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係伊萬·阿列克謝維奇·薩夫蘭丘克（И.А.Сафранчук），政治學副博士，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世界政治進程教研室副教授，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譯者係張健榮，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內容提要
在美國對俄外交政策討論中有兩種相左立場。其一，把美國外交視為大戰略 有大範圍、長期的謀劃和視野，由軍人、情報人員和外交家組成的專家團隊加以實施。其二，美國外交的製定派生於短期的內政利益，與選舉和這些利益的政治博弈相關，它要求決策具備應對性，而非為了實施大戰略。當代美國專家界研究俄羅斯問題的主要觀點體係分為懷疑派、危言派、現實派和唯合派四大派係。上述派係的產生曆史、演化過程及其辯論互動情況揭示了構成美國政府對俄羅斯基本戰略觀體係的智庫結構及其不同派係陣營的立場，並展示了不同時期美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及其未來走向。當前美國專家對俄羅斯觀點占主導的是懷疑派和危言派。現實派影響力有限，而唯合派的實際影響力等於零。美國政府換屆在即，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懷疑派和危言派將繼續決定美國對俄政策新一輪政治周期，盡管其間現實派的影響力會有一定上升。
1、主題與方法論框架
在美國外交中，對內政策與戰略設想是互相交織的，參與政策製定與討論的是不同利益集團。在關於美國外交政策，不僅僅是對俄羅斯問題的討論中通常會出現兩種相左立場。一種把美國外交視為大戰略，有大範圍、長期的謀劃和視野，由軍人、情報人員和外交家組成的專家團隊加以實施。在這種立場下，大戰略所製定的不同目標取決於政治家的世界觀，而大戰略實施的不同方法則取決於內政上的妥協。反言之，美國外交的製定派生於短期的內政利益，與選舉和這些利益的政治博弈相關。它要求決策具備應對性，而並非為了實施大戰略。
在華盛頓外交決策中究竟是內政因素還是戰略因素起主要作用，在筆者看來，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實踐證明，這兩類因素都在起作用，其比重變化視不同情況而定。
從事美國外交研究的俄羅斯和歐洲專家習慣於從美國專家和政治家世界觀出發，或者在對美世界觀與內政因素綜合考慮的基礎上去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
筆者的立場是，美國的基本戰略觀體係形成於美國專家界的內部辯論過程以及其代表與美國商界和政界的交往過程，並在此基礎上為外交部門提供具體行動建議。戰略觀體係是形成於不同世界觀和思想學派基礎上的。
據此而論，本文論述的主題是美國專家界對俄羅斯的基本戰略觀體係及其演變過程與現狀。內政部分不屬本研究範圍，但在與其互動中基本戰略觀體係形成了政治上的具體決策。在筆者看來，在實踐中，美國的外交政策無法突破其基本戰略觀體係構成的框架，但在此框架內製定的具體決策會受到內政判斷的影響。筆者在很大程度上將引用在與美國專家界各種形式（包括私人會見、研討會等）交往過程中所得到的資料數據。因此，本文多半算是實地調研的成果（帶有主觀因素，因其中私人交往占有很大比重），通過對美國專家發表的文獻研究整理，予以相應補充。
2、美國專家界對俄羅斯的基本戰略觀體係分類及俄美關係
美國專家界進行的辯論是五花八門的，其中有各色觀點。要想區分這些形形色色論點，勢必導致其中細節和微妙之處被忽視，由此而變得某種意義上的簡單化。
如上所述，筆者的目的是要劃分出形成於世界觀、內政導向和學術研究流派基礎之上的那些基本戰略觀體係。專家界對基本戰略觀體係的各種闡述與論證正是源於世界觀、內政導向和學術研究流派。
我們用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方法作為簡單分類法的依據——對俄羅斯的態度，確切地說，是美國專家界對俄羅斯問題討論的主要方向，為此，我們繪製了一張基於意向（願望）與現實評估之上的模型示意圖。
