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知青大返城來龍去脈[ZT]

雲南知青大返城來龍去脈

 

 

 

1984至1986年，山西省的北京天津籍知青，因未能解決回城問題，發起了多次請願活動。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圖為：知青在山西某地為返京請願。（炎黃春秋網)

核心提示：這時知青中有人抱怨結婚難。王副總理風趣地說，晚一點有什麽不好，我們當年打仗，在你們這個年齡，哪裏顧得上結婚嘛！我可以給鄧（穎超）大姐說說，讓她張羅從山東江浙調一些漂亮姑娘到西雙版納，到時候讓你們走，你們可能還舍不得走喲！

1978年冬，知青們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標語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  作者：張衛  原題為：雲南知青大返城來龍去脈

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鄉》中認為，中國知青的上山下鄉，解決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無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失業率增長問題，並將它稱為上個世紀“所有國家最大的一項社會實驗”。

但當這場解決“城市人口”運動的“實驗”推行10年後，暴露的問題亦越來越嚴重：上千萬知青在人多地少的農村與農民爭工分、爭口糧；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失去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利；在招工、招生、參軍、入黨、提幹等問題上，後門風盛行，以至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現在社會上對知青問題議論很多。四個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現在搞的上山下鄉，不是個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嘛！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麵。我們第一步應該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

中央高層的信息，怎麽會傳到遙遠的雲南邊疆呢？“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中央有什麽動向，這一切，是從一封信開始的。”將近30年後，筆者尋訪到當年雲南知青年“北上”總指揮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現定居重慶，“寫那封信時，隻是覺得該寫了”。

1978年10月，一封《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在西雙版納知青中悄悄流傳，作者是景洪農場十分場（原雲南兵團一師一團十營）學校的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舉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運動造成的“三不安心”問題，認為局麵已經“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希望中央領導能夠重視，丁惠民說：“這封信還隱約表達了回城的願望”。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知青作為“文革”遺留物，雖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但有關部門一時還顧不上、也拿不穩，“但全國都在撥亂反正，為什麽對關係千百萬家庭穩定的知青問題，卻諱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個知青指印，寄往國務院。國務院按常規批轉雲南省處理，自然沒有了下文。知青們沒有氣餒，又寫了第二封信，發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確提出了回城要求。據稱後來寫《棋王》的知青作家阿城（當時也是一團十營的知青）曾當過丁惠民的高參，丁的回答是：“沒有這種事，阿城曾當麵向我表示他反對請願活動，怕知青出事。”到12月初，聯名信的簽名超過萬人，以它為媒介，在西雙版納6萬知青中，一個以回城為目標的群體正在形成，丁惠民與重慶知青劉先國、上海知青胡建國（如今兩人均定居上海）組成了三人核心小組。

恰恰此時，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發軒然大波。瞿是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知青，因懷孕難產，在農場衛生所大出血身亡。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農場並非最嚴重的，卻因死得其時，引發數千人抬屍遊行，激起知青情緒。

12月8日，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雲南各農場知青聯席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們的入場證很特別，全是知青的簽名，每個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簽名才能入內。會議目的是：商討“北上請願”事宜。丁惠民被推舉為總指揮，組建北上籌備組。會後，知青們發布《北上宣言》，決定15日那天派代表進京。

10日，北上代表團尚未組建好，第二屆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京閉幕的消息傳來，該會議決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萬知青下鄉，更重要的是，“會議還決定不再承認兵團知青的身份，而把我們作為一般農場職工對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這消息也讓知青代表產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認為時機不成熟。最後通過籌備組表決，丁惠民的主張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丁惠民擔憂的事情發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輾轉到達昆明後，竟莫名其妙地弄丟了募捐來的幾千元經費。失去資金的代表們，衝進火車站直接上車，被阻攔，他們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臥軌，致使貴陽到昆明的鐵路線中斷三天，而留在西雙版納的6萬知青，幾乎全部停工了！

