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國號意為“戰士國” 滿蒙人一聽就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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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有關清史的講座

如果滿人後來也不說滿語了，也不騎射了，那麽他們靠什麽來維持認同呢？

　歐立德：這就是關鍵問題。清末滿洲人的認同還是很強，但是認同的基礎好像沒有了。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認同這個東西是很微妙的，而且它也一直在變，這個 道理大家應該都同意。如果看十八世紀的滿洲人標準，你必須會說滿語，會騎馬射箭，生活要樸素，如果是男人就得有大男人的樣子。這些都有曆史記載，皇帝和官 員在管理旗人生活時常常會強調這些價值，堅持滿洲人的舊道古風，用滿語說就是他們的“fedoro”。如果不保持這些價值，就會倒黴。這是以金朝為鑒，乾隆把金朝世宗皇帝的話刻在碑上，放在全國每一個八旗駐防裏，讓他們知道如果不保留滿洲特色的話會怎麽樣，作為一種警告。但這些價值最後還 是沒有保留下來，留到最後的是八旗製度裏的生活方式。住在駐防裏，吃皇糧，旗人拿個一官半職很容易，不用參加科舉，還有些滿缺職位是專門給滿人的，比如翻 譯之類的工作對旗人就很容易。慢慢地這種生活方式就成了旗人的特征，他們有經濟、法律上的特權，住宅區也跟漢人隔離，名字也不一樣，沒有姓氏，滿人婦女不 纏小腳，發式也不同。如果看朝鮮人或者西方人到中國來的遊記之類的資料，他們會注意到，如果四五個漢人坐在一起，這時一個旗人進來，氣氛就會有變化，漢人 會覺得有點不自在。特權成了滿族認同的一部分，老舍沒寫完的小說《正紅旗下》裏麵就講，清末當一個旗人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向別人借錢很容易，不借錢就不是 旗人，聽京戲遛鳥都是典型的旗人生活習俗。所以說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化，十八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定義一個旗人行為的變化是很大的。然而總有些行為定義 了你是一個旗人，你身邊的人也都知道。各地的駐防到了清末都說漢語，但是北京腔的漢語。如果清末民初你在福州突然聽到一口北京腔的漢語，那肯定是旗人。

　　近些年國內學界對滿文檔案的重視程度正在增加，甚至有些地方還專門成立了滿文研究機構，您覺得他們這是受到了美國學界尤其是新清史學派的壓力和啟發麽？

　 　歐立德：去年5月在人民大學清史所新成立了滿文文獻研究中心，這很讓人高興。但為什麽到現在才有呢？有人跟我說了一個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010年8月清史所開了一次清史研究大會，我發言時用滿語說了幾句開場白，在場的沒有多少人能聽懂。據說有人感覺到了壓力，老外能說滿文，我們卻不會， 所以決定要辦滿文文獻中心。我不太相信這個故事，但如果我的發言對滿文中心的成立有任何微小的影響，我會感到十分榮幸。新清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想法， 誰對誰錯到最後也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共同探討問題。像我這樣研究清史的美國人，其實主要聽眾還是在中國，如果這裏的人願意花時間讀我們的研究，實在是一 大幸事。

目前我們對滿文檔案的研究還處於學習階段。清代檔案的數目非常龐大，大概有一千萬件，其中五分之一是滿文的，也就是兩百萬件左右。有的很長，有的很短。能 讀滿文檔案的人不多，所以要花很長時間的閱讀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較確切的結論。比如十九世紀的滿文檔案，我們還沒有很多了解，但十七、十八世紀的檔案已經給 了我們一些啟發。康熙朝發明了一種新的信息交流體製，就是我們說的朱批奏折。奏折和題本的形式不一樣，題本是走公道，奏折是走私道，奏折是向皇帝報告許多 未必是官方的信息，比如氣候災難，還有黑龍江金礦的消息，很多是與蒙古、準噶爾的關係和戰事。康熙朝的一萬多件朱批奏折當中，滿文的比漢文的多，滿文的朱 批奏折當時也沒有漢文翻譯，如果想知道康熙朝發生了什麽事情，內地也好、邊疆或朝廷也好，不去參考滿文檔案就會有缺失。現在曆史檔案館的專家把康熙朝的滿 文朱批奏折基本上都翻成了漢文，但是會引起另外一些問題，等會兒再說。雍正朝也有三萬多件朱批奏折，五分之一左右是滿文的。康熙、雍正的檔案數目還沒有那 麽大，已經基本上能數清楚，乾隆朝的還沒有完全數好，朱批奏折滿文的有五萬件左右，漢文的則更多。牽涉邊疆、朝廷、八旗的問題都比較容易在滿文檔案中出 現。這當然隻講奏折類，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滿文文獻不是奏折。

