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湧：經濟金融化禍害美國等西方國家 2015-07-10

經濟金融化禍害美國等西方國家
20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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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金融化使金融資本（集團）賺得盆滿缽溢，但是對金融資本的宿主（相關主權國家）弊多利少且愈發有害，令英美等西方國家變成了所謂“賭場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全麵刷新了美國，使得金融資本對美國經濟、社會、政治的操控日益嚴重，加劇了美國金融的脆弱性、經濟的不穩定性、社會的不公平性、政治的不均衡性。正是因為全麵而深入的金融化，美國正在麵臨或必將遭遇金融經濟、社會政治、國家認同以及國際霸權等係列危機。美國危機從周期化變為常態化，從“時有發生”變為“隨時發生”。

　　一、金融資本操控西方政權推進經濟金融化

　　新自由主義者視經濟金融化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勢。世界發展史揭示，市場並非自生自滅，有規模的市場以及重要的市場主體如企業，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政府規定著市場的形式與內容。金融市場當然也不例外。經濟金融化是金融資本通過代理人操控政權（即權力被關在有資本設計的製度的籠子裏），而後由政府製定政策、積極推動的結果。資本的意誌變為國家與政府的意誌，政府通過政策落實與輿論宣傳，變為大眾的認知與行為。

　　西方國家是經濟金融化的先行者，其中英美最具代表意義。美國的政治製度決定了金錢是美國政治的母乳。金融寡頭直接向政府輸送代理人，梅隆財團出財長，洛克菲勒財團出國務卿，在美國政治非但不是什麽醜聞，而且長期被視為佳話。二戰後，不僅是主要閣僚而且就連美國總統，都越來越倚重金融寡頭的支持。資金實力成為總統選舉決勝之關鍵，誰籌得的競選經費多，誰就更有可能當選總統。現任總統奧巴馬競選耗資6億多美元，破了美國總統選舉經費的紀錄。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托馬斯？戴伊在《誰掌管美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中譯本）一書中說：“在美國，有這樣一個權勢集團，他們僅占美國人口的百萬分之二，卻擁有全國半數的工業資產，五分之四的銀行資產，一半以上的交通運輸業與公共事業資產和三分之二的保險業資產。由於這個集團的存在，美國國家的政治權力形成了雙層結構，即掌握最高權力的權勢集團和政府、國會、聯邦法院等‘直接決策者’，而直接決策者的行動僅僅是製定國家政策這個遠為複雜的程序的最後階段。”金融寡頭不僅可以推送代理人——候選人當選，而且可以保證當選後的總統是否擁有實際權力，推行有利於金融寡頭的係列內政與外交政策。如此演繹出錢力與權力共生，政界與商界共謀，風助火勢，火借風威的美國政治生態。

　　經濟金融化是金融寡頭的利益所係、意誌所在，美國的金融寡頭操控美國政府，積極推進經濟金融化政策。美國的經濟金融化並非自然選擇，更非曆史趨勢，而是美國政府在金融寡頭操縱下刻意安排並長期實施的結果。美國政府在金融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從國內來看，主要通過減少和削弱對金融部門的監管，以及製定相關有利於金融資本提高利潤等措施來實現；就國際而言，主要通過強大的軍事、科技（集中為信息技術）力量和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霸權地位，強行推行以貨幣和金融為中樞神經的全球化來實現。

　　在美國，金融寡頭有一個分享國家權力的特殊機製，這種特殊機製就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然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既不是聯邦，又沒有儲備，也不是銀行”。美聯儲名義上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一類特殊的私人銀行；在私人銀行股份安排上，名義上有12家儲備銀行，實際控製者則是美聯儲紐約銀行，而美聯儲紐約銀行是由花旗銀行、大通曼哈頓、摩根信托、漢諾威、漢化銀行五家機構所控製。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實際是金融寡頭直接控製、借以對美國實施金融資本統治的平台與工具。

　　美國金融寡頭利用金融危機（1907年）要挾政府而最終成立了美聯儲（1913年）。美聯儲成立後，逐步拓展自己的權力，其中最為關鍵的步驟：一是取得了美國貨幣（美元）發行權——最重要的一類經濟主權。美國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須將美國國民的未來稅收（國債），抵押給美聯儲，由美聯儲來發行“美聯儲券”——美元；二是取得了美國政府的經濟治權——貨幣政策製定與實施權。金融寡頭通過一係列的製度設計削弱財政部的權力，以及製造一係列經濟理論藩籬（如貨幣主義），使得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成為主要經濟調控手段後，美聯儲就成為美國經濟的中樞，實際掌控了美國的經濟命脈。

