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參謀通知我，要過年了，準備去洗一個澡。我很高興地準備好換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車的時候宋參謀沒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個排長和三個戰士同我一起去。
一進浴室，就隻見幾個水管子全部都被凍住了，他們用柴燒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燒開。我說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員不準，用木柴燒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們才澆開了兩個水龍頭，讓我勉勉強強地洗了一個溫水澡。
洗完澡以後，他們又叫我在那裏接著烤火，說是要等外麵天黑了以後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見。我說：“你們不是白天來的嗎？為什麽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回去呢？”他們回答：“這是上麵規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後，我們回到樓裏，剛一進門，那位副連長就說：“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樓了，就在樓下休息、吃飯，現在我們正在給你做飯。”我感覺情況不對頭，但是當時身不由己，又有什麽辦法呢？後來才弄清楚，當時他們正在樓上搜查我的東西，所以不叫我上樓。
剛剛吃完飯，團政治處的主任就來跟我說：“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長’來同你談話，你準備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凍。”我心裏想，“中央首長”找我談話，可能是要解放我們了吧？心裏好一陣高興。
一出門，隻見門口停著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衛車。那位政治處主任帶著幾個警衛人員坐在前麵的一輛吉普車上，讓我坐在中間的一輛吉普車。宋參謀坐在前麵司機旁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有一個警衛員。後麵是一輛警衛車，上麵大約有一個排的部隊。
車一出門，就向南走，然後轉向東麵。我不禁問宋參謀：“‘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應該是在城裏，北京城不是在西麵嗎，車怎麽向東開呢？”宋參謀回答說：“走環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問。越走離北京市區越遠，我又問究竟到哪裏去。宋參謀說：“到一個地方去，有首長找你談話。”我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宋參謀的態度比較冷淡，他說：“確實有首長找你談話，在北麵的一個地方。至於是什麽地方，前麵政治處主任知道，我們也不清楚。”
車到了沙河大橋，天空出現了月亮，外麵的道路看得比較清楚，這時我才猜到，車是在往秦城監獄走。車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監獄，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是要把我關進秦城監獄了。
大約到了半夜十二點，看到前麵有一個大城堡，高大的鐵門和圍牆，上麵電網的紅燈亮著。一進大門，隻見有二十多輛車，我心裏想，大概把我們黃、吳、李、邱全都弄到這裏來了。
這就是著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秦城監獄。秦城監獄是解放初期由蘇聯人幫助設計修建的，關押的差不多都是原來共產黨自己的高級幹部。
下車以後，就有幾個人把我帶到一座大樓二層樓上靠北麵的一間牢房裏。在這間約十步長、三步寬的牢房裏，放了一張約有二尺寬、四尺長的“床”，上麵已經鋪好了被褥。有一個人開口，叫我坐在床上。接著又進來幾個人，其中有押解我來的宋參謀和一個副連長。這時，外麵走廊上擠滿了人，亂哄哄的，也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麽。
進來的幾個人裏，有一個是監獄的管理員，看樣子頂多是一個連級幹部，這就是宋參謀告訴我說的“中央首長”了。他向我宣布說：“中央決定叫你們到秦城監獄來學習、反省和改造，要遵守這裏的一切規定。”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換我的個物品，並搜查我的全身。他們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帶拿走，再把襯褲上的褲帶剪斷拿走，還把襯衣上的鈕扣也剪了下來，同時將洗臉盆、牙刷、缸子、牙膏統統拿走，把煙和茶葉沒收，把我箱子裏的東西統統翻出來，登記一遍拿走，搞了將近一個小時。
看到他們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發問：“用什麽刷牙？”
答：“用牙粉。”
問：“用什麽缸子？”
答：“用洋瓷碗。”
問：“用什麽係褲子？”
答：“給縫上兩條短帶子。”
問：“長褲呢？”
答：“同樣用短帶子。”
問：“給看報紙嗎？”
答：“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問：“可以看書嗎？”
答：“可以借馬列的書、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說。”
問：“可以聽廣播嗎？”
答：“我們這裏沒有這個規定，以後可以裝一個有線廣播，但現在沒有。”
沒等我再問，這個管理員就說：“不用問了，以後的一切，由我們負責安排，給你什麽就有什麽，不給就是沒有，問也沒有用。你要老老實實地服從監獄的管理和規定。”
他們搜查了我以後，就叫我休息，然後把兩層門，一道鐵門和一道木門關上就走了。我一個人在裏麵，頭腦發漲，血壓升高，手腳冰涼，惡心欲吐。沒有手表，也不知道脈搏到底跳多少下。就這樣，一直到天亮，我也沒有閉上眼。
過去在曆史書上看到的情景和戲劇、電影上看過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現了。當然過去是滿門抄斬，抄家滅九族，鋃鐺入獄，打入天牢。現在是進步多了，起碼不是殺頭。但是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
