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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戰後旅大接收問題研究
作者：汪朝光
作者：汪朝光
東北問題在戰後中國時局的發展演變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國共蘇美三國四方圍繞東北問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縱橫捭闔之大戲，而國共兩黨對東北之爭奪，不僅決定了東北，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之命運。旅（順）大（連）接收問題，[1]為戰後東北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問題中之一個案，但因其相對孤立於東北局勢的主要發展進程之外，而較少為時人及後來研究者所注意。[2]然而，旅大接收問題仍然反映出戰後初期東北問題的鮮明特色，即國共美蘇三國四方博弈，外交關係與內政問題相交織，最終又歸結為國共兩黨之爭奪。本文即以戰後旅大接收問題為個案，敘述其前後過程，探究其因果關係，並以國共兩黨對旅大之爭奪為研究重點，期以深化對戰後東北問題的研究與認識。
一、國民政府接收旅大之遲遲不能提上議事日程
戰後旅大接收問題源起於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因為美國和英國急於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以縮短遠東的反法西斯戰爭進程，因此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美英首腦私下秘密允諾蘇聯在戰後恢複帝俄時代在東北之權益，其中包括由蘇聯租借旅順軍港，並保證其在大連港國際化後之權益。[3]這一大國之間的秘密妥協，嚴重侵害了同為反法西斯陣營重要成員的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是在當事國中國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的。盡管中國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對此表示了不滿與憤懣，但其時中國的弱勢地位，決定了他們無法改變大國交易的現實。本來，戰後接收東北和旅大是戰勝國中國從戰敗國日本手中接收，是中國的當然權利，但因為雅爾塔密約之規定，使得東北和旅大接收成為中蘇兩個同盟國之間需要協商解決的問題，從而為接收增加了變數。
根據雅爾塔密約的原則規定，1945年7月至8月，中蘇兩國經過談判，於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相關協定，從法律上認可了雅爾塔密約的諸項內容，並將其具體化。關於旅大問題，蔣介石決定的談判原則是：“旅順軍港之行政管理權必須歸中國主管之下，乃與蘇聯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連為自由港，照各國自由港例，行政管理皆歸我，領土主權中國主管。[4]經過中蘇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關於大連之協定》和《關於旅順口之協定》，前者規定：大連為自由港，對各國貿易及航運一律開放；大連之行政權屬於中國，平時不包括在旅順海軍根據地範圍之內，僅在對日作戰時，受該區域之軍事統製。後者規定：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為海軍根據地，並設立中蘇軍事委員會處理使用事項；旅順海軍根據地之防護，中國政府委托蘇聯政府辦理，蘇聯有權駐紮陸海空軍；該區域內之民事行政屬於中國，但中國政府對於主要民政人員之委派將顧及蘇聯之利益，並應征得蘇聯軍事指揮當局之同意。[5]不過，因為在談判中中方受到諸多問題之牽擾，對於旅大行政權接收與管理的具體問題未能於事先詳加研討，在談判中注意亦不夠，沒有在協定中訂立詳實有效之條款，從而為後來之接收不順留下了隱患。[6]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隨後蘇聯紅軍全線突破日本關東軍的防線，進入中國東北地區。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22日，蘇聯紅軍進入旅大地區，實行軍事管製，並長期在此駐有陸海空軍重兵。[7]在蘇軍進入旅大之前及進駐之初，當地社會秩序較為混亂，盜匪四起，搶劫時發。8月18日，大連偽商會會長張本政和副會長邵慎亭、遲子祥等，發起成立大連地方自衛委員會，由張任委員長。23日，改名為大連中國人會，張仍任會長，邵和遲任副會長。9月12日，又改名為大連地方治安維持委員會，在蘇軍軍管當局的統製下，負責暫行維持地方秩序。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即開始籌備東北接收事宜。1945年9月初，國民政府將大連改為行政院院轄市，任命沈怡為市長。與此同時，國民黨東北各省市黨務專員辦事處成立，羅大愚任黨務專員，提出加強組織、培養幹部、宣傳主義、嵬集情報、領導民眾、協助複員等十項工作要旨，[8]並委派日據時期即在大連從事地下工作的汪漁洋在大連、旅順和金縣籌組建立了國民黨黨部。10月間，三青團大連分團成立，接桂喬任代理書記，不久即發展為13個區隊627人。[9]應該說，國民黨黨團係統戰後進入旅大的步驟並不慢，在國民政府尚未對旅大進行行政接收時，這些黨團組織擔負著與中共爭奪旅大控製權的使命。
根據中蘇條約的規定，進入東北的蘇軍將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內撤離，因此國民政府特別關注在蘇軍撤離前，其軍隊可以到達東北進行接收，而旅大則因有蘇軍長期駐留，因此國民政府對接收旅大的行政權並未感覺其十分的緊迫性。但是，國民政府起初將其對東北的接收立於中蘇條約和蘇聯支持的基礎之上，而蘇聯對東北另有打算，事態的發展完全不似國民政府之預期。10月1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通知中國政府，蘇軍業已開始自東北撤離，並將如期撤完，請中國接收人員立即到長春與蘇軍統帥部接洽。同日，中國外交部通知蘇方，中國軍隊將於10日自九龍由美國艦船運往大連登陸，辦理接收。但令國民政府始料不及的是，10月6日蘇聯複函中方：“大連為運輸商品而非運輸軍隊之港口，蘇聯政府堅決反對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10]蘇聯此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戰後蘇美關係變化的影響。此前，因為美國獨占日本，排斥蘇聯的參與，使蘇聯很不滿意。接著，在9月舉行的美蘇英法中五國外長倫敦會議上，美蘇在管製日本的問題上發生爭執，會議不歡而散。蘇美關係從戰時的同盟國而迅速轉化為戰後的競爭對手。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政府提出由美國艦船運輸軍隊在大連登陸，自然使蘇聯擔心美國企圖插手東北，因而表示堅決反對，因為蘇聯一向視東北為其勢力範圍，不容他國尤其是美國染指。外交部長王世傑認為，“因美蘇既漸不睦，而我運軍赴大連將用美艦”，而使蘇聯的態度發生變化。[11]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也認為，蘇聯如此態度，係表示“對於我方借助美國力量運送軍隊入東北之不滿，更顯見蘇聯不願見美國勢力侵入東北”。[12] 9日，王世傑會見蘇聯駐華大使，表示中國派兵到東北登陸，“決不能認為係違反中蘇條約。”此後他還向蘇方解釋，這是“因中國缺乏運輸工具，故所用運輸船舶及偵察飛機係借自盟邦美國，惟登陸軍隊則純為中國軍隊”，請蘇方不要“誤會”。[13]但蘇方並未接受王的解釋。國民政府因其主力軍隊多遠在大西南後方，離東北路途遙遠，陸上運送不僅需時較久，且因中共軍隊沿北上交通線之阻擊而無法在短時間內到達，非借助美國海運不可。蘇聯不允其在大連登陸，無異斷絕了國民政府軍隊迅速進入東北的途徑。與此同時，中共則因其部隊靠近東北之地利，迅速進入東北發展，使國民政府東北接收在對外關係之外又加入了國共鬥爭的內部因素，愈增東北接收的複雜與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首先需要與蘇聯交涉的是軍隊登陸和東北接收的諸項全盤問題，旅大地方行政權之接收一時自無法提上日程。