那可不可以這樣總結：皇帝和統治精英傾向於用滿語討論與中原以及漢人事務不太相幹的事情。

　　歐立德：這個要看時代，因為當中有變 化。清朝早期，在外麵當官的旗人，很多是不會漢語的，他們也不是通過科舉升官，因為是旗人，他們不用考試就可以做很大的官，即便是滿文，他們也不見得寫得 很好。他們報告任何事情，都是使用滿文。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後，不會漢語的旗人高官越來越少，討論內地的事情多半用漢文交流。討論邊疆事務用滿文比較多， 但也不都是。所以我常跟學生說，你們要研究清史，首先還是要學好漢語，漢語還是基礎，不學滿文也可以做清史，但是不學漢語不行。恐怕有些人會誤會，以為我 說隻有學滿文看滿文資料才能搞清史。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滿語是清王朝的國語，如果是清史專家，不妨學點兒滿語，這會使得你的研究更充分 更全麵；而且會很有趣，因為滿語跟漢語完全不一樣。

那您覺得滿漢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會產生什麽問題？

歐立德：打個比方，你會英文，但是沒什麽特別理由你不會去看英文翻譯的《紅樓夢》吧？如果你想研究簡·奧斯丁的話，肯定要看原版的《傲慢與偏見》吧？這跟 看史料是一個道理。我們做曆史研究，最珍視的是原始資料，從方法論的角度說也不要依靠翻譯，因為翻譯畢竟是另外一個文本，會出問題。翻譯的情況千差萬別， 他們有時候會看心情選擇這個用詞而不是那個用詞，或者他那天特別忙，就偷工減料漏了幾句話，各種問題都會出現。這不是說原文本身就沒有問題，但原文的問題一般來說你可以把握。如果你用的是譯文，而且沒有跟原文校對比照，就等於把控製權交到了別人手裏，你也無法確定自己的結論有多少道理。

　　您比較過滿文檔案和漢文翻譯，錯誤率高不高？最常見的錯誤有哪些？

　 　歐立德：其實錯誤率倒不見得很高，我仔細比較過康熙朝和雍正朝的滿文朱批奏折的漢文全譯，是第一曆史檔案館搞滿文研究的同行做的，很厚的兩本。他們的水 平很高，我很敬佩他們的工作。但是漢文全譯的奏折總數，要比我以前統計過的數目少一些。全譯的序言裏解釋了這個現象，有些所謂的請安折沒有翻譯，因為譯者 認為請安折的內容都差不多，是向皇帝問好之類，所以就決定將之略去。但問題是，有時候皇帝收到熟人的請安折，他會回複，比如說我最近身體很好，剛從熱河回 來，我們去打獵了，打了幾隻鹿之類……會寫一大堆話。所以請安折不見得沒有曆史價值，多數時候它的確沒有太大價值，但有時候會有價值。不把請安折收入，就 不全了。

　　其實，錯誤率高不高也不是最關鍵的。我之所以強調原文，是它能夠把我們帶回當時的語境。有許多傳教士用拉丁文寫的關於中國的記 載，有人覺得看中文翻譯就可以了。這個態度的背後，是認為中國的曆史就是漢語記載的曆史。但是中國不光有漢人，還有許多其他人，有許多其他語言，清朝是個 多民族的大帝國，如果要好好研究這段曆史，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盡量使用這個帝國中存在的各種語言記載的各種史料。如果當時人認為用滿語、蒙古語、察合台 語、藏語、苗語等等語言溝通是很正常的事兒，那我們也應該覺得是。

