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我和大哥朝著西天目山行進，爬了兩三個鍾頭，來到半山腰。雲霧起來了，剛才還晴好的天空一下子變得縹緲無定。山徑兩旁的柳杉大可數圍，棵棵筆挺直立，樹冠沒入雲中，更顯得高大異常。山中寂靜空幽，間或一二聲鳥鳴，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
前麵拐彎處露出一個亭子，大哥提議休息休息。爬了這半天，肚子也有些餓了，便把吃的拿出來，就地野餐。我當兵幾年，經常拉練，所以體力充沛。大哥則有些乏了，靠著亭柱坐下，眯著眼抽完一支煙，精神頭才回來，開始大嚼豬頭肉。
以前在於潛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經常爬西天目。那時大哥意氣風發，背著登山包走在前麵，給我們講這山上的名勝古跡。二哥是賣苦力的，扛著野餐家當跟在後麵。大姐二姐也會拎點水果點心，但主要負責照看我和小姐姐。臨出門前，母親總要千叮嚀萬囑咐，生怕出事。天目山很大，每次我們都會改變路線，去一些新的地方。那樣的遠足充滿了新奇和刺激，在我從童年步入少年階段，給我的性格添加了冒險和不安分的因子。
孩子的世界總是快樂居多，即便在戰爭年代。我看過斯皮爾伯格拍的《太陽帝國》，從一個英國小孩傑米的視角講述我們偉大的抗日戰爭，結果那份沒心沒肺遭到國內不少觀眾的抗議。但我覺得這部影片很真實。戰爭是成人世界裏最難理解的一種遊戲，充滿著殺戮和劫掠——這些在正常社會屬於彌天大罪的行為，在戰爭中卻可以成為一方的英雄業績。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少年來說，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視覺享受，充滿了顛覆性的荒誕和滑稽，尤其當交戰雙方都不是自己的祖國時。然而戰爭的野蠻與殘酷最終還是讓傑米成熟起來，帶著一雙疲憊而憂傷的眼睛注視著未來——真是可怕的成人洗禮！
我與傑米年歲相當，屬於一場戰爭的兩個親曆者，然而感受卻大不相同。我並未經過他那樣的流浪生活，而一直處於母親辛苦打造的保護傘下，所以大多數日子還是過得悠哉遊哉。我的戰爭回憶並沒有太多創痛，反而有許多新奇和刺激，就跟天目山的探險差不多——這大概也與孩子的遊戲思維有關。
那時比較好玩的是“逃警報”。於潛作為浙西重鎮，敵機自然經常光顧。不論你處於何種狀態，隻要聽到警鍾發出連續的當當聲，就得逃出屋外躲進隱蔽處。警報分為預備、緊急、解除三種，按鍾聲快慢加以區分，人們的心理反應也隨之不同。緊急警報如同心髒受驚時的劇烈搏動聲，而解除警報則好像教堂的晚禱鍾聲，徐緩而悠長。鑒於我軍對日機的預報有欠精準，緊急警報並不意味敵機一定出現，即使出現也可能隻是路過，不擲炸彈，所以大多數時候都是虛驚一場。
我家外麵的菜園與小山坡相連，每天放學回家，我就牽兩隻山羊去坡上放養。母親曾經鬧過一場大病，當時許願：如能痊愈，則每年用全羊酬謝上蒼。所以這兩隻羊會有一隻比較倒楣，過年祭祖時將被宰殺。另外一隻則可多活一年，母親會再買一隻小羊陪伴它。這樣做既省錢，又保險：如果年內有一隻死掉，還剩一隻可以向老天爺交差。那時我經常順手牽羊，到小山坡去逃警報。如遇同伴，則在坡上一起嬉耍。我們最喜歡騎在羊背上打仗，累得山羊氣喘咻咻，現在想來實在殘忍。