10月12日，國民政府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外交特派員蔣經國一行飛抵長春。此後，他們與駐東北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就接收事宜進行了一係列交涉，但馬氏對國方提出的海運軍隊登陸的要求始終不予同意，相反卻提出東北反蘇組織等問題，要求國民黨“注意並設法阻止，否則蘇方將采取嚴厲處置”。[14] 因為事先毫無準備，國民政府於此措手不及，處境極為被動，所可依據者隻有中蘇條約及其附件，但其中有關條款含義較為模糊，並無接收程序等等具體規定。10月21日與22日，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與蘇軍副參謀長伯夫諾夫斯基會談，伯氏稱中國軍隊如在大連登陸，即係違反中蘇協定規定大連為自由商港之精神，蘇聯將認為嚴重問題。董彥平則認為，大連問題有關中國主權，中國軍隊自應有在大連登陸之權。[15]蔣經國因此向蔣介石提出，“大連登陸應堅持原意，向其（蘇聯）交涉。”[16]在他及熊式輝和張嘉璈的建議下，10月18日和23日，蔣介石親自出麵會見蘇聯大使彼得洛夫，“談到條約根據，大連為我國領土，主權屬我，為條約所保障。如果我軍不能在大連登陸，反為破壞條約。”[17]但蘇方未予置理，迫使國民政府最終不得不放棄軍隊在大連登陸的方案。
蘇聯拒絕國民政府軍隊在大連登陸，雖不直接關係旅大行政權的接收問題，但也預示著蘇聯視旅大地區為其禁臠，輕易不會允許國民政府恢複對旅大的行政管理權。10月22日，董彥平在與伯夫諾夫斯基的會談中曾經提出，擬派人前往大連視察，但蘇方聲稱，大連屬於旅順軍管範圍，暫時不能允許前往。董彥平提出，大連與旅順絕然兩事，不能並為一談。[18]因為當時東北接收的全盤問題尚未解決，中方並未對蘇方多提旅大接收一事，但僅從蘇方對董彥平的答複，即可見旅大接收絕非易事。
自東北行營負責人員到達長春後，他們與蘇軍統帥部的關係即時好時壞，然自10月下旬起，“蘇方態度，顯有急激之變化”。10月25日，蘇軍以從事“反蘇宣傳”為由，搜查了長春國民黨黨部，並驅趕東北各地的國民黨黨部工作人員。國民黨大連市黨部也於此時被蘇軍查封，汪漁洋被扣押後送往長春。國民黨黨部由張振作重建後，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對國民政府而言，東北局勢日趨惡化，軍隊無法開入，接收談判進展甚微，東北行營“毫未展開工作”，“行政方麵，不能著手編練團隊，不能接收鐵路郵電金融等機關，不能派員赴各地視察，致一切接收準備皆無從進行。”[19]蔣介石隻能決定：“今既於東北各海口不能登陸，隻能由山海關陸路前進之一途，此後對東北隻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作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複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20]經過國民黨決策層的多次討論，蔣介石最後決策，撤退東北行營，暫停接收談判，以退為進，等待時機。11月15日，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稱：因運兵至東三省事，遭遇諸種阻礙，以至東北行營及其隨行赴東北接收人員，不能達成其任務，故中國政府決定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21]此後，中蘇有關東北接收問題的交涉時斷時續，蘇聯為減輕國際壓力，履行條約義務，曾作出一些表示，同意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若幹省市的行政權，並在12月初首次同意中方接收大連，但格於當時的形勢，國民政府並未作出回應。1946年2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就大連港的租借管理問題向外交部遞交照會，聲明蘇聯政府認為宜開始簽訂協定之談判，並建議每方各派代表三人，即於最近在大連開始工作。外交部於2月27日複照稱，此事已命大連市長沈怡於接收市政府時，即與蘇方商洽處理。[22]但國共軍隊不久即在東北發生大戰，國民政府決心在蘇軍撤離後先以武力接收東北鐵路沿線的各大城市，從蘇聯手中和平接收旅大行政權問題遲遲不能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旅順軍港和大連商港的談判自然也無法進行。[23]
二、中共在旅大地區爭得先機
與國民政府旅大接收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根本還未能提上議事日程相比較，中共在旅大地區的發展卻較為順利，在不長的時間裏就在旅大爭得先機，建立了穩固的統治基礎。
在圍繞東北問題的國共爭奪之中，中共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因為蘇軍進駐東北，蘇聯因而對東北問題具有至關重要的發言權，而中共因為與蘇聯的關係及其長遠利益的一致性，可以較多地得到蘇聯的支持。正如時任東北局副書記的陳雲所說：“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把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麵，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他們還是盡力幫助我們的。”[24]由於需要顧及國際關係及條約義務，蘇聯的“這種援助必然是不公開的，這種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25]但與蘇聯對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不合作與消極態度相比較，蘇聯對中共的支持，無論其規模與程度大小有所不同，總是有利的。再者，中共當時非執政黨，不似國民黨需要顧及外交關係等諸多複雜層麵的因素，處理東北問題的方式可以較為靈活。中共中央對爭奪東北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並很快即在黨內形成了共識，行動迅捷高效，在與國民黨爭奪東北的鬥爭中自始即占據了相當程度的優勢，旅大爭奪亦為其中一例。
抗戰剛剛勝利，中共膠東區黨委即派出人員到大連進行工作，組織隊伍，並成立了大連工委。長期在大連工作的前中共黨員和工運領導人唐韻超等也組織了大連總工會以及行業工會，會員人數很快即發展到近13萬人。[26]在蘇軍進入旅大之初，局勢混亂，且並不十分明朗的情況下，他們主動擔負起與國民黨黨團組織爭奪旅大民眾及其領導權的鬥爭。原抗聯人員董崇彬、劉玉泉、季喜林等隨蘇軍進入大連，擔任了區一級的警備副司令，對中共的發展給予了一定的支持。
