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寶嘉：赤腳醫生孫立哲

一 開始無早晚，堅定不要臉

　　1969年1月17日，我和清華附中一行人，作為北京知青進了陝西延安地區關家莊村。下鄉那天，老鄉幫我們背行李，我木箱子裏的書估計有七八十斤重。翻山快到村口的時候，史鐵生指著我跟老鄉說：這是個大夫，祖傳的。可其實下鄉前學過點兒醫的本來是史鐵生而不是我。他才是有備而來。

　　下鄉前，有的街道、單位組織舉辦諸如“紅醫工”之類的培訓班，教授針灸和診治簡單的頭疼腦熱，可能也有讓孩子們下鄉後能多一點安身立命本領的意思。鐵生就參加過這類學習班。他還帶來一整套針灸針、藥棉之類，到了村裏，帶著我和曹博、子壯等一起訪貧問苦。我紮針灸也是史鐵生教的，開始怎麽也紮不進去，一紮就彎，一緊張整個針都拔不出來。

　　記得剛進村那天，曾有個瘦高的中年農民漢子急切地大聲問：“俄瑪難活得厲害哩，有夜啊莫?”我們猜了幾個來回，終於把這句陝北話翻譯過來：“我媽病得厲害，有藥沒有?”“難活”這兩個字代表“生病”，在這毫無醫療條件的山鄉裏，生病往往意味著死亡。

　　後來才知道，這個農民漢子叫高天亮，是個“二流子”，名聲不太好。他們家也真的是窮，家徒四壁，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窩著。老太太正在發高燒，臉上腫脹著一個紅色的鼓包。我們對著《赤腳醫生手冊》左翻右查，最後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丹毒。後來女生也參與了。還有一個男生拿出自己的被子給人家蓋上。知青們把從家裏帶來的阿司匹林、抗菌素、紅糖水全都拿出來，老太太兩天就痊愈了。但鼓包還在。再一問，原來是天生的血管瘤，胎記!

　　一周後的一大早，生產隊長張國祥推開我們住的窯洞門對鐵生說：“我婆姨奶疼哩!”讓他去給年輕媳婦看乳房。鐵生聽了一陣發怔，鼻頭泛出了紫色。不但“紅醫工”培訓班沒教過，那時十幾歲的少年誰見過真人的乳房，想起這兩個字都臉紅心跳。僅有的一次視覺體驗記得是初一結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鐵生在同學莫京家裏看美術書，在一本日文版的《世界美術全集》裏，我們不經意間看到一個美麗的西洋少女從書裏站起來，一絲不掛，兩隻豐滿的梨狀乳房上點綴著兩顆粉紅色乳頭，豐韻的臀部線條和下身細節畢現，栩栩如生。我頓時感覺臉上血管賁張，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鐵生，他也是滿臉漲得通紅，直達耳根。這是一次使我們有犯罪感的閱讀記憶。

　　鐵生腦子來得快，他連忙指著我對隊長說，他行，他會看!於是把我派去出診。晚上回到窯洞剛一進門，鐵生忙問我看得怎麽樣。我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隊長媳婦生孩子正坐月子，一側乳房發炎，越腫越大，比對側的乳房大出一倍以上，皮膚漲得晶亮，用一條寬布帶子吊起來，疼得吱哇亂叫，整夜整夜睡不了覺。我把削鉛筆用的舊刮胡子刀片放在鍋裏用水煮開消毒，在腫脹的乳房皮膚上猛地一劃，開了一個大口子，接出來大半碗膿血。後來，隊長咂著嘴，把院子裏的狗喚進窯洞。狗跳上炕，打掃“戰場”，把我不小心灑在炕席上的膿血舔食幹淨。現在隊長婆姨的乳房已經基本不疼了。

　　鐵生被我講的故事唬得半天沒合上嘴，鼻頭上滲起細汗在油燈下泛出光，連說你小子從來沒治過就敢動刀子，膽子也太大了，治壞了怎麽辦，不懂裝懂臉皮真厚。我回答說，要臉沒用，臉又不值錢。接著大言不慚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這件小事被鐵生記在了心裏，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輪椅”中：“雙腿癱瘓後，我才記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臉精神’，大意是：想幹事你就別太要麵子，就算不懂裝懂，哥們兒你也得往行家堆兒裏湊。立哲說這話時，我們都還在陝北，十八九歲。”2009年，鐵生又送給我一首打油詩，起手是“開始無早晚，堅定不要臉??”，罵得我親切異常。

　　有一件事使我這個“祖傳的”名聲更得到“神醫”的美譽。那是在打則坪，我已經睡了，忽然聽到外麵人聲嘈雜，四五個老鄉打著火把，一邊跑一邊急切地叫我的名字。到那兒一看，門板上躺著一個女的，身體僵直。原來，這家的婆婆跟兒媳婦打架，兒媳婦上吊，停止呼吸已經有半小時了。有幾個老漢拿著煙袋鍋子圪蹴在地上抽，正在商量後事。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死人。先紮人中，一點兒反應都沒有。這時我想起書上說過，最好的穴是湧泉穴。我就用一根長針，心一橫，用力紮進那媳婦的腳底。紮著紮著，突然她喉嚨裏“嗝”的一聲。趕緊又做人工呼吸，過了大概半個小時，活了。

　　這可能本來就是假死。但一傳十十傳百，說我連死人都能一針紮活。結果周圍村的老鄉都來了，後來成立了合作醫療站，更是每天都擠滿了人。忙時連如廁的功夫都沒有，甚至一邊方便一邊還隔著半人高的牆圍子問診開方。

