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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軍對偽軍工作述論
作者：侯豔興 日期：2012-10-23 15:49:14
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在日寇侵華，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國大旗，形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目前，史學界在統一戰線研究上更多的是注重對知識分子、海外友人、開明紳士、頑固派等力量的統戰研究，而對偽軍統戰工作很少涉獵。誠如範德偉在其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研究30年》中總結統一戰線研究存在問題時認為“中共對偽軍的統戰，很少或根本沒有人涉足”。（1）其實，對偽軍的統戰是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不可或缺一部分。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提出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毛澤東認為，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後還要逐漸分化。（2）毛澤東還在《論政策》一文中說：“在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麵分子，我們也應該以革命的兩麵政策對待之。即對親日的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一麵，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3）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指示，闡明了對偽軍統戰的政策和策略，指出了對偽軍統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文旨在探討的是新四軍對對偽軍的統一戰線工作。新四軍所在根據地比較複雜，經常處於敵、頑、我、友四方的鬥爭形勢之下，因此，為了保存自身進行抗戰，開展對偽軍的統一戰線工作顯得尤為重要。
一、對偽軍工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1938年5月，黨中央在《關於新四軍行動方針的指示》中，向長江局、東南局及新四軍領導人指出：“必須向黨的幹部解釋目前鬥爭形勢與過去的根本區別，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與方式與過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們在大膽的向外發展與積極抗戰行動中，來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圍，同時擴大與鞏固自己的力量。”（4）這一指示是黨對新四軍在統戰工作中的總綱。
新四軍所處的根據地非同於八路軍之山地險要，易於隱蔽，這裏大多是平原，隱藏自身存在殊多困難。因此，要保持自身的發展並壯大，必須進行對偽軍的統戰工作，“與狼共舞”。這是其一；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新四軍存在的目的主要是進行民族反侵略戰爭，而單靠自身力量無法達到這一目的，因此，必須一方麵采用打的策略，“從政治上去動搖敵偽軍，瓦解敵偽軍，減弱其戰鬥力”；另一方麵采用拉的辦法，把偽軍統戰到抗日隊伍中來，最終目的使得“我軍事上取得更大的勝利，而最後將敵人驅逐出中國去”。（5）因此，這種抗戰的地理環境和自身條件決定了新四軍必須采取對偽軍的統戰政策。那麽，對偽軍統戰有沒有可能實踐呢？雖然偽軍在日軍的組織下，人數眾多，致使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偽軍統戰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偽軍自身並非鐵板一塊，存在諸多變數。這就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偽軍的成分複雜，其偽化原因不一，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瓦解偽軍及爭取偽軍的社會條件。偽軍的組成，一部分是地方武裝被敵收編而來，因靠近城市迫於威脅，他們自己認為可以以保衛地方名義向日軍輸誠；一部分是由土匪被日軍收編，目的在於金錢；一部分是收集失業的糧差警察，由偽軍官組成。（6）因此，這種魚龍混雜形勢造成了偽軍的多元化傾向。甚至偽軍中存在著“兩麵派”或者“三麵派”。典型兩麵派，他們一麵接受敵偽職務，擔任偽區、鄉、保長；一麵幫助新四軍工作，一般在新四軍力量強大時傾向於新四軍，環境惡劣時則傾向偽方。（7）正因如此，對他們進行統戰工作，有其必要，亦有可能成功。就如陳毅所言：“當時，對一般親近過日軍的人們不謂之漢奸而謂之兩麵派，決定了爭取其轉變走積極抗戰的道路。”（8）
其次，日軍與偽軍之間存在著矛盾，也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基於民族之間的隔閡，且日軍對我國的侵略，可以說，偽軍在心底裏還是對日軍存在著某種反感、恐懼或憎恨，而日軍亦對偽軍懷著顧忌、防備或戒備。譬如日軍一位軍官曾言：“區長以上的八分相信東洋先生，區長們七分相信東洋先生，鄉長嘛一半相信東洋先生，保長以下統統的靠不住。”（9）因此，日軍為了控製偽軍，往往是“以家庭抵押，如一人家有一人參加偽軍，其全家應該負責，如這一個人有反日行動，立即罪及家屬”。這種政策必然遭到偽軍的反對，成為新四軍統戰的推動力。