由於中共在1945年9月中旬決策“向南防禦，向北發展”，東北成為中共全力爭奪的重點地區，大批領導幹部和軍隊源源不斷開入東北。9月18日，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等人到達沈陽，而此時國民政府尚無一兵一卒進入東北。彭真對各級幹部提出：“我們先到了東北，蔣軍還沒有到。‘先到為君，後到為臣’。我們的任務是爭取全東北。”[27]因為與旅大一水之隔的山東是向東北輸送部隊的重要基地，而在山東部隊渡海過程中，時有船隻偏離航向，到達旅大沿海，需要與蘇聯在旅大的駐軍協調關係，請他們給予方便。為此，10月上旬彭真派遣東北工委常務書記韓光到大連，與蘇軍接洽此事，結果得到了蘇軍的理解與支持。蘇方還主動問韓光：“你們要不要大連？”韓光當然說要。蘇方說：“既然要，為什麽還不派人來？你們再不來，將來國民黨就會把你們脖子卡住！”“希望你們盡快派個市委書記來，把市委成立起來。市政府也要成立起來。”[28] 10月12日，韓光返回沈陽匯報情況，彭真立即指示，要搶形勢，盡快搭起大連市黨政警群領導機構的架子，迅速開展工作。建立大連工作基礎。11月，中共大連市委成立；12月，東北局任命韓光為大連市委書記。[29]東北局指示，“旅大地區的戰略地位是重要的，即使將來形勢惡化，我們也要借《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盡力把旅大控製在我們手裏。一定要爭這個天地，要把它作為支援解放戰爭的人力、物力、財力的基地，為全國的最後解放出大力。”[30]
與東北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是，旅大地區被視為蘇聯在東北的核心利益之一，蘇聯自始就沒有打算將旅大行政權真正交還國民政府。因此，當蘇聯為顧及國際關係與條約義務，一度在東北各大城市對中共活動有所限製時，中共在旅大的活動卻基本未受到蘇聯的限製，蘇聯的唯一要求隻是中共的活動不能影響蘇聯的外交與國際關係，並須在實際上顧及蘇聯的利益。中共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因素，通過種種合法與變通的方式，采取半隱蔽的形式工作，隻做不說，對外不公開，也不見於報刊文字記載。韓光認為：“這種半隱蔽工作方式，是我們自己經過反複思考，主動采取的策略，不是蘇方不允我們‘公開’。反之，他們是主張我黨‘公開’的，要我們市委公開掛出牌子的。”[31]中共在旅大的工作，注重抓實權，打基礎，從而迅速在旅大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高效的組織領導係統，確立了在旅大穩固的統治基礎。
中共在旅大的工作，首先注重取得蘇聯的支持，以合法方式進行。在中共大連市委建立前後，東北局明確指示，與蘇方關係隻能搞好，不能搞壞；應充分利用對我有利的方麵，放手開展工作，同時又要照顧蘇聯外交方麵的影響，便於他們在外交上說話，不授美蔣以柄；在對內政策上也要和蘇方充分協商，取得諒解；蘇方不同意的事，如土改政策和鬥爭地主的方式，我們可不辦或緩辦，或改為蘇方可以同意的方式。總之，要注意大連的特殊情況，注意政策和策略。[32]東北局副書記羅榮桓1946年2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大連休養期間，也要求大連市委搞好同蘇軍的關係。他認為，“大連是我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托。隻要我們善於利用合法形式，甚麽工作都能展開。”[33]大連市委因此決定實行“以蘇為主”的工作方針，與蘇軍當局在高層次保持密切聯係，及時交涉協商疏通，改進關係；認清雙方的共同利益，實行充分合作，顧全大局，求同存異。他們要求各級幹部深入了解情況，學習研究中蘇條約和蘇聯外交政策，利用各種可能渠道，密切與蘇軍的關係。他們實行了一係列與中共其他根據地不同的政策措施，如在土改中不采取鬥地主的方法；企業經營實行民營方式，采取廠長經理負責製；警察著警服警銜，充分發揮司法檢察機關的作用；對外宣傳以地方自治麵貌出現；等等，得到了蘇方的理解與支持。在中共初入旅大時，中共高級幹部劉亞樓正以王鬆的化名和少校身份，在旅大蘇軍總部負責民政與聯絡工作。[34]他熟悉中共與蘇軍當局雙方的情況，對中共的要求是“有求必應。由於他積極努力，在我大連市委和蘇軍之間建立起了一座聯係、溝通的橋梁。”他對中共大連市委的負責人員分析說，“蘇聯不會把當地政權輕易交給國民黨”，因為“從對蘇利益角度來說，蘇方認為旅大掌握在我黨手中會對他們更有利”，同時也需要中共在一些問題上，如政權人選、政策措施和對外宣傳等方麵，配合蘇方，支持蘇方。這樣雙方才可以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35]通過溝通與協調，中共與蘇軍當局建立了基本良好的合作關係。蘇方表示：“相信你們中國共產黨會把事情辦好的，無論你們怎樣做，蘇聯都站在中國共產黨方麵。”[36]
1945年10月27日，大連市職工總會、治安維持會、醫師公會、佛教會、商會等各屆代表十餘人集會，在蘇軍支持下選舉產生大連市自治政府，並推治安維持會的遲子祥為市長，職工總會的陳雲濤為副市長，治安維持會此後停止活動。遲子祥旅居大連40餘年，日據時期曾任大連偽商會會長，因為他最早打出維持會旗號，表示擁護蘇軍，又對市內商界情形頗為熟悉，蘇方對他比較欣賞，因此安排他出任市長。中共本來不同意，但蘇方建議中共人員擔任副市長，告訴中共“一個商人當市長並不妨害你們的工作，你們有了副市長，再派個秘書長和公安總局長，實權還是在你們手裏。”[37]陳雲也指示說：“如果用我們的人當市長，就會給美蔣以口實，攻擊蘇聯破壞條約，將大連行政權交給了中國共產黨，造成外交上的被動。蘇方用當地商人做市長，例行公事，既不影響我們控製大連政權，又可堵住美蔣的嘴，我們何必計較這些。”[38]擔任副市長的陳雲濤，1926年加入中共，在大連任中學教員多年，後因參加抗日活動而被迫離開大連至膠東根據地，熟悉政府工作，是抗戰勝利後最早一批進入大連活動的中共人員。[39]市政府成立後，頒布了施政綱領，提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合法權利及各項自由權利，一切民主黨派均有合法地位，籌備成立各級政府及選舉工作，恢複一切生產，保障私人工商業，減輕人民負擔，廢除苛捐雜稅。[40] 11月25日，旅順市政府成立，中共黨員王世明任市長，上層社會人物陳民立任副市長。1946年1月30日，成立大連市臨時參議會，中共的唐韻超當選為議長，韓光當選為副議長。9月29日，在大連、旅順、金縣等地方政權的基礎上，成立了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由遲子祥任主席，中共的劉辛垣（劉順元）任副主任。
在取得蘇聯的理解和支持後，中共在大連注重搶形勢，搭架子，發動群眾，建立組織，掌握輿論，其中尤以控製公安機關最為重要。根據中共與蘇軍當局的默契，中共可以掌握旅大的公安係統。11月 7日，大連警察總局成立，25日改稱大連公安總局，原中共山東濱海三分區司令員趙傑改名趙東斌，擔任公安總局局長。公安總局實際受中共遼東軍區領導，建製管理和訓練與軍隊也完全一樣，中共大連市委辦公處對外即稱公安總局訓練處，市委書記韓光可以訓練處主任的身份對外活動。通過這樣的方式，中共完全控製了旅大地區的公安權力，從而實際上在旅大的行政管理係統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46年7月5日，大連公安總局改稱旅大公安總局，有警員8千餘人。[41]
大連公安總局成立後，除了負責一般性的治安工作外，特別注重打擊國民黨組織在旅大地區的活動。由於蘇軍當局的管製，國民黨在旅大地區的活動自1945年10月以後即陸續轉入地下，他們主要從事發展組織、刺探情報、宣傳鼓動等活動，並等待國民政府的接收。在國民黨地下組織的運作下，1945年11月12日和1946年5月6日，旅大先後兩次發生較大規模的學生反蘇集會和遊行示威。大連公安總局因此加強了對國民黨地下組織的鎮壓，先後在1946年1月破獲了東北行營先遣軍第四獨立團，2月破獲了國民黨旅順市黨部，7月破獲了三青團大連支團籌備處等的活動。據統計，僅1947年，公安總局就破獲國民黨黨團案42起，特務組織與地下武裝29起，處理案犯522人，其中軍統279人，黨團219人。[42]在中共掌管的公安機關的打擊下，國民黨組織在旅大地區幾無立足之地，從而保證了中共對旅大的控製力，也使國民政府對旅大的接收失去了有力的內應。