　　二 第一刀就開在我身上

　　按照當時的政策，赤腳醫生指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當時來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且略懂醫術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1969年4月，我們在村莊東頭的一排土窯洞裏辦起了合作醫療站，我開始了赤腳醫生的生涯。當時的合作辦法是每人每年交三角錢，按人頭算。三角錢在當時相當於十個雞蛋、一斤半鹽，還相當於老婆婆手裏顫顫巍巍打開的發黑的手帕和遲疑的目光。這些資金用於社員看病的藥費，由生產大隊統一支付或給予一定比例的報銷。而我們這些赤腳醫生由生產大隊采取記工分的方式解決，參與集體收益分配和口糧分配(一般相當於一個中等勞動力的收入)。有病人就行醫，無病人則參加農業勞動，農忙時還要到田間地頭巡診。

　　應該說在清華附中打下的基礎讓我養成了學習的習慣和能力，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我一生都沒有停過學習。拿著書邊學邊幹，治著治著就什麽病都治了。村裏有一位退伍老紅軍，因為打仗受傷，子彈沒有取出來，幾十年蹲不能蹲，坐不能坐。我仔細檢查，可以摸得著子彈，但也從沒人敢取，讓老人受了一輩子罪。我說我來想辦法。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鐵生已病了，隊裏讓我陪他回北京看病，我跟史鐵生見醫院就進，趁人不備偷醫療器械，就是帶著一定把這個手術做好的明確目標。那時候一切都是被“需求”推著走的，先有需求，再說怎麽辦，有什麽需求幹什麽事。所以那次偷的比較集中比較有效。但也不能一次偷太多，多了比較容易被逮著。

　　我的偷竊“經驗”來自“文革”中的一次偷書。有一次我和史鐵生、陳衝、趙誌平百無聊賴地從中關村書店逛到城裏，又逛到四道口的教育書店，看到有比較好的書。史鐵生自告奮勇要放哨，暗號是看見來人就摸右耳朵，其實他是膽子小，有點風吹草動好先跑。我偷了一本特別漂亮的高等數學，裏麵複雜的曲線函數非常吸引我。我看書喜歡背目錄，那本書的目錄讓我至今難忘。可趙誌平掖著一本書出來時被人發現了，他一邊往外走一邊按照孔乙己的句式說書還要錢啊。女服務員向前一挺說：“廢話!”那個年代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嚇得趙誌平把書扔下就跑了。

　　把一整套外科器械全都偷出來難度顯然比偷書要大得多。當時我姐姐在酒仙橋醫院婦產科，她幫我聯係去外科化驗室見習。陳衝、史鐵生都幫我偷東西，不能一次偷，得分別偷，連續偷。在酒仙橋醫院一個月，我把整個那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針，消毒，麻醉，開刀，縫合，換藥，麻醉機和血管鉗分別長什麽樣。手術器械也基本上湊齊了，還成功地做了一次闌尾切除手術。

　　後來連我媽都被動員起來了。那年春節期間我第二次回北京，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偷外科手術器械給老紅軍做手術。這次我偷了家裏的存折，取出錢讓我媽幫忙去買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我媽還居然買到了。結果我們家上清華派出所報案掛失，派出所查出有人拿名章取了錢。問我，我說不知道。這件事弄得家裏一度非常拮據，讓我一直覺得非常對不起我媽。

　　看會正規醫院做手術以後，我開始在動物身上做實驗。我在村裏先是做獸醫。以前村裏劁豬是把豬的睾丸拿出來以後拿錘敲，或者是把睾丸擰掉，這樣很容易出血，死亡率比較高。我就試著拿一根線給它紮住然後再剪掉，就不大出血了。

　　動物之後就是拿人實驗。我們村的赤腳醫生用人做實驗的第一刀是開在我身上的。馮國發是我們村的赤腳醫生，我們在一起探討，一起學打結，解剖，看書，但動手能力還不行。我的後背有一個痣，我就讓他拿這個練手。他一刀切下去，血就湧出來了。我讓他按照我事先的計劃繼續切，再縫上就應當可以止血。結果這個馮國發跟我一樣有口吃的毛病，而且比我還嚴重，不同的是他的口吃是啟動性的，而我是重複性的。他一緊張就啟動不了，說不出話來，上牙和下牙開始打架。原來他一著急一轉圈在我後背上挖了一個黑窟窿，縫不上了。我說你別慌，趕緊拿所有的紗布往裏塞，用最大的力按住，生生按了兩個鍾頭，也沒有縫。現在成了一個疤瘌。

　　給人開刀還是要有很多技術的。再後來，我更多的練習就是在死人身上練。我讓村裏一個年輕人幫忙上去背死人。小孩死是往山裏麵扔的，所以就偷偷跟著，看扔在哪了叫一陣魂就回來了。但是這個事口風一定要緊，你把人家小孩拿回來做解剖這是不行的，但是沒有這個過程你又根本學不會。拉回來在我們窯洞裏麵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解剖，從頭到腳，把人體結構總算都搞清楚了。有了對人體的解剖學基礎，我們才把那位老紅軍身體裏的子彈取出來了，手術很成功。

　　在此之前我們的外科手術器械至多是史鐵生貢獻的刻字工具。我們村的老支書牙疼，滿口牙都被蛀壞了，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沒有設備，我就找了一把知青帶來的老虎鉗子，帶尖的那種。可是還缺少剝離牙髓神經的工具，我就和鐵生商量借了他的刻刀。沒想到老支書的牙已經“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斷在裏麵。那時沒有麻藥，不拔出來會更疼。我對老支書說咱們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對位，第三下是拔。我把位置拿穩後告訴他：我一喊你也大喊，啊。我一拔，他一啊，那個牙根就拔出來了。後來我把木刻刀還給史鐵生，他說我不要了你拿走吧。那把木刻刀被我煮過消毒作為牙科工具，從此發鏽卷刃再也刻不了字。