橫向軸上表示意向（願望），俄羅斯應該成為美國什麽人：合作夥伴/朋友，還是對手/敵人。美國專家界現有各色觀點可歸結為兩大主要陣營。一方認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不再是美國生存威脅，也就是說，雙方應該成為朋友或者合作夥伴。另一方則認為，俄羅斯仍然是美國生存威脅，並且在顛覆美國的領導地位，因此，俄羅斯是對手甚至是敵人。在長達近25年的時間裏，這兩大立場一直在不停地辯論。
縱向軸上表示現實評估。但是這部分出現了某些複雜情況。21世紀10年代中期，美國專家界完全轉變了對現實各種評價的辯論焦點。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初，美國一直在辯論該問題，俄羅斯是否重要（是的話，究竟如何）。一些人認為，即使衰弱的俄羅斯仍然是地區和全球的重要玩家，另一些人則認為，可以無視俄羅斯的立場，並且可完全忽略俄羅斯這一重要玩家。到21世紀10年代中期，這一爭論不再存在，他們開始意識到，理應並且必須重視俄羅斯，所謂“可忽略俄羅斯”的觀點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則是另一場熱烈辯論：與俄羅斯合作是否可能（或者說，在那些對俄羅斯持強硬立場者看來，美國對待俄羅斯是否足夠強硬，即對抗是否可能）。
示意圖1上的橫向軸坐標上（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俄羅斯是對手/敵人）添加了縱向軸坐標：（俄羅斯）“舉足輕重”，（俄羅斯）“無足輕重”。示意圖2上的原橫向軸被縱向軸坐標取代：“可能”（合作或對抗），“不可能”（合作或對抗）。
示意圖1所列四類陣營依次表示：1.俄羅斯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但無足輕重；2.俄羅斯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舉足輕重；3.俄羅斯仍然是美國對手/敵人，但無足輕重；4.俄羅斯仍然是美國對手/敵人，舉足輕重。
示意圖2所列四類陣營依次表示：1.俄羅斯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與估計這些期待可能實現相關；2.俄羅斯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與估計這些期待不可能實現相關；3.俄羅斯仍然是美國的對手/敵人，與估計不可能公開對抗相關；4.俄羅斯仍然是美國對手/敵人，與估計可能公開對抗相關（肯定）。示意圖1和示意圖2如此並行排列是為了展示位於這些陣營的基本戰略觀體係的變化情況，尤其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研究坐標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點擊放大）
3、從美國對俄羅斯的基本戰略觀派係來看俄美關係的曆史語境
20世紀90年代，美國專家界和政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俄羅斯會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前提是，俄羅斯深化內部改革，放棄地緣政治抱負。辯論的問題是，俄羅斯對世界事務的作用有多大？
絕大部分專家認為，俄羅斯無足輕重，形象地說，可以忽略他，無須在乎（無視）俄羅斯對世界大事的看法。需要強調的是，該立場並非出於對俄羅斯敵視，而是出於對俄羅斯世界政治作用的不信任。因為持該立場的是一部分務實的現實派，從這種觀點體係出發，他們認為，趁俄羅斯衰弱之機獲取實際利益，是適當之舉。
同樣也有很大一部分專家認為，即使處於衰弱狀態的俄羅斯仍然是重要的玩家（對其作用始終有爭論），應該與俄羅斯合作。這些專家的看法是，對俄羅斯應推行“介入/合作”政策（engagement）。其實，對這類合作的程度同樣始終有爭論。一些人（承認俄羅斯仍然舉足輕重，但程度有限）認為，應對俄羅斯采取“介入”政策，可以按照標準條件對待俄羅斯（美國對世界大多數國家奉行這種政策），俄將成為美國的“普通”合作夥伴，與其選擇性合作是可能的。另一些人（承認俄羅斯極其重要，對俄羅斯持肯定看法）認為，美國應使俄羅斯成為特殊合作夥伴，主張與其廣泛合作，發展近似盟友關係。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在合作觀體係下的一種派生觀點。“選擇性合作”和“廣泛合作”是完全獨立的兩個觀點體係，因為兩者不是數量上的差異（對合作期望規模的評估），而有本質區別的（對俄關係稟性的理解不同）。與選擇性合作觀點派相比，廣泛合作觀點派則要弱勢得多。