您提到過滿文和漢文的風格差異，能具體談談嗎？

歐立德：看原文和看譯文的感覺肯定不一樣，這種感覺很難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我看滿文資料和漢文資料的時候，它們給我的印象就是很不一樣。我舉個例子，乾 隆朝有個人叫法式善，他是個中層官員，但寫了很多筆記類的書。他的名字來自滿文的“Faxxan”，意思是用功努力。乾隆皇帝看他很用功，就賜給他這麽個 名字。如果不懂滿文，法式善這個名字對我們來講就沒什麽意義。還有個例子，大清國的“清”字，後人覺得明朝的“明”有日、月，屬火，而“清”屬水，水滅火。而且“清”聽上去也很好聽。如果看滿文資料的話，會發現“大清國”的滿文是“Daicinggurun”，“gurun”就是 國，“Daicing”是戰士的意思，大清國就是戰士國，這個詞來自蒙語。漢人覺得“大清”好聽、吉祥，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一聽“大清”，就會覺得熱血沸 騰要打仗。如果不看滿文資料，這些平時不會注意的細節就會積累得越來越多，慢慢地就無法看到清朝的另一個麵貌。

　　滿語的曆史並不長，詞匯量也有限，滿文能夠應付特別複雜的問題的討論嗎？

　 　歐立德：有辦法可以討論複雜的問題，當然滿語的詞匯不如漢語多，畢竟曆史很短。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隨著時間的推移，滿人使用漢語變得越來越方便。但語言的 局限並沒有妨礙他們組織管理這麽大的政體，滿文文獻的詞匯很接近白話，不像漢文的公文那麽正式。我在哈佛開一門課，專門教學生怎麽讀漢文公文，這個是要受 專門訓練才能看懂的。看滿文資料則不需要特別訓練，官方滿文和非官方的滿文區別沒有文言白話那麽明顯。朱批奏折上的皇帝批語，有時候非常口語化，雍正尤其 如此。你讀上去的感覺像在看書信私聊，很隨便。這又回到了前麵講的翻譯問題，翻譯者常常因為是皇帝說的話，就會特意選擇非常正式的詞匯，沒有反映滿文原來 的麵貌。這樣的話就失去了一些信息，對史學家來說，我們要盡量避免這樣的缺失。

　　到了清末，很多滿族貴族都不會說滿語了，是什麽原因呢？

　 　歐立德：後來很多人可能隻會讀，但不會說，或者隻會說幾句話。十九世紀末的確有這樣的情況，很多中外的記載都可以證明。這裏麵的原因很多，我想其中一個 原因是漢文化本身很有魅力，它的曆史悠久，如果你要欣賞唐詩宋詞明清小說這些文學作品，就必須掌握漢語。一旦進入了漢語文化圈以後，你就會想留在裏麵。我 自己也是如此，雖然我進入的層次還是非常膚淺，但能夠感受到整個漢文化的吸引力。從滿人的角度去考慮，他們肯定也想擁有這麽豐富、悠久的文化，成為它的一 部分。自清代早期開始，就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例子。漢文化令滿人的生活更豐富、更美，令他們更滿意。但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過程形容為“漢化”，這是另一個問 題。

舉個例子，子弟書是滿洲貴族和一般旗人在北京很喜歡的一種娛樂，絕大多數子弟書都是漢文的，極少是滿文的。但根本上說它是一種旗人的藝術，對北京以外的漢 人來說不是那麽容易理解。滿洲人用漢人的鼓詞，然後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創造。我不喜歡“漢化”這個詞的一個原因，是它好像把所有的東西都歸納為一體，好像文 化精髓始終如一沒有變化。旗人雖然吸收了中國文化，但他們還是保留了特殊的自我認同，即便他們說漢語，用漢語唱歌，寫書法，畫畫，聽京戲，也不等於他們就 認為自己是漢人。他們沒有這樣想過，漢人也沒有把他們看成漢人，旗人和民人之間的區分是很明顯的，這種差異甚至持續到辛亥革命以後。

您是不是主張使用“涵化”這個概念代替“漢化”？

　　歐立德：“涵化” （Acculturation）是新發明的一個詞，我以前讀書的時候還沒有，所以可能需要說明一下。“同化”和“漢化”表示完全變得跟漢人一樣，如果用 “同化”，就談不上滿漢差異、旗民區別了。比如北魏的拓跋人，他們的確是被同化了，這個民族後來就漸漸消失了。孝文帝主張用漢名，穿漢服，把首都從大同遷 到洛陽，這是他有意識地采取的措施，為了強化北魏政權的合法性。結果就是拓跋人和他們之前討厭的“漢兒”之間的區別慢慢消失了。清朝如果沒有出現民族國家這樣的概念，也可能會發生類似的現象。 但在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下，清末時候很多漢人覺得不應與滿人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而且在滿人入關時，漢人就覺得他們是夷狄，沒有合法性。“涵化”的概念指我 可以吸收你的很多東西，但不代表我的認同也被你同化了。如果你問我家裏人，他們肯定說我自己就被涵化了，老是看中文書，講中文，炒中國菜，交中國朋友，老 往中國跑，但是他們不會說我被漢化或者同化了，我畢竟還是美國人，是個涵化了的美國人。