　　三 送到城裏來不及，於是我直接開顱

　　還有一個手術，病人說隊長總說我“不受苦”(陝北方言，不好好勞動的意思)，你看看我這肚子，給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幹活。我一摸硬梆梆的，應該是長了東西。我心裏麵也沒有底，結果打開以後是腎上腺癌。血出的一塌糊塗，整個人幾乎是九死一生。我就到邊上一個窯洞拿一個輸液器，去廁所抽我自己的血準備給他輸。這時候被李貴真發現了，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說抽我的血。後來蒲冶青也抽了。其實人抽點血沒有太大關係的。但那時候他們是一種英雄主義的思想，覺得血很珍貴。那個手術也是很難做的。結果病人回去以後又勞動了半年最後還是死了，因為病太嚴重。可是他把氣爭回來了，“我確實有病，確實開刀了，我不是偷懶。”

　　有一天夜裏，我們山對麵的關家溝的高吾寧來找我出診，說是他的孩子高燒病危。我去了一看，那個小孩大概兩三歲，精瘦精瘦的，皮捏起來不會回去，大麵積脫水，奄奄一息，已經哭不出聲音了。這種情況必須輸液。我有鹽水，有針管，但是沒有輸液器。我就把鹽水對上青黴素，拿小針紮在血管裏麵，就用手一點點推。推了大概四十多個小時，隔天天亮這個小孩救活了。但是還是出問題了，因為高濃度的鹽水輸入過多導致心力衰竭。我又趕緊給他綁住腿減少循環，同時掐住另一條腿，讓他回流的血少一點，再給他慢慢喝淡水，最後終於轉危為安。

　　最驚心動魄的是那一天，七八個小夥子抬著個年輕姑娘來了。原來，她們修水利挖溝渠，鐵鍬豎在下麵，收工時天已經黑了，往下一跳，鐵鍬把從肛門進去，又穿透腹壁出來。

　　當時救還是不救，取決於一個價值判斷就是還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媽就不讓救了，如果還可以生就救。我不聽這個，我說救。我把患者的腹部切開，我注意到患者的子宮和一側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側壞的卵巢切了，保留了這一側。然後指揮那幾個小夥子，前麵三個人，後麵三個人，“一二三，拔!”硬給拔出來了。我雙手一摁，止血消毒縫針。許多年後我回鄉，一個婦女攔住我，讓她的三個孩子叫“大”。她就是當年那個姑娘。

　　這時我和我們的醫療站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傳染病治好了，各種怪病治好了，這麽大的瘤治好了，又不要錢。這時就存在一個北京幹部的表態問題。陝北和其他知青下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接著首批北京幹部600餘人於1970年5月24日到達延安，共1248名北京幹部一直在延安地區工作，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為作為農村一線的赤腳醫生，既沒有執照也沒有設備，更沒有隊伍，正好給那些說我拿人做實驗或非法行醫的人授以口實。我後來的壓力來自於正規的醫療機構，開始是公社醫院後來是地方醫院，從縣醫院一直到省醫院。我挑戰的是一種製度。這種製度給他們帶來了利益和權威性，大家坐在那裏吃香喝辣的，不下鄉給老百姓看病，不出診，送上門都不好好看，緊病慢醫生。開始就當我做一點好事，但後來挑戰的是他們的利益和權威性。當時公社住隊幹部的負責人來找我談話，讓我不要再給老鄉做手術。就在談話的過程中有老鄉來找我看病，我說現在不能看了。當時我眨了兩下眼睛，他們就完全明白了，叫了一大群人老鄉全來了，“誰說不讓看病?誰說不讓看病?”就在窯洞外麵嚷嚷。

　　得到北京幹部的認可是1971年4月29日，村支書高鳳流的婆姨高鳳清胃穿孔那次。高鳳流的弟弟在幾個月以前剛剛得了腸梗阻，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死在送醫的路上。當時病人的情況非常危險，肯定經不起幾十裏山路的顛簸。全村都在議論，支部書記蹲著抽煙一言不發。最後他說你給治吧，死了不怨你。

　　這是我做的第一例大手術。這個手術對我來說相對有難度，因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我隻會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會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這時，全村的人都參與進來了。我讓馮香負責量血壓、脈搏，每5分鍾報告一次;胃切開後，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活體組織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樣，病人的腸子先鼓出來，就得趕緊往裏麵壓，同時一點點捋著找胃在什麽地方，最後終於在胃小彎處找到了穿孔，趕緊縫上。就在我縫完最後一針以後才發現那一天醫院裏站滿了人。老鄉、知青、高鳳流，一大排人拿著煙在那靜悄悄地等了一個多鍾頭。手術成功了!

　　這是一次巨大的挑戰。一次不能退縮、不能選擇的挑戰。無論退縮或者失敗，都將是職業生涯的終止。這也是我當赤腳醫生的一次重大轉折。我被當作知青典型就是從這個手術開始的。

　　在農村，什麽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什麽病都得治。一位老鄉在放炮的時候，把一片骨頭炸到顱骨裏了，如果不及時取出來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裏肯定來不及，於是我直接開顱，取出了骨頭碎片。

　　病人多的時候，好幾台手術同時開始，流水作業。五六個老鄉依次擺好體位，依次消毒、麻醉、切開，然後由我依次實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後由助手依次縫合。有一次在手術過程中送進來一個喉痙攣的孩子，呼吸受阻，小臉都憋紫了。我順手取出一枚紮腰的手術針紮進孩子的氣管，氣管太細裏麵又全是痰。於是我又趕緊把一個導尿管插進去，叫彭炎給做吸痰處理，使孩子轉危為安。

　　四 我簡直就是一個劊子手

　　1972年8月的一天中午，下著小雨。36歲的女患者郝玉英因宮外孕破裂，導致腹腔內大出血，推磨時昏倒在碾台上，送來時已經休克，脈博十分微弱，血壓急劇下降。我準備好幾瓶枸櫞酸鈉、葡萄糖、右旋糖酐，消毒包，針管等，開始了手術。