　　作為“市場神話”的體現，美聯儲以人事獨立和預算獨立為標榜，實際上成為與美國聯邦政府平起平坐的權力機構。問題在於，美國總統的任期隻有4年，美聯儲主席的任期則長達14年；在權力行使上，美聯儲主席不需要大選，不需要與國會議員談判，權力獨大，美聯儲名義上有一個委員會搞所謂民主決策，實質隻是主席獨裁，成為所謂的“經濟沙皇”。正是有了美聯儲這一工具與平台的存在與運行，代表金融寡頭利益的經濟金融化政策，在幾十年間，就全麵而徹底地刷新或格式化了美國經濟社會。

　　西方民主政治的製度設計有利於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或者說，正是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設計製定了西方民主政治製度，或者根據自己利益最大化需要而不斷調整過去製定的政治製度。2010年1月21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廢除了有關限製公司和工會在美國政治競選中捐款的規定，即推翻了2002年製定的《競選財務法》的有關獻金條款。根據該裁決，美國總統及國會議員的候選人在競選中可以無限度地利用相關資金援助。奧巴馬總統此後尖銳地批評最高法院的裁決，稱該裁決是對“民主本身”的打擊，為數額無限的競選獻金“打開了閘門”，為特殊利益的說客“提供了新的手段”。

　　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除了通過“權錢交織”直接控製政府，還可以通過經濟（市場）影響力來綁架政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金融資本通過兼並使自己成為富可敵國的金融集團，由此出現“太大而不能倒”的所謂道德風險，因為這類巨型金融機構一旦破產倒閉，極有可能釀成整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災難。有鑒於此，金融業以錢生錢，拚命豪賭，贏了歸自己，虧了靠國家。政府若不會（當然肯定不會）放任危機蔓延惡化，就必須動用大量納稅人的錢來拯救金融業。1998年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以及2008年的美國國際集團（AIG）以及高盛、美林、花旗等金融機構，都是在“太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下，把政府綁架了、挾持了。

　　正是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抑或積極配合下，美國的經濟金融化進展神速，短短幾十年間就取得了豐碩成果。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統計資料，自1950年以來，金融、保險、房地產業（FIRE）部門在美國GDP中所占份額由1950年的約10%持續上升，1990年達到18%，首次超過製造業，2005年達到約25%，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的2007年，更是達到曆史高點，約30%。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在美國GDP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1950年為61.78%，到2007年為33.99%，其中同期的製造業由27%下降為11.7%。美國整個產業空心化的趨勢非常嚴重。

　　隨著經濟金融化的推進，美國金融部門利潤在公司利潤中的比例早波折中不斷上升，而且占比增幅與金融化推進速度、廣度與深度相關，從1963年的16.3%增加到了1980年的19.3%，1984年為15.1%，從1960年到1984年平均值是17.4%。但是，自1985年以後，金融部門利潤在公司利潤中的占比的增速加快，1985年為20.9%，2001年為41.4%，2002年為43.8%，2003年為42.9%。2007年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該比例大幅下降，2008年降為了13.4%，2009年又回升到了36.7%，2010年該比例為35.4%。 美國金融行業員工收入與全社會平均報酬之比也明顯上漲，1948-1982年，在99%-108%之間波動，1983年開始火箭式上揚，2007達到181%。

　　據統計，如果將美國危機前所有的金融資產（包括擔保債務憑證CDO、信貸違約掉期CDS、各種金融衍生合約以及可以交易和轉讓的各種資產等）價值都計算在內，未到期虛擬資產總額達到400萬億-500萬億美元。而同期的美國GDP隻有12萬億-14萬億美元。亦即，美國以12萬億-14萬億美元的國民收入製造了高達400萬億-500萬億美元的資產價值，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已經完全脫節。

　　愛潑斯坦（Epstein）指出，“金融化是指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麵上，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業精英們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製度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的過程。” 隨著經濟金融化不斷推進，金融化刷新的不隻是經濟，更有社會，即社會金融化，由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金融資本不僅控製了政治、經濟，還有社會，進而控製了整個國家，美國由此成為地地道道的金融資本主義。