大連對中共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其處於蘇軍管製下，不受國共戰爭的影響，是中共東北和華東根據地的穩定的戰略後方和後勤基地。中共利用大連的現代化工業基礎和交通運輸的便利條件，在此建立兵器工業和各種輕重工業，生產、采辦及轉運大量軍用民用物資。“最艱巨、最繁重也是旅大最大的支前任務，就是建立兵工生產基地。為東北和華東我軍提供巨大數量的炮彈、炸藥以及其他兵工產品。”1947年7月1日，由大連鋼鐵廠、化工廠、機械廠、鑄造廠、鍋爐廠、金屬廠等合並成立建新公司，成為中共掌管的主要兵工企業。建新公司在內戰期間共生產炮彈50萬發，引信80萬枚，無煙火藥450餘噸，迫擊炮1200餘門及各種兵工生產設備，絕大多數供應華東戰場。此外，中共在大連的企業從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產被服6萬套，棉軍服4萬套供軍用；從1947年2月到1948年底，製作軍鞋236.5萬雙供軍用。大連也因此成為中共在東北的七個兵工生產基地中最大的一個。[43]
中共在旅大可謂占有蘇軍進駐之天時，隔海相鄰之地利，同心協力之人和，加以決策正確，應對得宜，經過進入旅大大半年的經營之後，已經基本上確立了在旅大地區的統治基礎。如韓光所言：“實際上，旅大地區從一九四五年十月解放後不久，很快就成為蘇軍控製的、我黨領導的一個解放區了。”[44]
三、國民政府接收旅大計劃之最終流產
國民政府撤退東北行營、接收東北受挫，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反響，其黨內就如何處理中蘇關係和東北接收問題有激烈之爭論，不少人對東北接收受挫和外交當局應對失宜有強烈的批評，負責中蘇條約談判和東北接收交涉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和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等成為眾矢之的。旅大接收問題雖在其中未居重要地位，但也引起了一些國民黨高層官員的關注。在1946年3月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有多位中委批評當局在處理旅大接收問題上的失策。王星舟認為，大連本為自由港，蘇聯說自由港不能登陸軍隊，我們為什麽不予以拒絕。張道藩提出，關於大連自由港問題以後怎麽辦？假定蘇聯沒有滿意的答複，是否就算了。張九如認為，中蘇條約在旅大問題上沒有對我有利的明文規定，顯然為一大失算，責任是否應由外交當局負責。羅霞天認為，國軍不能在大連登陸，我們接收東北的目標不能達到，問題的發生是否因為東北行營沒有盡到職責，或其他人員沒有處置適當。[45]這些批評聲音影響到國民黨解決東北問題的決策，使其失去應有的彈性，並且增加了蘇聯對國民黨的反感，對國民政府接收旅大並非有利。
1946年5月23日，蘇聯駐華大使照會外交部，聲明蘇軍已於5月3日自東北全部撤退完畢。與此同時，國民政府軍隊經過與中共軍隊的激烈戰鬥，接收了東北鐵路沿線的主要城市，進至鬆花江南岸。在此形勢下，國民政府開始重新考慮旅大接收問題，蘇聯也作出了將旅大行政權交還中國的姿態。
1946年11月，國民政府任命龔學遂為大連市市長。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亦於此時約見蔣經國，希望中國必須明確表示對美態度，不願中國凡事隨美國行動；表示中國應將一切問題如旅大問題等提出討論。[46] 12月2日，彼得洛夫向外交部次長甘乃光正式表示，蘇聯政府將嚴格履行中蘇協定義務，在旅順及大連建立中國行政權。就在中蘇雙方就旅大行政權交接問題有所討論時，美英兩國也通過外交途徑表示了對大連港開放問題的關切。1947年1月，美國駐華公使與駐蘇大使分別照會中蘇兩國外交部，提出中蘇兩國政府應“迅予考慮”履行中蘇條約有關大連之條款，“以期將大連目前不正常之狀態，早日予以終止”。[47]英國駐華大使亦表示了相同的態度。美英兩國的介入，對蘇聯形成了一定的國際壓力，對國民政府接收旅大有一定的助力，但他們主要是希望通過開放大連港而獲得經濟上之利益，而並不希望因此與蘇聯發生正麵的衝突，對國民政府接收旅大的實質性幫助並不大。相反，美英兩國的態度，更使蘇聯擔心國民政府接收旅大對其東北利益的不利影響，從而在實際上阻撓國民政府接收旅大。
1947年1月27日，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稱：“中國政府頃已派定接收人員，並令飭率同地方保安團隊前往接收大連行政，俾早日恢複大連之正常狀態。”“中國政府當電令接收人員，與旅順軍港防區蘇軍當局，密取聯係”，以免“發生誤會”，請蘇方對接收人員“惠予交通通訊及其他便利”，並希望對非法分子“迅予製壓”。3月中旬，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將在莫斯科召開，為表示蘇聯尊重國際條約義務，避免美英等國的指責，7日，蘇聯駐華大使照會外交部長王世傑，請中國政府從速在旅順及大連建立中國行政機關”。[48] 13日，蔣介石與王世傑和張嘉璈商討接收大連事，“決定於最短期內派軍政人員經海陸兩道前往旅大，辦理接收事宜。”[49]蔣介石對旅大接收之考量，除了恢複東北主權之外，還與他對旅大地區軍事地位之看重大有關係。此時國民政府軍隊在東北已經占領了長春鐵路沿線的主要城市，大連和哈爾濱是所餘不在國民政府手中的兩座重要城市。哈爾濱在鬆花江北岸，國民政府在東北的軍事實力有限，武力攻占較為困難；而大連是溝通中共東北和華東兩大根據地的海上咽喉要點，“如果蘇聯同意國軍開入，則可以斷絕中共在山東與東北間的一條聯絡路線，所以大連一地，在戰略上比哈爾濱更為重要。”[50]因此蔣介石認為，“旅大如不能收複，則膠東之匪甚難肅清，故決心收複旅大，此其時矣。”[51]在3月間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又有一些中委對旅大接收問題提出批評。黃宇人認為，對蘇外交一再委曲求全，卑躬屈膝，應說的話不說，應交涉的不交涉。說是接收大連沒有問題，既沒有問題，何以不去接收？田崑山認為，大連接收有中蘇條約為根據，蘇聯在許多方麵已超出了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外交當局為什麽不能有嚴正表示？反而推脫自己的責任。穀正鼎認為，旅大不能接收，是外交造成的失敗。[52]在這樣的大氣候之下，延擱了一年半之久的旅大接收問題總算提上了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
蔣介石作出接收旅大的決策之後，國民政府有關軍事外交部門開始研究接收的具體方案。3月23日，參謀總長陳誠主持國防部、外交部和內政部會議，研究旅大接收問題。會議判斷：一、蘇方還我旅大之動機，似為避免國際責難，但其同時又唆使“奸匪”，對我吉北遼南連續發動竄犯，故意增加我之困難，可知還我動機，似非友善。二、鬆花江尚未解凍，“奸匪”隨時有南犯可能。我軍南進接收，必有戰鬥。同時蘇聯再配合以外交上之滯礙，我接收似難期順利。斯時吉北“奸匪”若再越江進犯，有陷我南北兩麵作戰之可能。三、按我全般“剿匪”部署，目前弱點，似為津浦北段，因之接收旅大，似應與全般軍事形勢配合。會議認為：接收旅大似應有極充分之準備與計劃，接收時機，以在蘇京（莫斯科）外長會議期間行之為有利，但為軍事上之顧慮，以鬆花江開凍後行之為更適宜。兵力由東北現有兵力中抽調（準備四萬軍隊），並準備由關內抽出一部增援，必須有充分作戰之準備與勝算。對蘇方則必須說明：一、蘇方應將旅大行政權與軍警權完全交付中國政府，並保證在中國政府接收大連時期，不受任何地方武力之阻撓。二、對於旅大轄區內之非法武裝團體部隊等，蘇方在移交前應飭其完全退出市區或予繳械。三、在接收期內，蘇方應保證不得有非法人員在市區內暗藏武器及工兵通信器材。四、一切建設不得有絲毫破壞或遷動，並須正式移交給中國政府。25日，陳誠呈報蔣介石，判斷蘇聯提出交還大連的舉措，一方麵係故作姿態，為三國外長會議前夕“迫於國際情勢，無可如何之苦心，顯而易見。”另一方麵，“國軍南下，勢必肅清奸匪，而引起大戰，戰事擴大，是否蘇軍借口影響其旅順港轄區防務，亦未可料，故大連之接收，尚非指顧間事也。”[53]
