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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前後國共的兩次廬山談判
按照蔣介石6月上旬的預案，實現國共合作的條件之一是讓朱德、毛澤東出洋。這個要求，遭到了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1937年7月，周恩來（左三）等赴廬山參加國共談判。?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圍繞著如何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國共兩黨1937年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進行了五次重要的談判，最終在9月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兩次廬山談判的基本情況兩次廬山談判，是指國共兩黨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廬山舉行的關於國共合作的兩次談判。它們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談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談判的繼續，也是1937年8月南京談判的基礎，是西安事變後國共多次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次廬山談判時間為6月4日至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6月4日到廬山，從8日到15日，他與國民黨方麵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張衝等多次舉行會談。談判涉及內容很多，大體情況是：
中共方麵：按照杭州談判時蔣介石的要求，周恩來向蔣介石提交了由中共起草的《關於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以及中共會談的書麵提綱。提綱列出18個問題，主要有：商議民族統一綱領；釋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派人到南方蘇區聯絡改編紅軍遊擊隊；發表邊區政府委員會名單，委員為林伯渠、張國燾等；改編紅軍，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但準備讓步為總指揮部)，至少四個師，一師師長林彪，二師師長賀龍，三師師長徐向前，四師師長劉伯承；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召開國防會議；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等。
國民黨方麵：蔣介石在日記中記有其談判預想。在會談中，他針對中共的方案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即公布紅軍編製為三個師，四萬五千人，三個師以上設政訓處，不能設總部；朱德、毛澤東須離開紅軍；邊區政府可由中共推薦國民政府方麵的人任正職，中共推薦副職等。蔣介石還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國共雙方推出同等數目的幹部組成，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共同綱領及國共兩黨一切對外宣傳和行動，等。
雙方在會談中對自己的主張互有堅持和妥協，既達成了一些共識，也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尤其是在紅軍指揮機關的設立上互不相讓。談判暫時告一段落。
第二次廬山談判時間為7月13日至18日。6月底，國民黨方麵來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中共中央決定，待國共兩黨合作宣言擬好後，再去談判。“七七事變”發生後，抗戰形勢發生重大變化。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抵達廬山，隨即與國民黨方麵蔣介石、邵力子、張衝等進行第二次廬山談判。
在談判中，周恩來等於15日向蔣介石提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中國共產黨奮鬥的三項總目標(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實現民權政治；實現中國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同時重申了中共的四項保證。在會談中，周恩來等申述了中共方麵的新提案：在國共兩黨合作問題上，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承認蔣介石依據共同綱領有最後決定權。
在具體問題上，提出準備七月中旬發表宣言；要求蔣同意紅軍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朱德為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官，毛澤東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到適當時機不去；陝甘寧邊區實行民主選舉，在國民黨人張繼、宋子文、於右任三人中擇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中共方麵由林伯渠任副長官。18日，周恩來在離開廬山前，再次將這些主張整理成關於談判的12條意見，通過宋美齡轉交蔣介石。