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裏的理由。毛主席、周恩來在世，恐怕是不會送我到這裏來的。一切事實翻來覆去已經清查了五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我沒有參與“政變”，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實還不夠嗎？相反，正是因為我沒有用頭腦去分析，沒有保留地執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這個問題上，包括汪東興在內的當時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為，並不會比我少，他們的心裏應該是有數的
我思前想後，能送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然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了，當時隻有他們三個人是說了算的。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了，有些情況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東興，我們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我們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勵我們做的，在廬山上共患難。我們的情況你不了解嗎？到了這個時候，“四人幫”倒台了，卻竟然把我們送進大牢，是出於什麽需要？是要把我們當作替罪羊嗎？憑良心自問，你內心裏不受到自責嗎？
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
我隻有把這一切和滿門抄斬和滅九族來比較，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隻是自己的運氣不好。我想到了譚震林的“三個不該”，至於是不是“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我並不一定同意。因為不參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條。但是思考再三，有一個不該，就是不該到中央工作。可怨誰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個新年。早上，他們給我拿來了兩個饅頭和兩片鹹菜，我一口也沒有吃。整天我都拒絕吃飯，心想你們既然要置我於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們派醫生給我量血壓、做心電圖，但是什麽也不告訴我。我要求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也不給，最後給我打了一針。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後來，他們又給我輸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著了。就這樣，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兩天。到一月三日，他們才有一點著急了。他們拿來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我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
到了上午十一點鍾起床以後，就有一點想吃飯了，情緒也穩定了一些，想到我還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飯打來的時候，一碗米飯、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來兩個饅頭、半碗蘿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還是睡不著。我要求醫生給我吃安眠藥，醫生給了我一粒速可眠，看著我吃了下去他才走開，但是仍然睡不著。我又要求醫生給我打一針，叫我再睡一天。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周折，醫生於當晚十二點來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睡著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較早，但是仍然讓我睡到七點開飯時才叫我起來。管理員告訴我，以後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動，等天轉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動。以後我牢房外麵的鐵門不關了，隻關裏麵的木門。
以後，除了每天三頓飯和他們有事打開牢門以外，其它時間牢門是一直關著的。我蹲在這一米寬的牢獄裏，什麽也看不見。這裏的條件比衛戍區差遠了，但是為了活下去，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問題，我決心什麽樣的苦也要吃下去。腦子裏什麽也不想了，隻要搞好身體。為此我在牢房裏，不斷地活動身體，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裏甩手鍛煉，飯後就在房間裏走一千步。“放風”時，我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一個小時。吃飯時，不管什麽樣的飯菜，隻要能維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們就都沒有了名字，隻有號碼。我的號碼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進來的第二號。我想“七六O一號”大概就是黃永勝了。但是在秦城監獄關了五年，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麵。無論是在監獄裏，還是在“放風”的時候，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這裏好像是一個隻有看守和我的世界，與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絕了。這所監獄裏究竟關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進過這裏。監獄設計的如此巧妙，竟然誰也見不到誰，真是一個傑作。
