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由於我不再頑抗，辯論會進行兩天便收場了。在蔡處長的授意下，小組趕寫了一批大字報，對我的言論進行係統批判。當時速中共有9名“重點對象”，我是其中最“拉風”的。辦公樓一層過道兩邊的牆壁上，特地為我們開辟了批判專欄，每人一塊領地（由於是在牆壁上，我們稱之為“領壁”）。其他五位難兄難弟的“領壁”，加起來也沒有我的麵積大。按照處長指示，所有“重點對象”必須上下午都去看大字報。在眾目睽睽之下，要裝出一副謙虛誠懇的模樣恭讀批判自己的文章，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走進長廊，置身於大字報的叢林中，身上所有的神經末梢都會挺立起來。我跟學員講解過“口誅筆伐”、“眾口鑠金”的含義，可真正掂量出這兩個成語的千鈞之重，卻是現在！
這天下午，我剛走進辦公樓門口，就瞧見幾位“骨幹分子”正在自己那塊“領壁”前指手劃腳，麵露譏諷之色。我的心猝然下沉，四肢無力，腦海裏閃出不祥預感：是不是對自己的批判用語又升級了？我那時讀大字報非常敏感，每個字都要咀嚼一番。比如說“資產階級思想”前麵的“小”字是否還保留著？有沒有人向自己扔出“頑固”、“反動”之類的重磅炸彈？尤其是點我大名時，“同誌”二字還在不在？這對自己簡直太重要了，就好像落水人手裏的救命稻草一樣。此外，我還特別注意大字報的作者：哪些是貨真價實的槍手炮筒，哪些是迫於形勢故作違心之論的同情者，哪些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火力最猛的當然來自“骨幹分子”這個戰鬥突擊隊，他們過去和我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知己知彼；現在則分道揚鑣，形同陌路。曾幾何時，他們在骨幹會議上還紛紛表示要學習我大膽鳴放的精神哩！
現在他們見我過來，就一聲不吭地轉去看其他專欄了。一時間，我真切感受到人世間的虛偽和冷酷，不由得想起葉林楓在柳樹林裏的那番忠告來。內心無比悲涼，哪還有心思去讀大字報！不過還得強作鎮定，硬著頭皮往下看——態度是很重要的。“領壁”前雖然隻有我一人，但總感到後麵有幾十雙眼睛在盯著，芒刺在背，渾身毛辣辣地，每一根神經都在過電。他們拋擲過來的敵視和輕蔑，聚集成上千度光束，頓時把我烤炙得像地瓜幹那樣萎縮蔫巴。
終於搞明白眾人議論的原因了！俱樂部老呂在“領壁”上為我畫了一幅漫畫，雖經醜化，倒也栩栩如生，抓住了我的基本相貌特征：長方臉，微突的下顎，“一邊倒”的發型。運動前，老呂和我一起去看蘇聯影片《青年近衛軍》。散場後走出影院，他一本正經地把我端祥一番，認真地說：“小煙，我看你的長相挺像遊擊隊領導人謝爾蓋。”我當時聽了心裏美滋滋地。如今這位老兄給我畫的卻不是那麽回事：眼睛翻到額頭上，嘴角咧到耳後根，左手拍著胸脯，右手豎起大拇指，帶著一臉驕矜說道：“我有個性！”
在那年頭，“個性”早已演繹成貶義詞，人們常常拿它跟“驕傲自大”、“個人第一”、“對抗組織”等概念掛鉤，其外延之寬泛，足以把小資產階級許多劣根性囊括進去。多少年後，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我才知道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曾經說過：在非常時代，悲劇所表現的是“具有個性的人物”。這真正是至理名言！
魯迅在《一件小事》中寫有一段話：“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刹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麵藏著的‘小’來。”我後來教中學語文時，這段話總帶給我一種奇怪的文學意象：無比高大的“他”就是組織，而我則是那個“小”，逃到皮袍裏也會給榨出來。這大概就是政治運動留給我的後遺症吧！高唱集體主義的年代，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個性是不被容忍的。在西方人眼裏，神州大地上到處充斥“藍螞蟻”、“綠螞蟻”，應該說他們的觀感是基本準確的。
第一批大字報登出以後，我的錯誤言論全校皆知，其他小組也參與到口誅筆伐的行列中來。新貼的大字報如出一轍，對我的問題上綱上線：
