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我在延安《八路軍軍政雜誌》社當編輯記者zt

　

　

　

我在延安《八路軍軍政雜誌》社當編輯記者

　

田野

　

我原名叫田英魁，愛上攝影這門藝術，是1930年在北京大學參加北大攝影研究會,在劉半農教授和吳鬱周先生指導下，開始邊學習邊實踐。到1935年至1937年春，可說是我攝影生涯中的黃金時代。作品不斷出現在全國著名的畫報上，如北平的《世界畫報》、《北晨畫刊》，上海的《良友》畫報、《時代》畫報，天津的《北洋畫報》等。據現在能夠查到的也就是不完全統計，共發表照片117幅。但就我的職業性質說，基本上是一個業餘攝影藝術愛好者。我於1936年暑假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真正稱得上固定職業者．還是抗戰把我推到革命隊伍以後的事。我於1937年12月在山西參加八路軍115師，後被轉送到延安抗大軍事隊學習，並光榮地成為共產黨員，在1938年八一建軍節的光輝日子，舉行了畢業典禮，被分配在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
我到宣傳部報到時，被引到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辦公室。初次見黨的高級領導，王主任對我是那樣謙誠地表示歡迎，親切地教導，最後還在我的紀念冊上簽名題詞：“做一個優秀的戰地記者”。這對一個剛踏進革命工作門檻的人是多麽大的慰藉和鼓勵啊！
我先是在如今名詩人、書法家當時任宣傳科長的魏傳統同誌領導下工作。同年10月，蕭向榮擔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決定出版《八路軍軍政雜誌》的籌備工作。他一上任就把我調去幫他籌備出版雜誌，後任命我為雜誌的編輯兼秘書，他兼雜誌的主編。編委由五人組成，毛澤東主席親任編委，其他四人為王稼樣、蕭勁光、郭化若和蕭向榮。毛澤東主席還親筆寫了創刊號的《發刊詞》。雜誌社人員很少，實際動手審稿編輯的隻有蕭向榮和我二人。具體分工是：主要軍事政論稿件，統由蕭向榮同誌負責審定修改，我負責戰地通訊、報告文學等作品和圖片的審編，以及所有編排等技術性工作。全部稿件編成後，由蕭向榮同誌簽發付印。1939年l月，《八路軍軍政雜誌》月刊正式創刊，白報紙24開本，每期約十餘萬字，在當時可稱得上精印正規期刊，從未脫期，國內外、軍內外公開發行。
刊物的稿件非常充足，因籌備期間，中央軍委以毛澤東、王稼祥、譚政的名義給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指揮員發出了決定出版《八路軍軍政雜誌》的通知，要求他們撰寫稿件，並組織戰地記者寫稿；同時雜誌杜以總政治部名義組織“前線記者團”，共2O人，分4個組，於1938年12月派赴華北4個敵後根據地，進行采訪並組織稿件。雜誌的主要撰稿者多為黨中央負責同誌和八路軍新四軍著名將領和戰地記者、著名作家。我粗略統計一下，先後出版的39期中，毛澤東主席除《發刊詞》外，還有《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等共9篇，周恩來副主席有《中國抗戰嚴重時機和目前任務》l篇，朱德總司令有《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等8篇，彭德懷副總司令有《鞏固敵後抗日根據地》等3篇，以及包括劉伯承、賀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高級部隊領導在內等76人，共撰稿227篇。郭化若寫的《孫子兵法初步研究》、《孔明兵法之一斑》、《赤壁之役》等古代兵家論述．亦頗為新穎，引人興趣。通訊欄共發表蕭三、劉白羽、康濯、雷加等數十人的戰地通訊、報告文學、詩歌等作品共119篇。
由我負責選編的攝影圖片部分，開始是不定期偶爾插用，自第九期起，則每期固定在首頁刊載一麵二頁相連的軍事攝影圖片，總共刊登各抗日根據地軍事新聞圖片28組。其中尤以《抗戰史上的輝煌偉績——平型關回憶》（6幅），《戰鬥中的120師》(6福)，《八路軍百團大戰戰績之三——在晉察冀北線》(6幅)，《八路軍129師戰鬥在太行山》（7幅），《八路軍的將領在前線》（5幅）等5組照片，格外引人矚目。總共發表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戰鬥生活照片169幅。
那麽，要問出版這本雜誌有什麽意義和影響呢？毛澤東主席在《發刊詞》中寫道：當抗日戰爭向著新階段發展的時候，出版《八路軍軍政雜誌》，是為了提高八路軍抗戰力量，同時也為了供給抗戰友軍與抗戰人民，關於八路軍抗戰經驗的參考材料。”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在全國抗日人民的心目中威望是很高的。八路軍出師首戰平型關，殲敵所謂“王牌軍”不可一世的板垣師團3000餘人，繼戰陽明堡，燒毀敵飛機20餘架，殲敵一個營兵力。“小米加步槍”的八路軍旗開得勝，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全國抗敵軍民為之振奮，蕩滌了壓在人民心頭恐日悲觀的陰雲愁霧，這就需要把八路軍的抗戰經臉加以總結和宣傳，所以雜誌的出版是必要而且及時的。