蔣介石在紅軍指揮權上堅持己見，拒不讓步，對其他問題則有所商量。他表示，對於中共所擬的國民革命同盟會綱領可以討論，對《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要動手修改兩句，但提出紅軍改編後，不設統一的指揮機關，“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隻管聯絡”，即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直接指揮紅軍的各個師，紅軍中設政訓處負責中間聯絡。由於蔣介石的堅持，周恩來等反複陳說而“力爭無效”，談判由是陷入僵局，周恩來等遂離開廬山。中共中央同時表示，在日軍進攻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可能的時局下，采取國民黨如不讓步便不再同他談判的方針，暫觀時局變化。
廬山談判的主要成果
國共兩次廬山談判，內容豐富，交鋒激烈，互有進退。盡管談判在總體態勢上，蔣介石處於強勢、“主動”的地位，雙方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完全平等的談判，但廬山談判還是取得了重要成果，較以往談判又前進了一步。
首先，談判體現了國共堅持合作抗戰的民族大義和正確方向。
談判是一門既鬥爭又妥協的藝術。這個特點，在廬山談判中同樣鮮明。中共對蔣介石的諸多限製予以爭論反駁，同時作出不少讓步，如接受蔣介石提出的合組革命同盟會的條件及蔣介石的最後決定權，承認國民黨事實上的領導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進行改製改編。同樣，蔣介石一麵對中共提出苛刻的條件，對中共的要求也一度不滿，另一麵也作出了一些讓步，在其日記中甚至出現“為收編共軍事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猶未發耳”之類的記載。從談判過程看，雙方交鋒固然反映兩黨現實政治的考量，但更突顯的還是合作抗日的民族大義，民族大義自始至終主導著廬山談判，並成為雙方讓步、談判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兩黨合作形式上達成了共識，保留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
早在廬山談判前的1937年5月29日，蔣介石便定下取消共產黨名稱的預想：“對共問題，如其要公開，則應取消黨名”。5月31日，他在廬山“研究對共策略”，設想“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作為國共合作的最高組織形式，要求共產黨誓行三民主義，國共“各先取消原有黨籍，重填盟約、誓書”，各派五至七人組成最高幹部會，以蔣為主席，蔣擁有“最後決定權”。在第一次廬山談判中，他將這個方案告之周恩來。周即電告延安，中共中央在認真權衡後作出讓步，原則同意，並先後提出中共的五人名單及希望作為同盟會和兩黨合作“政治基礎”的共同綱領。蔣介石在第二次廬山談判中，對中共所提同盟會綱領“承允討論”，但最後他還是打消了合組同盟會的打算，取消共產黨名稱的最初設想沒有實現。到9月國民黨正式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共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
第三，確定了紅軍改編和轄1937區政府組成等問題。
關於紅軍改編，1937年春西安談判時，雙方的差距非常大：中共要求編為12個師，10多萬人；國民黨提出編為2個師，1.5萬人。到第一次廬山談判時，中共提出編為4個師，蔣介石同意紅軍編製為3個師，照12個團編製，4.5萬人。雖少了一個師，但已與中共要求的12個團基本吻合，因此得到中共的認可。關於邊區政府，雙方也取得共識，即成立邊區政府，政府正職由南京政府從中共推薦的國民黨方麵人士中擇任，副職由中共推薦。紅軍編製數目和成立邊區政府，是在廬山談判中進一步得到確認的兩個重要問題，表明國民黨承認了中共軍隊和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據學者楊奎鬆所說，第二次廬山談判結束不到10天，蔣介石即“電催共產黨人照廬山所談在10日內改編完畢，明示南京將發表三個師的番號，及各師旅團長與政治主任名單”。
第四，蔣介石放棄了要朱德、毛澤東出洋的提議。
按照蔣介石6月上旬的預案，實現國共合作，“共黨首要應離軍區或出洋”，並明確提出要朱德、毛澤東出洋。這個要求，遭到了周恩來的嚴詞拒絕。蔣雖暫未接受周的意見，在6月17日還想要“毛澤東出洋”，但最終放棄了原案，改為要朱德、毛澤東“須出來做事”。在周恩來申述紅軍改編後設立的政訓處主官要以“朱正彭副”，即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主官意見後，蔣雖不同意，但在7月17日的談判中，提出主任由周恩來或林伯渠擔任，最後甚至提到可由毛澤東任副主任。這說明，蔣介石像對待楊虎誠那樣來對待朱、毛的設想，未能成功，在要求朱、毛出洋包括南方各遊擊區領袖離開問題上做出了讓步。這一點，對於中共來說，其意義非同小可。
第五，蔣介石為談判預設的對共嚴格方針，多半也未能落實。
5月底的日記記有他的“對共方針”，除前述組織同盟會外，還有10條：“甲、經濟從寬；乙、政治次之；丙、軍事嚴定限製；丁、主張堅決絕對不能遷就；戊、行動須令一致；己區域與軍官僅施監察亦可；庚、勿準聯合各黨各派主張；辛、勿準宣傳；壬、改黨名，誓行三民主義；癸、領袖權責。”
