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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與清廷的局外中立
《吉林將軍衙門為日俄失和酌定局外中立條規三十五款事曉諭稿》，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二日。
日俄戰爭期間，日軍使用的巨型火炮。照片顯示，是在大連與旅順之間的鐵路邊上，距離旅順港北麵約四英裏。安放在木輪上的巨大火炮剛剛從身後的列車上吊離，約三百名士兵用繩索將它們從這裏拉到六英裏以外的陣地上。在軍事史上，這是第一次使用此種巨型火炮。這些威力驚人的巨炮，是促使守衛旅順的俄軍施特塞爾將軍投降的主因。
鐵嶺附近，一隊日軍正在等待來攻的俄國騎兵部隊。日俄戰爭中，俄國投入了大量的哥薩克騎兵。等待這些號稱是世界上最強悍騎兵的，是這些隱蔽在戰壕裏，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照片顯示，一排士兵在戰壕邊瞄準，另一排士兵蹲在後麵隨時準備補位。
裝備完整的俄國裝甲巡洋艦佩列斯韋特號停泊於旅順港。 這艘軍艦建造於1898年，其引擎能提供14500馬力的動力，使其能輕易地達到每小時18節的航速。軍艦上裝備有大炮70多門，多數為速射炮，並有六個魚雷發射管。這些大炮的射程達三英裏以上。日俄戰爭期間，佩列斯韋特號參與多場艱難戰鬥，其炮火給日軍帶來了極大壓力。
日本士兵穿越開闊地帶。開闊地上行進非常危險，隨時都可能成為山頂堡壘裏俄軍的活靶子。照片顯示，這些日軍士兵排成蜿蜓的Z字形，穿著土黃色顏色的軍裝。二者都是極好的偽裝。
日軍的軍用氣球。照片所顯示的這片東北農民的田地距離旅順差不多三英裏，中間隔著兩道山梁。氣球升到足夠的高度後，可以將俄國人的堡壘、城鎮，以及在黃金山的火力掩護下停泊著俄國艦隊的海港都盡收眼底。
俄軍堡壘的一個戰壕裏，堆滿了日本士兵的屍體。照片所示地區，係旅順俄軍防線的最前沿。幾個小時以前。日軍——也就是照片中這些堆積在戰壕裏的屍體，對這個炮台發起了一次衝鋒。沒有俘虜，沒有傷員，在這次戰鬥中，所有人都倒在了俄軍的腳下。讓俄國人絕望的是，日軍其他部隊可能在任何時間，再次發起類似的攻擊。
俄艦巴拉達號(左)和波必達號(右)的殘骸，背後是黃金山堡壘。照片係從北向南望黃金山和旅順。日軍炮擊結束後，巴拉達號和波必達號被擊沉。左邊的巴拉達號船身向一側傾斜，煙囪也不再冒煙;波必達號同樣船身傾向一側，但更嚴重，桅杆也被炸斷。困在旅順的俄國太平洋第一艦隊對於日軍的炮擊毫無辦法，港口外有日本艦隊把守，幾次嚐試的突圍也都以失敗告終。這些軍艦上的大炮後來被卸下運往陸地參與防守。
一枚裝有600磅炸藥的地雷在案子山腳下爆炸。為了阻止日本軍隊的推進，俄軍不僅修整加固了堡壘和炮台，還在前往這些重要地點的道路上埋設了大量威力巨大的地雷。照片顯示的，就是一枚埋在案子山山腳下的，裝有600磅炸藥的地雷被引爆，瞬間地動山搖，一朵看似美麗的白色花朵，實際上是土石裹挾著彈片向四麵八方射去。攝影師是在半山腰拍下這張照片的。
在1904 -1905年的日俄戰爭，戰場在中國領土之內，爭奪的對象亦是中國領土，清廷作為第一利害人，卻宣布了“局外中立”。長期以來，清廷此一選擇被徹底否定，甚至被視為“出賣民族利益”。但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除了“局外中立”，清廷已別無選擇。可以說，清廷以“局外中立”的方式處理日俄戰爭，已取得了中國利益的最大化。換言之，視“局外中立”喪權辱國則可，視其為清廷的“賣國之舉”則不可，不符合曆史之本相。
日俄戰爭與中國東北領土主權問題
在義和團運動期，沙俄利用八國聯軍侵華的混亂局勢，以替清廷維持秩序和保護中東鐵路為借口，出兵占領了中國東北，繼而拒不撤軍。俄國當日的對華政策非常明確，即：“中國在衰亡、崩潰，俄國應當利用這一時機，攫取盡可能大的一塊”。 這“盡可能大的一塊”，也就是中國的東北。
●沙俄意欲獨霸東北，挑戰了清廷的底線