　　腹腔剛一切開，刀刃未離，一股血流噴射而出!患者的血壓驟然下降以至全無。沒有驗血設備，無法檢驗血型，更沒有血源。我按照預定方案，結紮好破裂的卵巢動脈，讓楊柳青和姚建立即用那支事先準備好的大針管，將患者腹腔內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來;用枸櫞酸納、器皿、紗布、漏鬥對清理出來的一千多毫升血液進行抗凝過濾後，立即把這些珍貴的自體血重新輸入病人的血管。於是，已經15分鍾聽不到的血壓，漸漸回升了，慢慢升到60、70??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搶救，病人終於轉危為安。

　　齊家坪有一個產婦生完孩子胎盤出不來，流血不止。把我叫去以後我最大的困惑是對婦女的生殖係統沒有解剖學的概念，不知道長什麽樣。可是人家從老遠把我找來我不能說我不會。一方麵那個產婦流血不止，一方麵還有那麽多人都看著呢。我說我要去茅房，到那就翻隨身帶著的赤腳醫生手冊，結果上麵隻有一個非常粗糙的示意圖，說實在不行就要手法剝離。我就在茅房裏看，看完以後我心裏就拿定了主意：要下手。我把手洗幹淨，用酒精棉花擦完吹幹，伸進去一摸，到處都是粘粘糊糊的，不知道哪是哪。我就在腦子裏畫那個圖，然後順著邊捋，左捋一下右捋一下，最後愣是把胎盤給掏出來了，連血帶胎盤嘩啦一下。很快子宮慢慢收縮，她出血也越來越少了。當時高興極了，這是頭一次啊。

　　處理知青中的一些特殊醫療需求也成了我們的工作內容。那個時期的知青們相當苦悶。特別是第一批招工的走後，留下的人更加覺得沒什麽盼頭，失望的情緒在漫延。男知青之間打群架，血拚。沒什麽原因，不是因為以前的派性。女知青做人流的先後有二三十個。遠近村的都有。那時也不會避孕。沒證明不給做，沒結婚證更不給做，上正規醫院就成了一個很大的道德問題，她們就來找我做，我會為她們保密。

　　有一次，一個婦女裹著孩子：“娃不行嘞，燒得厲害。”一口的陝北話。

　　“(娃)叫個什麽?”

　　“沒名字。”

　　“你叫個啥?”

　　“??”

　　我趕快改成北京話問：“你是不是我們班某某某啊?”她蓬頭土麵的根本認不出來。

　　她說：“是了嘛，孫立哲。”

　　那孩子皮包骨，皮捏起來手鬆開了都回不去。拉著大的抱著小的三個孩子的媽。如果不說明，我根本認不出來她是我同班同學，清華教授的女兒。

　　這時外縣的疑難雜症病人也紛紛慕名而來。我有個老鄰居叫大牛，他爸爸是清華老教授，有一天從子長縣帶一個40多歲的婦女來找我，一檢查是子宮脫垂，又是膿又是血，走不了路，又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飯，又不能生小孩，又不能下地勞動。自己沒錢治，大醫院不敢去;年紀也大了，家裏不給治。痛不欲生。大牛當時正在她們那當住隊幹部，就用自行車把她馱來了。陝北農村婦女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就勞動，又不講究衛生，所以極易患婦科疾病，腰痛、腹痛、子宮脫垂，卻很少得到醫治。其實這個病早期可以治療的。那時候我們自己已經有藥房了。本來外來人員來治病是要收工本費的，包括手術器械，麻藥等費用。我想辦法用她原來的姓名，把歲數寫成35歲，按照手術計劃生育全報銷了。第二天就做切除手術，這個人高高興興走回去了，一分錢都沒有花。

　　做計劃生育手術成了我們醫療站的一項日常工作。我那時候當縣副主任相當於副縣長主管醫療衛生、計劃生育。我既是政策的製訂者又是執行者。而且我有這個技術給婦女做結紮，就是開一個小口進去，閉著眼睛，全憑感覺，腦子裏解剖影像就出來了：腹壁，子宮、輸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鉤一鉤。不用縫針，小口上一貼膠布就大功告成。

　　男的結紮，先召開三級幹部會，下至小隊長大隊長，上至公社的主任書記全得參加。在動手術的窯洞邊上排隊，隻要是結過婚有兩個以上孩子的、48歲以下的，無一可以例外。

　　公社書記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被選中第一個手術。一會兒，他趔著腿晃出來了，“完了，騸完了”。下一個是公社主任，有6個孩子，男女都有。“啊，孫立哲，哦是老漢兒了。”“那不行，正好48歲，沾邊了。政策是硬的。”

　　我們醫療隊進到村裏，排成一排先唱歌。“計劃生育好，一個也不少，兩個剛剛好。”老鄉不明就裏都圍過來看熱鬧。唱完歌接著就開會，由武裝民兵把著現場，二十多家一家一家過，不做完不讓走，很快一個村就完成了。

　　這消息很快傳開。沒等我們到下一個村，老鄉們帶著大包小包，帶著幹糧，全都上了山了。我們索性住下不走了，坐等他們回來。結果村裏的老漢們蹲著說：“啊呀，47年，胡宗南就是這麽幹，全跑了，叫跑胡宗南。這計劃生育，硬咧。”

　　恰恰是計劃生育這個問題上我簡直就是一個劊子手，跟殺人犯沒有什麽區別。最為過分的是有一個七八個月的胎兒，引下來時已經哭出聲來了，被我在心髒上打了一針氯化鉀當場氣絕。那個影像永遠留在我大腦裏。讓我永遠有一種罪惡感而不能釋懷。

　　其實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我是一個特別具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自從有了計劃生育，人就幾乎成了鐵石心腸。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又讓我負責，又要拿出成績來，寫匯報做表率，人已經成了一架政治的機器。

　　當時的我完全接受了生而為人卻沒有生存權力的悖論。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真正體會到當年我在計劃生育上的所作所為是多麽反人性。從人性的發現，到人性的毀滅，最後又還原成人性的回歸。

　　當時我也沒想到，沿著政治機器劃定的軌跡，我將一路走到全國聞名的“巔峰”狀態，而那“光環和榮譽”背後，又醞釀著怎樣的災難。(待續)

　　這他媽哪兒跟哪兒啊!