再次，偽軍與偽軍之間也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有時是日軍一種以華製華的一種策略。比如，蘇中地區偽軍與偽軍之間的矛盾就很突出。偽軍有“舊派”、“新派”之分，舊派就是李長江等投降部隊和地方上的妥協勢力，“新派”偽軍則是由日汪扶持起來的力量，以日本買辦和特工為主，代表人物就是“蘇北地區清鄉主任公署”偽主任兼偽保安司令張北生。他們是日寇“對華”新政策的堅決執行者。1943年4月，汪精衛、李士群派張北生來蘇北主持“清鄉”，極力排擠李長江等舊派偽軍，新舊偽軍之間的矛盾加深。（10）新四軍蘇中區黨委乘機利用這種矛盾對偽軍展開了統戰工作。所以，偽軍內部矛盾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可能性。
二、對偽軍工作的主要措施
既然對偽軍統戰完全有可能，因此新四軍各主要領導人對偽軍統戰非常重視，進行了周密的分析，項英、袁國平、陳毅、粟裕、鄧子恢等新四軍領導都在政策上予以重要指示，師旅等軍事單位紛紛成立了敵工委或敵工部，製定了具體的對偽軍統戰措施：
1、對偽軍的統戰工作，宣傳處於首要地位。新四軍采用了多種方式展開輿論攻勢。那麽，新四軍對偽軍是怎樣做宣傳的呢？新四軍的宣傳宗旨是“注重於啟發並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同時，應當使他們了解，中國的抗戰是堅決的，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11）秉持這一宗旨，主要是對偽軍及其家屬做宣傳。對偽軍，主要是沿路發放、張貼宣傳品，或者穿過偽軍哨崗，直接發到偽軍據點裏去；發放宣傳品的形式多樣，有漫畫，有文字等等；內容生動，具有真實性，可讀性強；另外還有前線喊話、利用廣播宣傳等等。這些宣傳方式都給偽軍有一定的心理震撼力。（12）比如，安徽抗日根據地敵工人員楊德明，把傳單和《拂曉報》散發在貨車箱裏，或張貼在貨車上，使得偽軍政人員見之膽寒，感到“四麵楚歌”，如臨大敵。（13）對偽屬，新四軍亦很重視，偽軍家屬工作主要是通過群眾路線，爭取與教育偽軍家屬，采用會議教育與個別訪問。（14）對偽屬的工作間接也是在對偽軍統戰。
2、當然，新四軍不僅僅采用宣傳手段去統戰偽軍。項英認為，對敵軍的工作，不僅是一個宣傳鼓動工作，而且在某方麵說，包括著最主要的組織工作。假如敵軍工作僅僅限製於宣傳鼓動上麵，而不依據宣傳鼓動的基礎去進行組織工作，那我們不能夠達到瓦解敵人的目的，尤其是對偽軍的爭取。（15）在組織工作上，新四軍也使用了多種方法來統戰偽軍。第一，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打入偽軍內部，統戰偽軍。這種關係包括同學關係、地緣關係、幫會關係等等。例如蘇中三地委在做偽軍工作時，主要是利用與李長江部隊交往時的關係開展上中下層各種工作；還有派一批可靠幹部打入偽軍內部，用秘密委任方式訂立秘密反正協定，個別發展組織。再就是派一些幹部到偽軍中去，采取多種方法與偽軍官兵交朋友，進行民族節氣教育。（16）第二，充分發揮群眾路線，做好民運工作。偽軍生為中國人，不脫離鄉土，絕不會與中國社會隔絕，因此有良好的民運工作，通過居民關係來爭取偽軍反正，陳毅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經驗。（17）紅黑點工作是一種群眾性的政治攻勢，這是蘇中區統戰的一種方法。通過群眾路線，以根據地力量為後盾，把反對敵偽暴行轉變成為群眾運動。它是利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統思想，用做了善事記紅點、做了惡事記黑點的辦法。對好的偽軍，用紅點鼓勵其一心向善；對於壞的偽軍，公布其黑點數字，給以警告，以促其該過自新；對堅決擾害人民無惡不作的偽軍，則設法給予鎮壓。（18）因此，這項工作爭取好的，改造壞的、打擊最壞的三位一體的辦法。這種對偽軍的攻心戰，是在思想上對偽軍統戰，造成新四軍對偽軍爭取與瓦解的最有力的基礎。第三，做好俘虜工作。一方麵，新四軍頒布了多條不準虐待俘虜的政策；另一方麵，新四軍還把俘虜轉化成新四軍戰士，讓他們參加對敵抗戰。這種身份的轉變標誌著對偽軍統戰的實效性。譬如，新四軍在黃橋戰役之前，新四軍處理浮虜主要目的是傳播新四軍政策，動搖偽軍的軍心。“放”的方針，擴大了共產黨新四軍的政治影響。黃橋戰役之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敵我力量的變化和戰爭規模的擴大，對俘虜除軍官和老弱殘廢者外，原則上不放，爭取了3000餘人，編了一個補充團，壯大了自己的部隊。在俘虜教育方麵，主要通過訴苦進行階級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使之懂得“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經過教育與感化，大批俘虜加入加入新四軍，不少人表現英勇頑強，立功受獎，入黨提幹。（19）第五，製定偽軍及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條例，爭取偽軍來歸。例如，淮南抗日根據地“為加強敵偽工作，使敵偽軍加速瓦解起見”，製定了《敵偽軍及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條例》，其規定：凡參加偽和平建國軍、綏靖隊、反共青年團、服務隊、憲兵、警察、維持會、民會及敵偽各級政府與各種軍隊工作者，隻要願來邊區政府軍隊，均予以保護並代為介紹職業；來歸之偽軍及偽組織工作人員願意參加抗戰工作者，一律以等於原來之職位任用，攜帶槍炮、及其它武器者分別給獎。來歸人員願回家者發給路條保送回家，願在邊區做生意或種田者政府予以幫助，必要時可以借給資本。（20）第六，伺機進行偽軍反正起義。這樣例子不勝枚舉。比較典型的是，在抗日戰爭後期，粟群化名厲仁傑，奉新四軍城工部南京地下工作委員會主任徐光楚的命令，打入了汪偽軍事委員會航空訓練處。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控製該處警衛武裝，策反偽空勤人員，並確保飛機等安全。最後，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反工作之下，汪偽中校飛行員周致和駕駛汪精衛的專用飛機“建國號”起義，飛往延安。（21）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為動員偽軍起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爭取了大量的偽軍反正。
三、對偽軍統戰的成就與缺點