為了徹底吞並東北，俄國當局采取了兩手策略。其一，憑借武力野蠻踐踏，造成其占據中國東北的既成事實，為達成此一目的，先後製造了“海蘭泡慘案”、“江東六十四屯慘案”， 又強迫作了俘虜的盛京將軍增祺簽字畫押，炮製了“奉天交地暫且章程”，章程中有遣散華兵，交出軍火，拆毀炮台，俄國駐軍監管奉天行政等內容。其二，搶先向流亡西安的慈禧政權拋出“橄欖枝”， 在列強對華政策尚未取得一致之時，搶先承認慈禧集團的合法性，接受其和平要求，甚至第一個向列強倡議從華北撤軍，希望以此換取慈禧政權承認其對中國東北的占領。
但沙俄顯然低估了東北之於清廷的重要性。慈禧固然不願意退位、不願意光緒在列強的支持下複辟，但與放棄東北相比，退位也好，複辟也罷，都是不值一提的。一者，從戰略上看，東北是中原之屏障，京津之門戶，東北一失，京師裸呈，國防崩潰。再者，也是最重要，東北是清廷的“發祥之地”，等同於“漢高之豐沛，光武之南陽”；放棄東北，意味著放棄了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寢之所在，在以“忠孝”為意識形態的時代，無異於是對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否定，故而當時即有大臣痛切上奏：“不可以為人，安可以立國”——所謂“不可以為人”，意即失東北則失祖宗，失祖宗則不孝，不孝則不能夠為人，不能夠為人，則不可以立國。1901年，清廷任命楊儒為出使俄國全權大臣，向俄國商辦交收東三省事宜。楊儒的意見也是一樣的：“發祥之地，陪都在焉，列聖
陵寢在焉，萬萬無不收複之理。”
●清廷自始至終態度強硬，迫使沙俄簽約承諾自東北撤軍
楊儒出使俄國期間，為保住東北始終在不懈努力，承受了數不勝數的俄方的威逼利誘。在楊儒而言，東北之不能割讓，乃是清廷最後的底線；在沙俄而言，自恃武力強盛而必要獨霸東北。如此，雙方的談判從一開始就沒有達成妥協的可能。1901年3月24日，清廷通知楊儒拒簽，談判徹底破裂。稍後，國內輿論蜂起，終於演變成1903-1904年間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
清廷的強硬，讓沙俄陷入了孤立之境。1901年9月《辛醜條約》簽訂後，列強陸續從中國撤軍，如此沙俄也喪失了繼續駐軍東北的理由，列強亦不滿其獨霸東北的野心，紛紛施加外交壓力促其撤軍。如此形勢下，1901年10月，俄國不得不再與清廷談判。但此時清廷已擺脫庚子年的空前危機，其態度自然更加強硬。1902年4月8日，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沙俄，終於不得不與清廷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條約規定：俄軍在一年半內，分三期從東北撤軍。雖然條約中附加了一些不平等的內容，如俄軍撤退後中國在東北駐兵，“應添應減，隨時知照俄國國家”，但總算是保住了東北，逼迫沙俄承認了中國對東北擁有的領土主權。
●沙俄出爾反爾拒絕撤軍，清廷無奈隻得將東北問題國際化
條約雖然簽署，但沙俄從無履行條約之誠意。其所謂的“撤軍”，竟成了大舉增加其駐旅順海軍，並將遼河流域的俄國陸軍集中至中東鐵路。1903年4月18日，沙俄居然肆無忌憚地向清廷提出了所謂的“七項撤軍新條件”，其中竟有“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變相獨霸中國東北的條款。
清廷在武力上既無力驅逐沙俄，亦不足以迫使沙俄履行外交承諾撤軍，如此，唯一的出路就隻有訴諸列強，將東北問題國際化。在接到沙俄所謂的“七項撤軍新條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務部官員將俄國“七項撤軍新條件”透露給了日本駐華外交官。
同日夜，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拜訪了慶親王奕劻，力勸中國拒絕俄國的這些條件。4月25日，美國也向俄國提出抗議，譴責其違背了“門戶開放”原則。稍後，美、日又照會清廷外務部，“忠告”其勿對俄國做出任何讓步，同時警告，如清廷簽字畫押，則各國恐怕會“立待效尤”，列強會立刻向俄國人學習；而早在1902年，為了在遠東地區對抗俄國，英國已經與日本締結了聯盟。如此，東北問題就形成了日、美、英、中與沙俄對峙的局麵。