　　二、經濟金融化全麵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社會

　　經濟金融化使得金融不僅成為美國經濟的核心，而且成為美國政治、社會的核心，亦即美國政治經濟社會依照金融邏輯實行全麵而徹底的格式化。

　　經濟金融化全麵刷新了美國政府，政府政策愈發傾向於金融資本，即經濟政策寡頭化。經濟政策寡頭化的集中體現之一就是不斷加碼推行有利於金融資本的減稅政策。有專家認為，2008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與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主要是社會福利製度危機，即美歐經濟體係不堪社會高福利的重負而最終釀成危機。其實，這種認知很表象很淺顯。二戰後，西方國家的福利製度逐漸走向巔峰，但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係列福利政策，並沒有引發財政危機。問題是到20世紀80年代後，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美歐多國實施對資本（富人）倍加友好的經濟政策——大幅度減稅，如此財政收入的減少不足以彌補政府開支的增加，透支日趨嚴重，債務日益積累，最終發生危機。

　　例如，在西方大國中，法國和德國的債務問題要明顯輕於英國和美國，法德稅率在1930-2010年穩定保持在50%-60%（在末期有輕微的減少），英美稅率則從1930-1980年的80%-90%降至1980-2010年的30%-40%（1986年裏根稅改後有一個28%的低點）。 有一類說法很有迷惑性，即二戰後日德戰敗國奮起直追，到20世紀70年代逼近英美，英美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而調低稅率。然而，“1980年以來在發達國家最高邊際稅率下降和生產力增長率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具體來說，決定性的事實是自1980年以來所有富裕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幾乎完全一致。1980年以來英國和美國並沒有比德國、法國、日本、丹麥或瑞典增長得更快”。 由此，以減稅促進經濟增長的托辭並不成立，減稅實質就是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實施親善政策。

　　經濟金融化全麵刷新了美國市場，作為主要的市場主體——生產者與消費者無不深深打上金融烙印。市場主體金融化集中體現為企業金融化以及居民家庭金融化 。“股東利益最大化”極大而持久地改變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企業積累的重心由生產性渠道越來越多地偏向金融渠道，企業（管理層）關注股價更甚於關注生產，關注利潤更甚於關注員工，因為雇員僅僅作為股東謀取最大化利潤的手段，企業非但不重視開發雇員的潛力，而且還把勞動就業的不穩定性看作是勞動力市場運行良好的表現。

　　企業高管的薪酬機製及股票期權的興起加強了企業金融化。在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成分股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在位時間一般隻有五六年，他們的薪酬往往與公司股價、股本回報率（ROE）緊密掛鉤。這種機製構成了強烈的激勵，促使高官們在短期內把利潤維持在高位，並改變了管理層應對經濟衰退的方式，即危機來臨時，不是保留員工、降價搶占市場，而是紛紛選擇裁員、努力保持股價穩定；抑或，寧可回購公司股票，不肯作出新的投資。

　　如此這般，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更像一個金融公司而不是生產實體，企業利潤越來越倚重於金融資產運營。例如，在美國幾大汽車集團中，汽車金融公司的車貸經營業務，早已超過汽車製造業務，成為集團的主要利潤來源，通用汽車金融公司利潤近年來一直占通用汽車利潤總額50％以上。

　　隨著西方進入所謂後工業社會，生產相對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成為長期而普遍的問題，西方的理論家們回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試圖通過“透支消費”來解決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於是“消費主義”成為金融資本操控的輿論的主旋律，社會大眾作為“消費者”有越來越大而深的經濟意義。大眾消費意識的改變，為金融資本創造另類巨大商機，金融資本不斷加碼向消費者提供各式的金融貸款，例如，通過信貸和租賃服務來購車，成為美國人最普遍購車方式，其比例高達80％-90％。

　　長期而廣泛的消費信貸與透支，導致家庭的債務負擔越來越重，消費者由此被卷進了經濟金融化的“羅生門”。“然而，‘透支消費’的悲劇性因素在於，透支消費在擴大需求的同時，它又成為新的麻煩製造者：生產過剩催生了透支消費，透支消費導致了金融危機；把透支消費打壓下去了，生產過剩的問題必將浮出水麵；一旦社會難以承受生產過剩之重，透支消費又必將卷土重來。” 經濟金融化使居民家庭受到金融資本越來越嚴密的控製與盤剝。“房奴”、“卡奴”等越來越多，在債務鏈條的束縛與牽引下，終生為銀行等金融資本打工。