20世紀90年代，甚至在蘇聯解體之後，那些仍然把俄羅斯視為美國威脅的人對其智庫進行了再定位。他們進行內部辯論，對威脅的評估有著各種說法：有人視俄羅斯為敵人，是生存威脅，有人視俄羅斯為普通對手，與美國有著不同利益，一旦有機可乘，俄就會迅速采取行動。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持上述觀點的派別無不承認俄羅斯已經衰弱，並認同俄羅斯對世界事務毫無特別作用，其反俄的主要理由就是，讓這種狀況繼續保持下去。到90年代末，這些專家所持立場變得更強硬了，認為俄羅斯獲得了推行反美政策的機會，應予以積極反製。
因此，在我們繪製的模型示意圖中，四大智庫陣營中三席在20世紀90年代大半部分時間裏持以下觀點（見示意圖1）：第一，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但無足輕重（這一陣營主要是“不予理睬，乘虛而入”觀點派）；第二，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其舉足輕重（這裏占主導的是選擇性合作觀點派，但廣泛合作觀點派同樣重要）；第三，俄羅斯是對手/敵人，但無足輕重（其主要是“阻止崛起”觀點派）。
20世紀90年代，尚無任何一派觀點在實踐中占主導地位。兩派聯合存在可能：理由之一，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選擇性合作與“不予理睬，乘虛而入”觀點派的聯合），理由之二，俄羅斯無足輕重（“不予理睬，乘虛而入”和“阻止崛起”觀點派的聯合）。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首次出現了這種聯合。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在選擇性合作和“不予理睬，乘虛而入”觀點派之間搞平衡。而對實際政策產生一定影響的則是廣泛合作觀點派。“阻止崛起”觀點派對克林頓政府也產生了某種影響，但更多的是批評。當時支持這一觀點派的主要是在野的共和黨政客。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是對手/敵人，但無足輕重”觀點派陣營曾一度被邊緣化。其組成主要是一批對俄羅斯持極其負麵看法的退伍蘇聯學派和頑固反俄派。絕大多數主流專家是絕不會進入這一智力圈子的。
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在俄美於一係列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矛盾加劇的背景下，尤其是南斯拉夫危機時期，有關俄羅斯是否重要的爭論逐漸平息，他們開始意識到俄羅斯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源於俄羅斯無足輕重論點的原兩派智庫陣營必定是虛與委蛇。
“阻止俄羅斯崛起”觀點派開始由“俄羅斯是對手/敵人，但無足輕重”智庫陣營迅速轉向“俄羅斯是對手/敵人但舉足輕重”陣營一邊。他們對俄羅斯反西方外交方針、對克林頓政策都進行了更加積極的批評要求克林頓政府對莫斯科的態度更加強硬和果斷。在新的陣營中，我們把這一觀點派稱之為“危言派”，其基本立場是，俄羅斯對美國構成威脅與挑戰。該觀點體係在內部辯論中同樣爭論不休。一方視俄羅斯是美國生存威脅，理由是，各自價值觀和地緣政治傳統不同（他們與主張對俄羅斯嚴厲批評的退伍的蘇聯學派和反俄學派結為聯盟）；另一方是現實派，認為，與其說問題在於價值觀和曆史範疇不同，不如說在於各自實際利益的不同。第一方認為，從思想體係和曆史根源出發，俄羅斯原則上不可能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第二方則套用“沒有思想，隻有生意”這一名句，認為這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的問題。