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工作做得既細致又到位，取得了很大的影響，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乃是保存自身，堅持抗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最終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了中國。具體而言，茲述如下：
首先，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擴大了在群眾中的影響，保存並鞏固了自身力量。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深刻的教育了群眾，使得他們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才是最凶惡的敵人，也使他們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及與中共結成統一戰線的軍隊才能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新四軍由於對偽軍統戰，使得自身得到鞏固，從敵占區獲得了必要的軍需物資，同時保護、營救、隱蔽了一批新四軍首長。
由於新四軍處於被敵人包圍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必須補充必要的物資。而新四軍的敵工人員是利用統戰機會，獲取物資的個中好手。譬如，1944年，安徽抗日根據地敵工人員段落夫利用蕪湖維持會會長兼商界巨頭汪子東和日本總力社駐蕪湖分社高級顧問楠木談判成功。新四軍用大米、黃豆換取了西藥、布匹、食鹽、車床等繼續的民用物資，後來，汪子東又用機槍、迫擊炮、子彈、電訊器材等軍用物資換取鴉片（新四軍的鴉片是曆次戰鬥中從敵偽頑那裏繳獲的）（22）用於醫治病痛。通過特殊貿易，從經濟上粉碎了敵人的封鎖。
除此以外，由於新四軍流動性非常大，而鐵道沿線被敵偽所控製。新四軍加強了對他們的統戰。使得偽軍在新四軍過鐵道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進而新四軍順利地進行了遷移，甚至保護了新四軍首長的安全。比如皖東有個鐵道遊擊隊，其隊長為阮官清，他利用各種關係對偽軍統戰。他組建了鐵路工委，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護送來往過路的領導。幾年來，阮大隊曾護送羅炳輝、譚震林、徐海東、曾三、黃岩，魏文伯、譚光廷等領導同誌過鐵路。其中記憶最深的是羅炳輝、譚震林等領導。（23）除此之外，由於新四軍的敵偽工作做得較為成功，在1941年2月進行的為期3個月的反摩擦鬥爭中，淮北新四軍及時粉碎了國民黨特工人員策動敵偽軍合擊我軍的陰謀，使我軍免遭敵偽軍的夾擊。（24）
其次，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不僅加強了與偽軍的聯係，加速了偽軍的反正，而且瓦解了日軍對新四軍的“清鄉”、“掃蕩”。江南新四軍由於統戰工作做得好，還可以在偽軍裏召開紀念朱君務等四烈士犧牲一周年的追悼會。在此次追悼會上，報告四位烈士在1940年敵人大掃蕩中頑強戰鬥以及被俘後遭敵人嚴刑逼降寧死不屈、英勇就義的報告。當時，群情激憤，“打到日本帝國主義”、“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此起彼落。各連隊代表紛紛發言，向大會保證要以烈士為榜樣，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貢獻一切。這次大會實際上是一次思想動員大會，是一次思想統戰的大會，為以後偽軍各連隊開赴浙東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25）而且，每當日軍要來“清鄉”、“掃蕩”時，偽軍早已報情報透露給了新四軍。（26）使得新四軍對日反擊早有準備。
另外，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尤其是抗戰要結束之時，大批大批的偽軍反正歸來，日本投降後，“南京偽軍最精銳之警衛第三師，在其師長鍾劍魂率領下，於8月13日率領所部3000餘人，分別在江蘇江北六和與江南之句容向我新四軍自動反正，全體人員進入我新四軍羅炳輝師之防區。”（27）據不完全統計，到1945年5月，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共反正偽軍114597人，1945年6月到10月11日又有偽軍69005人反正。（28）另據統計，8年抗戰中，新四軍共爭取反正偽軍54000餘人，占殲滅偽軍總數的15.4%。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華中各地爭取偽軍反正人數為2.2萬餘人。（29）
新四軍取得成就是主要的，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與錯誤。一種是左傾錯誤，例如在執行俘虜政策時，仍然部分地存在“各地搜俘虜腰包、剝衣、拖鞋、搜錢、搜表、搜筆現象”、“對偽軍人員各地尚有不問材料、不顧影響，根據某一點錯誤一殺了事”的現象；（30）一種是右傾錯誤，比如“某些負責偽軍工作的幹部，往往喪失政治立場，可能他們主觀上認為在做爭取偽軍的工作，而客觀上卻以偽軍的利益為利益，深恐得罪偽軍，不惜對之遷就屈服”。（31）當然，由於對偽軍的統戰是一項全新的戰時任務，畢竟是第一次實踐，因此在執行過程中缺點在所難免。況且，隨著統戰經驗的增長，新四軍領導及時指出了錯誤，並且迅速改正了錯誤。
注釋：
（1）中國現代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於2009年10月11-13日在湖南師範大學聯合主辦“三十年來中國現代史研究述評學術研討會”。該文是作者的會議提交論文。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749頁。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頁。
（4）範征夫：《蘇南敵後的統戰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頁。
（5）《敵偽軍、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辦法》，淮南抗日根據地編審委員會編：《淮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頁。