　　經濟金融化直接導致去工業化以及經濟泡沫化，由此當代金融資本主義也被稱為“賭場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使得與金融相關行業、企業的收益越來越大，利潤率普遍高於一般製造業等實體經濟，由此日益嚴重的“馬太效應”，給虛擬經濟——金融領域更多的資源，拿走實體經濟——製造業領域日益匱乏的資源，從而出現日益嚴重的“去工業化”進程。由此導致虛擬經濟（以FIRE為代表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越來越高，而實體經濟（集中為製造業）的占比越來越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進程或多或少存在於整個西方國家，其中英美最為突出。

　　美國製造業就業份額從1970年的26.5%，1980年的22.7%，下降到1990年的17.2%，2000年的13.8%，2010年的11.7%；服務業就業份額從1970年的15.8%，1980年的19.3%，上升為1990年的24.9%，2000年的30%。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從1980年的20%下降到2010年的11.7%，金融、保險和不動產部門（FIRE）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從1980年的16%上升為2010年的20.7%。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持續下降，從1970年的35.24%下降到2010年的20.04%，而服務業增加值GDP占比從1970年的61.22%上升到2010年的78.78%。

　　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直接導致經濟泡沫化。經濟金融化實質就是讓一切資產價值虛擬化、貨幣化，使之具有充分流動性，便於金融交易，也就是便於投機。經濟金融化的過程，就是金融監管放鬆的過程，就是金融投機日趨昌盛的過程。1995年後，美國投機增值導致的“財富效應”愈發顯著，而“財富效應”產生了愈發顯著的消費需求，美國經濟增長愈發倚重“財富效應”，實際就是更多地由投機需求所推動，而非通過利潤增加引致投資和就業的增加所推動。過度投機常態化直接導致經濟泡沫化。由於房地產的壟斷性，經濟泡沫不僅會極度膨脹而且還很難破滅。“現在金融、保險和不動產部門（FIRE）管理著經濟體的儲蓄和信貸，其管理方式就是把大部分貸款（美國和英國是70%的儲蓄和貸款）用於房地產，剩下的大部分貸款都貸給了股票和證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

　　在經濟發展史上，虛擬經濟（尤其是金融業）一直依賴以及服務於實體經濟，而今，虛擬經濟（尤其是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實體經濟愈發依賴於金融資本，而金融資本可以脫離和獨立於實體經濟。這是一種單向麵的依賴，導致金融資本主義出現賭場化的傾向。 很顯然，當代金融資本主義業已成為“賭場資本主義”。

　　經濟金融化全麵刷新了美國社會，美國社會已經成為消費性社會、資產價格依賴型社會以及食利者社會。在金融資本統治下，國家的經濟政策越來越有利於金融資本，越來越不利於產業資本，更不利於普通大眾。現代金融利用先進科技手段（如電子交易），在賺取越來越多的利潤同時，雇傭的員工卻越來越少。著名投機家索羅斯基金會賺取的利潤一度與沃爾瑪公司相當，但是沃爾瑪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最大的雇主，雇傭員工200多萬人，而索羅斯基金會最多雇員也隻有2000多人。

　　普通大眾（社會中90%的人群）無論是勞動收入還是資產收入在社會收入占比中不斷降低。有數據顯示，90%人群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多年來在10%-30%之間，其中“最底層的50%人群”（即大致的無產階級）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5%，由此導致普通大眾的日益貧困化。然而，大眾的基本需要，如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經由工業社會的鍛造固化，早已成為一種剛性需求。而今的日益貧困化決定了其剛性需求隻有通過金融才有可能實現，由此必然導致大眾在持續遭受金融資本剝削的同時，也不斷加重對金融資本的依賴。

　　大眾在國民收入中占比的降低以及失業率的上升，使得美國個人儲蓄率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下降，從1980年的9.8%下降到1990年的6.5%，2000年為2.9%，2005年達到最低點為1.5%，2012年該數值為3.9%。大眾消費需求越來越依賴於信貸，導致家庭債務不斷上升。上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直低於70%。進入21世紀以後，負債比例持續上升，從2000年的94.5%增加到最高時期的2007年的131.4%，2011年該比例為111.8%。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觀察，21世紀以來，美國消費占新增GDP的90%。消費者的消費資金構成，其一是工薪收入，其二是資產收入，其三是信貸。其中，在大眾的家庭資產中，儲蓄不斷降低，而持有各類金融資產不斷增多，這驅使美國越來越走向“食利者國家”，抑或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學家詹姆斯？加爾布雷斯所警告的“掠食者國家”。美國富人的收入水平是普通人的1500倍。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全部財富的38%，而占全國人口40%的普通人，僅有全國財富的1%。掠食者的貪婪、冷酷令人發指，像麥道夫、斯坦福那樣的金融詐騙者越來越多。