“不予理睬，乘虛而入”觀點派開始逐漸脫離“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但無足輕重”智庫陣營。對其中一些人而言，“俄羅斯是合作夥伴”觀點（如果其重要的話，那麽就有必要與其合作）是其原坐標體係中的重要論據，現在則加入了“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舉足輕重”陣營，附和選擇性合作觀點派。對另一些人而言，“俄羅斯無足輕重”觀點（其重要的話，就該阻止其增強）則是其原坐標體係中的重要論據現在則加入了“俄羅斯是對手/敵人，但舉足輕重”陣營，附和危言派。
小布什政府組建之初，兩種不同選擇介於選擇性合作派與危言派之間。對小布什團隊而言，這是一種最佳選擇。由此可推斷，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重組智力聯盟：成立“俄羅斯無足輕重”觀點派聯盟，取代“俄羅斯是合作夥伴/朋友”觀點派聯盟。這樣，“阻止崛起”（而不是克林頓執政期的“選擇性合作”）觀點派便可成為“不予理睬，乘虛而入”觀點派的合作夥伴。對該派聯盟有可能產生影響的則是危言派了其對俄羅斯持批評立場，而廣泛合作派事實上對其毫無任何影響。這種推斷的依據是，小布什政府中保守派和現實派占主導，盡管兩者之間有分歧，但雙方立場能保持一致，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要做，不要被俄羅斯問題分散精力，對俄羅斯應采取強硬立場。
小布什政府組建之後的對外演說可解釋為美國試圖奉行基於對俄羅斯批評立場的政策，但仍然是從俄羅斯無足輕重觀點出發。這讓人頗為費解，因為“阻止俄羅斯崛起”觀點派迅速加入了危言派陣營，而“不予理睬”觀點派則加入了危言派和選擇性合作派陣營。此外，在2001年春、夏、秋三季，因各種原因，小布什政府向對俄關係正常化邁出了一步。這不僅與“9·11事件”相關，而且與美中關係緊張加劇相關。在這種正常化框架下，對俄羅斯的批評聲減弱了，開始與俄羅斯合作，而不是忽視他的存在。擁護這一方針的是以選擇性合作論派為代表的原有智庫陣營。
表麵上，小布什政府的對俄政策最終傾向於選擇性合作觀點派。由於“不予理睬”觀點派中一部分轉向了前者陣營，使之實力大增。再者，選擇性合作事實上已成為官方方針，危言派中一部分（尤其是從“阻止俄羅斯崛起”觀點派轉向危言派的務實的現實派）同樣附和選擇性合作觀點派。其實，對小布什政府實際政策產生根本影響的是危言派，其中許多人是當局製定內政的盟友。而廣泛合作觀點派對實際政策幾乎毫無影響。
必須指出的是，小布什政府采取選擇性合作觀點的理由與克林頓政府完全不同。與前任政府一樣，小布什政府也抱著一種樂觀打算，認為俄羅斯內部改革將促使其采取溫和的地緣政治立場。但其更重要的判斷是，寧可讓俄羅斯成為麻煩的合作夥伴，而不是讓其站在自己的對立麵。由於小布什政府樹敵太多，在這種背景下，就不必過多對俄羅斯加以幹涉。
2005年前後，辯論的坐標再次發生了改變。如上所述，有關俄羅斯是否重要的辯論沒有了，他們開始明白，俄羅斯實力在增強。評估現實出現了新範疇：每一觀點派別都開始對各自計劃能否實施予以評估。有關與俄羅斯能否合作的辯論始終在進行。對凡是主張對俄羅斯持強硬立場的人而言，其關鍵問題在於，美國對俄羅斯的態度是否足夠強硬：對抗是否可能。
往年的原有觀點體係上升至新的坐標體係（見示意圖2）。雖然新坐標中選擇性合作觀點派依然勝於其他觀點，但其主要的反對者則是危言派，事實上，一旦坐標有變（甚至是與之同時），觀點體係重組進程便啟動了。
俄美關係問題伴隨著小布什整個執政期不斷加重。在此背景下，能夠直接肯定對俄羅斯選擇性合作的專家變得越來越少，不是附帶條件的肯定，便是否定。
然而，危言派卻愈加感到信心十足：他們一再鼓動與俄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展開對抗並為之沒能發生而歎息。小布什總統任期結束前，其政府已經在選擇性合作派與危言派之間采取了平衡，其擁護者在不斷公開地強化立場。2008年高加索危機之後，危言派開始從“俄羅斯是對手/敵人，但暫不可能公開對抗”陣營轉向了“俄羅斯是對手/敵人，可能展開公開對抗”陣營。