4月1日，參謀次長劉斐主持舉行討論旅大接收的第二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驤提出，利用外交交涉成果，迅速接收大連，行動日期應在外交上取得協議後一周內開始，同時要求增派部隊，將海空軍集中協同行動。同時希望得到蘇軍解除非法武裝，保證國軍安全之協議；如蘇方不能履行此點，則國軍以武力接收，蘇軍撤退之指定區域；如未達成協議並經雙方簽字，國軍即認為蘇軍無誠意交還中國領土主權，不能決定接收日期。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認為，接收旅大未可樂觀，北巡艦隊以青島為根據地，在遼東半島無基地，補給困難。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認為，如我陸軍有充分力量，空軍以不參加為妥，但仍作積極準備，待外交交涉成功後再行實施。國防部二廳代廳長侯騰認為，依條約解釋，諸受限製，接收未可樂觀；蘇向我照會接收旅大，判斷係外交上欺騙陰謀，有意籍外交上交涉，往返需時，曠日持久，以延至外長會議後，再避而不談。三廳廳長郭汝瑰認為，蘇軍可能拒絕我軍進入或允許警察進入，或準我進入但不保證非法武裝之襲擊，或以武力參加引起地方事件後再依條約交涉，建議向蘇方提出要求，如借用飛機場等，觀察情況，並說明我方之行動，準備接收。會議結論為：如以政治方式接收時，要求蘇方解除“奸匪”武裝，保證我行政人員之安全；如以軍事方式接收時，要求蘇方給我掃除“奸匪”之便利；但均以外交為先，軍事則積極準備，何時實施，聽候外交部通知。從這兩次討論旅大接收的會議情況看，國民政府各主管機關對旅大接收似並不抱過高希望，一是因為有東北接收受挫的教訓在先，他們對蘇聯的協助不敢抱太大希望；二是前此東北接收的經驗已表明，沒有軍隊隨至的接收等於“虛飾”，而他們對蘇聯能否同意國民政府軍隊開進旅大亦不敢寄希望；三是國民政府在東北的軍事力量有限，因此東北方麵迫切希望得到增援，但關內部隊因各種牽製而無法多調，海空軍甚至回避參與接收行動。旅大有蘇軍駐防，國民政府軍隊客觀上既無法硬性打入，隻能將責任推至外交當局。但外交部的意見為，有關事項須待蘇方答複，接收時機以國軍有力進入大連即為開始，實際又將皮球踢回給軍事當局。[54]
在中共已經在旅大地區確立了統治基礎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能否接收旅大行政權的關鍵，在於能否派遣軍隊進駐旅大。1945年底至1946年初，國民政府官員在沒有軍隊隨行的情況下，曾接收了長春、沈陽、哈爾濱等若幹城市的行政權，但大都坐困城中，依賴蘇軍的保護，根本無法真正展開工作。“對於各項政務之推行均感棘手，處境之艱難當可想見。”[55]國民政府決定接收旅大之後，大連市長龔學遂對記者說：“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無從談起。……蓋問題在共軍，如僅派少數人前往，則不能接收，如派軍協同前往，則勢必與共軍發生衝突。”[56]而對於國民政府軍隊能否進入旅大，國民政府與蘇聯的看法顯然不一致。國民政府接收東北之初，蘇聯即拒絕其軍隊在大連登陸，已經預示著其後的結局。果不其然，3月31日，外交部通告蘇聯駐華使館：“決定於最短期間，派遣行政人員與軍警，前往旅順海軍根據地區域及大連，恢複中國行政權。”4月10日，蘇聯大使回複稱：“蘇聯政府不反對派遣為實施民事行政所必需數量之中國警察往大連及旅順海軍根據地區域”，但“數量及其駐紮地點問題，必須預先征得蘇軍指揮當局同意”；至於派遣軍隊，“與中蘇關於旅順口之協定不合”，因為協定規定中國政府委托蘇聯政府辦理旅順防衛；至於大連，因為對日戰爭狀態尚未中止，仍受旅順海軍根據地之軍事統製；因此，“蘇聯政府對於派遣中國軍隊前往旅順海軍根據地區域及大連不能同意”。當日，外交部長王世傑在會見蘇聯大使彼得洛夫時，表示限製中國軍隊進入大連“甚為嚴重”，因為中蘇條約並無明文禁止中國軍隊進入大連，中國政府亦不同意大連應受旅順之軍事管製。蘇聯大使答稱，蘇聯將充分協助中國行政人員執行職務，並且保證其安全，但中蘇條約並無中國軍隊可進駐大連之規定。16日，外交部通知蘇聯大使，中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中將和外交特派員張劍非前往旅大，視察地方情形；接收時擬派陸軍二旅進駐大連，倘有需要當隨時加強其兵力；至於派往旅順的軍隊警察數量及駐紮地點，可由中蘇雙方商討決定。此後，中蘇雙方就派遣軍隊的問題進行了反複交涉，各自申述其立場，但始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5月5日，王世傑無奈地對蘇聯大使說，“現在一方麵，蘇方請我們迅速接收旅大，恢複旅大之中國行政權，另方麵，我們接收旅大，則旅大之中國行政機構不能獲得保證。”蘇方則認為，“雙方意見尚未一致。但此情形不妨礙中國政府在旅大建立其行政機構”。[57]有鑒於蘇聯為接收旅大設置障礙，大連市長龔學遂曾向外界表示，不如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解決。為此，蔣介石特意致電龔學遂，教訓他“此等重要外交問題，不應由個人主張，況兄為大連市長，更不應發表有關大連外交問題之意見。……兄不應對任何記者說大連有關之事。如何如此好露鋒芒。望以後應切戒為要。”他還致電熊式輝，告以“龔學遂大言無識，招搖荒謬，不宜令長大連，希令即回京為要。大連市長重要，望兄遴選賢能，密保為盼。”[58]但無論如何，蘇聯的態度也使蔣介石對接收旅大的決策能否實行持有疑義。4月30日，蔣介石自記：“俄對我交還旅順、大連之交涉，其意在對美國作態，今莫斯科會議已過，其將置之不理乎？抑將嚴宕不決，而仍虛與我委蛇乎？至其絕無誠意交還，則可斷言也。”蔣認為，“我接收旅大必須軍隊與行政人員同時進駐”，方有實效。而外長王世傑格於與蘇聯交涉之實際，主張“如能有充分警察入旅大，則我方不妨先予接收”。[59] 4月19日，董彥平曾經擬出派警察5000名駐大連，3000名駐金縣，1500名駐旅順的方案，但問題在於，這樣大數量的警察進入旅大蘇方亦未必同意。為此，5月12日，蔣介石決定先派員到旅大視察情況，再做決定。
當國民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接收旅大時，蘇軍當局與中共亦在籌謀對策，爭取以各種方式打消國民政府的接收計劃，或縮小其可能的影響。4月3日至4日，旅大地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決定成立關東行政公署，統管旅大地區的行政事宜。在313名代表中，遲子祥得208票當選主席，中共的劉順元和中間派人士喬傳玨（曾任旅大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分別得304票和280票當選副主席。[60]此舉是為了在行政上縮小大連市的統轄範圍，以應付國民政府可能的接收。4月10日，中共旅大地委召開幹部會議，討論對付國民政府接收的對策。會議認為，國民黨有可能帶一部分警察進入大連，拖下去談不成的可能性也不小，國民政府軍隊進入大連則不可能。最壞的前途是，我交出警察權，警察完全退出，市長以下行政人員均讓出。會議決定，以牢牢掌握警察權力為核心，對付國民政府的接收舉措，同時改善工作方法，注重鬥爭策略，改變一些不適合的政策，“工作要收縮一下，主動的退一下”。[61] 5月，東北局作出《關於大連工作的決定》，認為“旅大政權蔣必接收，我之工作經認真清理並堅決轉變，一切布置以服從蘇方之外交為主，作長期打算。目前一方麵估計最壞前途，……另方麵力爭好的可能，在形式上消除一切中共化與八路化形跡，不給蔣方以任何反對現警察政權之借口，取得蘇方有力支持，爭取國民黨來後，現警察政權、群眾團體、報紙、工廠、商店等能繼續合法存在，糾正財經等政策在具體執行中之過火行為，在財經及政權中應認真糾正某些偏差，並對中間階級作明顯之讓步，以大力解決群眾食糧及發展經濟，極力爭取與準備群眾及中間階級，縮小國民黨社會基礎。”[62]
蘇聯表示將旅大行政權交還國民政府，不過是為對外表示履行條約義務，應付國際責難，究其實際，並無真正將旅大行政權交還國民政府之意，蘇方拒絕國民政府軍隊進入大連就是最明顯的說明。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的立場與中共是一致的。當國民政府決定先派視察團到旅大視察後，5月17日，蘇軍司令部通知中共旅大地委和關東公署，對視察團采取“拖延、孤立、留難、限製、監視”的辦法，並要求在27日前完成貨幣改革，對蘇軍軍用券加蓋印章，以防視察團帶來的紅軍票衝擊市場。28日，蘇軍當局向中共提出四項要求：一、大量調動警察，整齊守職，維護秩序，社會必須安定；二、視察團來後，不作任何群眾性表示，在宣傳上，一切反蔣反美反視察團的事件不準發生，社會生活保持正常；三、由蘇方擔負對視察團的保護之責，絕對不準發生意外；四、確定接待人員。29日，中共旅大地委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內緊外鬆，不冷不熱”的方針，要求：一、整理市容，確保秩序，保證不發生張莘夫事件；[63]二、壓低糧食價格，改善民生；三、不要刊登反美反蔣反視察團的宣傳文章，不給他們任何不必要的刺激和借口；四、必須在旅館、港口、街頭布置安全監控工作；五、要在視察團經過的主要地方，事先做好控製準備工作。[64]為此，旅大公安總局組織了173人負責監視賓館和車站，42人負責監視政治危險分子。在視察團到旅大之前，蘇軍當局和中共協調一致，做好了各項應對的準備工作。
