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對紅十軍團覆滅的總結

節選自粟裕：《回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曆史的教訓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曆史關頭，我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這支勁旅，在蔣介石反動派以數倍於我之兵力的瘋狂追堵和圍攻下，不幸失敗了。這次失敗的原因，在客觀上，是敵人力量的暫時強大，主觀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它給我們以極其深刻而沉痛助教訓，值得認真加以研憲和記取。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教訓有下列幾點：

    一、派出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意圖，賦予抗日先遣隊的戰略任務，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動“促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這個要求過高了，沒有實現的客觀基礎，因而是主觀主義的，它導致了在作戰指導上的盲目冒險。

    紅軍北上抗日先遺隊，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從瑞金出發，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懷玉山失敗，全部過程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時期。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向葉劍英同誌請問：抗日先遣隊是否是在王明“左”傾錯誤指導下派出的?劍英同誌說：“五次反‘圍剿’初期，毛主席主張過把紅軍主力挺進到蘇浙院賴地區，以打破蔣介石的‘圍剿’，當時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沒有采納。後來派出先遣隊，主力紅軍已經要作戰略轉移，那時毛主席處於無權地位。”那麽，當時的戰略意圖是什麽呢?一九七三年十三月，朱德同誌在回答軍事科學院的請問時，曾指出：“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西南部轉移)。”朱德、葉劍英兩位領導同誌的談話，向我們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隊派出的曆史背景和實際意圖，這對於我們研究這一段曆史至關重要。

    為著全局的需要，當時派出一支部隊到敵人深遠後方去活動，爭取在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時對敵人起一定的牽製作用，這從戰略指導上說，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卻遠遠超出了上述要求。據我後來看到的中央下達的作戰任務的訓令和政治訓令，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是深入到敵人深遠後方閩浙贛皖諸省，最高度地發展遊擊戰爭，創造遊擊區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最高度地開展反日運動，把群眾的反日鬥爭發展到武裝民眾的民族戰爭的高點；通過在敵人深遠後方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及土地革命的發展，促使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上述任務的確定，顯然是一廂情願。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的時候，蔣介石絕對不會由於我黨北上抗日號召的提出和一支較小部隊的出動，就抽調走大量兵力，放鬆對我中央蘇區主力紅軍的“圍剿”。再者，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幾萬主力紅軍都呆不住了，卻要求七軍團這支六千人的部隊(其中還有一半新戰士，僅僅一千多條槍)，深入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皖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展遊擊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完全脫離實際的臆想。

    在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的初期，毛澤東同誌曾經主張趁著福建事變的時機，將中央紅軍主力突進到蘇、浙、皖、贛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去，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敵人回援，以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圍攻。可惜中央拒不采用此計。七個月以後，形勢已經大變，這時候派出這樣一支先遣部隊，不論從背景、從意圖、從規模上看，和毛澤東同誌原先提出的向北突進的主張，顯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從政治上看，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華北，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曆史背景下，提出紅軍北上抗日的口號，舉起紅軍北上抗日的旗子，是正確的，對於揭露蔣介石的賣國、內戰政策，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和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當時閩浙贛皖地區尚無直接對日作戰的形勢，推動抗日運動的關鍵，是要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和轉變，而這一點恰恰又是“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央所未能解決的。抗日先遣隊進軍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等方麵仍然執行著“左”傾的一套，不利於爭取團結社會各階層，對於我們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損害很大。