選擇性合作派相反卻很快喪失了立場。在新坐標下，選擇性合作派不僅顯得軟弱無力，而且發生了轉變。這一觀點派從“俄羅斯是美國合作夥伴/朋友，可能與其合作”智庫陣營轉向了“俄羅斯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但不可能與其合作”陣營，由此而形成了兩派新的觀點體係——懷疑派和現實派。2005年前後，美國開始形成了以“俄羅斯—懷疑派”為特征的觀點體係。懷疑派起先認為，俄羅斯理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但因俄羅斯經濟與政治改革尚未結束而變得不可能。與此同時，他們認為，俄羅斯同樣不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這一點有別於危言派。
現實派同時也開始獨立形成。現實派認為，俄羅斯很重要，必須與其打交道，意思是合作（其此點有別於危言派）。並且必須與真實的俄羅斯打交道（這一點有別於懷疑派）。可以說，現實派始終是主張選擇性合作，但在新的坐標體係中其觀點體係理應確切地稱為現實主義，它與其他觀點體係的區別不在於對合作規模的評價，而在於論點本身，可以並且必須與當今俄羅斯打交道。以往，現實派分散在各觀點體係之中，如“對俄羅斯不予理睬”（在該體係中附加了“乘虛而入”成分）、“阻止崛起”、危言派（其論點是，與俄羅斯對抗並非由於思想體係和曆史根源不同，而是利益上的現實差異）、選擇性合作派。看來，隻有在廣泛合作派中完全沒有或者極少有現實派的身影。但正是在其討論坐標變化及獨立成係之後，現實派才開始準備與俄羅斯進行選擇性合作，甚至更為廣泛的合作根本無視雙邊關係總體上消極的背景，這顯然是有悖常理的。
廣泛合作觀點派中一部分從“俄羅斯應成為美國合作夥伴/朋友，但其不可能”陣營轉向了懷疑派，另一部分則新組成了“唯合派”。原則上其觀點依舊沒變，但在變化的坐標體係與新的戰略體係互動時，其論點焦點則發生了改變。他們對俄關係本質的理解依舊沒變，認為俄羅斯是西方正常的一部分（有別於懷疑派和危言派），其應該並且能夠成為美國名副其實的合作夥伴，甚至是盟友（同樣有別於懷疑派和危言派）。在變化的條件下，廣泛合作觀點派才能證實，與俄羅斯合作不應提任何條件。
因此，小布什政府連任期和奧巴馬政府首任期是美國專家界對俄羅斯問題辯論坐標的轉變期，並且重組了對俄羅斯基本戰略觀體係，此時選擇性合作派轉變為懷疑派，而危言派則變得更強大。
當梅德韋傑夫與奧巴馬執政時，雙方試圖“重啟”俄美關係，以阻止選擇性合作觀點派完全轉變為懷疑派，並一定程度上遏止危言派。但是“重啟”僅僅短暫地阻止了懷疑派發展，卻壯大了危言派。自“重啟”失敗及俄美分歧加大之後，這兩派變得更強盛了。之後，奧巴馬政府推行的實際政策變成了懷疑派與危言派之間的一種妥協，盡管現實派對這一政策也施加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4、當代美國專家界對俄美關係及其發展方向的觀點
當前美國專家界對俄羅斯觀點占主導的是兩派體係：懷疑派和危言派。現實派影響力有限，而唯合派的實際影響力等於零。在我們繪製的模型（示意圖2）上列舉的兩大陣營的觀點體係是：唯合派、現實派和懷疑派列為“俄羅斯應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朋友但其不可能”陣營，危言派則列為“俄羅斯是對手/敵人，可能對抗（公開對抗）”陣營。
懷疑派保持了自己的基本論點，認為俄羅斯因內部改革未完成，不可能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從2012年起，當普京重返俄羅斯總統寶座之後，美國懷疑派便開始視“俄羅斯問題”更加個性化。他們把俄羅斯改革未完成問題歸咎於俄羅斯總統個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那麽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從2014年起，自實施製裁之後，在俄羅斯經濟出現消極趨勢背景下，懷疑派中間便開始形成了“俄羅斯衰退”的看法，並且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長期趨向。他們解釋說，俄羅斯表現出的活躍外交並非是其強大，而是其虛弱的結果，因為在無法應對國內發展問題情況下，俄羅斯隻能在國際舞台上積極活動（用美國人的話說，是“侵略活動”），以此作為彌補。從實際層麵出發，他們提出的是“治理俄羅斯衰退”政策（to manage Russia's decline），其內容可歸納為：第一，千方百計給俄羅斯精英階層代表製造生活困難，使之成一定比例地反映在他們與普京總統個人的可能接觸中；