1947年6月3日，由董彥平率領的國民政府視察團到達旅順。他們要求了解旅順海軍基地、大連市行政機構、華籍武裝、群眾團體、文教公用事業、金融財政機關、港口鐵路公路交通等方麵的情況，但蘇軍自始就告訴他們，“不好隨便出去，恐怕碰上地雷，要出去時有我方引路”，限製了他們行動的範圍與自由。[65]對於視察團提出的視察單位，蘇方答複，可向各該機構直接查詢，意圖通過視察團的到訪，造成國民政府對旅大地方行政機構的事實承認。視察團則力圖回避與當地機關直接打交道，董彥平稱，“直接洽談，諸感不便，因恐易生枝節，影響工作進行”，提出由蘇方派員陪同視察。蘇方本已同意，但7日下午又提出，必須由董彥平拜訪關東公署主席遲子祥後，才可以視察地方行政機構。視察團認為，該機構“未經本國政府承認”，“未取得合法地位，故在法律關係上不能答拜”。董彥平因此聲明：“本團奉政府命令視察旅大金一般狀況，係得蘇聯政府之諒解，以蘇軍當局為接洽之對手，……所謂關東公署之意見，不在餘考慮範圍之內”。因為視察團的表態，對行政機構的視察無法進行，而且在其他方麵亦遭蘇方留難。所到之處，均須出示公署介紹信，否則即不予接待，隨帶的紅軍票亦無法兌換，總之通過各種方式，迫使視察團與公署打交道。最後，視察團不得不由團員出麵，在紅軍俱樂部會見了公署人員。視察團在旅大的視察活動不過數日，每日晚出早歸，“倉促畢事，收獲甚少”，大部分視察計劃落空，僅參觀了少數工廠，而無法真正深入基層，了解情況。[66]中共其後總結，此次對付國民黨視察團“取得了很好的經驗。主要是：指導方針正確，公開與秘密配合，嚴密監視，各方控製，情報及時，指揮有力，給國民黨視察團迎頭痛擊，打破了他們接收旅大的計劃，我們贏得了完全的勝利。當然，在鬥爭中也存在問題，主要是在工作布置上各縣（市）區公安分局缺乏協調，各部門派出大量‘便衣’，有的自相尾隨。另外，對視察團的估計不夠全麵，沒有充分利用他們與地方派的頭麵人物所產生的矛盾。”[67]
6月12日，國民政府視察團在幾無所獲的情況下離開旅大。據董彥平的視察報告，認為“奸黨利用關東公署，與蘇軍驅策下獲得全麵控製。”結論為：“（1）蘇在該區之暴力統治，殆已形成，縱使我在接收行政權後，彼仍能實際統治。（2）接收大連時，蘇可能運用傀儡，使我無法建立名實相符之政權。（3）蘇可能利用條約內‘主要行政人員之任免須顧及蘇聯之利益’之規定，即令我接收大連亦名存實亡。（4）接收旅大後，並不能製止蘇方接濟山東共匪，且將引起沈大線之中蘇共同管理問題，對我軍事上加多顧慮。”但董對外則表示，“本團任務僅作一般之視察，對是否進行接收，當靜候中央決定。”[68]
因為旅大視察團之實地觀察，國民政府情知接收旅大一時殆為事實上之不可能，故隻能在外交上予以適當表示，以維護其對外形象。6月25日，外交部長王世傑照會蘇聯駐華代辦費德林，認為視察團“遇諸種障礙，未能獲得蘇方所預允給予之協助，其視察任務，遂未能完成”，“不能不引為深憾”。同日，外交部發表公報，回顧接收旅大的交涉經過，表示“旅大行政至今未能由中國政府接收，一由於蘇聯政府一再拒絕中國政府軍隊入駐旅大，二由於自蘇方拒絕中國政府軍隊由大連登陸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旅大附近成立甚大之武力，以阻撓中國政府之接收。”“中國政府願本友好精神繼續交涉，以求取彼此見解之一致。同時，中國應鄭重聲明，中國政府派遣軍警接收旅大行政之權，既無條約限製，中國政府自得隨時決定行使其權利。”7月11日，蘇聯塔斯社發表聲明，認為中方聲明“不符事實，而徒使不知真相者，入於迷途。”“實為居心支援目前中國反蘇運動之一表現，因某方麵之中國人，以及與其相近之外國人士，對此運動極感興趣，蓋欲以之轉移對其內部問題之注目雲。”為了表示對接收旅大受挫之抗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聲明暫時停止開放大連港（1946年3月聲明開放大連港），要求任何外輪駛往大連，必須先得中國政府之許可。28日，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根據中蘇條約，大連歸旅順海軍基地管轄，蘇聯船隻仍有進入大連港之權利。9月24日，陳誠致電王世傑，認為蘇聯意圖“不外迫我承認共匪在旅大區之行政權，同時拒我軍隊之駐入，使我接收空有其名，而一切主權仍操蘇聯手中”，請其“繼續交涉”。不過王世傑亦知，沒有實力為後盾的外交交涉無甚作用，隻是循例由外交部於11月20日再次照會費德林，表示“中國政府對於恢複旅大中國行政權事，極望早日獲得解決”，“茲重請貴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所提關於派遣軍警進駐旅順海軍根據地及大連之要求予以諒解，並迅予同意。”12月22日，費德林回複稱，蘇聯政府保持其立場，對於中國要求“不能予以同意”，並對旅大行政機構迄未接收表示遺憾。[69]此後，中蘇雙方未就旅大接收問題再有交涉，國民政府也未就旅大接收問題再有討論。隨著國民政府在東北麵臨的軍事形勢之江河日下，接收旅大已不具備任何現實的可能性，因此在抗戰勝利後，旅大就成為國民政府在東北從未建立過任何形式的行政權力的唯一一個大城市。
國民政府接收旅大之失敗與中共爭奪旅大之成功，有其較為特殊的方麵。因為旅大始終處於蘇軍的直接管製之下，又是蘇聯在東北需要保持的核心利益之一，因此蘇聯在旅大較少顧及國民政府和美國等其他方麵的態度，而直接支持中共建立權力基礎，以保證其可以長期控製旅大，畢竟中共與蘇聯具有基本一致的意識形態和利益關係。中共則成功地把握了蘇聯的態度，以協調對蘇關係為主要方麵，以警察權為中心，有理有利有節地確立了在旅大的統治基礎。蘇聯與中共之間的利益一致與協調關係，使國民政府難以達成接收旅大的任務。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國共爭奪接收旅大的過程也表現出戰後國共東北相爭的一般性特點，即國方之缺乏戰略眼光與戰術技巧、應對失當、遲緩低效、消極被動及中共之注重全盤戰略與戰術布置、應對得宜、迅捷高效、積極主動。在中蘇條約談判中，國民政府未就具體接收程序有所討論，而完全寄希望於蘇聯協助，失誤於前；戰後接收東北行動遲緩、遲遲未能進入現場，延擱於後；要求美國協助運兵，多次依賴美國公開表態支持，觸動蘇聯敏感利益，外交技巧不夠圓滑；一味依賴中央對蘇外交交涉，缺乏地方之靈活主動。反觀中共，在確立了全力爭奪東北的戰略之後，行動迅捷，機動靈活；凡可得蘇聯支持者，不失時機，極力爭取；未得蘇聯支持者，亦可變通動作，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地方工作幹部之積極主動亦有突出表現。總之，一切以最大限度地擴張實力、最大限度地保證控製力為依歸。爭奪旅大的控製權在戰後國共東北爭奪中並不占十分顯眼的地位，但一葉知秋，由旅大爭奪之結局，亦可知國共東北爭奪最終結局之必然。
[1] 旅順（又稱旅順口）和大連均為遼東半島南端之天然良港，其中旅順為軍港，大連為商港。行政上，當時大連設市，旅順為大連市之一部分，但習慣上可合稱為旅大。因為金縣亦屬大連市管轄，因此有時又可簡稱為旅大金。本文視實際情形而分別使用旅大、大連、旅順、旅大金的概念。
[2] 關於戰後旅大接收問題，似尚未見專門研究。相關敘述主要可見夏振鐸：《蘇聯紅軍進駐旅大十年》，《中共黨史資料》第43輯；王真：《蘇軍進駐旅大與東北根據地的建立》，《黨史研究資料》2000年第11期。
[12] 張嘉璈：《東北接收交涉日記》，1945年10月29日，Chang Kia-ngao Papers, Box 10,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U.S.A.
