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春: 一個人的奧運會

劉長春: 一個人的奧運會

－－劉鴻圖 口述 江菲記錄整理

1932年7月1日，張學良在東北大學畢業典禮上宣布捐贈8000大洋特派應屆畢業生劉長春為運動員，體育教師宋君複為教練，代表中國參加第10屆奧運會。劉長春因此成為中國參加奧運的第一人。為什麽曆史選擇了劉長春？奧運歸來之後，劉長春的生活又是如何？

1958年我國退出了國際奧委會，所以我父親很少和我們講他年輕時的曆史。我們隻能從他的隻言片語中猜出一二。1972年海城地震時，房子動得很厲害，可父親卻說：“這個地震不大，當年我在東京，地震時從床上滾下來了。”我就問：“你到過東京嗎？”他說：“去過。”後來才知道，那是1930年，他代表中國去參加第9屆遠東運動會。還有一次看電視演西遊記，他說：“這個猴子很厲害，印度人就崇拜猴子，每家都供一隻猴子。”我又問：“難道你去過印度？”他說去過。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參加第11屆奧運會時，途經印度。

我父親沒有很正經地和我們談過他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情況。在我們腦海裏，隻是隱隱約約地知道，父親在中國體育界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可至於如何了不起，我們都不知道。他參加奧運會的真實情況，主要是我父親去逝後，1984年中國參加第23屆奧運會，通過媒體報道，我才知道父親曾經一個人代表中國參加了1932在洛杉磯舉行的第10屆奧運會。

光著腳丫奠定基礎

我父親1909年出生在大連市小平島河口村。我爺爺非常窮，15歲當學徒做鞋，出徒之後就到大連城裏工作。我和奶奶生活在農村。我父親春天就在山上跑，冬天就在結冰的菜地上滑冰，夏天就在海裏遊泳，從小就培養了對運動的熱愛，體格也鍛煉得非常好。

父親10歲時，我奶奶去世，爺爺就把父親接到城裏一個公學堂去讀書。當時爺爺的家在大連火車站一帶，離學校有10裏地，父親每天早上就跑步到學校，放學再跑回家。父親在書裏曾經寫過：雖然爺爺家是做鞋的，但他隻能在一年裏的重大節日才能得到一雙新鞋。為了省鞋，也為了省去因為要鞋給父親和後媽添的麻煩，他有時候就光腳跑，光腳踢球。這樣長年累月的無意識運動，練出了父親跑步的速度。

父親那時候跑步上學還常常無意識地變速跑，有勁兒了就跑得快些，沒勁兒了就跑得慢些。這種變速跑對短跑運動員的訓練是非常有益的。因此父親在小學四年級時（1923年）就代表學校參加大連市中小學生運動會。當時14歲的父親百米成績是11秒8，這個成績比許多高中生都快。等到小學畢業後，百米成績已達到了11秒。就這樣，他在大連成了有名的跑得快，得了個外號叫“兔子腿兒”。

1927年10月，東北大學足球隊到大連比賽，有人向隊長推薦劉長春。足球隊長見了我父親後就向當時的領隊張學銘（編者注：張學良的弟弟）報告。張學銘於是就問我父親願不願意到東北大學念書。

當收到東北大學的邀請時，父親非常高興。那時我父親讀了一年中學便因家裏經濟拮據退學，之後就和我母親結了婚，並生了一個孩子。因此我母親是希望父親能夠找份工作養家糊口，父親怕得不到同意，就騙我媽媽，說要去外地找工作賺錢。我媽媽很高興，還給父親做了新衣服新鞋。就這樣，我父親在1928年春天到了東北大學。

東北大學校長張學良非常重視體育，體育係雲集了當時國內許多著名的體育學教授，比如郝更生、宋君複等留美回國的教授。他們對我父親很感興趣，給予很多科學的訓練，我父親在這種氛圍裏成績提高得也非常快。

1928年暑假，東北大學田徑隊到哈爾濱集訓，我父親也一同前往。在集訓過程中，父親參加了一個小型的中俄田徑賽。以前哈爾濱的運動隊和俄國人比賽都是輸，但這次東北大學和俄國人的比賽卻獲勝了，當地老百姓都非常高興。我父親跑4×400米接力最後一棒時，接棒時比俄國人落後50米，最後衝刺時落下俄國人50米，這不僅長了中國人的誌氣，也使我父親出了名。