我家還有片山林，有時就到那裏去逃警報。山塢生活最難忘的是釣田雞（青蛙）。工具十分簡單：找個布袋，袋口用樹條撐成圓形，再找根竹竿，在一頭係上繩。然後抓一隻小田雞，剝皮，兩腿在繩的下端綁牢，這樣就可以行動了。林中有片稻田，那裏田雞最多。水稻抽穗時節最好釣，隻須站在田埂上，把竹竿抖幾下，發出嗖嗖的聲響，蠢笨的田雞馬上就蹦過來爭食，最後總是大的捷足先登，把餌吞進嘴裏，這時馬上提竿，將奮力掙紮的獵物裝進撐開的口袋裏。回到看山人文樹清的茅屋中，我和兄姐們總要先比誰釣得多。然後自己動手去皮，破肚，洗淨，由二姐掌勺，製成美味佳肴，飽餐一頓。
可是在1941年，於潛真的挨了炸彈，而且是老百姓最害怕的燃燒彈，結果半條街的房屋化為瓦礫和灰燼。街上的門麵房大多是木結構，一遇上火災很難撲滅。尤其到了夜晚，大火還在熊熊燃燒，那惡魔般的黑紅讓人怵目驚心。少年時代感受到火的巨大破壞力，使我終生對它有一種說不出的畏懼。我家住在永惠巷，離大街還有30米。正對巷口的一家南貨店老板姓李，本來已經從火海中脫身，可想起賬本還沒有轉移出來，於是又衝了進去，最後被大火吞沒。李老板是我父母的朋友，為人和善，母親常叫我去他的店裏買東西。他隻有一個女兒，取了個好聽的名字：李潛嬌，是我大姐的同窗，而且有可能與我大哥相戀，後來卻跟一位高級官員結合，跑到台灣去了。】
日軍轟炸於潛是在1941年4月間，與轟炸禪源寺連在一起。浙西行署成立之後，一方麵對淪陷區實行經濟封鎖，阻止日偽政權從國統區套購物資；一方麵組織民眾反日，印行大量書刊宣傳抗戰救國，並且培訓青年學生進入各戰時機構。在軍事上，浙西行署控製的特務團和自衛團配合國軍對淪陷區進行過多次襲擾，搞得日偽政權難以建立起有效統治。62師在進駐天目山之前，已經在根據地外圍如富陽、金華等地多次打擊日軍，這些行動若無浙西行署提供情報和後勤支持，是難以奏效的。軍統機構也在浙西建有活動站，其派出特務經常暗殺杭州偽政府官員，甚至連市長的腦袋也搬了家。凡此種種，都使日軍認識到國民黨浙西行署的極大威脅，必欲除之而後快。
1941年4月15日，禪源寺迎來了一場浩劫。這座寺院位於西天目的昭明、旭日、翠微、陽和四峰之間，地勢低窪，周圍古木參天，雲霧繚繞，不易遭受空襲。然而那天中午，禪源寺東麵的山坡上卻著了一把大火。由於缺水，火勢蔓延得很快，一時難以撲滅。到了下午兩點，七架日軍轟炸機突然飛臨，在禪源寺上空盤旋半小時，扔下三十多顆炸彈和燃燒彈。當時寺中存有大量彈藥，也被一齊引爆，把這座東南名刹炸成一片火海，最後除了山門和三座殿堂，其他所有建築均化為烏有。
事後查明，山上那把火居然是中國人放的。有這位不知名的漢奸引路，日機得以輕易鎖定目標，實施飽和轟炸，大概是炸彈還有富餘，回去的路上就扔進了於潛縣城。
著火的那座山名叫“火焰山”，不知是事後為了紀念這場劫難而起的名字，還是事前就叫這名。倘為後者，可謂一語成讖了。不管怎樣，刀兵進佛堂，佛也沒處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抗日戰爭的殘酷，確實已到“見人殺人、見佛殺佛”的地步。二十世紀兩個民族間的殊死搏鬥，足以影響此後幾代人的國民感情，這是現實政治所無法回避的。
2013-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