第二，關注“俄羅斯衰退”，等待俄羅斯準備根本調整其內政外交的臨界點（坦誠說，尚不清楚為此要等多長時間——一年還是十年左右。但在懷疑派看來，俄羅斯現政權體係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等待這一時刻在任何時段的可能來臨）時刻做好俄羅斯發生改變的準備以“軟力量”方式對其進行謹慎刺激；
第三，在上述情況尚且未出現之前，懷疑派認為必須積極遏製俄羅斯對外政策方案。
形象地說，懷疑派認為俄羅斯“病了”（國內發展方向不正確）這一“疾病”將不斷加重，應暫時讓俄羅斯獨自麵對“疾病”，等候這一國家逐漸衰弱，但在“疾病”或許是一個長的發展期內，不能讓其“傳染”他人。懷疑派多半視俄羅斯為麻煩，而非威脅。
危言派認為，俄羅斯處在崛起之中。要強調的是，他們對俄羅斯政權體係抱批判態度，但認為這一體係相當行之有效。在危言派看來，俄羅斯正變得更強大，使之可以推行愈加堅定的外交政策，而其地緣政治野心在膨脹。因此，從實際層麵出發，危言派建議采取對俄羅斯積極而廣泛的對抗政策。為此，危言派設想認為，與冷戰時期相比，當代俄羅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實力比蘇聯時期要弱，而美國則相反，變得更強了。因此，關鍵一點是，行動要極其果斷，才能將俄羅斯搞定，即迫使俄羅斯放棄地緣政治野心。他們的出發點是，擴大對抗對美國有利：應該積極地“施壓”俄羅斯，擴大地理空間，加強對抗程度，與俄羅斯衝突規模越大（當然，不至於到核武器水平），美國的優勢將越突出。
現實派的立場是，應該與真實的俄羅斯打交道。花費時間和精力去試圖改變俄羅斯或者消極等待這種變化是不適宜的。現實派並不反對俄羅斯內政改革他們隻是不認為這種改革應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現實派的出發點是，俄羅斯正變得更強，這客觀上在改變關係發展的條件。應該從俄美各自利益及其交換考慮，以尋求在當前均勢水平上的解決方法，而不是試圖去根本改變目前條件。現實派這種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一種信念，認為世界上有許多比普京本人及整個俄羅斯更重要的問題。必須構建新的地區秩序，考慮在新技術影響下如何改變世界。總而言之，必須建設未來世界，而不是拘泥於過去問題。俄羅斯勢必是快速變化世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必須與其打交道。現實派事實上具備了一整套涉及俄美關係各種複雜問題的交換方案，包括解決“烏克蘭危機”，但是他們承認，由於政治家們並不打算采取這些決策，在目前條件下要實施這些是不可能的。我們重申一下，現實派並不打算與俄羅斯進行協商，但至少他們打算與其會談和做交易。
唯合派則由一批主張對俄羅斯廣泛合作的骨幹分子組成，他們認為，這種合作不應附加任何條件。他們認可對俄關係的平等原則。一般地說，他們對美國各方麵的官方政策實際上是持批評態度的，尤其是對接受危言派建議的那部分。因此，在對美國行動辯論中，唯合派始終堅持強硬的反對立場，首先是針對危言派。唯合派發表的關於俄羅斯內政外交的觀點是正麵而中性化的，與危言派和懷疑派形成了對立。
我們把懷疑派、危言派、現實派和唯合派各自立場的要點匯集在表1。（點擊放大）
這裏重要的不僅是各派的觀點體係立場，而且是其相互之間的作用。
危言派和懷疑派之所以構成當前美國政府對俄羅斯的基本政策，不僅是因這兩派觀點體係是勢力最大的，而且是彼此可找到共同基礎——對當代俄羅斯持批評態度，不接受俄羅斯，盡管各自立場上存在著很大不同。這使得他們彼此之間能夠達成妥協，而其目標歸根結底是要限製俄羅斯的地緣政治野心。但危言派和懷疑派在美國實施對俄政策實際手段和方法上的建議大相徑庭，互不退讓，而實踐中則是兩種計劃在同時實施：危言派的一種（強硬“施壓”俄羅斯，燃起衝突）和懷疑派的一種（“圍困”俄羅斯，製止其外交倡議）。
