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裏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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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剛下去時，我們這些幹校子弟整天無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氣，在外麵惹是生非。經濟所魏XX的兒子
抓住老鄉家的鵝，把翅膀綁起來扔到水塘裏，差點兒把人家的鵝淹死，氣得老鄉到幹校告狀。領導很頭疼，不得不認真考慮怎樣安排這幫孩子。結果決定十四歲以下的到當地學校借讀；十四歲以上的自己選擇，要麽去機務班學開拖拉機，要麽到公社中學借讀。我選擇後者，於是跟其他十幾個孩子一起去了東嶽公社中學。
當地學生聽說北京來的孩子要跟他們一起學習，別提多高興了。這些農民的後代用五顏六色的紙做成彩旗，在老師的帶領下，打著紙糊的小旗子夾道歡迎我們。他們興奮地一邊鼓掌，一邊不斷高呼：
“向幹校子弟學習！向幹校子弟致敬！”那情景讓人聯想到當年北平市民歡迎解放軍進城。
抓住老鄉家的鵝，把翅膀綁起來扔到水塘裏，差點兒把人家的鵝淹死，氣得老鄉到幹校告狀。領導很頭疼，不得不認真考慮怎樣安排這幫孩子。結果決定十四歲以下的到當地學校借讀；十四歲以上的自己選擇，要麽去機務班學開拖拉機，要麽到公社中學借讀。我選擇後者，於是跟其他十幾個孩子一起去了東嶽公社中學。
當地學生聽說北京來的孩子要跟他們一起學習，別提多高興了。這些農民的後代用五顏六色的紙做成彩旗，在老師的帶領下，打著紙糊的小旗子夾道歡迎我們。他們興奮地一邊鼓掌，一邊不斷高呼：
“向幹校子弟學習！向幹校子弟致敬！”那情景讓人聯想到當年北平市民歡迎解放軍進城。
這是一所戴帽中學。所謂戴帽，就是在小學的基礎上增設初中，有點兒類似給人戴了頂帽子，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學校比較普遍。這所學校條件很差，隻有幾間土坯房，圍成一個不大的院子。學校沒有操場，隻在院子當中豎起一個自製的籃球架。作為教室的土坯房隻開有門洞和窗口，卻沒有門板和窗扇。天暖和還好說，到了冬天就很冷。隻能在窗口用塊塑料薄膜擋風，可門還是大敞著，晴天的時候屋子裏比外麵還冷。有時上著一半課，農民家的豬大模大樣地走進來，在教室裏轉來轉去。老師見怪不怪，照常講課。
學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幾個學生，校長感到師資不足，要求幹校支援。而幹校正愁個別病殘人員不好安排，於是派了兩人到學校教書。一位是經濟所的劉克祥，三十出頭，搞經濟史的，患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學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歲，搞生物學史的，因患小兒麻痹造成腿部殘疾。到公社中學後，劉老師教語文；汪老師教化學。
汪老師教的化學課當時叫“化工”，體現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畢業於複旦大學生物係，研究中國古代生物學史，按說教這點兒課不在話下。可學校裏沒有實驗室，上化學課又不能不做實驗，真難為死他了。為了讓學生理解所教內容，演繹各種化學反應，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些土辦法，做了幾個簡單的實驗，如酸、堿中和等。當時流行一句豪言壯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可人們似乎沒想過：“創造條件”也是需要條件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學校教學經費極少，除了黑板和粉筆，幾乎沒有任何教具。有一陣甚至連粉筆都快用光了，老師隻好用很小的粉筆頭兒寫字。校長為此愁得不行，不得不發動學生搞勤工儉學。所謂勤工儉學就是去挖半夏。這是一種莖塊狀中藥材，學校附近沒有，得走十五裏路才能到有半夏的地方。那天我真想多挖一些，為學校做貢獻。說來慚愧，低頭忙活了幾個鍾頭，隻挖到半個拇指大的一塊。當地學生比較會找，少的三、五塊，最多有挖到十幾塊的。這也難怪，那地方實在太窮了，人們都想通過挖半夏換點兒錢，收割後的莊稼地不知被人翻過多少遍，很難再找到。