　　三、經濟金融化對美國經濟社會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自由主義者鼓吹經濟金融化對一國經濟發展具有係列的優化功能，促進資源配置，便於低成本籌集資金，規避多種經濟風險，完善宏觀調控等等。但是，現實中，人們見到經濟金融化的好處是短暫而有限的，與此同時，產生的壞處是巨大而深遠的，就美國而言，集中體係為係列危機，即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國家危機，霸權危機。美國危機從周期化變為常態化，即從“時有發生”變為“隨時發生”。

　　經濟金融化加劇美國金融危機。經濟金融化既廣且深地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結構，虛擬經濟膨脹，實體經濟萎縮。依照不同口徑計算，美國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數倍，數十倍，數百倍，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GDP不到14萬億美元，而各類金融資產最高達到GDP的440倍，美國經濟愈發嚴重頭重腳輕，愈發嚴重泡沫化。由於企業利潤來源日益依賴金融渠道，在利潤壓力和競爭壓力之下，借助現代科技發展的便利，投機逐漸取代了投資，成為日益顯著的金融與經濟活動。投機的需求推動了金融創新，但是這些金融創新很難分清與金融欺詐的關係。金融投機一方麵由單一化趨於立體化，如外匯投機早期隻有即期外匯投機，如今還有遠期外匯、外匯互換、外匯期貨、外匯期權等投機。一旦投機成功，將獲得數倍的收益；倘若投機失敗，則是數倍的損失；另一方麵愈發嚴重的杠杆化，以小博大、以少搏多的金融賭博掀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投機熱潮，從而放大金融市場的波動性。2007年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正是由金融機構的極度投機而直接導致的。

　　經濟金融化加劇美國經濟危機。經濟金融化加劇美國經濟體係的內在不穩定性。經濟金融化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不僅在融資上依賴金融，而且在利潤上也依賴金融，集中為金融投機，而不是健康的生產性活動。但是，就整個社會而言，抑或追本溯源經濟規律，企業利潤的唯一真正來源隻能是生產，通過金融渠道獲取利潤隻能是利潤的重新分配，是一類零和遊戲。因此，經濟金融化不但加劇了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之間的矛盾，而且激化了剩餘價值生產與剩餘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

　　經濟金融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家庭，越來越嚴重地依賴金融理財與消費信貸，由此導致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為謀求財產性收入而日益廣泛地參與金融投機，即經濟金融化，金融賭場化，賭場社會化，大眾幾乎都成了賭徒。資產價格的波動帶來的“財富效應”的擴張與收縮，越來越大地影響著家庭收支，進而影響著消費需求，從而影響國民經濟的穩定。經濟金融化使得政府不斷增加對金融的依賴。由於稅收剛性，政府開支越來越倚重發債收入。普遍的金融投機以及家庭、企業與政府的過度負債，推動國民經濟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走向“非理性繁榮”，由此製造出一個又一個而且一個比一個更大的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滅，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

　　經濟金融化加劇美國社會危機。經濟金融化導致國民收入分配越發有利於金融機構和金融寡頭、高層經理。與此同時，隨著工會組織的削弱和集體談判工資合同能力的下降，工人的工資和大眾福利被不斷削減，勞資關係呈現資方一強再強、勞方一弱再弱的格局。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1973年為9.26美元/小時，1993年為7.78美元/小時，2010年8.91美元/小時，2011年為8.77美元/小時。然而，高層經理的收入不斷增加，美國200家大型公司的CEO平均薪酬與全職的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之比，1980年為42：1，1990年為107：1，2000年為525：1，2008年為319：1。

　　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開始快速度擴大。“前10%人群”（大致為資產階級）的收入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21世紀伊始的45%-50%，提升了15個百分點。 在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前10%人群”的收入略超過美國國民收入的50%，而90%人群分享另外不到50%的國民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的減少不是均勻的，而是集中到“40%的人群”即所謂中產階級，由此導致戰後出現的“中產階級”集體性坍塌。