[15]《董彥平與伯夫諾夫斯基談話紀要》，Chang Kia-ngau Papers, Box.26, Hoover Archive.
[18]《董彥平與伯夫諾夫斯基談話紀要》，Chang Kia-ngau Papers, Box.26, Hoover Archive.
[1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1冊第126－127、138－142頁；《熊式輝日記》，1945年10月28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em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U.S.A.
[22]《蘇聯駐華大使致中國外交部長照會》，Chang Kia-ngau Papers, Box.26, Hoover Archive.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選（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第221頁；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沈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遼沈決戰》編審小組編：《遼沈決戰》（上），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2頁。
[26] 中共大連市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印：《解放初期的大連》，1985年版，第21頁。唐韻超，又名唐宏經，金縣人，早年參加工人運動，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委，並主持北滿工作。1931年因參加羅章龍的非組織活動被滿洲省委開除出黨。1945年11月重新加入中共，後擔任中共旅大地委常委。
[36]《韓光黨史工作文集》，第361－366、307頁。中共內部對旅大工作方針是有不同看法的。蘇軍進入旅大之初，軍紀鬆弛，影響很壞；蘇軍需要保持對旅大的控製權，在一些問題上與中共有不同意見，並在處理兩黨關係時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蘇軍在旅大各行政機關設有軍代表，所有中國官員必須聽命於蘇軍司令部和軍代表，中共旅大地委的重要會議有時他們也要派人參加。這些均引起中共一些領導幹部對蘇軍的不滿，並在工作中與蘇軍當局發生摩擦。1947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劉順元，因為與蘇軍當局的衝突，而被蘇軍當局勒令離開旅大。關於中共與蘇聯在旅大的矛盾關係，因為牽涉方麵甚多，限於篇幅與主題，本文不擬討論，筆者擬另文再論。
[42]《大連公安曆史長編》，第114頁。考慮到當時的形勢，彭真曾指示大連市委，對一般國民黨員不必逮捕，應一個不殺，但對於陰謀暴動與武裝暗殺人員可以逮捕，並依法治罪；確係漢奸者以漢奸治罪，不要涉及國民黨問題。（《彭真年譜》上卷，第377頁）
[6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1冊第541－548、552－555頁；《大公報》（天津）1947年8月23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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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幾曾回首：戰後旅大接收問題研究
在雅爾塔會議召開之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就對日戰事提出了一份相當悲觀的估計和設想。按照那些富有經驗的高級軍官們的估計，德國投降後至少還需要有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最終戰勝日本，而為此美軍至少要付出100萬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價。他們認為，最早在1945—1946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島；如若歐戰延長的話，那麽這個進攻隻得推遲到1946年較晚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曾說：“通過東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業心髒地區，將會是一場極其激烈的戰鬥。”當時美英兩國的許多政治家和軍人甚至預測說，恐怕在1947年或1948年前不能最終徹底地戰勝日本。既然如此，則不論是羅斯福還是丘吉爾，他們都希望由蘇聯人來承擔這一犧牲，哪怕這樣做確實對他們在遠東的未來利益有著不小的妨礙甚至威脅。他們的心理至少有兩點：一是兩害相衡取其輕；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總參謀部下達指示，要求計算出在遠東集結兵力所需時間，以及兵力配置、戰役保障等各種資料和數據。隨後在10月間與前去會晤的丘吉爾和艾登談話時，他明確表示蘇聯可以在德國投降兩三個月後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條件是，請美英兩盟國在遠東建立起足夠2—3個月的燃料、糧食和運輸工具的儲備。丘吉爾和文登表示願意承擔該項義務。
2月17日，早在雅爾塔會議剛剛結束、他到斯大林那裏去匯報工作、並被委派到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前線領導進軍普魯士的偉大戰鬥的時候，斯大林就曾告訴他說，在德國投降2—3個月後，蘇聯政府為承擔反法西斯盟國的義務，將在遠東地區展開大規模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作戰行動，並建議派他前去領導和指揮這次意義重大的遠東戰事。
“4月27日，我開始著手製定對日作戰計劃。”華西列夫斯基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已準備好的作戰部隊計有150萬人左右，擁有29000多門火炮和迫擊炮、5200多輛坦克和自行火炮、約5200多架作戰飛機。用了13萬輛車皮運輸。
會議於7月26日公布的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比較明顯的一例。這份文件是由美國方麵負責起草、經英國討論同意並邀請中國參加最後簽字的，其主要意旨是促令日本政府迅速無條件投降。雖然蘇聯早在德黑蘭會議上就表示將參加對日作戰，而在雅爾塔會議上更作出了法律性的承諾，但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卻始終不使蘇聯方麵知曉和參加。他們借口蘇聯與日本尚未處於戰爭狀態，所以堅持不必與斯大林商量就予以公布，並且根本不想邀請蘇聯參加簽字。隻是在公布文件的當天，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奉命將文件副本交給了蘇聯政府代表團。當蘇方提出推遲3天公布的建議時，也被會議所拒絕。這也反映了美英兩國企圖拒絕蘇聯參加解決遠東及日本問題的意向。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衝繩對美決戰失敗，海空軍覆 滅。七月間，美軍大舉轟炸東京，日本已毫無希望，隻在苟延殘喘。美國於八月六日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八日，蘇聯對日宣戰。九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在長崎， 蘇聯在該日出兵東北。十日，日本照會盟軍表示投降意願，十五日正式投降。
斯大林在日本於衝繩對美決戰失敗、海空軍覆滅， 又在原子彈打擊下舉國鬥誌瓦解之後才出兵東北，實在 是一本萬利的事。他如不出兵，日本亦會投降，但原本 被沙俄從中國奪去、日俄戰爭俄國失敗後轉割讓給日本 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就該回歸戰勝國中國。斯大林可不 願做這好事，他當初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對日作戰問題 討價還價，第一條就是要回庫頁島、千島群島。他出兵的目的主要在於。而羅斯福也不覺得用那本屬中國的土地換取斯大林的出兵有何不妥。而中國又沒有發言權， 便宜便盡讓蘇聯得去了。
斯大林不費大力就取得了庫頁島、千島群島，但他 還不滿足，又在東北大肆劫掠，拆工廠設備，甚至搬走 商店的布疋、百貨以及各地糧庫的糧食，及至各類家俱， 行徑與強盜無異。蘇軍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將對中方經 濟委員會主任張公權理直氣壯地說：「我們蘇聯紅軍來 解放你們東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這一點經濟利益，難道你們都不肯嗎？」（注２：香港《大成》雜誌 第十二期，趙世洵《東北聞見錄》。）
當時負責與蘇交涉蘇軍撤離事宜的國府官員蔣經國曾對 駐蘇使館武官李修業說：「要是東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話，他們都會搬走！」（注３：《文史資料選輯增 刊》第一卷第一六五頁。）
按李修業的估計，東北工業設備約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 五。
為了搬運那些物品，蘇軍違約拖延撤兵。國民黨政 府雖然發表聲明，予以抗議，但未能有效阻止蘇軍的搶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工廠、礦山，蘇軍統帥 馬諾夫斯基元帥則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對赴蘇軍總 司令部（設於長春）商談的蔣經國、董彥平、張公權等 人說：「我方認為，所有東北的重要工礦事業，均為蘇 聯對日作戰所獲之戰利品。現在，蘇聯決定以百分之五 十之股權讓予中國，作為中國與蘇聯合作經營之資本。」 （注４：同注２。）