（6）《茅山一年》，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頁。
（7）範征夫：《蘇南敵後的統戰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頁。
（8）《茅山一年》，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9）胡新苗：《浙東抗日根據地上層統戰工作》，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統戰與政權建設》第五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頁。
（10）《敵軍工作及其策略運用問題》，粟裕軍事文集編輯組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頁。
（11）林植夫：《論對敵宣傳》，馬洪武等編輯：《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頁。
（12）《四個武裝宣傳隊的工作》，《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曆史資料》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曆史資料》，第2輯，政治工作專輯，出版社不詳，1985年版，第91-92頁。
(13) 鄭淮舟：《泗五靈鳳縣敵偽軍工作》，安徽省新四軍曆史研究會編：《安徽抗日根據地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頁。
(14) 蘇中區黨委城工部：《偽屬工作》，中共江蘇省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中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04頁。
(15) 項英：《在江南敵工會議上的講話》，項英軍事文選編輯委員會：《項英軍事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頁。
(16) 葉飛：《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頁。
(17) 《茅山一年》，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頁。
(18) 蘇中區黨委城工部：《紅黑點工作》，中共江蘇省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中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9頁。
(19) 鍾期光著：《鍾期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頁。
(20)《敵偽軍、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辦法》，淮南抗日根據地編審委員會編：《淮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頁。
(21) 栗群：《汪精衛座機“建國號”起義經過》，上海市委統戰部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3頁。
(22) 楊剛：《記段洛夫同誌在敵偽工作上的業績》，安徽省新四軍曆史研究會編：《抗日戰爭回憶錄》，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頁。
(23)《戰鬥在皖東地區的鐵道遊擊隊》,《皖東晨刊》，2009年1月7日。
(24) 王子光：《淮北敵偽軍工作片段》，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淮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頁。
(25) 朱人俠：《億黨的浦東偽軍工作》，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寧波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慈溪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浙東抗日烽火》，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頁。
(26) 孟邦傑：《爭取王道、燕壽才兩部大股偽軍工作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饒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組：《廣饒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出版社不詳，1987年版，第136頁。
(27) 複旦大學曆史係中國現代史研究室：《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複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頁。
(28) 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二卷，抗日戰爭時期），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附件：戰績統計。
(29) 陳信瓊：《新四軍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鐵軍精神研究——新四軍成立70周年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頁。
(30) 劉慈愷：《加緊開展對敵偽、敵區工作》，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曆史資料，第2輯，政治工作專輯》，1985，第91-92頁。
