扭不過大腿。六四以後，這些黨政幹部采取觀望的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隻有這些大學生，他們在一種激憤的心情驅使下，把‘秋後算賬’拋到腦後，無畏地組織了這場追悼會。
追悼會開始，一個男生用很憋腳的普通話念悼詞，聲討李鵬、楊尚昆一夥動用軍隊屠殺愛國學生和北京市民的暴行，表達全院廣大學生的憤慨和沉痛心情。悼詞很感人，可惜長了點。
不過，這個追悼會開得還是莊嚴肅穆。四五百大學生懷著沉痛的心情，悼念北京街頭的死難者；同時，在悲痛之中，這些青年學生對統治者的仇恨也更深了。我想，這次追悼會的意義是非同尋常的，也是他們終生難忘的。因為這是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情況下，他們冒著被捕坐牢的危險，組織召開了這次會。實際上，這也是四五百大學生及站在周圍的教職工，聲討法西斯罪行的一次大會。學生們這種勇敢無畏的精神，應該記入史冊。
追悼會結束時，我見站在操場邊的一個女同誌在抹眼淚，並且好像還在對旁邊的人講述什麽。我想，也許是她的孩子在北京遇害了？或者是她的什麽親屬的子女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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