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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地時間15日晚(北京時間16日淩晨4時左右)，土耳其突然傳出消息：軍方人員發動政變，截至北京時間16日晨8時，土耳其政府稱，局勢已經得到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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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聞要點有：①軍事政變已致首都安卡拉42人死亡 ②130多名參與政變的軍人被逮捕，1名參與策劃政變的軍方將領被打死 ③首都安卡拉議會大樓仍在遭攻擊。
土耳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如何?歐盟為什麽不接受它?
為什麽土耳其入不了歐盟？
在難民潮衝擊下，歐洲過去對於移民融入問題上的兩種認識誤區也變得更加明顯：
歐洲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白人對東方人、基督徒對“異教徒”的種族、宗教偏見和歧視。在現代化和民主化過程中這些偏見和歧視盡管已經拿不上台麵，但潛在影響仍然存在。在“文化多元”的時髦名義下搞種族隔離或驅趕移民，就是一種“新型的”歧視。正如法國學者塔吉耶夫在批判法國極右翼排外論者勒龐時揭示的：過去的強勢者強調文化不平等和自己文化的優勢，他們要強製“同化”別人，這當然是歧視。
但現在的勒龐們卻相反，他們打著文化平等的旗號，要強製“異化”別人。他們完全可能“恭維”弱勢族群：是啊，你們當年的曆史多麽輝煌，你們祖先在非洲生活得多麽美好，那麽，你們回去吧!去維護和享受你們的偉大傳統吧。過去我們強迫你們皈依基督，現在我們覺得你們的多神崇拜很有美感值得作為珍稀品種來大力保留，這基督教嘛就讓我們白人勉為其難好啦。過去我們的祖先把你們的祖先抓來做奴隸，現在我們認錯了，你們完全有權利回去!什麽?你們不想行使這一權利?那就讓我們“幫助”你們——把你們趕走!
顯然，所謂平等如果不是每個個人的公民權利平等，那麽“文化平等”反而可能成為維護種族隔離製度的口實，猶如在南非後期人們看到的那樣。因此塔吉耶夫強調：種族主義的“目的在於將脫離了集團類別的個體‘歸位’”，即它歸根結底是對個體權利的漠視。
在歐洲政治光譜上，貶低和漠視普世價值、強調宗教、種族、民族特點的傾向通常被歸入“右翼”，而如果以上述特點來公然排外，那就是“極右翼”，例如勒龐那樣。無可否認，近年來隨著歐洲人對恐怖主義的擔心和對高失業率時期移民就業競爭的顧慮，勒龐式的排外傾向有了明顯的增長。但是，這種打著“文化平等(而不是人權平等)”旗號的“新型”排外主義還不僅僅體現在這些明顯的極右翼上。實際上，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以平等為口實的排斥”一直是個潛在的心理障礙。
歐洲一體化是在普世人權平等的價值觀下進行的。但如果這種普世性要有強大的說服力，她就應當是個跨民族、跨種族、跨宗教、跨文化的實體。如今歐洲各國凡是比較大的、移民較多的國家，內部都已經存在這四“跨”。就成員國而言，一體化過程也在向這個方向發展——當然是在滿足入歐的一般條件下。在1980年代前，歐洲聯合的創始國都是基督教西方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國家，或拉丁-日耳曼民族國家。1981年希臘的加入，開始有了東正教成員國;2004年波蘭、捷克、匈牙利等的加入，歐盟開始有了斯拉夫人、烏拉爾人成員國。但是，至今歐盟仍然沒有一個穆斯林居民為主的成員國。
而事實上，絕大多數國民為穆斯林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長期尋求“入歐”的國家。今天的土耳其雖然絕大部分國土地理上處於亞洲，但曆史上的土耳其帝國有廣大的歐洲領土，當時的首都、今天的土耳其最大城市和經濟首都伊斯坦布爾也位於歐洲，該城就是古代歐洲名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延續，因此土耳其曆來認為自己是歐洲國家。從“一戰”後的凱末爾革命開始，土耳其大刀闊斧地推進世俗化、現代化，並接著推進民主化進程，迄今已近一個世紀。
在政治上，土耳其長期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和多黨製議會共和政體，是“最自由民主的穆斯林國家”。“土耳其之父”(阿塔圖爾克)凱末爾把世俗主義作為現代土耳其立國之本，為此不惜改變文字，廢棄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拚寫土耳其文，百年後他的做法已經深入人心。盡管該國有些政黨被認為有反對世俗化的“伊斯蘭傾向”，但那是按土耳其的標準而言。若是放在土耳其以外的伊斯蘭世界，可以說土國即便“最伊斯蘭化”的黨，放在其他國家也算是最世俗化的黨了。土耳其近年也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麵臨恐怖主義威脅。但值得指出的是：直到最近一年“伊斯蘭國”式的恐怖主義開始滲入土耳其以前，該國發生的“恐怖主義”也都是世俗極左派(如庫爾德工人黨)幹的，而非宗教性的。
在經濟上，土耳其與歐盟平均水平雖有差距，但其發達程度已高於歐盟的一些東歐成員(如保加利亞)，財政指標更是遠遠好於歐盟的許多南歐成員。在絕大多數年份，土耳其的這些指標都能滿足“馬約紅線”的要求，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國家在歐盟現有成員國中並不多。
必須指出，從經濟角度看，目前歐盟成員構成上的致命缺陷，還不是它的成員有窮有富，而是他們的財政狀況有好有差。隻要政策得當，窮富聯合其實可以做到雙贏;但財政狀況優劣懸殊則容易導致劣者不肯減赤，優者不願救助，造成雙輸之局。因此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對財政紅線比對GDP水平更為強調，而從人均GDP水平看算是相當富的“歐豬國家”給歐盟捅的婁子，是總體上似乎更窮的“新歐洲”國家沒法比的。從這一點看，愛琴海兩邊最有資格當歐盟成員的絕對不該是希臘，而無疑應該是土耳其——但事實卻相反!
