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啊， 我的故鄉!
老頑童。愛好文學，曆史，地理，經濟，哲理，時事，回憶，笑話，唱歌，電影，種菜，養雞，遊山，逛水，散步，打牌，胡侃
中國曆史九大定律
中國曆史的發展，如同陀螺的運動，不停地旋轉，一圈又一圈，周而複始。在這種周期性的運動中，有某種恒定的東西，始終保持不變。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 “後人複哀後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國曆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特點嗎？這是一種規律，有人稱之為曆史定律。
近來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者，針對不同的曆史事實，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不同的“曆史定律”。這其中有黃炎培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楊寫的“瓶頸定律”；秦暉寫的“黃宗羲定律”；吳思寫的“血酬定律”；楊光寫的“傳統權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敗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環定律”等等。各種各樣的說法，是否都能稱之為“定律”，也有疑問。但它們確實是在不斷地被重複，呈現出某種規律性。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隻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為什麽事態會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
普希金的《漁夫與金魚的故事》中那個醜陋的老太婆，最初隻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第一個願望被滿足之後，第二個願望接踵而來。一個接一個，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仍舊隻有一隻舊木盆。世人的貪欲，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君王的貪欲就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無人可以阻止。
《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商鑒，究竟要鑒什麽？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隻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隻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隻是，人的意誌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進行性”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的。像癌症，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下去。殷紂王身邊，雖有比幹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製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左傳，莊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裏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裏。
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紂王，這個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給後人留下了兩個字，“殷鑒”。無法節製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欲=殷鑒不遠。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嚐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裏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裏去吧。”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了勾踐的毒手。此前，範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範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曆史上不斷地重演。
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也是小雞肚腸。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了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托言辟榖，躲到深山裏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榖秀也就謝了幕，照舊吃飯。說到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嚐安枕而臥。”得了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麵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家？如此說來，野心家就睡在我們的身邊。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覺，搞得神經衰弱，以為真是狼來了，於是起了殺心。這是一種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隻要坐（搶）到這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已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個搶去。所以，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齊心協力。一旦家大業大，就會生出異心。彼此猜忌、齟齬，終至於分道揚鑣。後人把範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佞臣和小人，雖為人所不齒，但他們在中國曆史上卻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臣在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麵三刀的嚴嵩，無法一一列舉。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隻不過，這隻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魯迅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 這就是包圍定律。
包圍者不僅有 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雖說“女色亡國”論是不對的，但壞女人在曆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麵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牆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裏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麵”的人熟諳蒙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
魯迅認為，“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因此想作一篇《包圍新論》，講述“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魯迅也如範蠡一樣，是中國最聰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後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上班乘公交車。心想，答案就在這裏了，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情有獨鍾。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把整個中國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熱。毛澤東的鬥爭哲學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
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麵。中國的曆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麵，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潔大，比權量力”。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正是這種曆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們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麵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霹靂之聲，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中國曆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佑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昆黨，清有帝黨、後黨，國民黨內有黃埔係、cc係、政學係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曆史現象。
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一個宗法社會。《紅樓夢》用一個淒絕動人的愛情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回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係，盤根錯節。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幫會關係、同誌（道）關係等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絡，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曆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回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毛澤東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公開活動，堂而皇之。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曆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怎麽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麵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麵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後一種情形居多。吳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書中提到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明朝官員俸祿雖低，尚有俸可領，而在王莽時期，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俸祿為零。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隻好自行解決，正好有了藉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種“自我保存”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中國曆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裏，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麵。表麵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 青苗法” ），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隻是空中樓閣。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有人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這隻凶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麽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曆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
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原因有四：一曰 “驕”；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由“驕” 而“橫”，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二曰“奢”；八旗兵入關，大肆擄掠。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西方人擁有了財富，會把他變為資本，不斷增值。中國的富人尤其是一些新貴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有一種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三曰“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飽暖思淫欲，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欲望。四曰“逸”；“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像美國人，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幾千年的中國曆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曆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弑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曆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 “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饑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眾生隻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像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家。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欲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將其稱為“拜權主義”。迫不及待，不顧一切，不知羞恥，不擇手段，心心所念，隻是為了權力，這就是“權欲”。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征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係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係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麵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裏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象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癡，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幹”，“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就變成了“毛”。
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隻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淩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匯集之處，是大海，激蕩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隻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幹涸了。天馬沒有了，隻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時代，一些文人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裏去了。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 “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秦始皇統一中國，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采用“胡蘿卜”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卜”，都隻是外因。使知識份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有人說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份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知識份子和普通的人就沒有什麽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欲，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而且知識份子與普通人的區別是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份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宿命。
文革時期，林彪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後隻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舉國一致，隻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
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這麽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麵鑼隻會敲出雜遝之音。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麵性，有利必有弊。知識份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隻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因此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曆史的必然。……
謝謝來訪。擁有5000年文明史的偉大的中華民族不會永遠沉淪下去。
也許，也許，今日中國又成為戰國之一員，重新煥發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