1929年春天，張學良又舉辦了第14屆華北運動會，我父親參加了以東北大學為主力的遼寧隊，奪得了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項冠軍。這使我父親名聲大震，張學良也非常高興。為了使運動員的眼界更開闊，張學良決心要搞一次國際比賽。當時聽說日本和德國參加第9屆奧運會的運動員路過中國，邀請他們的田徑隊到東北大學來進行比賽，這就是1929年10月的“中日德三國田徑對抗賽”。張學良在德國特製了刻有他頭像的懷表，作為冠軍的獎品，並出資26萬大洋修建了一個當時亞洲一流的運動場。這就是現在沈陽體育學院裏的“漢卿體育場”。

在這次運動會上，我父親獲得了100米、200米第二名，第一名都被德國人奪走了。但因為戰勝了日本人，張學良仍然非常高興，當場就決定：以後每個月給劉長春生活補貼30大洋。

“良心尚在，熱血尚流”

就在這次運動會上，張學良發現了德國運動員步起。他打算聘步起為東北大學體育係教練。為此，張學良許下豐厚的待遇：月薪800大洋，配備一輛專車、一輛馬車、一個司機、兩個車夫，提供一幢小樓，並把步起的未婚妻從德國接到中國來。

步起一共訓練了我父親兩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這兩年的訓練，使我父親無論從短跑技術還是眼界都得到很大提高。父親原來是“踏步式”跑步，步起則訓練他轉變為比較先進的“擺動式”跑步。另外，我父親起跑技術並不好——百米起跑是不能發令槍一響就挺胸抬頭向前跑的，必須是借著起跑那個蹬力，身體按一定的角度向前衝。為了改變我父親原來挺胸的時機，步起就準備了一根竹竿，擺成一定的角度，壓著我父親，告訴他跑到什麽程度才能完全挺胸抬頭。

在這種訓練下，父親的運動成績提高得很快。1930年在杭州舉行的第4屆全國運動會上，他連奪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項冠軍。以前父親的名氣隻是在東北，這次運動會後他成了全國名人，為了褒獎父親的好成績，杭州當局特地將當地一條通向田徑場的道路命名為“長春路”。

連續獲得如此多的好成績，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生，我父親配合步起教練，利用涉外法權，把東北大學的二三十名女學生轉移到當時沈陽的教會醫院，希望一旦戰爭爆發能給予保護。

9月20日，張學良發出命令：“時局危急，立即停課遷校，疏散入關。”我父親就打算在進京途中先回大連看看。沒想到，9月21日到大連後，第二天一早日本憲兵就到家裏來，說：“希望劉先生到我們辦公室裏去坐坐。”我父親去後，日本那個小官兒也很客氣，說：“劉先生，您這次回來一切都好嗎？您主要回來主要幹什麽啊？”父親就說：“這次回來主要是探親，之後還要到北平去。”那個日本官兒就說：“希望劉先生好好在大連，不要到處亂走，我們可能隨時都要找你。”

父親回家後就發現，家門口已經有很多密探。雖然不知道日本人找他到底要幹什麽，父親仍果斷地和母親說，這事不好，我必須立即走。母親回娘家借了70大洋，托人買了船票。恰好，第二天下午，有個同學來家看我父親，我父親就和他把衣服對換，然後囑咐那個同學在燈光下窗戶前來回走，自己借機逃了出來。

1932年5月21日，大連《泰東日報》登出：“世界運動會，新國家派選手參加。”這個“世界運動會”，就是奧運會，“新國家”，就是偽滿洲國的自稱。5月30日，這份報紙再次刊載消息：“‘滿洲國’已決定派劉長春參加‘世界運動會’。”同時參加的，還有另外一名800米運動員於希渭。