　　我從小口吃。平常說話還行，但是讓我演講，特別是講假話，就會有心理障礙。結果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區招待所，七八十人聽我試講，我喝了三暖壺水，一共講出來三句話，然後結巴到一個字也講不出來。主持的人也愣了：這要當先進不就出婁子了嘛?!找我談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讓我對著大樹，趕緊練，念稿。

　　這時，一位老大爺因為哮喘發作從鄉下追我到延安來。我在大樹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長針紮，一緊張，把肺給紮漏了。我渾身發軟，什麽設備都沒有，趕緊找我的大針管，一針紮到肺裏，用負壓吸。我就一邊念稿子，一邊抽，這老鄉也真行，出不來氣，硬堅持著。抽了一天多，人救過來了，稿子也背下來了。意外的收獲是，我的口吃治好了。

　　等到了北京，開始是背稿，後來就脫稿。講真事就生動了。我從一個字不會說的大結巴到口若懸河，一天三場，一個月100多場報告。走到哪裏都是敲鑼打鼓，夾道歡迎。

　　1972年，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約我談話，說中央出文件了，點了邢燕子、侯雋、朱克家、程有誌和我五個人的名，樹為紮根農村的典型。毛澤東作了圈閱，在幾千萬知識青年群體裏被樹為全國的榜樣。團省委通知我參加團中央大會，上報為團中央委員。

　　1974年3月5日，全市紀念雷鋒12周年。工人體育場是主會場，全北京28個分會場，幾十萬人聽。吳德主持，謝靜宜開幕講話。有兩個發言的，我代表農民，馬小六代表工人。

　　謝靜宜說我講得好，讓我到各高校又講了一遍，各醫學院、各醫院都敲鑼打鼓搶著讓我去講。在清華附中也講，由此還引發了第二次下鄉高潮。

　　1974年，中央科教組派專家團到鄉下考察我。團長是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副院長、教授李光弼，成員有各科的十幾位專家級的醫生教授。他們到我窯洞一看，全是外語書，還有西安影印的英語醫學雜誌。寫的病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個單詞，通信全用英文。李光弼啪地抽出一本：你還學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濃眉大眼，很凶的樣子。我念了一段，他一個字沒聽懂。我是按英語發音念德文的，沒有人教我。他又問，上麵說的什麽?我翻譯了一遍。他滿意地點點頭。

　　對手術的考察是最嚴格的。他們都是國內頂尖級的臨床醫生，不相信在這麽簡陋的窯洞裏，這麽簡陋的破廟門板上，能做這麽大的手術。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老院長就站在旁邊。我做一個闌尾手術的時候他親自幫我打手電。我大概是全國知青典型中惟一接受專業考察的。

　　經過實地考察，這些專家們都很震驚，認定我已經達到了大學本科、有兩三年臨床經驗的正式醫生水平。考察團就此專門給國務院科教組寫了報告，轉發全國。黃老把我列為吳階平主編的《外科學》的正式編委。我還成為周恩來主抓的中央針刺麻醉領導小組成員。

　　這下我可出了大名!一批中央和北京的醫學院大夫來，一大幫本地赤腳醫生來實習。我們自己種地、製藥、蓋房子。我們上山采藥、自己種草藥，置辦器械、在窯洞裏建手術室，成本非常低。就這樣從簡到繁，內外婦兒，從闌尾到腸胃，到後來心肺、癌症、開顱都做，甚至獸醫。村裏住滿來看病的老鄉，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我當赤腳醫生的事上了報紙，寫成了小說，拍了電影《紅雨》，還被編入小學和中學的語文課本。北京電視台拍了專題片：《赤腳醫生孫立哲》。

　　那時候忙得一塌糊塗，但又鬥誌昂揚。我們經常是白天又查房又看病又開刀，忙活一整天，晚上接著搞大批判和政治學習，夜裏一點半開完批判會還得去查房，查完房再趕緊去對麵搬石頭蓋窯洞。很多人都誌願到我們這裏來，其中有歌唱家、音樂家、畫家，有位大畫家就曾經在我們這裏負責給病人發號。縣醫院的人也不在縣醫院待了，要下放到我們這裏來。外省人也有，還有知青本來已經當了工人，也跑過來再當農民，場麵熱火朝天。

　　那是一個克服各種困難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認為自己可以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過程。我開始係統化搞政治，走一個村，就批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衛生路線，批判舊的醫療體係和黑醫、巫醫，宣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我後來總結的所謂“膨脹”。當時自己說話別人就聽，感覺很好，但其實對方不見得是聽你說，是害怕你背後的這套東西，這套宣傳體係，這套政治形式。那時黑醫、巫醫、醫生都恨我，衛生局、藥房、製藥公司也恨我。幾乎所有人都恨我，後來政治一變，所有人又都排斥我。好累啊。

　　在巔峰狀態下，也並不全是光環和榮耀。我和那個時代一樣也在變異。在親情、愛情麵前，我已經不是一個遊離在原子核之外的自由電子，而成為整個專製機器中的螺絲釘。社會政治邏輯扭曲了一切。我所傷害的和傷害我的，甚至包括我的至親和至愛。

　　我出生成長在清華園。父親是清華教授，沈陽郊區農民出身，1933年考入清華電機係，曾經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母親是清華大學建築係的職員，老家吉林省伊通縣農民，1937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隨東北中山中學流亡到昆明。“文革”開始時我正在清華附中上初二。我家三個兄弟，我排行老二，加上一個同父異母的大姐。