(31) 《敵軍工作及其策略運用問題》，粟裕軍事文集編輯組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頁。
上海市新四軍暨中華抗日根據地曆史研究會主辦 東方新聞網站製作
作者：侯豔興 日期：2012-10-23 15:49:14
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在日寇侵華，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國大旗，形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目前，史學界在統一戰線研究上更多的是注重對知識分子、海外友人、開明紳士、頑固派等力量的統戰研究，而對偽軍統戰工作很少涉獵。誠如範德偉在其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研究30年》中總結統一戰線研究存在問題時認為“中共對偽軍的統戰，很少或根本沒有人涉足”。（1）其實，對偽軍的統戰是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不可或缺一部分。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提出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毛澤東認為，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後還要逐漸分化。（2）毛澤東還在《論政策》一文中說：“在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麵分子，我們也應該以革命的兩麵政策對待之。即對親日的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一麵，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3）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指示，闡明了對偽軍統戰的政策和策略，指出了對偽軍統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文旨在探討的是新四軍對對偽軍的統一戰線工作。新四軍所在根據地比較複雜，經常處於敵、頑、我、友四方的鬥爭形勢之下，因此，為了保存自身進行抗戰，開展對偽軍的統一戰線工作顯得尤為重要。
一、對偽軍工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1938年5月，黨中央在《關於新四軍行動方針的指示》中，向長江局、東南局及新四軍領導人指出：“必須向黨的幹部解釋目前鬥爭形勢與過去的根本區別，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與方式與過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們在大膽的向外發展與積極抗戰行動中，來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圍，同時擴大與鞏固自己的力量。”（4）這一指示是黨對新四軍在統戰工作中的總綱。
新四軍所處的根據地非同於八路軍之山地險要，易於隱蔽，這裏大多是平原，隱藏自身存在殊多困難。因此，要保持自身的發展並壯大，必須進行對偽軍的統戰工作，“與狼共舞”。這是其一；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新四軍存在的目的主要是進行民族反侵略戰爭，而單靠自身力量無法達到這一目的，因此，必須一方麵采用打的策略，“從政治上去動搖敵偽軍，瓦解敵偽軍，減弱其戰鬥力”；另一方麵采用拉的辦法，把偽軍統戰到抗日隊伍中來，最終目的使得“我軍事上取得更大的勝利，而最後將敵人驅逐出中國去”。（5）因此，這種抗戰的地理環境和自身條件決定了新四軍必須采取對偽軍的統戰政策。那麽，對偽軍統戰有沒有可能實踐呢？雖然偽軍在日軍的組織下，人數眾多，致使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偽軍統戰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偽軍自身並非鐵板一塊，存在諸多變數。這就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偽軍的成分複雜，其偽化原因不一，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瓦解偽軍及爭取偽軍的社會條件。偽軍的組成，一部分是地方武裝被敵收編而來，因靠近城市迫於威脅，他們自己認為可以以保衛地方名義向日軍輸誠；一部分是由土匪被日軍收編，目的在於金錢；一部分是收集失業的糧差警察，由偽軍官組成。（6）因此，這種魚龍混雜形勢造成了偽軍的多元化傾向。甚至偽軍中存在著“兩麵派”或者“三麵派”。典型兩麵派，他們一麵接受敵偽職務，擔任偽區、鄉、保長；一麵幫助新四軍工作，一般在新四軍力量強大時傾向於新四軍，環境惡劣時則傾向偽方。（7）正因如此，對他們進行統戰工作，有其必要，亦有可能成功。就如陳毅所言：“當時，對一般親近過日軍的人們不謂之漢奸而謂之兩麵派，決定了爭取其轉變走積極抗戰的道路。”（8）
其次，日軍與偽軍之間存在著矛盾，也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基於民族之間的隔閡，且日軍對我國的侵略，可以說，偽軍在心底裏還是對日軍存在著某種反感、恐懼或憎恨，而日軍亦對偽軍懷著顧忌、防備或戒備。譬如日軍一位軍官曾言：“區長以上的八分相信東洋先生，區長們七分相信東洋先生，鄉長嘛一半相信東洋先生，保長以下統統的靠不住。”（9）因此，日軍為了控製偽軍，往往是“以家庭抵押，如一人家有一人參加偽軍，其全家應該負責，如這一個人有反日行動，立即罪及家屬”。這種政策必然遭到偽軍的反對，成為新四軍統戰的推動力。
再次，偽軍與偽軍之間也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有時是日軍一種以華製華的一種策略。比如，蘇中地區偽軍與偽軍之間的矛盾就很突出。偽軍有“舊派”、“新派”之分，舊派就是李長江等投降部隊和地方上的妥協勢力，“新派”偽軍則是由日汪扶持起來的力量，以日本買辦和特工為主，代表人物就是“蘇北地區清鄉主任公署”偽主任兼偽保安司令張北生。他們是日寇“對華”新政策的堅決執行者。1943年4月，汪精衛、李士群派張北生來蘇北主持“清鄉”，極力排擠李長江等舊派偽軍，新舊偽軍之間的矛盾加深。（10）新四軍蘇中區黨委乘機利用這種矛盾對偽軍展開了統戰工作。所以，偽軍內部矛盾為新四軍對偽軍統戰提供了可能性。