6月5日日記又提示：“一、對共警告：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絕對服從與一致，不得擅自宣傳。丙、不得任意活動與組織；丁、對第三國際之限製。二、國民革命同盟會之組織；三、對倭之攻守；四、對各黨各派聯係之斷絕。”
這些說明，蔣介石在談判前對中共的方針，十分苛嚴，除了經濟上從寬外，在政治、軍事、對共產國際和各黨派關係上，都意圖對中共予以嚴格限製。但在談判中，所有這些方麵都有鬆動。因此，其日記也出現很有意思的記載，如說“與恩來談話，解決共黨問題”，但研究共黨條件“費心神，不亞於去年對倭寇與粵桂叛變之情景”；又如一麵表示“對共黨條件應嚴格規定”，一麵又認為對共黨要“減低目標，注重實際”；一麵表示對中共主張不能遷就，一麵又說“共黨輸誠條件亦可接受”。這些，也頗能反映蔣介石在談判時的真實心態。
第六，蔣介石同意了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
在廬山談判中，蔣介石對周恩來表示：“在獄共黨可由國方開始分批釋放”。蔣還同意共產黨代表可出席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及解決破壞國共合作、與共產黨為難者等問題。與此同時，還確定了盡快釋放被關押的沈鈞儒等七君子，蔣在6月17日同意“對沈等之處置，宜早解決。”
爭論最激烈和未能解決的問題
廬山談判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有紅軍改編後是否設立總指揮機關和正式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其中，公布合作宣言隻是個時間問題，而設立紅軍總指揮機關則是貫穿兩次廬山談判，爭論最為激烈而未能解決的問題。
是否設立紅軍指揮機關，實質上決定著紅軍的指揮權，因此成為廬山談判的核心問題。早在廬山談判前的3月上旬，蔣介石即定有對紅軍“隻可編其部隊，而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的方針。中共的原則立場則是，堅持“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最多讓步為“設總指揮部”。在第一次廬山談判中，周恩來對此作了充分闡述。但蔣介石堅決不讓步，其6月8、9日的日記記有：“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立總機關，此決不能允許也”，“共黨尚設軍事總機關，餘嚴拒之”，堅持紅軍改編後隻設政訓處，還要求朱德離開紅軍。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不能同意，堅持設立總司令部或總指揮部，並在同宋子文、宋美齡等會談中，再三陳述以政治名義管理軍隊不妥，紅軍改編後師以上的統帥機關應給軍事名義，並通過他們同蔣介石磋商。在離開廬山回延安後，周恩來仍多次與國民黨方麵協商。
6月22日，周恩來在延安分別致電蔣介石、宋美齡和顧祝同、張衝等，重申中共中央的意見，指出如紅軍改編後三個師之上無指揮機關和主持人選，“實無法進行改編”，尤其是朱德的去留影響極大，希望國民黨方麵鑒察實情，改變處置，以渡難關。26日，顧祝同致周恩來電轉達蔣介石的意見，指出對中共意見實難同意，要求體念其處境之苦，不必斤斤計較於此“區區小枝節”。29日，南京政府再電延安，堅持隻能設政訓處。事實上，紅軍的指揮權是大問題，而不是“區區小枝節”，蔣介石如此堅持，也正說明該問題的極端重要。
因此，設立紅軍指揮機關繼續成為第二次廬山談判的中心。此時，盧溝橋事變已經爆發，國共合作更顯急迫，但蔣介石不但仍不讓步，而且竟然表示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隻管聯絡，與6月廬山談判時的意見“出入甚大”。周恩來當然不滿，對蔣介石表示如此則事難做通，且恐礙此後各事之進行，再申華北炮火正濃，“寇深禍至，抗戰前線使用改編之紅軍，當在不遠。編整訓練，萬難無兼籌並顧之統率機關。”在蔣堅不退讓之下，中共於7月17日提出從大局出發，紅軍改編後平時可設政訓處指揮，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主任，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但這些都未能讓蔣改變主意，致使第二次廬山談判匆匆結束。
直到8月，由於日軍進攻形勢嚴峻，蔣才接受中共主張，紅軍的指揮機關、軍隊序列和統帥人選等遂得到圓滿解決。國共廬山談判是西安事變後雙方一係列談判曲折推進的重要環節，廬山談判雖然沒有最終簽訂協議、完成合作，但有重要的階段性成果，是談判最終成功、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實現的必要步驟和重要過程。中共中央對廬山談判十分肯定，第一次談判後即作出了“國共合作漸趨明朗化”的判斷，“黨中同誌極感興奮”。1941年，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病逝時，周恩來發表感情深切的文章，談及廬山談判的功績：一登莫幹，兩至匡廬，“兩黨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廬山談判在國共第二次合作史和民族抗戰史上，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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