　　經濟金融化對資產（社會財富）的集中度影響更大，根據福布斯數據，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美國福布斯400主要財富來源於金融，其比例升至27.3%，而金融和地產合起來達到34%。這400人的財富幾乎等於美國社會最底層50%人群（大約1.5億人口）的財富總量（1.6萬億美元）。 中產階級坍塌，日益明顯的貧富分化，直接導致美國社會由橄欖型或紡錘狀向“M型”蛻變，貧富與階級對立凸顯，“占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由此生成，社會危機日趨嚴重。

　　經濟金融化加劇美國國家危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維係國家的核心精神力量，但是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給予金融資本以空前自由，“世界是平的”成為金融資本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移動的生動寫照，哪裏利潤高、機會多、稅收低，金融資本就流向那裏。企業跨國避稅、偷稅，以及富人為逃稅而移民，司空見慣，且愈發嚴重，政府稅收愈發困難。2013年10月，當共和與民主兩黨惡鬥導致政府關門之時，美國國庫現金流還不及蘋果公司。各類剛性開支隻有不斷提高負債加以解決，由此令國家不斷滑向債務懸崖。資本主義社會失去資本家（富豪）、主權國家財源枯竭已經成為美國的“國家危機”。

　　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救助華爾街肥貓——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導致普通民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甚至敵視。失業、債務、窮困使越來越多美國人對社會不滿，對政府不滿。不滿人群中年輕人尤甚，因為年輕人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危機與蕭條時竟然是平均失業率的兩倍甚至更高。美國正在失去年輕人，失去未來。失去年輕人失去未來正在成為美國的另一類“國家危機”。

　　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麵臨的挑戰》一書中指出，一個語言——英語，一個宗教——基督教，一個民族——盎格魯為主體的美利堅，是美國得以作為統一國家存續的關鍵，然而自二戰以來，隨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裔的拉美移民的大量進入與繁衍，美國由此產生了文化與種族的多元化，“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和兩種語言”正日益嚴重地威脅到美國國家的認同。現如今，經濟金融化將潛藏在國家中的經濟矛盾、社會矛盾、政治矛盾日益上升到種族矛盾（如西班牙裔與黑人的失業率、貧困率明顯高於白人），鑒此美國國家認同危機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要突出，而且越來越嚴重。

　　經濟金融化加劇美國霸權危機。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勤勞、節儉、誠實、守信成為社會崇尚的美德，人們普遍認為通過努力工作即可進入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企業家相信通過勵精圖治、創造發明而能發家致富。經濟民族主義（抑或愛國主義）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美國夢”——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功——就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典型標誌。然而，時過境遷，在金融資本主義麵前，昔日這些品德變得一文不值，奢侈、享樂、投機、欺詐成為社會常態。沒有道德底線，投機代替勤勞，驕奢代替節儉，欺詐代替誠實。中產階級的集體性坍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掀起，標誌著“美國夢”的徹底破滅，美國用於指引世界奔向自由的燈塔熄滅了。

　　經濟金融化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生產、消費與生活方式，逆轉了社會傳統道德倫理，昔日的資本主義已麵目全非。正是經由金融資本主義，美國曆史性地走上了帝國終結的不歸路（美國實際上就是一個沒有帝國之名的帝國）。次貸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債務危機，一個接一個的危機，重挫了美式自由資本主義，“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 ，美國的係列神話破滅了。美國現在再也沒有什麽不同凡響之處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極度自信。 失去了世界領袖的聲譽。 很明顯，昔日神采奕奕的美國如今已是灰頭土臉，已由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製度弊端的櫥窗。

　　經濟金融化導致資本主義出現日益嚴重的賭場化傾向——是謂“賭場資本主義”。金融資本像細菌厭惡真空一樣厭惡金融穩定，因為隻有動蕩才能投機獲利。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蛋。對於金融資本額而言，沒有縫隙也要努力鑽營出來，製造動蕩，以便火中取栗。近幾十年來，由華爾街操控的美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地緣政治的破碎地帶，不斷煽風點火，加劇地緣政治緊張，製造金融動蕩，金融寡頭賺得盆滿缽溢。因此，國際金融動蕩常態化，世界經濟低迷長期化，發達國家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美國國內政治僵化與極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兩黨惡鬥加劇），使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麵臨日益嚴重的危機。經濟金融化，美國霸權的曆史，正在此終結。（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5年第4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