現實派在影響力上無法與危言派和懷疑派相比。懷疑派把“俄羅斯令人失望”論點已牢牢地穩固下來。所以，在政治辯論中就難以堅持關於與當代俄羅斯可以打交道的論據。而危言派同樣把不容他國對美國進行公開挑戰的論點牢牢地穩固下來。俄羅斯官方人士的演說常常被美國視為對美國進行挑戰的企圖。現實派的論點是，應該與真實的俄羅斯打交道，打破危言派的演說，認為必須強硬回應俄羅斯對美國進行挑戰的企圖。結果是，危言派和懷疑派的基本立場被列入了美國政界所允許的空間內，而現實派的基本立場則被排除在華盛頓政治所允許的空間之外（雖然在紐約商界其接受程度要高許多）。
現實派的論點在與危言派和懷疑派的辯論中似乎被“洗刷掉了”危言派和懷疑派在美國對俄政策目標上形成了妥協，但在實施方法上有爭論（實踐中實施的是兩套建議）。現實派在目標問題上既不讚同危言派，也不讚同懷疑派，但由於其觀點秉性，他們在實施方法上不會與危言派和懷疑派展開過於尖銳的爭論。一些現實派僅局限於在使用方法規模和界限上對危言派和懷疑派發問，以證明對俄羅斯采取“圍困”和“施壓”不應成為最終目的，因而提出要對使用這些方法劃定界限，施壓之後則轉為談判更為適宜。另一部分現實派則想證實的是，如果冷戰已經開始，那麽就該考慮如何以最小代價去經受，盡可能地使之變得短暫而安全。類似論據為現實派與唯合派創造了共同基礎，但卻時常導致其對懷疑派的默認（後者同樣想以最低風險去圍困俄羅斯，而與“衝鋒陷陣”的危言派相爭）。結果是，現實派政治分量不夠，使之無法與懷疑派和危言派在對俄政策最終目的上展開爭論，而對實施方法的爭論並非是一些現實派的優先目標，而其餘者則持中間立場（接近懷疑派立場）。
唯合派體係既不讚同美國對俄政策目的，也不讚同其方法（尤其是危言派）。但是在質疑危言派和懷疑派提出的政策目的上，他們無法得到現實派的支持。現實派對處於華盛頓政治所允許界線之外原本就覺得不爽，更何況他們感興趣的並非是批評當今政策，而是要讓自己的影響力重新回到現實政策中。目前唯合派處於華盛頓政治所允許界線之外比現實派距離更遠。由此而論，在美國對俄政策目的辯論中，現實派與唯合派始終保持著距離（盡管就其實質而言，雙方之間完全能夠達成妥協並組成智庫聯盟），這將有助於其保持並寄希望擴大對實際政策的影響力。在批評美國政策實施方法上，唯合派寄希望獲得現實派支持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如上所述，現實派與針對方法問題的辯論始終保持了距離（尤其是與危言派），而且他們無法（或者不讓其）插入危言派與懷疑派之間對當局政策實施方法的辯論之中。目前，唯合派被置於邊緣行列，身處華盛頓主要辯論的“場外”①。這對危言派十分有利。如果危言派在某些點上遭到唯合派批評的話，那麽在這些點上來自懷疑派和現實派的批評聲音就減少了（可與唯合派保持距離，不與其“同流合夥”）。
因此，雖然唯合派保存了一整套對俄羅斯的肯定論點，但其不僅對實際政策，而且對華盛頓主要辯論內容都毫無影響。其實，其立場在與其他觀點體係辯論進程中卻起到了一定作用：倒過來幫助了危言派（背離了唯合派本身的初衷）。
5、結 語
對俄羅斯而言，華盛頓內形成的危言派和懷疑派觀點占主導是於其不利的。懷疑派的失利將提升危言派的地位並相互作用，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華盛頓對俄羅斯方針的辯論將在何時節點與何種情況才會擺脫這種二元論。為此，無論是危言派，還是懷疑派都無法壟斷議事日程。他們大致形成了均勢。許多華盛頓方麵專家置身目前占主導的基本觀點體係之外，以維持這種均勢。他們也不形成新的基本觀點體係，也不想參與現有體係，對懷疑派和危言派保持中立態度，在雙方之間隨機應變摸索妥協立場。這說明美國專家界對調整智庫空間和構建新的觀點體係存在需求。但落實這類需求的進度則難以預言。可以推測的是，在相當數量“中立派專家”存在的情況下，懷疑派和危言派之間達成的平衡為發展現實派體係創造了條件，由此會吸引更多的“中立派”。
在2017年美國政府換屆之時，勢必會產生重新審視對俄關係的動機。然而其力量可能並不能使之在近年內擺脫現有觀點體係。因此，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危言派和懷疑派將繼續決定美國對俄政策新一輪政治周期，盡管其間現實派的影響力會有一定上升（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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