二、對偽軍工作的主要措施
既然對偽軍統戰完全有可能，因此新四軍各主要領導人對偽軍統戰非常重視，進行了周密的分析，項英、袁國平、陳毅、粟裕、鄧子恢等新四軍領導都在政策上予以重要指示，師旅等軍事單位紛紛成立了敵工委或敵工部，製定了具體的對偽軍統戰措施：
1、對偽軍的統戰工作，宣傳處於首要地位。新四軍采用了多種方式展開輿論攻勢。那麽，新四軍對偽軍是怎樣做宣傳的呢？新四軍的宣傳宗旨是“注重於啟發並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同時，應當使他們了解，中國的抗戰是堅決的，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11）秉持這一宗旨，主要是對偽軍及其家屬做宣傳。對偽軍，主要是沿路發放、張貼宣傳品，或者穿過偽軍哨崗，直接發到偽軍據點裏去；發放宣傳品的形式多樣，有漫畫，有文字等等；內容生動，具有真實性，可讀性強；另外還有前線喊話、利用廣播宣傳等等。這些宣傳方式都給偽軍有一定的心理震撼力。（12）比如，安徽抗日根據地敵工人員楊德明，把傳單和《拂曉報》散發在貨車箱裏，或張貼在貨車上，使得偽軍政人員見之膽寒，感到“四麵楚歌”，如臨大敵。（13）對偽屬，新四軍亦很重視，偽軍家屬工作主要是通過群眾路線，爭取與教育偽軍家屬，采用會議教育與個別訪問。（14）對偽屬的工作間接也是在對偽軍統戰。
2、當然，新四軍不僅僅采用宣傳手段去統戰偽軍。項英認為，對敵軍的工作，不僅是一個宣傳鼓動工作，而且在某方麵說，包括著最主要的組織工作。假如敵軍工作僅僅限製於宣傳鼓動上麵，而不依據宣傳鼓動的基礎去進行組織工作，那我們不能夠達到瓦解敵人的目的，尤其是對偽軍的爭取。（15）在組織工作上，新四軍也使用了多種方法來統戰偽軍。第一，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打入偽軍內部，統戰偽軍。這種關係包括同學關係、地緣關係、幫會關係等等。例如蘇中三地委在做偽軍工作時，主要是利用與李長江部隊交往時的關係開展上中下層各種工作；還有派一批可靠幹部打入偽軍內部，用秘密委任方式訂立秘密反正協定，個別發展組織。再就是派一些幹部到偽軍中去，采取多種方法與偽軍官兵交朋友，進行民族節氣教育。（16）第二，充分發揮群眾路線，做好民運工作。偽軍生為中國人，不脫離鄉土，絕不會與中國社會隔絕，因此有良好的民運工作，通過居民關係來爭取偽軍反正，陳毅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經驗。（17）紅黑點工作是一種群眾性的政治攻勢，這是蘇中區統戰的一種方法。通過群眾路線，以根據地力量為後盾，把反對敵偽暴行轉變成為群眾運動。它是利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統思想，用做了善事記紅點、做了惡事記黑點的辦法。對好的偽軍，用紅點鼓勵其一心向善；對於壞的偽軍，公布其黑點數字，給以警告，以促其該過自新；對堅決擾害人民無惡不作的偽軍，則設法給予鎮壓。（18）因此，這項工作爭取好的，改造壞的、打擊最壞的三位一體的辦法。這種對偽軍的攻心戰，是在思想上對偽軍統戰，造成新四軍對偽軍爭取與瓦解的最有力的基礎。第三，做好俘虜工作。一方麵，新四軍頒布了多條不準虐待俘虜的政策；另一方麵，新四軍還把俘虜轉化成新四軍戰士，讓他們參加對敵抗戰。這種身份的轉變標誌著對偽軍統戰的實效性。譬如，新四軍在黃橋戰役之前，新四軍處理浮虜主要目的是傳播新四軍政策，動搖偽軍的軍心。“放”的方針，擴大了共產黨新四軍的政治影響。黃橋戰役之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敵我力量的變化和戰爭規模的擴大，對俘虜除軍官和老弱殘廢者外，原則上不放，爭取了3000餘人，編了一個補充團，壯大了自己的部隊。在俘虜教育方麵，主要通過訴苦進行階級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使之懂得“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經過教育與感化，大批俘虜加入加入新四軍，不少人表現英勇頑強，立功受獎，入黨提幹。（19）第五，製定偽軍及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條例，爭取偽軍來歸。例如，淮南抗日根據地“為加強敵偽工作，使敵偽軍加速瓦解起見”，製定了《敵偽軍及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條例》，其規定：凡參加偽和平建國軍、綏靖隊、反共青年團、服務隊、憲兵、警察、維持會、民會及敵偽各級政府與各種軍隊工作者，隻要願來邊區政府軍隊，均予以保護並代為介紹職業；來歸之偽軍及偽組織工作人員願意參加抗戰工作者，一律以等於原來之職位任用，攜帶槍炮、及其它武器者分別給獎。來歸人員願回家者發給路條保送回家，願在邊區做生意或種田者政府予以幫助，必要時可以借給資本。（20）第六，伺機進行偽軍反正起義。這樣例子不勝枚舉。比較典型的是，在抗日戰爭後期，粟群化名厲仁傑，奉新四軍城工部南京地下工作委員會主任徐光楚的命令，打入了汪偽軍事委員會航空訓練處。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控製該處警衛武裝，策反偽空勤人員，並確保飛機等安全。最後，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反工作之下，汪偽中校飛行員周致和駕駛汪精衛的專用飛機“建國號”起義，飛往延安。（21）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為動員偽軍起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爭取了大量的偽軍反正。
三、對偽軍統戰的成就與缺點