“煙雨蒙的個人主義思想毒液，已經滲進每顆細胞、每個毛孔，他把黨的利益踩在腳下，頑固守護自己所屬的剝削階級世襲領地。”
“煙雨蒙不願做黨的馴服工具，就是跟黨唱對台戲，就是敵視社會主義！”
還有一張“高八度”的大字報，沒有前言後語，隻是抄錄了何香凝的那句經典命題：
“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口是心非，心裏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
抄錄者在最後5個字下麵加了一道紅杠，分外醒目！
唉，可怕的字眼終於在自己的專欄上出現了，我心驚膽戰，幾乎要昏厥過去。這一發發重炮，把我轟得懵頭轉向，過一陣又讓我感到莫大委屈。我從不懷疑自己對黨的深厚感情，運動一開始，我就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入鳴放。在群眾心目中，我這個“老骨幹分子”理所當然是黨的“馴服工具”羅，可我始終想不通：為什麽非要將革命者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視為對黨的“馴服”呢？我在讀古書時曾看到“馬先馴而後求良”的說法，所以一聽到把“馴服”當作褒意詞來用就很不入耳，更何況在它後麵還加上不會思考的“工具”一詞。怎能讓革命者變得如此猥瑣和奴性，這對偉大的黨難道不是褻瀆嗎？
在現實生活中，我遇到有些領導總以黨的代表和化身自居，所謂對黨“馴服”意味著必須對其俯首帖耳。我還發現不少人僅僅因為馴服聽話而交上好運，很快入黨提幹，在波譎雲詭的政潮中，他們總能順利找到自己的避風港。這就是保你太平無事一帆風順的訣竅，所以眾人會趨之若鶩地學習它，掌握它，運用它。有些人剛開始並不願意“馴服”，認為有損人格尊嚴，後來撞了南牆回轉身，摔了一跤學個乖，完成了由不馴到馴的演變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幹部選拔機製就是一個佞臣選拔機製，那些精通鑽營之術的小人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大概就是幹部素質普遍不如群眾素質的緣故吧。現在的人多覺得50年代是個夢幻般純真的年代，其實不少官場流弊已經開始顯現。這並不奇怪——人性在任何朝代都是相似的，隻要有相似的官場遊戲規則，就會製造出相似的官員。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方麵並沒有什麽明顯的進化。
盡管我在理性上對“馴服工具論”持否定態度，可實際生活中又常常在“馴”與“不馴”之間搖擺不定。為了爭取早日入黨，我曾用《富蘭克林自傳》中所介紹的修身方法，訂出5條戒律，製成表格，逐日檢查記錄。從此我不再按照自己的“個性”行事，變得沉默寡言，謹小慎微，一舉一動都力求給領導和群眾留下好印象。如果非得提意見，也必須咬文嚼字，斟酌再三，銼平每個棱角，拔掉每根毛刺，以免給人“狂妄自大”的感覺。這計劃執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後還是執行不下去了，因為我始終難以適應。真實的自我被五花大綁，已經奄奄一息，我陷入“何去何從”的思想苦悶之中。
忽而一陣春風吹來，驅散了籠罩在我心頭的疑雲。那不是什麽人生哲學書，而是幾部文學作品：是娜思佳、林震、黃佳英這些“時代青年”幫助我走出精神困境。我找到前進方向，決心像他們那樣勇敢投入波濤洶湧的現實生活，“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在鳴放中，我敞開心扉，回顧自己這段心路曆程：“隻有用真誠替代虛偽，才能使心靈淨化；隻有對靈魂進行自我解剖，才能打開思想改造最難突破的禁地。通過積極幹預生活，我感到朝氣蓬勃，充滿革命熱情，自己的心跟黨也貼得更近了。”我的這番講話觸動了年輕戰友的心弦，他們紛紛發言，傾吐多年來鬱結在心頭的困惑和苦悶。
而如今，與我對陣的正是這些人呀！他們的偽善使我憤懣，但與此同時，我也能體會他們的些許無奈：這些當初的附和者和同情者，現在隻能通過深揭狠批來與我劃清界限。
在大批判中，我就這樣地被集體的力量三下五除二打倒在地。弄潮兒一旦跌落潮頭，就會被驚濤駭浪所席卷。我的天空不見了。】
201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