但是，俄國已經準備好了要用一場戰爭來解決問題。對此，沙俄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已經有了充分的“覺悟”：“被逐塊瓜分的四億中國人顯然是要咬人的,而我們將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開戰，我們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完全不適於作為戰場的國家，中國人會幫助日本人”，而且——“中國將永遠不會饒恕俄國”。
“局外中立”：清廷唯一的選擇、唯一正確的選擇
列強尤其是日本的介入，使得沙俄“和平獨霸東北”的企圖落空，戰爭成了最後的選擇。但戰爭的對象並不是中國——早在東北問題國際化之時，沙俄就已經無視清廷的存在，不再與之談判東北問題，而是將談判對象換成了同樣對東亞大陸存有強烈並吞欲望的日本。此中可見清廷因國力衰微而造就之尷尬。
1904年2月6日，日本與俄國斷絕外交關係；8日，日本海軍突襲了旅順港內的俄艦，日俄戰爭爆發。作為這場戰爭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清廷選擇了“局外中立”。此一立場，成了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恥辱性標簽。但就當時的客觀形勢而言，此乃清廷唯一可能、唯一正確的選擇，唯此才有可能在戰後保住東北的領土主權。
●其一：清軍不具備應對一場大規模近代戰爭的能力
這是一場本應在中、俄之間進行的戰爭。但正因為清軍根本不具備打一場大規模的近代戰爭的能力，才不得不將問題國家化，而引發日俄戰爭。
當時，清廷的軍事建設情形大致如下：自甲午戰後編練新軍，稍有起色即因慈禧之盲目而遭八國聯軍打擊，終清廷之亡，其新軍職編練，仍僅限於直隸、湖北兩省。再者，按《辛醜條約》規定，中國須接受為期兩年軍火禁運的國際製裁，如此，速成一支近代化軍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1903年，清政府設練兵處改革軍製，製定了一個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總兵力40萬人的計劃，但該計劃直到清廷滅亡也未能完成；海軍方麵，則自甲午年全軍覆沒之後，因經費拮據，重建始終未能提上日程。
財政方麵，清廷也不足以支撐一場戰爭——1904年1月，慈禧諭告軍機大臣，曾發出“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的哀歎。
反觀日俄戰爭，在這場20世紀重要的國際戰爭中，交戰雙方在中國東北投入了200餘萬兵力，海陸軍協同作戰，動用了最新的戰法和最新的兵器；俄國戰費消耗為65億盧布，傷亡達14萬餘人；日本戰費消耗為19億日元，陣亡8.44萬人、傷14.3萬人。如此巨大的戰爭消耗，顯然不是支離破碎的清廷所能負擔得起的。
●其二：民間輿論和部分地方督撫呼籲“聯日拒俄”，袁世凱堅決反對
正因為中、俄之間的軍事實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故而除一般熱血社會輿論之外，清廷官員當中，無一人考慮過單獨對日作戰的可能性問題。但就常理而言，清廷本無宣布“局外中立”的客觀環境——戰爭在中國東北進行，戰爭雙方爭奪的焦點是中國的東北領土，倘若清廷宣布“中立”，則不得不承擔“中立”的惡果：不能守衛疆土、保護民眾而招致舉國痛罵尚在其次，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中立”必然會給戰勝國以中國自願放棄東北主權的口實，無論日勝還是俄勝，對清廷而言，東北的形勢隻可能更加惡化。
故而，清廷多數地方督撫其實主張“聯日拒俄”。其代表人物是湖廣總督張之洞、郵傳大臣盛宣懷、兩廣總督岑春煊、貴州巡撫李經羲、廣東巡撫張人駿、湖南巡撫端方、閩浙總督魏光燾等。