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工作做得既細致又到位，取得了很大的影響，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乃是保存自身，堅持抗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最終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了中國。具體而言，茲述如下：
首先，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擴大了在群眾中的影響，保存並鞏固了自身力量。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深刻的教育了群眾，使得他們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才是最凶惡的敵人，也使他們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及與中共結成統一戰線的軍隊才能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新四軍由於對偽軍統戰，使得自身得到鞏固，從敵占區獲得了必要的軍需物資，同時保護、營救、隱蔽了一批新四軍首長。
由於新四軍處於被敵人包圍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必須補充必要的物資。而新四軍的敵工人員是利用統戰機會，獲取物資的個中好手。譬如，1944年，安徽抗日根據地敵工人員段落夫利用蕪湖維持會會長兼商界巨頭汪子東和日本總力社駐蕪湖分社高級顧問楠木談判成功。新四軍用大米、黃豆換取了西藥、布匹、食鹽、車床等繼續的民用物資，後來，汪子東又用機槍、迫擊炮、子彈、電訊器材等軍用物資換取鴉片（新四軍的鴉片是曆次戰鬥中從敵偽頑那裏繳獲的）（22）用於醫治病痛。通過特殊貿易，從經濟上粉碎了敵人的封鎖。
除此以外，由於新四軍流動性非常大，而鐵道沿線被敵偽所控製。新四軍加強了對他們的統戰。使得偽軍在新四軍過鐵道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進而新四軍順利地進行了遷移，甚至保護了新四軍首長的安全。比如皖東有個鐵道遊擊隊，其隊長為阮官清，他利用各種關係對偽軍統戰。他組建了鐵路工委，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護送來往過路的領導。幾年來，阮大隊曾護送羅炳輝、譚震林、徐海東、曾三、黃岩，魏文伯、譚光廷等領導同誌過鐵路。其中記憶最深的是羅炳輝、譚震林等領導。（23）除此之外，由於新四軍的敵偽工作做得較為成功，在1941年2月進行的為期3個月的反摩擦鬥爭中，淮北新四軍及時粉碎了國民黨特工人員策動敵偽軍合擊我軍的陰謀，使我軍免遭敵偽軍的夾擊。（24）
其次，新四軍對偽軍的統戰，不僅加強了與偽軍的聯係，加速了偽軍的反正，而且瓦解了日軍對新四軍的“清鄉”、“掃蕩”。江南新四軍由於統戰工作做得好，還可以在偽軍裏召開紀念朱君務等四烈士犧牲一周年的追悼會。在此次追悼會上，報告四位烈士在1940年敵人大掃蕩中頑強戰鬥以及被俘後遭敵人嚴刑逼降寧死不屈、英勇就義的報告。當時，群情激憤，“打到日本帝國主義”、“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此起彼落。各連隊代表紛紛發言，向大會保證要以烈士為榜樣，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貢獻一切。這次大會實際上是一次思想動員大會，是一次思想統戰的大會，為以後偽軍各連隊開赴浙東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25）而且，每當日軍要來“清鄉”、“掃蕩”時，偽軍早已報情報透露給了新四軍。（26）使得新四軍對日反擊早有準備。
另外，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尤其是抗戰要結束之時，大批大批的偽軍反正歸來，日本投降後，“南京偽軍最精銳之警衛第三師，在其師長鍾劍魂率領下，於8月13日率領所部3000餘人，分別在江蘇江北六和與江南之句容向我新四軍自動反正，全體人員進入我新四軍羅炳輝師之防區。”（27）據不完全統計，到1945年5月，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共反正偽軍114597人，1945年6月到10月11日又有偽軍69005人反正。（28）另據統計，8年抗戰中，新四軍共爭取反正偽軍54000餘人，占殲滅偽軍總數的15.4%。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華中各地爭取偽軍反正人數為2.2萬餘人。（29）
新四軍取得成就是主要的，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與錯誤。一種是左傾錯誤，例如在執行俘虜政策時，仍然部分地存在“各地搜俘虜腰包、剝衣、拖鞋、搜錢、搜表、搜筆現象”、“對偽軍人員各地尚有不問材料、不顧影響，根據某一點錯誤一殺了事”的現象；（30）一種是右傾錯誤，比如“某些負責偽軍工作的幹部，往往喪失政治立場，可能他們主觀上認為在做爭取偽軍的工作，而客觀上卻以偽軍的利益為利益，深恐得罪偽軍，不惜對之遷就屈服”。（31）當然，由於對偽軍的統戰是一項全新的戰時任務，畢竟是第一次實踐，因此在執行過程中缺點在所難免。況且，隨著統戰經驗的增長，新四軍領導及時指出了錯誤，並且迅速改正了錯誤。
注釋：
（1）中國現代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於2009年10月11-13日在湖南師範大學聯合主辦“三十年來中國現代史研究述評學術研討會”。該文是作者的會議提交論文。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749頁。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頁。
（4）範征夫：《蘇南敵後的統戰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頁。
（5）《敵偽軍、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辦法》，淮南抗日根據地編審委員會編：《淮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頁。