    二、當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未能及時實行由正規戰向遊擊戰、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軍事戰略轉變，這是使抗日先遣隊遭受挫折和失敗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隊派出時，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已接近尾聲，革命形勢逐漸轉入暫時低潮。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以後，南方數省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我軍更是麵臨極端不利的態勢。因此，抗日先遣隊亟須實行由正規戰向遊擊戰、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戰略轉變。但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下的中央，未能領導實行這一戰略轉變。中央雖然原則上向我們提出過開展遊擊戰爭的任務，但在實際作戰指導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團作戰。這從前麵的敘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軍團階段，軍團的有些領導同誌，盡管當時對軍事戰略轉變問題也缺乏認識，但是在經過一段行軍作戰實踐以後，結合過去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參加井岡山鬥爭和中央蘇區軍事鬥爭的體驗，已經逐步感覺到，部隊孤軍深入白區，遠離後方，麵對優勢敵軍的堵追，必須在軍事行動的指導方針上有所改變。例如：在北上進軍途中，應當盡可能地利用原有的遊擊根據地或遊擊區作為依托，同當地黨和遊擊武裝密切配合，一方麵支援和發展那裏的遊擊戰爭，一方麵休整補充部隊，安置傷病員，減少無後方作戰帶來的困難，爾後相機繼續作跳躍式前進；在強大敵軍“追剿”下，應適當分散兵力，形成幾個目標，同敵人盤旋兜圈子，多打遊擊戰，以吸引、迷惑和打擊敵人；在適當時機，集中兵力，打遊擊性的運動戰，殲敵一部，以改變不利態勢，爭取戰場主動權；既要積極打擊敵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等等。但是，由於軍團領導權掌握在曾洪易、樂少華手中，同誌們的這些正確意見得不到重視和采納。七軍團整編為十九師後，擺脫了曾洪易、樂少華的幹擾，在尋淮洲同誌領導下出動浙皖贛邊，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較活，形勢出現了轉機，這有力地說明了在敵人深遠後方活動，必須相應地改變作戰指導方針。當然，在紅七軍團階段，我們也還沒有預見到要實行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轉變，中央沒有給我們這樣的任務，我們也不敢設想把一個大的軍團改為遊擊隊。

    抗日先遣隊後期的整編，更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當時既然估計到在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後，敵人會加緊對閩浙贛蘇區的“圍剿”，形勢將會日益嚴重，但仍不采取分散遊擊的方針，卻把長於打遊擊的紅十軍和地方武裝同長於運動戰的紅七軍團合編，組成新的大兵團，集中在一起打運動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誌在關於戰史問題的談話中評價這次合編時就曾指出：“編成一個軍團，不編不垮，一編正規戰打不成，遊擊戰也打不成。經驗還是要把正規軍變成遊擊隊”朱德同誌的談話，指明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所犯錯誤的要害。

    三、在作戰指導上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必然容易脫離實際，使部隊作戰行動陷於被動，危害極大。

    當時，抗日先遣隊的全部戰略行動甚至戰術行動，都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指揮。本來，派出這樣一個軍團，深入敵人後方去獨立執行任務，敵情那樣複雜多變，環境那樣因難險惡，中央和中革軍委除了規定它的戰略行動方向和基本任務外，理當給予較大的機動權。然而當時的中央和中革軍委卻使抗日先遣隊的一切行動都嚴格受其控製，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使軍團陷於極其被動的境地，給軍團製造了嚴重的困難。

    說到這裏，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澤東同誌作為軍事統帥的優良作風，他總是既通觀和掌握戰爭全局，又處處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他十分重視戰場指揮員的意見，給予應有的機動權和自主隊，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能動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於許多重要戰役的指導，就是這樣做的。打豫東戰役時，中央來電中特別交代“情況緊張時獨立處置不要請示”。打濟南戰役時，主要是明確規定了“攻濟打援”的方針和假設了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使下麵心中有數，力爭好的情況，同時預計到並有辦法對付可能出現的僵局。總之，主要是對作戰方針和戰役中的關鍵性問題進行及時明確的指導，至於其它具體作戰部署和戰場處置，就由戰役指揮員依據戰場上千變萬化著的實際情況去作出決定。這種英明的統帥方法和作風，同“左”傾錯誤統治時期的那一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抗日先遣隊北上行動過程中，在七軍團階段，上有“左”傾錯誤指導，軍事指揮實行絕對的集中主義，軍團內部又有曾洪易、樂少華這樣的幹部隻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辦了。其實，你越是機械地執行，就越是被動，越被動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評。不結合實際情況具體靈活地執行上級指示，即使是在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也是應當加以反對的。毛澤東同誌早在一九三0年所寫《反對資本主義》一文中，就尖銳批評過這種對待上級指示的錯誤態度，更何況當時是在遠離中央、深入白區的環境中進行孤軍活動呢?至於紅十軍團組建以後，則主要由於戰場指揮方麵的失誤，譚家橋等幾個關鍵性的仗都沒有打好，從而加速了先遣隊失敗的到來。當然，如果爾後不實行軍事戰略轉變，這支部隊的失敗仍將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幾個關鍵的仗打好了，贏得了時間，奪得哪怕是暫時的戰場主動權，就有可能通過以後的作戰實踐，逐步認識到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的必要性並付諸行動，而不至於遭受那麽大的損失，付出那麽大的代價。這些又都說明了戰役指揮員，為爭取戰爭的勝利，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正確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這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尤其重要。