並以拖延撤兵為要挾，企圖逼迫國民政府接受其要求。
所以，毛澤東攻擊蔣介石，說他抗戰勝利後從峨嵋 山下來摘桃子，奪取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果實是誣詞，跑 來摘桃子的第一個應數斯大林。
對這件事，中國人民深惡痛絕。所以在鳴放時，當 年曾雄踞雲南的龍雲就把對蘇聯的問題作為他的第一條 意見「放」了出來：「中國抗戰勝利，日本投降，蘇聯 出兵中國的東北，將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機器和物資， 搬去到了蘇聯，至今未歸還，怎麽算是友好和兄弟國家 ？」
龍雲是個軍人，可是粗中有細。他說「日本投降， 蘇聯出兵」，卻不說「蘇聯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 對毛澤東的「蘇聯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一說表示 異議。
一九五○年中國出兵朝鮮，他當時就表反對。這 件事在肚子裏憋了幾年，現在又放了出來，目標還是直 指蘇聯：「朝鮮戰爭是蘇聯指使北朝鮮發動的，反要中 國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國的物資，尤其 是糧食，向蘇聯換取的，一切戰費皆由中國負擔，這樣 是公平合理的嗎？」（注５：當代出版社刊行《鳴放革 命實錄史》第六頁。）
本來，共產黨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斯大林和金 日成想解放南韓，自有其說詞。但這一對冒險家不審時度 勢，不計算成功的機率，以為劃了三八線，美軍撤退，南 韓幾成軍事半真空，他們便可來個閃電戰，突然襲擊，一 舉擊破，於是倉促行事，挑起了戰事。他們雖然一度打到 了漢城，但美軍一個回馬槍，殺得金日成老本丟光，南韓 沒有得到，北韓也差點輸掉。此時本應由肇事者斯大林自 己出兵相救才是正道，可是斯大林這個老孤狸卻要他人收 拾殘局。中共不希望鴨綠江對岸出現一個敵對的政權，為 安全計，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計，都可以成為出兵朝 鮮的理由。但是，中國出了人不算，還要出武器。斯大林 一個子兒不出，卻大做其軍火生意。蘇聯提供的一槍一炮 都要中國付錢，天下無賴，無出其右。韓戰三年，中國傷 亡三十三萬，（注６：《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第 十一頁：「誌願軍在朝鮮打了三十三個月，戰鬥減員三十 三萬（不算北朝鮮）」。）國內百孔千瘡，百廢待舉，但 毛澤東卻硬充好漢，讓幾億百姓勒緊褲帶向蘇聯還債。所 得收益如何？毛澤東有如下說明：「一九四五年，斯大林 就是阻止中國革命¨…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 夫，我就變成鐵托¨…斯大林相信我們從甚麽時候起呢？ 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 不是南斯拉夫了。」（注７：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打了韓戰，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可是戰爭結束，斯 某也死了。這麽一打，中美關係扣上死結，台灣問題解決 無日，中共實在是損失慘重。有些人認為中共敢於同世界 頭號強國交鋒，而且打了個平手，甚至可以說打了勝仗。 （如不出兵，北韓共產政權必定垮台。不過事後挑起戰禍 的金日成並無謝意。文化革命中雙方交惡，朝鮮反說中共 是拍打到自己國土上，才跑到朝鮮去打的，吃虧的反是他 們。）殊不知與此同時，對蘇聯老大哥要忍氣吞聲，吃了 啞吧虧反而不敢張揚，實在是辦了一件大大的辱國外交。 隻是由於「家醜不可外揚」，中共默不作聲，世人不予注 意罷了。
中國人民吃了斯大林如此大的虧，中共的宣傳機構仍 然天天在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 們的明天」，其麽事都要掛上「中蘇牢不可破的友誼」， 廣播裏則反覆高唱「莫斯科－－北京」，「斯大林和毛澤 東率領我們¨…」
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發言中還 宣稱：「不要聯合蘇聯，那就隻能亡國。右派的主張，就 是要我們亡國，就是要我們人頭落地。」（注１７：同注 １５。）違憲外加人頭□地，有了這兩條罪名，對右派們 就是千刀萬剮也不為過了。
「反蘇」有罪，反俄也不行。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強迫清廷官員簽訂「璦琿條 約」，將中國的黑龍江北岸六十餘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割去 時，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共約兩千戶、 一萬餘人，散布在黑龍江以北、結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 裏、東西四十公裏的土地上，史稱「江東六十四屯」。條 約規定，那些中國人「照舊準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 仍由中國官員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 沙俄決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國人，在海蘭泡一帶 「將華民之在俄界者十餘萬人」，「盡行屠戳」。 （注１８：清軍將領增祺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致朝廷奏 折，轉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沙俄侵華史》第三五一頁。） 事後，六十四屯人民紛紛避往黑龍江以南。七月二十日， 哥薩克騎兵闖進六十四屯，將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國居民 全數殺戳。俄軍將財物搶劫一空之後，放火燒掉全部村屯， 從此霸占了那片土地。（注１９：清吏周樹模致朝廷外部 《俄人占璦琿六十四旗請據理力爭函》，見《沙俄侵華史》 第三五二頁。）
當年十二月，列寧曾著文譴責沙俄侵略者「殺人放火， 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 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注２０：《中 國的戰爭》，見《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頁。）可是， 如今自稱列寧信徒的中共領導人卻為了向蘇共示好，不準人民再議論此事。北京大學曆史係學生雷光漢說了一句 「蘇俄霸占我國江東六十四屯」，便被定為「反蘇」，扣上右派帽子發配到中國最西端的邊境塔城勞動改造去了。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一位中學曆史教員，上課時曾畫了 一幅地圖讓學生認。學生看不明白，他便說：「這是我們 的東北。」說著將十九世紀時兩次被沙俄割去的黑龍江以 北、烏蘇裏江以東的土地的輪廓勾勒出來，問學生：「看 這剩下的，認出是我們東北了吧？」這樣，他便被定成了 「反蘇」的右派。
南京工學院學生陳森輝看了蘇聯小說《庫頁島的早晨》， 對同學說庫頁島原本是中國的，這也構成了定他為右派的罪名，他被「寬大」，被下放到蘇北泗洪縣一家工廠去勞動改造，但工資卻隻發給一半，以為懲處。
中央美術學院年僅十八歲的學生袁運生，鳴放期間正在 外地寫生、作畫，在旅順見到用俄國將軍命名的街道時，對同伴表示過「真叫人掃興」。回到學校，同伴告發了他的上 述言行。領導將他叫去，說：「經過研究，你被劃為右派了 ！」他就成了京郊雙橋農場一群右派份子中的一個。
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人學教授陸欽墀在一個並非「鳴放」 的科學報告會上發表了一篇《東北邊界改變》的論文，論述 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奪走中國的領土，並批評中共的曆史學 家範文瀾及理論家胡繩（中宣部副部長）在他們的書中有意 「刷去」這段曆史。不久，中共反右，說他用「狹隘民族主 義的反動觀點，捏□了一些¨…史料，向社會主義、向蘇聯 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瘋狂的攻擊」。（注２１：一九五七年 八月八日《人民日報》。）其實他隻是指中共不該為討好蘇 聯而「刷去」這段曆史而已。
由中共給陸教授所安的罪名便可看出，中共一向標榜的 「愛國主義」裏，並不包括為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義。 當然，毛澤東不是石敬塘。他隻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兒 皇帝，自不肯將國土拱手讓人。隻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 權，他不得不依靠蘇聯。既然蘇共不肯將其沙俄老子搶去的 中國領土還回來，毛澤東隻好禁止人民發議論了。
早在中共奪權成功之前，天津市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雷海宗就這樣評論過中共：「共產黨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唯一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 日報》。）這外力就是秉承了沙俄擴張、侵略本性的蘇共。 到了一九五七年，雷教授當然就成了「右派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