　　1966年8月26日，我目睹了清華附中校園裏那一場暴行發生，我的周身發緊，關節僵硬，卻故作鎮定，仿佛心中有一種意誌強大無比：堅決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後來知道，當時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紅衛兵，也有那些在造反精神引領下，用別人的血肉和痛苦證明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學。這事的可怕之處在於，革命激情是一種威力無比的傳染病。學校成了從理性中剝走愛願的試驗場;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社會成了凝練仇恨的蒸餾爐。我出身“高知”，學校輪不上我表現，但革命是毛主席給我的權利，哪能無所作為?我回到“教授樓”實施革命行動。

　　一次“破四舊”行動中，17公寓樓後燃起一堆大火，全樓的人紛紛把家中的“四舊”拿出來投到火中，有線裝的古書和卷軸畫，還有領帶、西裝、絲頭巾。我父親拿出他珍藏的、美國帶回來的幾十張古典交響樂唱片，小心地從封套中抽出來，仔細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閉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聲爆裂的脆響，再彎下腰把碎片撿進一個大臉盆裏。我端著臉盤，像是繳獲了戰利品，跑出去丟在火中。碎片癱軟在火焰裏，隨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膠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膠。母親踩著凳子，從壁櫃最頂部縱深處拿出一摞摞英文書。啊?這隱秘的地方還藏著東西，我怎麽從來不知道?原來是我姐姐讀醫學院時的婦產科教科書，硬質的精裝封麵包著亮麵銅版紙，隨手翻開，盡是女性裸體細部。母親說不要看，快燒掉!這些書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塊塊硬磚頭，封麵慢慢打起褶，“磚頭”邊上竄出黑煙，特別耐燒。我們一群孩子有的來回奔跑運輸燃料，有的拿著樹枝圍著火堆轉，不時近前去撥動其中的燃燒物，被煙熏了眼睛又跑開去。我們這群孩子心潮湧動，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狂歡節日。

　　“是誰在燒東西?!是不是在燒毀罪證?!”一群戴著紅袖章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飛快地跑過來，麵孔在火光映照下變了形，喘出的粗氣裏噴出革命義憤。“趕快把火滅掉!”一個紅衛兵，像是領導模樣，奪下我的棍子，扒拉著尚未燒盡的圖書，高聲喝道：“怎麽都是些孩子，誰指使你們燒的，大人呢?都給我出來!”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媽讓燒的!”我帶頭揭發，畢竟是清華附中出身，立場鮮明。飛跑回家把我的母親強拉出來，她臉上肌肉顫抖，小心地解釋這隻是醫學書。“醫學書為什麽燒?!”革命者頭腦中的邏輯清晰，我的母親理屈詞窮。“留下姓名單位，聽候處理!”紅衛兵的話如法官宣判。

　　父親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辭去通用電氣公司的位置回國服務。他的問題就是：你在這麽好的學校畢業又當了工程師，為什麽還會回中國?是誰派你回來的?

　　後來出現了一件更大的事，母親發現父親在《毛主席語錄》上用英文作了標注。母親先就炸了，毛主席的語錄一句頂一萬句，這是你能寫字的地方嘛。我突然醒悟了，反革命啊。父親說那我找紅衛兵自首去。母親說自首還得了，孩子還要不要了?父親說不自首怎麽辦，要不然燒掉。母親說燒掉罪更大。有一天晚上兩人又為這事打起來了，父親又要自首，被母親拉住。結果母親就帶著我們全家在毛主席像前麵念“毛主席萬壽無疆”，想用這種方式來表示他們的忠誠和自贖。

　　父親在曆次政治運動中被懷疑是被派遣的美國特務，用遍了數理化三棲邏輯推導不出自己的清白，幾次自殺又陰差陽錯被救了回來，多年在驚恐中生活，不敢多說一句話。他又一次自殺是我在農村當赤腳醫生的時候，而且是1971年我到北京匯報，頭上光環正十分耀眼的時候。

　　本來我在農村當赤腳醫生時，並沒有任何政治優勢和政治表現可言。但後來參加了進京匯報團，我不但一下變成模範，還被告知已經找人起草了一篇文章，要發表在《人民日報》!父親就是在這期間又一次選擇了自殺。因為“清理階級隊伍”，又把他的問題清出來，加上在《毛主席語錄》上寫字這件事，他認為自己真的有罪。他在大家勞動回來前吃了大量安眠藥。可能還是放不下孩子們吧，在失去知覺以前，他猛地一喊，把前麵的櫃子推倒。當然，結果是又被隔離審查了。

　　那一天我恰恰隨匯報團回到北京。快到家時我看到前麵有一個小老頭，瘦極了。仔細一看竟是我爸——他以前很胖的。我爸一邊搖頭說慘呢，沒有辦法說。我們倆默默走回家。

　　回家以後我爸就講他日子很難過，不是真有問題，而是交代不出來，也解釋不清楚。我說你別著急，《人民日報》要登我做赤腳醫生的文章，這在政治上可能是一件翻身的事。果然，後來一見報曆史就重新寫了，我們家疙瘩就解開了，我爸媽變成英雄人物了。可是要讓他們講是怎樣培養出我這麽一個英雄模範人物的，這讓他們更糾結。他們商量半天，想出一件可能和我當英雄有關的事，就是打雞血。因為那會兒我在清華園最出名，總抱一隻老公雞到小醫院排隊打雞血。

　　還有一件事使我終生痛心。一晚我回家，我爸說家裏沒有飯，食堂都關門了。我就大聲訓他。結果，我爸突然跪在地下給我磕頭，他說我給你磕頭啊，我不想活了。我完全驚呆了，趕緊用手墊他的頭。我們家是水泥板地。後來他就坐在那裏抽泣。在我們自以為很平和很寬鬆的環境中，實際上父母受到很沉重的壓力。那時候每個家庭每一個人幾乎都有這樣的故事，我們根本不能體會。

　　後來我才知道，我爸家裏其實很窮。我們祖上是山東的，闖關東來到沈陽大興屯。爺爺是小學老師，我爸抗戰前在老家一邊種地、放牛，一邊念書，然後考上清華。上清華後沒有生活來源，我的三爺賣了糧食托人帶給他一點錢，我爸就一邊在清華念書，一邊賣郵票給學生，同時給一個日報當業餘記者賺稿費。他就這樣維持到清華畢業，又靠獎學金去美國。

