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奇遇：認識顧準（二）

     回京後的相處
　  七二年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同住在這一層樓上。這時，運動重點已轉向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他們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晚都與他長談。顧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辟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麵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隻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經過多年的痛苦思考，顧伯伯對很多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形成一整套思想體係，其最大特點是具有前瞻性。這就是為什麽在他故去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讀他的遺著，還會感到深受啟迪。一次他對我們說：“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老農，麵對大片金黃色的麥浪，隻等開鐮收割了。”寫到這裏，我的心一陣絞痛。我知道他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花十年功夫對東、西方曆史作一個徹底的比較研究，並以此為基礎探索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他甚至已經想好了將要寫成的那本書的書名——《東西方哲學思想史》。遺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顧他，剛開始工作兩年，病魔便無情地奪去了他的生命！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館長宗井滔先生（已故）。宗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隻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曆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不斷地進書，顧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了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裏一些勤奮好學的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文革期間也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門生是吳敬璉，其他人還有趙人偉、張曙光、林青鬆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我隨父親去蘭州。為躲避上山下鄉，考入甘肅省歌舞團拉小提琴。七三年因患肝炎回北京養病,這也是我跟顧伯伯接觸最多的一段時間，每天晚飯後跟媽媽一起到顧伯伯那兒談天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樂趣。
     顧伯伯有時看到母親和我非常親密，說：“真羨慕你有這樣一個好女兒。你們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母親說：“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為我從來不對孩子講假話。自從咪咪懂事後，我把自己對各種事物的真實看法講給她聽。從鎮壓反革命到公私合營，從反右到大躍進、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僅把她當作孩子，還當作好朋友；而你過去隻跟夫人講真心話。在子女麵前，兩個人卻統一口徑，一律‘正麵教育’。讓他們‘聽黨的話，堅定不移地跟黨走’。他們看到你多年來為‘黨’所不容，視為異己，怎麽能接受這個現實？又怎麽能不背離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幾個孩子的關係發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負一部分責任。”伯伯聽了這番話陷入沉思，竟無言以對。現在看來，他當時那樣做恐怕有難言之隱。作為多次挨整的人，對子女講真心話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為了安全起見，隻能心裏想一套，嘴裏說一套。這樣的教育，再加上社會上強大的宣傳攻勢，孩子們對他產生誤解就在所難免了。筆者認為，顧的家庭悲劇是那個時代造成的，他們全家每個人都深受其害。這不能具體怪誰。正如他所說：“是整個時代使然。”
    那年我十九歲，還很不成熟，對伯伯的許多學術思想並不能真正理解。不過，在我眼裏，他從來就不是什麽“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極有學問的師長。我常向他請教各種問題，大到國家大事，小到個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確的答案，絕無模棱兩可。用母親的話來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親開玩笑說：“咪咪已經把我當成她的‘懺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問我有沒有考慮過將來做什麽。當時我正自學英語，同時漫無目的地瀏覽各種文科書籍。那個時候還沒有考大學這一說，依我的初中文憑，沒敢多想。於是回答：“想當小學教師。將來要是有機會，能翻譯一、兩本有價值的英文書介紹給中國讀者，就很知足了。”他聽了以後直搖頭，說：“你給自己訂的目標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一個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絕不可能超過當初給自己製訂的目標。所以訂目標時一定得高標準，然後朝著這個目標義無反顧地走下去。走到之後，再重新訂一個更遠的目標。人的生活要是沒有目標，就沒有中心，如同行屍走肉。”今天回想起這些話，雖然是對我的指點，實際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觀。他對自己就是這樣要求的，也是這樣做的。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到達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周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盡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麽都不是了。”筆者認為，顧準是天才與勤奮的完美結合。他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不無得意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我父親跟顧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電部高級工程師，七十年代初從水電部幹校分配到蘭州修造廠。廠裏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幹就是好幾年。在那些年月裏，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專業，每次回北京探親，都要去王府井外文書店，購買大量國外最新技術資料（影印本）。父親回來後，一家四口擠在一間12平方米的房子裏，根本無法靜下心來讀書。他發現顧伯伯每天都去圖書館，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顧欣然應允。於是每天早上顧去北圖，父親去他的房間讀書，晚上顧回來，父親再把地方讓出來。有時父親買一些酒、肉、小菜請顧伯伯吃，跟他談天說地。父親在北京探親一個月，看了一個月書，拉了一個月計算尺（那時還沒有計算器，更談不上計算機）。顧把這一切看在眼裏，非常感慨，問我：“你將來是想做父親那樣的人呢，還是做母親那樣的人？”我跟母親很談得來，頗受她的影響，於是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想做母親那樣的人。”可他卻說：“我看你還是做父親那樣的人更好。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國家建設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人材。”
    顧伯伯告誡我：“讀書不能死讀。千萬別以為凡是印成鉛字、變成書的就是正確的。有些名人、偉人寫的書照樣有荒謬之處。讀書得既鑽得進去，又能拔得出來。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書中的問題。”今天讀過顧伯伯遺著的人都會發現：他做學問最大的特點就是獨立思考，絕不盲從於任何人。
    他還提醒我說：“你現在很努力，這很好。不過作為女人一生要過兩關：結婚和生孩子。多數婦女結婚後就不再搞事業了，一心撲在家裏。而生孩子後仍能堅持搞事業的，更是鳳毛麟角。我希望你將來能夠闖過這兩關。”
    一次他問起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我說：“別的不知道，單憑他解放後幹的這些事，可以說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可伯伯卻說：“你的看法不全麵。依我看他這個人是年輕時的英才，晚年時的昏君。”接著解釋道：“過去我們在解放區工作，有時對一些問題感到困惑，不知該怎麽做。這時毛可能會寫一篇文章，就此問題加以論述，往往令人茅塞頓開。你想想，當時那麽多人跟著他鬧革命，其中不乏具有真才實學的知識份子，他要是沒兩下子，別人也不會服他。可惜這個人隻會打天下，卻不懂國家建設，總是搞搞好，弄弄亂，搞搞好，弄弄亂……”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複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後借給我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1961年他在北京東安市場舊書攤兒上淘到的，上麵有他的簽名。在他去世後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伯伯在談天中，偶爾也回憶過去的一些經曆。他講述過這樣一件事：剛解放時進駐上海，組織上分配一座小洋樓給他住。房主是個大資本家，解放前夕攜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裏有全套高級家具，感覺不妥，認為應當上交。他母親多年一直過苦日子，不同意交。做為孝子，他心裏很矛盾。為了說服母親，甚至跪下了，解釋道：組織上分配的隻是住房，並不包括這些家具。最後，在他的堅持下，還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筆至此，不禁感慨萬分。今天，很多共產黨幹部腐化了。顧伯伯當年的清廉與現在這些貪官汙吏的所作所為簡直有天壤之別。
    還有一次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麽的嗎？我專幹那敲骨吸髓的勾當。我是上海稅務局局長，專跟有錢人過不去，上海和平飯店就是靠我收稅收來的。那個外國老板實在交不起重稅，隻好以和平飯店抵賬。為了收稅當時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嚇信，裏麵裝著兩顆子彈。信上說：‘你再這樣幹下去，小心自己的腦袋！’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給我配了兩個警衛員，整天跟在身後。那個時候我們真是一心為公，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當談到蒙冤的問題時，他說：“這個國家沒有法，我是申訴無門啊！”（待續）
          —謝謝閱讀。詳細情節請參看本博客中的視頻分享：《顧準》—
                                    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