（6）《茅山一年》，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頁。
（7）範征夫：《蘇南敵後的統戰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頁。
（8）《茅山一年》，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9）胡新苗：《浙東抗日根據地上層統戰工作》，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統戰與政權建設》第五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頁。
（10）《敵軍工作及其策略運用問題》，粟裕軍事文集編輯組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頁。
（11）林植夫：《論對敵宣傳》，馬洪武等編輯：《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頁。
（12）《四個武裝宣傳隊的工作》，《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曆史資料》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曆史資料》，第2輯，政治工作專輯，出版社不詳，1985年版，第91-92頁。
(13) 鄭淮舟：《泗五靈鳳縣敵偽軍工作》，安徽省新四軍曆史研究會編：《安徽抗日根據地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頁。
(14) 蘇中區黨委城工部：《偽屬工作》，中共江蘇省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中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04頁。
(15) 項英：《在江南敵工會議上的講話》，項英軍事文選編輯委員會：《項英軍事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頁。
(16) 葉飛：《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頁。
(17) 《茅山一年》，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頁。
(18) 蘇中區黨委城工部：《紅黑點工作》，中共江蘇省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中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9頁。
(19) 鍾期光著：《鍾期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頁。
(20)《敵偽軍、偽組織工作人員來歸保護辦法》，淮南抗日根據地編審委員會編：《淮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頁。
(21) 栗群：《汪精衛座機“建國號”起義經過》，上海市委統戰部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3頁。
(22) 楊剛：《記段洛夫同誌在敵偽工作上的業績》，安徽省新四軍曆史研究會編：《抗日戰爭回憶錄》，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頁。
(23)《戰鬥在皖東地區的鐵道遊擊隊》,《皖東晨刊》，2009年1月7日。
(24) 王子光：《淮北敵偽軍工作片段》，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淮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頁。
(25) 朱人俠：《億黨的浦東偽軍工作》，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寧波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慈溪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浙東抗日烽火》，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頁。
(26) 孟邦傑：《爭取王道、燕壽才兩部大股偽軍工作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饒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組：《廣饒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出版社不詳，1987年版，第136頁。
(27) 複旦大學曆史係中國現代史研究室：《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複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頁。
(28) 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二卷，抗日戰爭時期），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附件：戰績統計。
(29) 陳信瓊：《新四軍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鐵軍精神研究——新四軍成立70周年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頁。
(30) 劉慈愷：《加緊開展對敵偽、敵區工作》，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曆史資料，第2輯，政治工作專輯》，1985，第91-92頁。
(31) 《敵軍工作及其策略運用問題》，粟裕軍事文集編輯組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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