貴州巡撫李經羲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俄勝勢必吞並，日勝無非索酬，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與其畏俄而不許，何如親日而獲成。……不助日仍無全理，助日則或有幸望”；端方也在給盛宣懷的電報裏認為“中立”沒有前途——“此事我無終守局外之理”；張之洞也覺得中國沒有“中立”的餘地，建議朝廷“借助於日本以禦之，以日本之將校，率我之兵，庶幾可與俄人一戰”。當然，民間此種“聯日拒俄”的呼聲更高。
諸地方督撫當中，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意見最為深謀遠慮。1903年12月27日，袁世凱致電外務部，要求朝廷在即將爆發的日俄戰爭中保持“中立”，其理由是：“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
至於具體的操作方式，袁世凱說：“如日船在各口購備戰物，地方官應按局外公例，行文詰阻，如用兵強辦，我亦無可如何，但不可由我接濟，及由我明許。至無論將來如伺，必須先從局外入手。”
●其三：列強的介入，使清廷的“局外中立”終於能夠實現
袁氏雖然主張“中立”，但客觀上，清廷是沒有“中立”的自由的——因為“中立”，即意味著放棄東北領土主權。如何才能夠做到既保住東北領土主權，又避免加入到日俄兩國的大戰當中自取滅亡，就成了一個需要解開的死結。
解開這個死結的，是列強的介入。早在1903年11月25日，日本即已向清廷通報了日俄交涉已經破裂，以及日本的備戰情況。但直到1904年2月12日，也就是日俄開戰的第5天，清廷才宣告中立。個中原因，正是列強的介入——2月10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訓令美國公使向中、日、俄三國聲明了美國的願望，要求交戰國尊重中國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國駐華公使分別致電本國政府，建議各國政府向有關國家表達與美國相同的意願。
在英、美各國的立場，清廷參戰，勢必助日，如此，中俄之間漫長的邊界線上，清廷無力防禦，俄軍勢必長驅直入，再加上內部的反清浪潮，清廷極可能因此徹底失控乃至崩潰，這種失控對亟亟於領土擴張的俄、日而言，實乃求之不得，卻不符合更重視商業擴張的美、英各國的利益，維持清廷的完整與穩定，就成了美、英各國首要考慮的問題。如此，清廷之“中立”與“領土完整”同時得到了國際承認，其宣布“局外中立”，也就具備了可行性。
英、美各國的態度，也決定了日本的態度。日軍自然是希望中國出兵助戰的，但英、美各國既然支持中國“局外中立”，日本政府從現實利益考慮——其一，按照日本曆史學者井上清的說法，“整個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自始至終依賴於英美政府和兩國的金融資本，沒有這些援助，戰爭連半年也打不了，政府和陸海軍一開始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戰爭目的也不得不限定在英美容許的範圍之內”；其二，戰爭前途未卜，一旦戰敗，尚需借助英、美各國的力量牽製俄國，為求清廷之微末援助而與英、美列強破裂，孰重孰輕一目了然——故而，日本很快也表達了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立場。1904年1月9日，駐日公使楊樞向外務部轉達了日本的這一願望。
如此，1904年2月12日，清廷宣布：“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軫念彼此均係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正式訂下了“局外中立”的外交策略。同時還公布了具體的“局外中立條規”，其中規定，中國人民不得幹預戰事暨往充兵役，不得代交戰國載運將弁兵卒、探報軍情等；此外還劃定了熊嶽城至安東縣界街一線以南為“指定戰地”。次日，清政府再度聲明：“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敗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