　　我爸的記憶力非常好，為了接待蘇聯專家他能夠五天學會俄文。但他最糟糕的是填表填了個地主出身，填了一輩子。其實他根本不是地主，因為根本沒什麽地。之所以這樣填，也許是虛榮心，也許是出於一種盲目的忠誠。這種“忠誠”害了他一輩子。

　　“破四舊”的驚嚇，使母親的臉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後來又發展為迎風流淚。他們的經曆成了史鐵生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法學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1979年陳建功幫他聯係發表在雜誌上。

　　倒黴的事紮著堆來，心情跌到人生的低穀。一天回家，軍代表站在門口宣布：孫立哲在“四人幫”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立即回延安接受審查交待問題。那時已成立了省地縣三級聯合調查組，衛生部長上任，要抓“四人幫”在衛生部代理人，批示說我是“震派”人物。給我幾天期限要寫出交待認罪材料。和“四人幫”有什麽關係?見過什麽人?一點兒一點兒挖。

　　“四人幫”沒有接見過我，但遲群和謝靜宜老找我聊，讓我作報告。1975年在延安優秀知青會議上，為了反映延安地區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曾由我執筆給毛主席寫信，彭炎、馬向東等六個赤腳醫生簽名。怎麽才能交到毛主席手裏呢?我說，我有辦法，加上“敬愛的江青同誌??”，然後請謝靜宜轉交。這封信成了“效忠信”，抓捕江青時發現的。

　　我腦子一片混亂，有苦說不出。好在史鐵生筆頭子好，幫我寫檢查交待材料，文字遊戲具體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饒恕的政治錯誤，但是心是忠於革命的。醫院的人批判我的罪名之一是，我上任時曾宣稱：我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其位必謀其政!

　　我做過延川縣副縣長、延安地區衛生局長。根據毛澤東“六二六指示”，說城市裏的“老爺衛生部”不為人民服務，讓赤腳醫生到大醫院摻砂子，就又兼西安二院的黨委副書記。我還開著吳德送的130改裝的救護車(全國就兩輛)，可以在汽車裏做手術。那是我行醫的巔峰時期，思想也處於巔峰。我就拿出在清華園裏紅衛兵造反的勁頭，采取顛覆性政策，讓大醫院的大夫每人每年下農村半年。後來揭發批判我的主要就是這些醫生。調查組在農村開揭發會，誰都不主動發言。知道孫立哲嗎?知道。孫立哲犯什麽罪?不知道。他們就挨個挖材料，找動過手術的人，一個個查醫療事故。

　　當地有種大骨頭地方病，也叫柳拐子病，最嚴重的兩條腿彎曲著擠在一起，根本站不起來，沒有生活能力。專業醫書上說是晚期終生殘疾，沒法治。我發明了一個手術，就是把一條腿膝關節上下大骨頭都截斷再上下對齊，用一條條不鏽鋼板和釘子給鋦起來，打上石膏讓它長直了。一條腿是直的，是支撐的，另一條腿是彎的，這樣架個拐居然能走路了!

　　我在川裏治了五六十個這樣的病例。醫療事故調查組見到齊家坪一個病人經我手術後上炕一條腿不會彎，要定為我的醫療事故。老百姓不服這個理，難道醫書上沒有的就是醫療事故?以前隻能在炕上滾地下爬，手術後能走路了，基本勞動能力恢複了，看孩子做飯都行，這也叫醫療事故?

　　老百姓惱了，聽說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嶺幾百裏來看我，走路的趕車的騎自行車的都有。到地委問小孩兒，找孫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掃茅子的那個老腦(大腦袋)?”那時我身體非常壞，在地委大院低著頭掃廁所，腦袋腫得老大，像個怪物。

　　鄉親們偷偷進了我的黑窯洞，拿出雞蛋拿出饃，還有棉線織的襪子、土布鞋。他們告訴我說，省地縣來了大幹部，多少人下來調查，可凶哩，開社員大會，說是中央的政治任務必須完成。來傳話的男女老少，什麽人都有，房東幹媽康兒媽來了好幾趟。我讓他們趕快走，可不敢再來了，不能多拉話，我正挨批判。老鄉說咱受苦人怕個甚麽，頂不濟也坐班房，吃飯不要錢!回去傳開了，被治過病救過命的老鄉心裏過不去，要想法子救孫立哲。

　　村裏有個知青叫楊誌群，是1975年在北京聽了我的報告自願來延安的，他說幹脆寫個反映吧。內容是：孫立哲肯定有缺點有錯誤，需要批評幫助。但是這個人是個好人，做過很多好事，治病救人，從不收禮。希望領導也能了解。

　　那邊開社員大會批判，這邊開小會簽名。從那邊大會出來，就有人引到這邊簽名。老百姓間秘密傳成了一句話：啊呀，簽名就能救孫立哲!這邊各村傳：咱們多一個簽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陝北是赤貧之地，窮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自己就要起身出門要飯，今天門上來了叫花子，最後一口黑糠幹糧也掰下一塊分給人家吃。這就是他們的“共同生存”理念。我給誰治過病記不住，老鄉沒有忘。結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遠的來了不少。簽名的、按手印的，什麽樣的紙都有，花裏胡哨的連在一起往上貼，弄成了很長的一個“萬民折”。

　　北京那邊兒，鐵生家是“撈人”聯絡站，他幫我起草申訴書，還找熟悉的朋友幫忙。出謀劃策的人有電影學院青年導演班的柳青、張暖昕，抱不平的有陳建功、李陀、趙振開、劉心武等。王立德專門傳遞最新情況。

　　史鐵生和我的女朋友吳北玲在一塊兒天天商量怎麽給領導遞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課跑外線，通過師大女附中同學關係，找王任重、顧秀蓮。同村的知青劉亞岸幫忙找人，最後遞給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啟立還真知道我，明確表示說：這個孫立哲抓錯了，他怎麽會是“四人幫”呢?胡耀邦在開會時就找到王震，說：小孫不是“四人幫”，另外，這個人現在有病，王震同誌對陝西幹部熟，請關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麽斟酌了，抄起機要電話爆粗口，當場找省委書記接電話，開口就是給我查查在延安有孫立哲沒有，他身體有病趕緊給我送回來!