這樣，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來，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決心不管處在什麽樣的境況中，都一定要頑強地生活下去。
收音機被沒收，廣播是聽不成了，學習英語也就半途而廢。書也全被沒收了，一本也不給看。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維，我把每天僅有的一份《人民日報》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後來，他們又發給我一套簡裝的《毛澤東選集》，我又反複地學了幾遍。
在牢記房裏，鋼筆、毛筆、鉛筆什麽都沒有，寫字也寫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寫字，衛兵看見了馬上就予以製止，還要看我寫的是什麽。當他看到我寫的是“毛主席語錄”時，就告訴我，不準在地上寫字，更不準在牆上寫。
牢房裏沒有桌子和凳子，牆上也沒有釘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許多小蟲子往裏麵爬。吃飯的時候，再洗一下。監獄裏給一個塑料水壺，每次送飯的時候給我打一次開水。還給一個小盆子，把洗臉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裏。洗衣服也用這個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曬，就晾在鐵門上，讓它陰幹。牢房裏有一個碗大的水池，上麵有一個水龍頭，洗漱就在這裏。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裏。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許我到樓下的院子裏活動。他們在一棵大樹下麵，劃了一個五尺見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裏走了一個小時。我在散步的時候，看到院子裏有許多土坑，上麵蓋了一些草墊子，坑裏有一張張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時候，給“犯人”們住過的。
經過大樓出門的時候，我看見有一排高大的圍牆，上麵沒有頂棚，外麵有鐵門，都上了鎖。我當時想，可能是“犯人”們洗澡的地方。但後來他們叫我也到這裏，我才知道，這是“放風”的地方。這樣，“放風”的時候，誰也見不到別人。這樣的“房子”每間大約五平方米左右，牆高約七、八米，牆厚七十到八十厘米，裏麵長滿了草。每一排大約有十五到二十間。另外，圍牆的上麵修成了一條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麵有兩個哨兵看守著“犯人”，還有一個流動的帶哨的人。
每次“放風”的時候，一個管理員押解一個“犯人”，關進一間“放風室”裏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等到“收風”的時候，再來將門打開，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帶一個小馬紮，如果不願意走動，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氣好的時候，每天上午“放風”一、兩個小時，天氣不好的星期天則不“放風”。有個別的時候，由於管理人員的疏忽，忘記了“收風”。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關在裏麵達五個小時。等到開飯的時候，一看我不在，才查問我到哪裏去了，結果想起來了。當時正值盛夏，下午太陽直射，裏麵熱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浹背。好在四點以後，有一麵牆可以擋住太陽，不然的話我早就中暑了。之後，管理員向我解釋說是“忘記了”。由於吃飯的時間已過，我隻好打一點冷飯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員對我說，我住的牢房要修理，準備把我換到北邊的樓裏去，原來的床板和東西都帶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來，大約需要三個月。就在那天下午，他們把我搬到北麵一座樓的三樓東麵的一間房間裏，整個的一層樓隻有我一個人，因此放風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在走廊上來回活動。走廊長約五十米，“放風”的時候可以打開窗戶通風，但是不能到院子裏去。時間一長，我很想到院子裏去看一看。後來，允許我每天下午七點半到八點，到樓下院子裏活動半個小時。滿院子裏都是梨樹，樹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犯人”，隻有飽一飽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動把院子裏的草撥了，他們很高興，叫我不要累著了。這是我到秦城監獄以來聽到的第一句客氣話。第二次撥草，我一時沒有看見，碰到了樹下的一個馬蜂窩，被蟄了好幾處，腦袋上腫起了一個一個的大包。他們又叫來醫生來給我治療，這使我得到了一點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氣，炎熱不堪，西曬的太陽一直從窗戶射到了床鋪上，牆都像火一樣燙，在房間裏實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後來他們也同意了。我很高興，因為三樓比較高，上下樓比較累，我也不想多下樓，在走廊上活動很舒服。有時在走廊上“放風”，遇到大雨欲來之時，風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從搬到北樓以後，我常聽到別的牢房裏有音樂聲，就問他們是怎麽一回事。管理員說是裝的有線廣播，我就要求給我也裝一個。他說：“你一個人住這座樓上，要拉很長的廣播線，等你回到原來的地方，再給你裝。”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經超過三個月了，我就問是不是該搬到原來住的地方去了。他們告訴我說，準備搬到西邊的一座樓上去，說那裏的房間剛剛修好，條件也比較好。我心裏還有一點不相信，因為騙我的事情太多了。
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裏一看，果然房間要比我原來住的大一倍。我還是住在三樓，共有十個大房間，我住在中間的一間，裏麵有一個小廁所，房間的光線也好，因為是剛剛粉刷的房子，衛生條件也好，灰塵少，沒有蚊子。原來我住的房間裏，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爛了，所以到了這裏後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要求將原來睡過的一塊床板搬來，他們同意了，又給了我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麵寫材料、吃飯。下麵還有一個空的抽屜，可以用來放碗筷。飯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時候還有包子和餃子。