在軍內外、國內外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軍內受到各級指揮員廣泛歡迎，營以上幹部人手一冊。抗戰友軍爭先來函訂閱，收不到的急於要求補發。大後方的機關、團體、報刊、學校、圖書館紛紛來信函要求訂購、贈送或交換，個人訂閱者近千人，還有的書店要求寄紙型代行印售。國外如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南洋檳榔嶼《現代周刊》等，成為交換的常戶。到1942年，日寇以重兵轉到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三光政策”（搶光、殺光、燒光），封鎖交通；國民黨反動派與日偽呼應，掀起反共高潮，對陝甘寧邊區封鎖圍困，使雜誌的發行陷於困境，不得已於1942年3月出版最後一期，宣布停刊。
有一個在我心裏光耀閃閃，永不磨滅的形象，必須記述。在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手持蕭向榮部長開的介紹信，走上延安北門外西山的一排窯洞。當我把信交給一個警衛兵並說明來意，警衛兵送進一個窯洞，很快出來說叫我進去。我正準備按著革命軍人晉見首長的禮節在門口先喊“報告！”聽到回音再舉手行軍禮進門。萬沒料到，我所要晉見的尊敬的周恩來副主席卻一步跨出門外，和顏悅色，和我握手把我迎進門。我坐在他對麵，像敘家常似的，問我的學曆，問我的工作情況。他插話說：“黨歡迎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這時我想：中央高級首長竟這樣平易近人呀！周副主席從三屜桌的抽屜取出一個報紙包，攤開2O多張4寸和6寸新四軍的照片，這就是蕭向榮同誌開信叫我來取的照片。由於照片上的人我都不認識，他不厭其煩地給我－一介紹。我不由得歉意似地說了一句：“我是個新兵。也沒有工作經驗。”周副主席卻笑了，開導似地對我說：“新兵麽，過兩年可不就成了老兵嗎？經驗是一點一滴在工作實踐中積累的，沒有什麽神秘。”又問起《八路軍軍政雜誌》的編輯印刷發行情況。我在匯報中著重說了印刷設備簡陋，沒有圖片製版條件。周副主席語氣肅然地說：“條件是逐步創造的，今天沒有，來日會有，事在人為嘛。目前急需的圖片製版，可帶到西安委托辦事處幫助解決。”最後他特別囑咐我：“要挑選一些好的、生動的戰地通訊稿子給《新華日報》，大後方廣大人民在關心著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生活，歡迎他們的勝利消息！”周副主席，是被人尊敬愛戴的偉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尤其在我向他告別時他那句語重心長的話：“人在青年，正是發揮能量、開創事業的好時候。”成為我在工作中戰勝困難、奮發圖強的動力。我把挑選戰地通訊稿件寄《新華日報》列為經常性的工作任務。
我白天編輯或外出采訪，晚上的時間對我就極為珍貴。萬籟俱寂時，我常在熒熒的油燈光下，伏案奮筆，寫呀寫的，常到午夜。不時撕片廢紙卷上幹煙葉屑點燃吸兩口，驅散困擾眼睛的睡意繼續寫。雖然清苦，而我卻樂在其中。在這段時間，共寫通訊、散文、報告文學作品50多篇，都署名田野，刊登於延安的《八路軍軍政雜誌》、《解放日報》、《部隊生活》報、《中國工人》和重慶的《新華日報》、《婦女生活》等報刊。另外我翻譯英文《莫斯科新聞》周報的蘇軍戰鬥英雄故事、報告文學10餘篇，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誌》和《解放日報》。記得我譯一篇蘇聯名作家列夫·斯拉溫寫的《希特勒兵士們的話》，《解放日報》刊登時，特請華君武同誌作漫畫插圖4幅，妙筆生趣，相得益彰。1983年丁玲主持出版的《延安文藝叢書》選我的作品兩篇，一在報告文學卷為《八路軍軍醫院》，一在散文卷為《軍郵在敵後》。同年，中國報刊史研究室出版的《抗戰烽火錄——新華日報通訊選》，選錄我寫的《李延祿軍長會見記》、《怒吼的膠東》兩篇。
我自從參加革命隊伍，經曆天翻地覆的偉大時代，時時悔恨自己沒有相機，不能把許多發生在眼前的重大事件記錄下來，深以為憾，隻有在1938年9月至1939年5月短短的8個月時間，借得朋友的一架“祿來福來”相機，在延安進行過幾次攝影活動。一次是1938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時，9月8日，一部分代表會集到南門外迎接南方來的代表，我去采訪，把極為熱烈而親切動人的場麵，攝入鏡頭，還拍了在場的部隊高級將領和中央領導同誌單人照，並請他們簽名留念。現在仍保存在我的紀念冊中的簽名附照片者有朱德、蕭勁光、蕭克、徐海東、項英、林伯渠、徐特立等同誌。10月的一天上午，我背著相機步入延安北門，正遇見朱德總司令騎著自行車悠然前行。我覺得機會難得，便急跑幾步迎上前去，經他同意，拍下這幅《朱總司令在延安》的騎自行車照片，情態自然生動，活現出朱老總篤誠和藹的神貌。1939年春還拍攝了延安大生產運動上山開荒的紅火熱烈場景；相繼拍攝了八路軍軍醫院開院典禮活動．現僅留王稼祥與八路軍總參謀長滕代遠、總局財務部長張令彬、院長蘇井觀等人在醫院門前合影一張小片，卻成了珍貴史料被翻版展出……。
在記憶中的人和事，已經遙遠、遙遠；但又永遠在我的眼前，永遠年輕，永遠活著！


轉自《攝影文史》1995年第二期（總第2期），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