　　突然一天，地委書記帶著副書記、衛生局長一大幫人，黑壓壓湧進我那個黑窯洞。我已習慣了，不就是批判嘛。地委書記一把抓住我的雙手使勁搖啊搖：啊呀，孫立哲同誌，你受苦啦，俄、俄們不了解情況啊??衛生局長拿出好煙：吃煙吃煙。好幾個人忙不迭同時擦火柴。當天晚上，住進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飛機直送北京。救護車在機場等著，直接拉到醫院住進單間。一夜之間，天上地下。這就是政治。

　　回到北京，我住在地壇第一傳染病醫院，黃疸加上治療不當高鉀型酸中毒，在床上幹挺著，一動不動。以前所架構的那些東西，包括對未來的預期、對自己的看法，全部破碎了。加上身體狀況糟糕，感覺自己成了一個無能為力的弱者。

　　那時我趴在病床上，看到護士在床前走來走去，羨慕人家走路這麽有勁，會走路;實習生夾著本書來查房，我覺得，能看書，真好;窗外一隻小鳥叼著一根小草，又羨慕那廣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屬於我。

　　出院不願回清華家裏，又回到了鐵生家。1977、1978年恢複高考，發小們都上了學。我整天拄著個拐棍晃悠，太難受了!

　　為什麽住在鐵生家裏?一是我倆在農村睡在一條炕上。二是，我兩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聯絡站。原來在潮流的浪尖上，極大的個人膨脹;現在整個被邊緣化成了“三無四有”人員：沒學曆、沒收入、沒戶口，有病、有前科??我無處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經完全截癱了，比我強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沒想還能爬起來。他自己走投無路生活困頓，卻全力幫我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宮旁邊一個小院子裏，兩小間房子很擠。我和鐵生住大點兒的一間，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嵐)睡小屋。他爸從此沒脫過衣裳睡覺。晚上往那兒一靠，早晨5點多，準點起來買豆漿買油條。他長期高血壓，手抖，請了長假照顧癱兒子。我媽天天往鐵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勸我和鐵生要想得開。我父親也常來但不說話。

　　開始時我們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詛咒自己的命運和這個社會的怪現象。我們兩個的身體困境使未來希望變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運的無可奈何。多年後鐵生寫了《病隙碎筆》，送給我那本的扉頁上寫著：立哲，第五章獻給你。我一看，這章專門探討生命的意義，好多話針對我當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漸開朗。我說我吃激素腦子完了，可腿還能使;你是腿殘了，腦子還能使，咱倆弄不好還能拚出個完整人兒幹點事兒。鐵生笑了說，這拚出來的人到底是你還是我呀?我說當然是你呀，腦袋指揮腿嘛。鐵生一聲斷喝：別價，別價，你千萬別往下說了，我這腦子要是還能指揮腿走路，我還不立馬就得瘋嘍!

　　轉機來了。1978年底，醫學院開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齡沒有26歲的限製。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兒報名去啊?沒單位、沒戶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醫學院副院長李光弼。

　　他當年帶專家到我們村考察我時，在我的窯洞一個炕上住了不短的時間。李光弼愛下棋，我是圍棋業餘高手，一下棋，關係就不一樣了。這次他帶了一盒蝦來看我，要跟我“手談”，在龐沄家裏。他和龐沄的母親是北醫的老同學。我試著問想考考你們的研究生，可是沒戶口沒法報名。他說，我給你證明。說辦就辦，第二天就親自帶我到科研處，說這個人我認識不用介紹信，給他報名，讓他考。這都是救命之恩。

　　還有一個多月考試，考五門功課。外語、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這和以前看病動手術不一樣。尤其是病理，從沒學過。組織學沒看過顯微鏡，病理解剖都沒學過。

　　我找了個小黑屋，往架子床裏一窩，啃幹糧喝開水，硬是沒出門。病理解剖是死學問，硬看、生背，厚厚一本書整個背下來就行。外科我有點基礎。外語沒有問題。政治沒有時間，我自認為比較強。

　　可我從來沒上過大學考過試，我的臨床學科對手都是“文革”前大學畢業有行醫資格的醫生，心裏沒底。考完回家我媽問考得怎麽樣，我說大概不行，想寫的內容太多寫不完。

　　我報的導師是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兼同仁醫院院長戴士銘，還有外科主任龔家鎮。過了三個禮拜，戴士銘院長的兒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說你考得好呀!過幾天李光弼也打來電話，說我考試名列前茅。

　　後來才知道，我的總分和三門主課都是全國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幾乎滿分，政治最差，剛剛及格。命運終於有了轉折，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顏色，我和北玲在熱烈的戀愛中又共同憧憬未來。

　　這期間，兼任清華領導的胡啟立曾約見我，轉達了胡耀邦的關心。同樣是在工字廳。這命運呀，真是難以捉摸。曲折和困境使生命克服慣性，對過去的失望必然產生新的希冀和期盼，這期盼使生命感受變得豐富，因而時間被拉長，在拉長的生命中孕育意義。

　　上研究生是我又一個突然的轉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從赤腳醫生開始接觸政治，表現出對政治的無知，到忘乎所以極度膨脹，到最後被打倒，從此遠離政治。

　　當時我也沒想到，沿著政治機器劃定的軌跡，我將一路走到全國聞名的“巔峰”狀態，而那“光環和榮譽”背後，又醞釀著怎樣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