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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馬列主義概念討論文革定性，麵臨著左右定義混亂及基礎概念所指不明的困難。自由主義有極權主義等老概念，但難以描述文革試圖超越極權體製的特征。
本文創造了超極權概念。
毛澤東嚐試建構超極權的新體製。不同領域和不同時段的新建構，即官民雙方具體權利項目的增減，規則體係的邊際調整，可以定義超極權的不同版本，劃定文革分期。
關鍵詞 ：文革，繼續革命，極左，極權主義，超極權，超極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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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文革是什麽？如何定義文革？常見概念有三個。
一是文革發起者的自我認定：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全新的曆史實踐。簡稱“繼續革命”。
二是文革之後中共中央的定性：“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簡稱“極左”。
三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又譯全能主義） 。
前兩個概念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話語體係，本文僅略加點評。
極權主義的概念屬於自由主義話語體係，產生並流行於文革之前。冷戰期間，這個概念通常被用來描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體製，包括大體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中國 。但是，文革試圖超越斯大林式的極權體製，並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文革前中國的極權體製。以極權主義稱呼文革，容易忽視“繼續革命”的新特征。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在自由主義話語體係中創造並使用了一個新概念——“超極權”，用以更精確地描述文革，分析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超極權體製的建構運動。
超極權體製，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隊和外交等領域都有自己的特點，最突出的特點體現在政治領域。如果說，極權政治是領袖、幹部和群眾構成三層結構，那麽，超極權政治就是領袖、官員和民眾構成的三角結構。民眾的政治地位相對提高了。
在文革中，最高領袖多次調整自身與官角和民角的距離，形成了文革的幾個階段。
超極權這個新概念，有助於我們更精確地把握文革在不同領域和不同階段的特點，並根據這種特點確定文革分期。
總之，概念的重建，可以引發意義重構和史實重述。
2，老概念的問題及新概念淺釋
2.1 現有概念的問題
在馬列主義話語體係中，文革有兩個標簽：“繼續革命”和“極左”。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全新的曆史實踐，是國民黨與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繼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繼續。這是文革發動者本人的看法。在這種定性中，文革處於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前沿。
按照中共中央1981年決議的說法，文革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錯誤引發了內亂。
這兩個定性有助於我們理解文革發動者和終結者的想法。“極左論”也是當代中國的流行說法。問題在於，官方通常斷定當時的最高權力正確無誤，左右的概念因此會隨著最高權威的變動而變動。劃分左右的標準，不僅中西不同，中共內部也前後不一。這樣的概念不便於交流和思考。
如果使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等概念，我們將遭遇更複雜的問題：共產黨代表哪個階級？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革命？等等。
在上述概念背後，我們看到一整套意識形態，以及這套意識形態在描述現實和預測未來時遭遇的巨大困難。
西方學者站在蘇聯和中國之外，觀察這些社會的特征，形成了另外一套概念體係：一元化的極權社會——有限多元化的威權社會——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會。
極權社會的特征，第一是強大單一的意識形態；第二是一黨專政，尤其是領袖獨裁；第三是對經濟的全麵控製；第四是層層動員和深入到各個角落的社會控製。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高度一元化，被稱為極權社會。
與極權社會相對，歐美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基本特征就是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獨立、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
威權社會是有限多元化的社會，位於極權社會和民主自由社會之間，例如轉型前的西班牙和台灣，沒有強大的宗教式意識形態，有市場經濟，有一些公民社會，有相對獨立的司法，也有一些民主選舉。
極權社會的弱化狀態，就是後極權社會。斯大林去世後，領袖魅力及意識形態感召力下降，民眾動員的深度下降，極權弱化為後極權。
極權、後極權、威權以及民主自由社會，這套概念從自由主義角度描述了世界範圍的人類實踐，定義明確，視野開闊。但是，文革這種“全新的曆史實踐”，出現在這些概念形成之後。文革試圖超越極權，以近乎革命的激烈方式改造極權體製，預防極權弱化為後極權。如此建構的製度，還能稱之為極權製度嗎？
如果老概念不足以描述新事物，就應該創造更加精確的新概念。
2.2 超極權及其不同版本
如果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的中國看作極權社會，那麽，破壞並改造極權體製的文革時代，就應該被看作超極權社會。
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說，執政十七年，形成了官僚主義舊機器。文革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以共產黨自己為革命對象的，以赫魯曉夫為主要對象的。