2月15日，日本宣布尊重中國中立，承諾“毫無占領大清國土地之意”。19日，俄國也宣布尊重中國中立。但俄國不同意清政府劃定的交戰區域，要求將交戰區與擴大到整個東三省及蒙古東北部，其用意在於：如此劃定作戰區域，則戰勝日本之後，俄國可以達成占據東三省及蒙古大部的既成事實。
清廷實際上沒有“中立”，一直在暗中偏袒支援日本軍隊
雖有“局外中立”的宣布，但日俄兩國既然在中國領土上大打出手，其目的又是為了爭奪中國的東北領土，在愛國熱情和民族情緒的衝擊下，要求清廷嚴格保持中立顯然是很困難的；日、俄兩國作為強勢者，在弱勢者領土內燒殺搶掠，橫行直撞，要求其尊重清廷之“中立”，顯然也是緣木求魚。
●清軍為日軍提供情報、炸藥、軍費支持
日本政府雖然明確對外宣布希望清廷中立，但實際上卻是很希望得到清廷的支援的。戰爭甫一爆發，日本使館的翻譯們就以“長白俠士”、“遼海義民”等名義撰寫檄文，在東北秘密張貼散發，號召中國民眾助日抗俄。1903年11月底，日軍參謀本部派遣曾做過北洋軍教官的青木宣純以使館副武官的身份緊急來華，與袁世凱麵商日中聯合組織情報機構和招募東北“馬賊”等事宜，據說談判非常順利。
如此，清廷雖然沒有參戰，但實際上仍在暗中支援了日本。其主要支援手段包括：
●為日軍提供情報方麵的支持。
1903年底，青木宣純與袁世凱就諜報合作達成一致，袁從北洋軍中挑選數十名精幹士官，與其組成了聯合偵探隊。這些北洋軍官大多畢業於測繪學堂等軍事學校，故工作頗有成效，其中就有後來的直係軍閥首領吳佩孚。吳佩孚原是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軍官，參加日軍的諜報活動後，幾次進出東北，其間曾被俄軍俘獲，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後跳車逃生，戰後晉升上尉軍銜，日軍授予其勳章。直隸總督府每天還將東北和蒙古的情報通過袁世凱的日本顧問阪西利八郎轉交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另外,日軍在山東煙台的情報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凱及其北洋軍的支持。
為襲擾俄軍的日軍“特別任務班”提供炸藥、經費。
戰爭期間，日本以北京為根據地，由使館副武官青木宣純聯係在華浪人、特務及少量中國人，組織了“特別任務班”。其成員打扮成漢、蒙族人模樣，從北京出發，深入中國東北、俄國西伯利亞各地,擔負破壞交通、通訊、輜重等任務。據1939年日本出版的《日露戰役特別任務班行動紀要》一書記載，“特別任務班”在執行破壞鐵嶺、昌圖鐵路任務時，在遼西得到了率軍防守中立區的直隸提督馬玉崑的幫助。馬玉崑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藥”，幾千兩白銀的活動經費，雙方還約定了暗號，以便特別任務班成員在遇到危急情況時能遁入清軍兵營獲得庇護。馬還承諾派遣軍官協助其招募馬賊等。
此外，部分清軍甚至直接參與了日軍的某些軍事行動。
日俄戰爭爆發之後，清軍陸續調往東北者有數萬人。這些清軍目睹了東北的慘遭蹂躪，抗俄情緒高漲，不免參與到日軍的作戰行動當中。1904年5月7日，俄軍指責“興京廳以南所紮之華隊隨同日人攻打俄人”，雖然清廷堅決予以否認，但清軍自發參與攻擊俄軍之事，日俄戰爭期間始終存在。此外，清廷東北地方政府官員對日軍招募華人義勇隊之舉，亦故意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放任態度，以致於俄軍抗議之聲不斷。
●地方督撫籌款秘密撫恤日軍
官方層麵對日軍的支援，還包括清廷南北督撫秘密籌款對日軍的撫恤。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陸軍在東北奉天境內連戰連捷，但傷亡亦大。日本駐滬領事小田切向盛宣懷提出由中國官商出資撫恤日軍傷亡將士及其家屬的要求。盛宣懷電請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端方，擬了一個由政府出錢撫恤日軍的方案。
盛宣懷解釋說：“若勸各省紳商協助，亦恐招搖，滬上紅十字會捐款，係中西合辦，又難提撥。鄙見隻可密約數省，合籌一款，交小田切轉送彼國，附奏撫綏，並囑不登報紙。”袁世凱和端方對此極表讚成。其他督撫如岑春煊、張人駿等稍後也加入其中。
