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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慰問團後，我們對祖國更加思念了，常常打聽何時回國辦學？到哪個城市蓋校舍？大家都看得明白：在朝鮮這樣窮對付，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由於每天就著燭光備課，我發覺視力下降了。一般我們都點兩支蠟，可亮度還是不夠。
因為工作努力，我由副排級晉升為正排級，津貼費也由十幾元增至24元，還補發了一個月津貼。於是我湊夠40元，正兒八經買了塊瑞士“羅士”牌手表。這是部隊的配給表，不收稅。當時戴表的人很少，對我來說算是件大事。入睡後我將表塞在枕頭下麵，總怕它突然停了，不時摸出來看閃光的指針，又放在耳邊聽，“當當當”好像在敲小鑼。這表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小生命，它陪伴了我很長時間。1965年國慶節前夕，我將此表轉到新婚妻子手腕上，算是訂情之物，那時我已到北大荒。她一直用到1972年冬，我們調到西安。因為要添置家當，隻好送到東大街寄賣商店賣了80元，當時這表還走得好好的。
我很早就想擁有一塊表，因為我重視時間的利用，對自學抓得很緊。50年代初期，我在浙江沿海駐地，寫信給大哥要塊表，他很快就寄來了，是大嫂用過的老表，比我的年齡還要大。用了不到一個月，就開始鬧別扭，三天兩頭停，即使能走也不準。在洪溪小鎮沒處修，好容易遇到一位流動的修表工，打開一看，說齒輪磨損得快沒牙了，再怎麽修也走不準。我隻好將此表退回杭州。入朝前，大哥又給了我一隻掛表，體積較大，放在上衣口袋，鼓起一個包。有天我脫下上衣撂在老鄉炕頭，不慎壓破了表麵，配不到合適的，隻好又將它退回了。正因為有這麽一段坎坷的用表史，所以我對自購的新表會倍加珍惜。
這時班長王君找我談話，讓我寫一份入黨申請書給他，我很興奮。不久他又讓我填表，似乎入黨之日已屈指可數。可是好事多磨，不多久忽然接到家中來信，說母親在土改複查時，被原先替我家看山林的長工文樹清檢舉出人命案來，於是定為“惡霸地主”，從杭州押回原籍勞改。我得知後很沮喪，立即向組織作了匯報。介紹人找我談話，說入黨的事須擱置一段時間，要我接受長期考驗。我那時正走上坡路，挺傲，認為家庭出身我無法選擇，既然以此卡我，我又何必苦苦追求呢？不如走“先專後紅”的路子，就像一些著名學者，隻要業務過硬，組織就會請你走進黨的大門。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寫過申請書，至今還是個黨外人士。這件事直接影響我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人生走向。】
老煙最後也沒混成“著名學者”，不過到西安當老師後，領導還真的又動員他入黨。那時他已年過五十，經曆了太多政治波折，對黨不再有那份激情，所以婉言謝絕。在老煙看來，入黨有如談戀愛，單相思是可以的，但不能曠日持久，否則“為伊弄得人憔悴”，讓他難以承受。當然，常有這方麵的報導，說某某一生對黨執著追求，百折不撓，臨死前終成正果，感激涕零。這屬於“衣帶漸寬終不悔”類型的，苦戀一生，確實有資格去見馬克思了。而老煙一介自由散漫的小文人，對黨談不上忠貞不渝，所以隻能做他的“赤腳大仙”去了。
【順便我將文樹清這個人介紹一下。在我家的不動產中，有30畝山，需雇一名長工照看。山塢建有幾間草房，暑期天氣炎熱，我經常隨兄姐進山住上一兩個星期。文樹清是個老實本分的中年農民，跟我家的關係不錯。母親對他也不苛刻，就像她對那些佃戶一樣。後來聽大哥說，他妻子得病而亡，與母親並沒有牽連。他受人教唆，得了好處，誣陷母親將他妻子虐待而死。不過在那種背景下，地主當了被告，是不允許申訴的。我們這些子女已參加工作，更要和剝削家庭劃清界線，所以無人替她喊冤。
母親一勞改就是25年，比國民黨甲級戰犯還長。我不知道她這25年是怎麽過的，它是一段空白的曆史。從我離家參軍的那一天起，母親就離我漸行漸遠，最終化為一個符號。現在我已步入人生的最後裏程，我腦中殘留的母親影像，居然還是兒時的鮮活記憶：俏美的麵龐，玲瓏的身形，以及那雙讓我無比迷戀的乳房。
“六順，別跑，小赤佬！”我聽見母親在遠處喊，她要讓我回去……】
2009-06-27
寫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