    四、“左”傾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軍團的領導，這是導致抗日先遣隊失敗的組織上的原因。

    七軍團的領導核心，是按照宗派主義幹部政策配備起來的。少數“左”傾政策的堅決執行者，掌握著領導權，包括軍事指揮最後決定權。他們的無知與專橫給七軍團帶來的災難，我在前麵已經略作敘述，教訓確實太深刻了。

    組成紅十軍團時，領導幹部的配備，仍然受著“左”傾宗派主義的影響。保留了樂少華的軍團政委職務，反而把軍團長尋淮洲降職為師長，並把他排除在軍政委員會之外，這不僅是對尋淮洲個人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同時也是無視七軍團從瑞金出動後轉戰數省以流血犧牲換取來的寶貴經驗。新任軍團長劉疇西是一位較老的軍事指揮員，在南昌起義時就擔任營長，經曆了革命戰爭的鍛煉，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在作戰指揮上表現優柔寡斷，也缺乏在白區同敵人機動作戰的經驗。“左”傾錯誤的幹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隊的失敗是密切關聯的。在戰爭中間，主要軍事指揮員的配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曆史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我們謳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曲折鬥爭曆史，首先是一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英雄史，同時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錯誤嚴重危害的一個側麵，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曆史教訓，這些血的教訓，有力地證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革命事業就要遭受挫折。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進軍雖然失敗了，然而由方誌敏等同誌領導的，廣大指戰員和烈士們的可敬可泣的戰鬥業績，已成為紅軍鬥爭史中英勇悲壯的一頁，將永垂青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反革命“圍剿”，並沒有也絕不可能扼殺掉先烈們為之舍身奮鬥的革命大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保存下來的力量，隨即高舉革命火把，又繼續戰鬥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在暴風雨般鬥爭實踐中鍛煉成長的我們的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克服和糾正各種錯誤思潮及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電示，我們隨即以勝利突圍的部隊為基礎，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我被任命為師長，劉英同誌為政治委員，率部向浙江南部進軍。我們根據形勢的重大變化，吸取過去鬥爭失敗的教訓，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在實踐中探索和采取新的鬥爭策略和鬥爭方法，終於實現了從正規戰向遊擊戰的戰略轉變。經過同蔣介石幾十個團的反革命“圍剿”的反複鬥爭，我們在浙西南和閩浙邊迅速打開了新的局麵，創建了新的遊擊根據地，高舉抗日、反蔣的革命旗幟，戰鬥在敵人的腹心地區。我們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紅色區域一道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勝利地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時，我們這支部隊編入了新四軍第二支隊，重新北上，轉戰於大江南北，肩負起當年先烈們的未竟事業，投入了整個抗日鬥爭的洪流。
（粟裕／1981年7月26日《解放軍報》）

[沈成涵]

"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在暴風雨般鬥爭實踐中鍛煉成長的我們的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克服和糾正各種錯誤思潮及傾向。"

----恰恰相反，王明所代表是馬列主義，老毛所代表的是中國式的小資產階級布爾喬亞武裝。
老毛的非馬列主義之所以戰鬥力更強，是因為那時的中國根本不適合搞馬列主義，當時中國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沒有相當的工業基礎和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馬列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可當時中國還沒有可以被掘墓的對象，工人階級很很弱小。發動農民，搞農村包圍城市對於打內戰也許會打贏，但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主義是不會結出共產主義之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