他們仍然是把我一個人關在三樓這一層樓上。單獨有一個哨兵來看守我，不時來一個帶班的查哨。哨兵有時開門進來同我說話，問長問短。有一個哨兵對我的態度特別好，常告訴我一些外麵的事情，沒有人的時候還進來幫我拖地，有時問我的曆史，我簡單地答幾句。有一次問我：“你認識彭德懷嗎？”我說：“怎麽不認識。”他說：“彭德懷已經去世了，你知道嗎？”他還告訴我關於賀龍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開除了黨籍，你知道嗎？”我當時猛地吃了一驚，頭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鍾時間說不出話來。最後我說：“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的人都沒有被開除過黨籍呀！而且這麽大的問題，從來沒有向我們宣布過。為什麽這樣背著我幹呀？這樣做是黨章規定的嗎？”他看我比較激動，就安慰我說，他隻是聽別人說的，讓我冷靜一點，說完，關上牢房就走了。
這番話在我的心裏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日日夜夜考慮這個問題，究竟是真還是假？過了兩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去問管理員：“聽說開除了我們的黨籍，是真的嗎？”管理員說：“沒有聽說過，你聽誰說的？”我說：“聽一個哨兵說的。”他又問：“他們什麽時候對你說的。”我說：“是三天前的上午對我說的。”管理員說：“他是亂說，他們什麽也不知道。”
從那天下午起，我就沒有再見過那個哨兵，其他看守人員對我的態度也變了。我知道這一下壞了，可能牽連到那個哨兵，都怪我當時處事不冷靜，真是後悔莫及。
又過了一天，就不讓我一個人住在三樓了，他們把我搬到二層中間的一間牢房裏。雖然條件同三樓是一樣的，但是我的心裏很不平靜。我問管理員，為什麽要這樣做？這時管理員的態度也變了，他說：“我們根據需要對你進行管理，叫你到那裏，你就到哪裏，不要多問！”其他看守人員的臉也變了，過去的笑臉不見了。
從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為我對事情考慮得不周全，辦錯了事情，特別是那個哨兵可能受到了處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現在何處，隻有在這裏向他表示歉意。
又過了半個月，大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張紙條，說：“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開除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黨籍。”這兩個人身著軍裝，不告訴我們是代表誰，是哪個單位的，更不同我們多談一句話，轉身就走。一九七三年開除了我們的黨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訴我們，上麵隻是開除了我們拉倒。
我在秦城監獄一共度過了五年零九個月的生活。我從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的領導人之一，一下子成為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專政的“囚犯”，這個反差是非常巨大。我過去不知道我們自己監獄裏的情況，有多少條規矩，對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監獄，才逐漸地體會到這裏麵的情況，才認識和體會自己是一個“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個世界。一進牢門，除了看守人員之外，就誰也看不見了。看守人員也隻有送三頓飯的來了才開門。見到的人都是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是在牢門外麵猛地叫一聲：“打飯！”別的什麽也不說，一副冰冷的麵孔。有時可以聽到門外麵有腳步聲，但是不見人。門上有一個小孔，門外麵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麵。有時醫生來看病或者護士來送藥，可以見到他們，但是除了問病情之外什麽也不說。，看完病就走。提審都是突如其來，突然有個看守人員開門叫一聲“提審”，你就得跟他們走，進到一個屋子裏，隻見牆上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字。對麵是一排專案組的人員，還有錄音機，還有幾個搞記錄的，在你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提問，一個個聲色俱厲，說話刻薄，動不動就拍桌子。但是我看這些人，並不了解情況，隻是嚇唬人。
提審完就要你寫材料，但是紙和筆必須要經過專案人員的證明以後才能給。紙張也不多給，管理人員問你，需要幾張，說定了以後，當麵點數。不夠用或者是寫壞了，必須重新提出申請，等待批準後，再由管理人員點給你。寫材料的時候，沒有桌子，在鋪上寫，時間一長就腰酸背痛，頭暈眼花，但是不寫又不行。
一進牢房讓你覺得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是死路一條。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們把一切防止自殺的辦法都想到了，不僅鋼筆、手表、眼鏡、鉛筆要被沒收，連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褲子、鞋子上的帶子等，也被收走。吃藥要看著你吃下去，要針線縫補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時間用完，交出。我年紀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隻手還殘廢了，加上牢房裏的光線又很暗，我穿針非常困難，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動作又非常緩慢，幾乎每次都超過了他們規定的時間，每次都要挨罵。