作為經濟增長的明星，土耳其經濟總量(以購買力平價計的國內總產值)已居世界第15位，人均GDP已達兩萬多美元(PPP)。土國經濟與歐洲的互補性很高，與許多歐洲國家經濟空心化和虛擬化相比，土耳其有發達的製造業，電視機占據歐洲市場一半以上份額，汽車產量超過意大利，居歐洲第五，造船業更是歐洲的頭籌。土耳其早在1961年就是有“發達國家俱樂部”之稱的經合組織創始會員國，也是二十國集團成員。美國中情局將土耳其歸類為發達國家，世界銀行則歸入中高收入國家。土國經濟與歐盟關係密切，既是發達歐洲國家產業外移的主要對象之一，也是這些國家、尤其是德國的主要勞務輸入源。
在國際上土耳其長期親西方，冷戰時代一直是北約盟國，幾乎從歐洲一體化進程開始她就謀求加入。早在1949年她就是歐洲委員會的第一批成員國。1963年又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準成員”，1995年土耳其加入歐盟海關同盟，2005年土耳其與歐盟開始進行作為全權成員國入盟的談判，至今又是十多年過去了，然而，土耳其的入盟依然遙遙無期。
盡管歐盟至今不接受土耳其也有某些理由(如北塞浦路斯問題、承認曆史上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問題等)，但類似舊賬歐盟一些成員也有。為什麽土耳其就會長期被拒之門外?筆者就此問過不少歐洲學者，他們除了各自的一些具體回答外，總是會提到“對人口如此龐大的穆斯林國家，我們要特別謹慎”。
這種回答是可以理解的。土國人口7800萬，與歐盟人口最多的成員德國差距不大。但由於穆斯林出生率高，土耳其如果入歐，很可能會在不遠的將來取代德國成為人口最多的成員國。歐洲對此要有心理準備。但是如果一直這樣“謹慎”下去，歐盟尊奉的基本價值觀的普世性說服力無疑會麵臨質疑。一個實行自由民主、世俗政治、市場經濟已經幾十年的國家，一個人口、經濟都舉足輕重，地處兩洲四海間極重要的戰略位置，又與歐洲有深厚淵源的國家，難道僅僅因為大量人口是穆斯林就入不了歐?這使人隱隱感到歐洲對穆斯林的偏見並未完全消失，而且這不僅僅指勒龐這樣的“極右翼”。
事實上，對於歐盟這種推拒態度，土耳其人已經越來越由抱怨發展到不耐煩，加上近年來歐盟麻煩不斷，土耳其已經出現不祥的疏歐傾向，目前主流民意仍然希望入歐，但不再迫切，更不是非入不可。而這又導致出現對百年世俗化成果的懷疑和伊斯蘭化的重新抬頭。這反過來又增加歐洲的疑慮，使土耳其更難入歐······如此惡性循環，歐盟和土耳其將麵臨雙輸的危險。
相反，如果歐盟成功接受了土耳其這麽個人口眾多的穆斯林大國，歐盟將成為普世價值的更令人信服的範例。歐洲基督教徒與穆斯林摒棄千年怨仇而在現代化進程中團結成一個人口世界第二、經濟世界第一的新型政治實體，那意義將遠遠超過德、法這兩個過去的世仇攜手建設歐洲聯盟這個人們一直津津樂道的曆史性進步。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局麵。來源：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作者：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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