我父親並沒有看到這份報紙，但消息傳得很快。同學們都罵我父親：對不起張校長，對不起東北同胞，是特務、漢奸、賣國賊。我父親也很氣憤，他先在北平的《體育周報》上發表聲明：“苟餘之良心尚在，熱血尚流，又豈忘掉祖國，而為傀儡偽國作馬牛！！！”之後又對天津《大公報》發出聲明：“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絕不代表偽滿州國出席第10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日本的報道不僅引起中國人的憤怒，也啟發了中國很多體育界的愛國人士：為什麽中國不派人去？於是很多人就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這個建議。但當時的政府回複：考慮經濟拮據，運動員幼稚，不參加此次奧運會，派駐舉辦國附近國家的大使前往觀摩。這個回複無法使京津兩地愛國人士滿意。當時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總幹事王正廷、董事張伯苓就商量，我們一定要派人去，不派運動員，也要派觀察員去。許多人仍覺得這樣做不行，於是東北大學體育係教授郝更生親自找王正廷、張伯苓說：“不行，我們一定要派運動員。派誰？就是劉長春、於希渭。”

當時已經離奧運會開幕隻有一個月的時間。於是王正廷決定：不再召開全國體協總會討論，先由他本人決定，之後再補開大會；經費由郝更生去募捐。郝更生便向張學良求助。張學良聽後非常振奮，他一個人就捐了8000大洋。

單刀赴會

1932年7月1日，張學良親自宣布了劉長春代表中國赴美參加第10屆奧運會的消息。我父親7月2日離京，7月4日到達上海。此時消息早已傳到上海，因此父親得到熱烈的歡迎，記者采訪不斷，宴會不斷。他到運動場上訓練，很多人都圍在邊上看，估計和現在看劉翔差不多。有一個叫福克斯的電影公司還為他拍了訓練的紀錄片，可惜後來公司失火片子燒毀了。

7月8日，父親登上了前往美國的輪船。上海一家報刊登了一幅漫畫，畫著我父親穿著關公的衣服，拿著關公大刀，站在一條小破船上，形容我父親“單刀赴會”。現在想起來，泱泱大國，四萬萬人，隻有一個人去參加，確實很淒慘。但這也體現了“重在參與”的奧運精神。這樣一個體育盛會，沒有中國，我想海外華人是非常難過的。

父親7月29日到達洛杉磯，受到了當地華人的熱烈歡迎，他們的口號就是“中國人來了”。下船後，我父親坐一輛敞篷汽車，由警察騎摩托車開道。汽車開到一個中華商會大樓裏，當地華人送給我父親一個特製的金盾，取典“桃園三結義”。我父親也非常感動，決心要跑出好成績。

開幕式上，我父親作為惟一的運動員，打著中華民國的旗幟走在前麵，後麵是沈嗣良，再後麵就是為了壯聲勢臨時拚湊的四人隊伍，除了教練宋君複外，還有留美學生劉雪鬆，旅美教授申國權和美籍人士、上海西青體育主任托平。

我父親後來和我說過：什麽時候中國能派一支強大的隊伍參加奧運會，那樣運動員的膽子也能大些。

到達洛杉磯後的第三天，就是100米短跑的預賽。當時父親的日記這樣記載：七時醒，八時半早膳，談談說說，看看報紙，十一時半又是午飯，下午一時乘車抵運動場，先在外邊“預備場”上練習，即返休息室。

因為時間太緊，在船上二十多天，到達後又有各種應酬，根本沒有時間進行恢複和適應性訓練，所以比賽的結果並不理想。我看過中央電視台放過一個紀錄片，前50米我父親一直都是第一，但是到了後來，體力就跟不上了，最後隻得了小組第5名。實際上按我父親10秒8的成績，完全可以進入當時的世界前10名。

在離開上海時，他曾經說過：這次代表中國參加比賽，我絕不辜負全國同胞的囑托，當盡全力拚搏。比賽失利後，他的心情很苦惱，覺得自己辜負了全國同胞的囑托。但是另一方麵也激發了他的鬥誌，他覺得自己還應該好好鍛煉，爭取更好的成績。

比賽失利後，父親主要是觀摩各種比賽，學習外國運動員的技術。雖然他預賽就被淘汰，但主辦方還是邀請他參加冠軍聚餐會，表示非常重視這個一人代表中國參賽的運動員。他和宋君複還受邀參加了當地舉辦的一場世界青年辯論大會，並由宋君複在會場上用英文演講，向大家講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真相，得到了在場各國青年的同情和支持。我父親後來說，他們的演講發表後，與會的日本代表就灰溜溜地離開了會場。