開飯的時候，是管理人員提著一桶子飯、一桶子菜，按牢房的號碼，一個一個地叫。有一次，我由於正在集中精力寫材料，沒有聽到開飯的喊聲，就沒有吃到午飯。寫到中午，我餓得實在撐不住了，我急的敲門，問為什麽不開飯。哨兵說：“已經開過飯了，叫你不應，以為你不吃飯了，就沒給你。”我要求給我點吃的，哨兵說：“已經下班了，沒有人，你就少吃一頓吧。”我說：“我現在餓得不行了。”
哨兵對我比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結果到了下午給我弄了一碗麵來，放了一點鹽，叫我吃了。
在秦城監獄，我們吃飯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鐵湯匙，不準用筷子。刷牙不準用牙膏，每月給我們發一袋牙粉。另外，每月發半塊肥皂、一卷衛生紙，每年發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沒有地方曬，有時候拿到“放風”的地方去曬，卻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收回來。
監獄裏一個月理一次發。平時不準刮胡子，理發的時候用推子連頭帶胡子一起推一遍。理發時每人隻有一分鍾，理完後自己回牢房去洗頭。每理一次發都會弄得我們全身是頭發。
洗澡是每半個月一次。每次洗完澡，還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鍾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經磨鈍了，很髒，剪不動。
夏天，牢房裏的蚊子、蒼蠅很多，監獄每個星期給打一次“敵敵畏”。但是連“犯人”帶蚊子、蒼蠅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蒼蠅沒有消滅，但是我已被嗆得透不過氣來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還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滿身都被咬爛了。冬天，雖然有暖氣，但是放得很少，房間裏隻有八到十度，凍得不行。
在秦城監獄，“犯人”和“犯人”之間是絕對不準見麵的。每當“放風”的時候，就一個一個地走進沒有房頂的房子，將門一鎖，接著再放第二個。有一次他們把我的牢門開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麵一個人的背影，管理員就罵我走快了，說：“你是聾子嗎？叫你走慢一點，等等再走，為什麽不聽？”我說：“我就是耳朵背，聽不見。打仗的時候耳朵批聾了。”管理員說：“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擺什麽老資格。”
在“放風”的路上，不準“犯人”東張西望，你隻能向前看，不準向左右和向後看。“放風”的路上要經過一個院子，這個院子裏麵種有果樹和蔬菜，但是隻要你看上一眼，馬上就會受到訓斥。“放風”的時候，任何東西都不準往牢房裏拿。牢房裏隻要有維持一個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東西就可以了。牢房裏沒有凳子，隻有一個馬紮，出來進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關在三樓上，屋子裏的溫度達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請求，在日落以後，給打開牢門通通氣，但是他們絕對不允許。後來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們允許每天打開牢門十五分鍾。在牢房裏要換一點新鮮空氣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一到“放風”，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麽想在“放風場”多呆一會兒，多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時間不到就“收風”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氣，就不“放風”。
牢房裏不準吸煙，我進牢房的時候帶去了十三包煙，被他們沒收了，說給我十六塊錢，但要“存”在他們那裏。開頭給我買過一塊錢的水果糖，以後就不準買了。牢房裏不準喝茶，隻能喝白開水。喝了幾年的白開水，也習慣了。
春節的前一天，監獄裏可以改善一次夥食，給幾塊雞和抽去了刺的魚。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完了，管理人員都回家團圓去了，給我們一點剩餃子吃。
在監獄裏，看守人員對“犯人”的訓斥多於教育。“犯人”有什麽意見，隻能向看守人員說，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沒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說兩句他認為不中聽的話，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間最小的牢房裏。整個牢房隻有七步長、四步寬。過了一段時間，要是表現好一點，再給你換一間大的牢房。但是為什麽這樣做，根本不作解釋，隻要你聽從命令。另外牢房裏裝有監視器，“犯人”們在幹什麽、說什麽，他們都能聽得到、看得到。
不過秦城監獄裏有一點做得比較好，這就是醫療。我想主要是為了不讓我們死掉，要留活口。監獄中設有一個小門診部，有各科的醫生。“犯人”有病隨時可以報告，請求醫生來看病，隨叫隨到，並按時給服藥。獄方還半年給我們檢查一次身體，一個季度抽一次血，頭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經過上級批準，也可以到北京城內大醫院去檢查和住院。
秦城監獄很像一個縣城，整個監獄圍著數丈高的磚牆，上麵有很高的電網。有三道高大的鐵門，從進入大門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鐵門。裏麵有四個大院，每個大院有一棟三層樓房，形狀是U型，牢房多為東西向，北麵的樓是比較好，但是我從來沒有住過。這裏住的人大都是共產黨的要犯。自從打敗了國民黨以後，就有不少的共產黨人，輪流到這裏住，無非是這個山頭，那個山頭的。反正不會閑著。
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監獄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產黨的高級監獄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住的監獄了。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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