●俄、日兩國也未曾尊重中國的“中立”立場
清廷暗地裏的種種助日舉動，使俄國極為不滿，多次指責清廷違反中立，甚至照會各國，發出警告：“倘再有此項情節，俄不得已隻能顧自己利益以對此種中立矣。”清廷則自始至終對此矢口否認。但實事求是地說，清廷確確實實是在戰爭中偏袒甚至幫助了日軍。日本防衛廳編纂的《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中也承認：“日俄戰爭時的日清關係良好，在滿洲作戰中得到不少方便。”
但是，在指責清廷的同時，俄軍本身也在不停地破壞和挑戰清廷的“局外中立”立場。其強迫地方官為其拉丁抓夫、準備草料等情形十分常見。俄軍更無視清廷對東北的主權宣示，將“大俄國欽命留守遠東大臣”等官銜字樣“登之示諭，遍貼華境街衢”，竟對中國東北居民行使起了管轄權；中立規條中明載：“中國人民寄居戰國境內者其身家財產均仰該國保護，不得奪其資財或勒充兵役”，但俄軍仍然明目張膽地燒殺搶掠，接連不斷地製造滅村屠屯之慘案。
相對而言，由於需要取得中國民眾的支援，日軍在戰爭期間對清廷的“局外中立”一直維持著一種表麵上的尊重，但破壞“中立”之舉仍比比皆是，譬如1905年1月，日本憲兵竟以懷疑交通俄軍，泄露軍情為由，拘押了清廷遼陽知州；在殘殺中國民眾方麵，雖較俄軍為輕，亦是屢屢發生。
1905年9月，日俄兩國締結了《樸茨茅斯條約》，日俄戰爭結束。清廷也隨即廢止了一切有關中立的條規禁令，中立狀態正式結束。10月31日，日本將其“非法”招募的“東亞義勇軍”全軍集中於三家子，舉行了公開、盛大的解散儀式。這支華人武裝與俄軍交戰64次，打死俄軍將校12人，兵士223人。部隊在受到表彰後宣布解散，同時升起清軍旗幟，隨後開赴奉天各地“維持治安”——此一意味深長的情節，恰是清廷日俄戰爭期間“局外中立”之真相。
結束語
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客觀造就了兩個結果：其一，種族優越論破產，日本的戰爭為國人提供了民族自信心的源泉，自此，白色人種優於黃色人種的謬論徹底破產，客觀上為中國從傳統國家轉型為民族國家掃清了思想障礙；其二，為知識界提供了“立憲優於專製”的思想資源，自此，“專製政體為亡國辱種之毒藥無人敢嚐試”。
清廷之“局外中立”在客觀上亦造成了兩個結果：其一，清廷在自己的實力許可範圍之內，以最小的代價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收益，既暫時保住了東北的領土主權，又避免了卷入戰爭而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其二，其“局外中立”成為近代史上洗刷不去的恥辱，對革命黨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滿洲政府”卻無力保衛“滿洲”，更激起了革命黨“排滿”之高潮。
1904年03月29日，《大公報》發表社論《論中國宜及時力行改革》，文章說道：
“甲午以前，我中國如力求上理奮、圖富強，何至有甲午之敗衄？如無甲午之敗衄，何至召列國之輕視？甲午以後，我中國如真心求治、銳意變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禍？如無庚子之禍，何至有俄人占地不還之爭？如無俄人占地不還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釁之舉。”
在另一篇題為《敬告政府諸公》的社論裏，《大公報》說道：
“不改革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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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幾曾回首：日俄戰爭與清廷的局外中立
不好說。“空間換時間”是戰略家蔣百裏提出來的。蔣百裏是錢學森的嶽父。蔣把日軍從北往南方向進攻引至鬆滬由東向西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