1932年8月下旬，我父親坐船回國，就這樣結束了中國人的第一次奧運之旅。

四年之後，我父親又參加了第11屆柏林奧運會。因為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似乎沒有第一次意義那麽大，所以就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用我父親的話說，第二次參加奧運會就是一場“鬧劇”。

當時國民黨政府決定要參加第11屆奧運會，因此臨行前在國內組織選拔賽。我父親說那個選拔賽就是“烏煙瘴氣”，拉關係啊，走後門啊，送禮啊，請客啊，送錢啊……我父親非常反感，他認為這是政府的腐敗導致了運動員的腐敗。 66名運動員的代表隊，加上官員和觀摩員，有一百多人，非常龐大。

從上海出發，28天後到達德國。因為是那樣一種方式選拔出來的運動員，最後一塊獎牌也沒拿到。我父親因為肌肉拉傷，比賽成績也不好。最慘的是，比賽結束後，沒有錢了，運動員回不了國。足球隊好些，可以搞足球比賽，靠賣門票賺錢；官員呢，比賽完都去玩兒去了，也不管運動員。我父親後來說，他們每天早上起來都不知晚上住在哪兒。最終靠當地華僑的資助，外加賣掉了帶去的大米，才狼狽地回了國。

當時也有一幅漫畫：一條船上，一群中國人抗著個大鴨蛋，諷刺那次比賽一塊獎牌也沒拿回來。

“體育已經成為他的生活方式”

回國後，我父親仍然作為一名業餘運動員堅持訓練，逢比賽便代表大連或遼寧參賽，直到1938年，因為肌肉拉傷，才徹底地退出運動場。此後，我父親過著很艱難的生活，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體育領域，開始在大連理工大學（編者注：當時應為大連大學工學院，1950年獨立為大連工學院）任田徑隊總教練，有時還擔任裁判工作。

但遺憾的是，父親當年參加奧運會的參賽證、代表證以及照片等，一部分是1938年父親在湖南時，被一場大火燒掉了，還有一部分是文革時期我們自己燒掉了。文革時期，說自己出國參加過奧運會不像現在這麽光榮，尤其還牽涉到和張學良的關係，所以到現在什麽也沒保留下來。

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75年的第3屆全國運動會。過去兩屆全運會我父親都是受邀嘉賓，但按1975年情況看，我父親認為這次不會邀請他了。於是，他就跟校方請示，希望能準假，讓他自費到北京去參加這次全運會。

我父親剛到火車站，大喇叭就喊：劉長春，劉長春，國家體委有人找。我父親去到廣播室，果然是國家體委的人送來一份邀請函：特邀劉長春到北京參加第3屆全國運動會，請到國務院第X招待所報到。這次受邀參會我父親還接到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簽名的請柬，請他參加國宴。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參加國宴，但在那樣一個時代，依然還能受到這樣的待遇，這讓他非常激動，也始終不能忘記。幾個月後，周總理去世時，我父親哭得非常傷心。

1979年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正式恢複了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我父親的名譽也恢複了，還陸續擔任過中國奧委會副主席、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雖然不再當運動員了，但父親始終保持著晨跑的習慣，每天都要鍛煉，一直堅持到晚年因病住院的早晨。那時大概每天還要跑1000米，跑完之後還要做操。

體育是我父親一生惟一的愛好，這已經是他的生活方式。晚年時，他每天下午都要拿著小板凳到運動場上看運動員訓練，有時還忍不住要指導一下。看電視也最愛看體育節目，尤其是有中國運動員的比賽，看女排得冠軍時，眼淚都掉下來了。

1982年我們已經知道中國要正式派代表團參加1984年的奧運會，我猜想他心裏肯定想去看看，因為恰好又是在洛杉磯，又是第一次正式派隊參加。但他從來沒和我們說過，可能不太敢說，覺得有些自不量力。但是在1982年年底時，他多次跟我說過，他一定要去參加1983年在上海召開的第5屆全運會。那時他身體已經有些不好了。後來有記者告訴我，父親實際上已經被列入參加第23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觀摩團的名單。

1983年3月，一天早晨跑步回來，我發現他滿頭大汗，臉色發青，覺得不對，馬上送到醫院。沒想到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去世了。住院期間他始終很樂觀，認為自己的病能好，心中仍然希望去參加那一年的全運會，所以一句遺言也沒有留下

[ZT國家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