當地學生很樸實，我不久就跟他們打成了一片。班上有個叫崔明蘭的女同學，跟我關係特別好。明蘭長著一對明亮的大眼睛，純樸、友善。她因家庭生活困難，曾輟學幾年，後來自己還是想念書，又回到學校。她比我大四歲，那年已經19了，跟我在同一個班上課，我有時放學後帶她到幹校駐地去玩兒。一次她見到我母親，說起最近改了名字，叫崔豔麗，問好不好。母親說不好，“豔麗”太俗氣。你原來叫“明蘭”多好啊，很清純，為什麽要改？明蘭特別信服母親，很快又把名字改了回去。
春節快到了，學校準備開個聯歡會。班主任黃繼斌老師聽說我會拉小提琴，問能不能給大家表演個節目。我當然願意，可問題是演出的“舞台”就是學校院子，在數九寒冬的室外，手肯定凍僵了，根本沒法拉琴。黃老師問能不能想辦法克服？我說辦法倒是有一個，就是在上台前用熱水泡手，使手暖和過來。他說沒問題，這事交給他了。演出那天，他左手提個暖水瓶，右手拿個臉盆，一直站在“舞台側幕”。我們密切配合，等我前麵一個節目剛一開演，他馬上把熱水倒在盆裏，邊用手試水溫，邊催促我趕緊泡手。當報幕的人說：“下一個節目：小提琴獨奏《北風吹》”時，我已用毛巾擦幹了手，從容地走上台。農村學生從來沒見過小提琴，好奇的不得了，全場鴉雀無聲。我屏住呼吸，以飽滿的激情演奏著每一個小節、每一個音符，悠揚的琴聲從指尖淌出。一曲奏罷，同學們拚命鼓掌，我羞得漲紅了臉，飛快地跑下台，連鞠躬都忘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台演奏”，終身難忘。
當地學生跟幹校子弟剛開始關係還不錯，但後來逐漸有了矛盾。主要是幹校子弟有優越感，認為自己是從北京來的，家長還是中央機關的，看不起農民的孩子。有人向農民子弟炫耀說：“看，我這件的確良襯衫，是我爸花十塊錢買的。”還有的人嫌農村學生土，不願意跟他們坐同桌，下課也不跟他們玩兒，這極大地傷害了農民子弟的自尊心。後來幹校子弟與當地學生竟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我對北京學生的有些做派看不慣，站在農村同學一邊，絕對是個異類。
自己當年為何會那樣，我想大概與母親的潛移默化有關。她雖從未跟我講過“人人生來平等”這類概念，可她總是平等對待所有的人，對我影響很大。
兩派學生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甚至發展到動手打架。汪子春老師感到這樣下去不行，專門召集幹校子弟的家長開會。他也站在農村學生一邊，指出幹校子弟種種行為的不當之處，要求家長嚴加管教。遺憾的是，他的努力沒起什麽作用，直到幹校搬離，兩派學生還是水火不相容。回想當初剛到這個學校，農民子弟是那麽高興。他們大概萬萬沒想到，迎來的竟是一群死對頭。
71年4月4日，學部幹校要從東嶽搬遷到明港。臨走那天，我向明蘭辭行。她低頭半天不語，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頭來說：“你一定要等著我啊”，然後就飛快地跑走了。過了好一會兒，她氣喘籲籲地跑回，捧著用手絹兒包著的四個煮熟的雞蛋，那雞蛋還是熱乎的。我大受感動，深知在這個貧窮的鄉村，雞蛋有多金貴。農民一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指著用它們換取食鹽、燈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絹兒裏包的哪裏是雞蛋，分明是她一顆真誠的心。啊，明蘭，我會永遠記住你！
注：本文原創，謝絕轉載。
注：本文原創，謝絕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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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很欣賞您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