這種以極權體製及其主導者為對象的革命，就是超極權革命。
超極權有理想版與現實版的差別。現實版又有尺度差別。
毛澤東一度試圖將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與極權體製結合。民主普選是正題，極權專製是反題，民主的極權是合題。民主+極權，就是超極權的理想版。在極權體製中強化群眾路線，賦予群眾更多的權利甚至革命特權，實行群眾專政，嚐試普選，同時強化領袖崇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這就是正題與反題逐漸合為一體的理想版實現之路。
按照專製程度劃分，假定標準的威權秩序為1.0版，極權為2.0版，那麽，用數字粗略地比喻，超極權的理想版就是3.0版。不過，在政策設計中，超極權最高達到2.8版，在現實中，超極權實驗最高達到2.6版，並逐步調整至2.2版。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單項版本也在不斷調整。文革十年包含了多次多種調整。版本越高，革命特權越多，穩定性越差。版本越低，越接近極權乃至威權，穩定性越好。
總之，文革是以極權體製為超越對象，以超極權體製為建構目標的政治運動。文革期間中國的社會秩序，是在不同版本之間調整波動的超極權秩序。
3，極權體製的問題與毛澤東的辦法
3.1 毛澤東對極權體製的不滿
毛澤東對蘇聯體製的不滿，不僅針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導致的“資本主義複辟”，也針對斯大林建立的極權體製。
毛澤東的不滿至少包括下列諸項。
第一，沒有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毛澤東認為，十月革命之後，蘇聯沒有徹底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文革後期，毛澤東倡導“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防範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管卡壓，進一步的走向是“三自一包”。毛澤東提倡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大慶和大寨模式。針對等級製和工資製，毛澤東提倡供給製。
資產階級法權，文革後譯為資產階級權利（bourgeois right），指的是人們有權取得自身勞動之類的付出的報酬。這種平等權利將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
如果把等價交換之類的交往規則看作建構人類社會的基石之一，如果把平等交換的權利看作資本主義製度的基礎，那麽，在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方麵，毛澤東確實比斯大林追得更深，走得更遠。
第二，黨內產生了資產階級。
1962年，毛澤東說：《高潮》一書中的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隻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改過······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1964年，毛澤東認為，中國出現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發現，從中央一直到基層支部，到處都是獨立王國，土皇帝很多，他們有天然的經濟特權和超經濟政治特權。
“天然的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說法，暗示著毛澤東思想的新進展：黨內新生資產階級的基礎，不僅僅是表麵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在定義階級時有意引入“政治特權”。
掌握某種資源優勢的人，總要利用這種資源要素追求利益最大化，擴大並固化這種優勢，這是人類趨利避害的天性。共產黨打天下坐江山之後，憑借暴力資源支撐的權力要素參與並且決定利益分配。官僚集團試圖擴大並固化這種資源優勢，新階級必然產生。毛澤東看到了這種趨向，試圖用“階級”概念表述這種新的社會集團的誕生定律。不過，唯物史觀並沒有把暴力要素看作一種生存資源，也沒有把階級定義為擁有某大類資源要素的社會集團，毛澤東的見解溢出了在生產關係中定義階級的列寧主義框架，討論難以深入。
文革後期，毛澤東不作邏輯論證，一再斷言：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走資派還在走。
在政治領域，官僚集團利用超經濟的政治特權謀利。在生產領域，官僚集團利用掌控的各種生產資料即天然的經濟特權謀利。工資勞動者和小生產者則利用資產階級法權謀利。上下結合，官僚集團用三自一包和按勞分配等資產階級法權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擴大自身謀利的基礎，走向威權社會。這就是毛澤東看到的資本主義複辟前景。這種前景符合官民雙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類天性，如水之就下，越低越接近穩定均衡。
第三，鞏固新體製不能濫用暴力，應該依靠群眾。
斯大林清除對手，主要靠大規模肅反。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濫用暴力，殺錯了很多人，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斯大林死後蘇聯變修，可見殺人並未真正解決問題。
毛澤東主張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解決問題 。1960年，毛澤東在批評蘇聯憲法時說，這部憲法給了勞動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權利，但它沒有給人民治理國家、經濟、文化和教育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
發動群眾必須教育群眾，完成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培育一代新人。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最重要的。暴力手段主要用於對付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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