　　滿人不與漢人通婚，是不是他們保留族群認同的一種方式？

　 　歐立德：我想可以這麽說。這個問題比較奇特，因為到了慈禧太後的時候，她允許或者說鼓勵旗人和民人通婚，有人據此推測，是不是這說明以前禁止旗民通婚。 但是我們找不到任何一條史料很明確地表示不能通婚。一般的旗人沒有具體說法，但看起來異族通婚還是很罕見的情況。皇帝如果要娶漢族女子為妃，那肯定是在八 旗內的漢軍裏找，不可以娶民人。旗內婚娶都要通過正式的程序，需要得到佐領的批準。我記得好像看到過一條記載，皇帝說最好是滿人與滿人結婚，蒙古人與蒙古 人結婚，漢軍和漢軍結婚，免得有摩擦和衝突。而滿族宗室的孩子往往與蒙古貴族通婚，這個問題很多人研究過。

如果滿人後來也不說滿語了，也不騎射了，那麽他們靠什麽來維持認同呢？

歐立德：這就是關鍵問題。清末滿洲人的認同還是很強，但是認同的基礎好像沒有了。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認同這個東西是很微妙的，而且它也一直在變，這個道 理大家應該都同意。如果看十八世紀的滿洲人標準，你必須會說滿語，會騎馬射箭，生活要樸素，如果是男人就得有大男人的樣子。這些都有曆史記載，皇帝和官員 在管理旗人生活時常常會強調這些價值，堅持滿洲人的舊道古風，用滿語說就是他們的“fedoro”。如果不保持這些價值，就會倒黴。這是以金朝為鑒，乾隆把金朝世宗皇帝的話刻在碑上，放在全國每一個八旗駐防裏，讓他們知道如果不保留滿洲特色的話會怎麽樣，作為一種警告。但這些價值最後還 是沒有保留下來，留到最後的是八旗製度裏的生活方式。住在駐防裏，吃皇糧，旗人拿個一官半職很容易，不用參加科舉，還有些滿缺職位是專門給滿人的，比如翻 譯之類的工作對旗人就很容易。慢慢地這種生活方式就成了旗人的特征，他們有經濟、法律上的特權，住宅區也跟漢人隔離，名字也不一樣，沒有姓氏，滿人婦女不 纏小腳，發式也不同。如果看朝鮮人或者西方人到中國來的遊記之類的資料，他們會注意到，如果四五個漢人坐在一起，這時一個旗人進來，氣氛就會有變化，漢人 會覺得有點不自在。特權成了滿族認同的一部分，老舍沒寫完的小說《正紅旗下》裏麵就講，清末當一個旗人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向別人借錢很容易，不借錢就不是 旗人，聽京戲遛鳥都是典型的旗人生活習俗。所以說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化，十八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定義一個旗人行為的變化是很大的。然而總有些行為定義 了你是一個旗人，你身邊的人也都知道。各地的駐防到了清末都說漢語，但是北京腔的漢語。如果清末民初你在福州突然聽到一口北京腔的漢語，那肯定是旗人。

　　近些年國內學界對滿文檔案的重視程度正在增加，甚至有些地方還專門成立了滿文研究機構，您覺得他們這是受到了美國學界尤其是新清史學派的壓力和啟發麽？

　 　歐立德：去年5月在人民大學清史所新成立了滿文文獻研究中心，這很讓人高興。但為什麽到現在才有呢？有人跟我說了一個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010年8月清史所開了一次清史研究大會，我發言時用滿語說了幾句開場白，在場的沒有多少人能聽懂。據說有人感覺到了壓力，老外能說滿文，我們卻不會， 所以決定要辦滿文文獻中心。我不太相信這個故事，但如果我的發言對滿文中心的成立有任何微小的影響，我會感到十分榮幸。新清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想法， 誰對誰錯到最後也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共同探討問題。像我這樣研究清史的美國人，其實主要聽眾還是在中國，如果這裏的人願意花時間讀我們的研究，實在是一 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