艱難北上與倉促離京

1978年冬天的形勢空前緊張！這種過火的局麵是丁惠民最不願意看到的。當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車站鬧僵時，第二批代表緊急暗渡陳倉。發著高燒的丁惠民被知青們抬過了瀾滄江，“我是準備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經過艱難輾轉，終於從昆明城邊一個叫讀書鋪的偏僻小站上車，繞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賭煙，被丁開除，就地下車，返回各自的城市去為代表團募捐。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達北京，國家農墾總局接待了他們，又冷又累的知青們換上了簇新的軍大衣，得到了醫療、食物和住宿，但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要見鄧副主席”，並提出如果鄧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國家領導人接見。知青們給“國家領導人”下的定義是，“必須是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以上”，並認為，“鄧副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1日，國家農墾總局發出1號文件，承認知青請願代表團性質合法，同時強調應該複工。1月10日，代表們終於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接見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被接見的代表限定為10人。

丁惠民說，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見，氣氛不很融洽。麵對那位以軍墾駐屯聞名的老將軍，“我們不能再像與自治州、省調查團的‘談判’時那樣針鋒相對。”丁記得王副總理是在時任民政部部長程子華的陪同下，接見代表團的。老將軍一身藏青色中山裝，風紀扣緊扣，銀發整齊往後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後，本以為能聽到幾句親切的問候，沒想他表情嚴峻，突然將拐杖往上一揚，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著就是排炮般的嚴厲訓斥，“不是批評，是訓斥”，代表們大氣不敢出，“完全被老將軍的威嚴震住了。他訓斥我們丟掉了軍墾的光榮傳統，現在全國都在抓綱治國，你們卻鬧事，對得起國家嗎？……”代表們全懵了，沒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見完後，“大家都覺得該說的話竟沒說出來，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總理顯然也意識到了知青們的不痛快。出於靈活的領導藝術，他派人邀請全體代表當晚看電影。與白天的接見不同，王副總理沒在會議室坐等，而是站在電影院門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總理身邊，放映的是剛剛翻譯完成、並準備送南疆前線的《巴頓將軍》，據稱部隊要排級以上幹部才能觀看。電影結束後，王副總理首先打破沉默，說，西雙版納是個好地方嘛，要熱愛她；中央並沒忘記那裏，恰恰相反，要建設好那裏，鄧副主席說了，不久就要大規模投入資金，資金不夠，外匯也可以動用嘛！

這時知青中有人抱怨結婚難。王副總理風趣地說，晚一點有什麽不好，我們當年打仗，在你們這個年齡，哪裏顧得上結婚嘛！我可以給鄧（穎超）大姐說說，讓她張羅從山東江浙調一些漂亮姑娘到西雙版納，到時候讓你們走，你們可能還舍不得走喲！

聽說丁惠民有病，王副總理立刻叫醫生給他檢查身體，還開了一堆藥品。

暖流正在形成，氣氛應該是不錯的，但一位姓劉的重慶知青莽撞的衝動言行，打斷了一切。當時，王副總理見大家臉上有了笑容，又說了些安慰和鼓勵的話，讓代表們回去安心工作，中央會對大家提出的要求認真考慮的，他特別說：“你們的信我已經轉達給了華主席、鄧副主席和葉帥了。”說著，老將軍轉身欲走，這位姓劉的重慶知青忽然從後排站起身，大聲吼道：“王震，你不準走！你還沒回答我們的實際問題！”說罷就往前排衝，當即被警衛反扭住雙手。王副總理也愣住了，估計多少年來，除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曾對他直呼其名外，哪輪得上一個愣頭青對他這樣叫？他畢竟是軍人出身，火氣也大。隻見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話大聲罵了那愣小子。（罵話的大意是：你是個搗蛋鬼，你才吃了幾天幹飯，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場麵一下僵住了。雙方最終不歡而散。離開電影院，丁惠民決定，全體代表立刻返回西雙版納，其沮喪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