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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人口突降至1000萬人的原因
從powerovergamec發的帖中國5000年來的人口走勢圖 可看出明朝末年人口從6000萬突降至1000萬人。
原因應為以下幾點：
明末的鼠疫與旱災在中國盛行，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河南“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四川經戰爭兵火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順治二年，禦史劉明瑛稱：“比年以來，烽煙不靖赤地千裏，由畿南以及山東，比比皆然。” 順治八年和碩端重親王形容山西：“田地榛蕪，生齒雕耗，……其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橫畝皆焦，……村盡逃亡之屋”。順治八年，江西巡撫夏一鶚稱：“膏腴上畝，土結水枯，極目秋原，草深數尺”。
明末清初之際經鼠疫的大爆發和長年旱災和饑荒，再加上隨後的長期戰爭，包括明末大規模民變和清軍的入關，至清初整個中國南北皆成廢墟。長年的戰爭直到順治末、康熙初年才基本平定下來。康熙帝親政後，革除弊政，並開始采取一係列與民休息的政策，社會經濟逐漸恢複，為後來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1。大瘟疫
光陰荏苒，曆史的車輪轉眼行進到了明末清初。據《明史》記載，明代從1408年至1643年，共發生大瘟疫19次，尤以明末崇禎年間為甚。與東漢末年相似，明末萬曆、天啟和崇禎三朝進入了一個小冰河期，自然災害頻繁。特別是氣候變冷使降雨區普遍南移，導致北方多年的旱災和蝗災，先秦晉，再河洛，後齊魯；加上官吏腐敗昏庸，朝廷政策失當，終於逼反了李自成、張獻忠。而此時的瘟疫也站到了起義軍一方，給岌岌可危的朱氏集團大廈踹上了致命的一腳。
2。大饑荒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曆、天啟之後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養成，而在這上麵更加以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饑疏》，把當時陝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栗："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麵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裏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複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 （見《明季北略》卷五）
這的確是很有曆史價值的文獻，很扼要地說明了明末的所謂" 流寇" 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後起來了的。
3。戰亂
3.1 農民起義
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王嘉胤，王大梁，王左卦等起義。幾百萬饑民加入起義軍。
3.2 清兵入關之戰
-- 山海關之戰
-- 清滅大順之戰
-- 清滅南明弘光政權之戰
-- 清破潼關之戰
-- 清滅大西之戰
-- 揚州之戰
-- 清滅南明魯王政權之戰
-- 清滅南明隆武政權之戰
-- 豪格平川陝之戰
-- 清滅南明紹武、永曆政權之戰
-- 博洛平福建之戰
-- 鄭成功抗清之戰
-- 孔有德平湖南之戰
-- 桂林之戰
-- 衡州之戰
-- 清平貴州之戰
-- 清平雲南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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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那句話：如果滿清被沙俄滅掉，那就會出現一個領土麵積超過3000萬平方公裏的超級大帝國，那你是不是會更自豪啊？ --因為生存空間更大了？可是這跟處於底層奴隸地位的漢人有關係嗎？以你的觀點，蒙元和滿清疆域都大，可那些疆域是漢人的土地嗎？漢人能做土地的主人嗎？蒙古人殺死一個漢人隻需賠一頭驢子，滿清時亦是如此，主子們家大業大跟奴隸、奴才們有關係嗎？如果有的話，為什麽還要驅除韃虜，為什麽還要抗日呢？都當汪精衛的話，不是不但不會死人，疆域還會越來越大嗎？
中國人仇富，一個是因為小農意識，習慣於“不患寡而患不均”，加之受共產黨的人人平等（想當然的認為是絕對的平等，人與人應該是一摸一樣的）思想教育多年，所以見不得人與人的差距過大；再有就是中國還不是真正的法治社會，改革開放以來先富起來的多以違法亂紀、貪汙受賄的人為多，所以老百姓不服；還有就是由於法律不健全，中國可以說是越有錢交的稅就越少，工薪階層和小商販反而負擔最重。
謝謝大斧的評論。和美國相比，現在中國的富人繳稅是繳得多了還是繳得少了？為什麽在中國仇富？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麽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麽坐得住呢！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隻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
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鍾。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東林黨，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隻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麵煤山一棵槐樹上。
崇禎吊死的時候，太監的評價是“若魏忠賢還在，天下本不會如此的。”文官的評價是：“獨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禎皇帝對東林黨的遺恨：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可惜，崇禎到死的時候才發現東林黨“偷稅漏稅”的真麵目
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製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東林黨堅決一致的抵製排斥，而且這樣的抵製活動，幾乎無一例外的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裏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隻能打農業的主意，你要增加農業賦稅，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稅收，那就休想！“不言利，隻言義”，那都是對國家政府，對皇帝說的話，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隻要說說義就可以了，來說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征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征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稅收製度。想逃稅，沒那麽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征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隻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泰昌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麽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
正當北方農民水深火熱之時，江南的行商坐賈們又是怎樣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不僅僅是明朝成化以來廣泛流行的房中術和性享樂主義風潮下一位虛擬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實再現了晚明江南“市井販鬻”、“逐末營利”的商業盛景。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時其地，那些為富不仁者的真實麵目。
西門慶除了正常的經營方式外，還涉嫌偷稅漏稅。按照明朝稅製，三十稅一。《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湯來保欺主背恩》中，韓道國一萬兩銀子的綢緞貨物，應當納稅300多兩銀子。但經過稅卡時，西門慶啟動關係網，用50兩銀子行賄，得了錢老爺一封人情書信，過稅卡時，貨物“兩箱並一箱，三停隻報了兩停”，最後貨也不驗，隻交了35兩5錢銀子，就蒙混過關。當然，事後西門慶還要送一份厚禮給鈔關。大概連交稅帶送禮，隻花了100兩銀子。來保的貨船從南京來，西門慶又用100兩銀子行賄，備了酒席禮物送給稅官謝主事，至少漏稅五六百兩銀子。——在這裏，國家吃了大虧，稅官得了小利，獲利最大的是西門慶。
然而，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麽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麽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麽坐得住呢！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隻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麽少花錢怎麽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折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麽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義了。還攻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國破家亡，人財皆失，時人短視，瘋狂逃稅數十年，自以為占了大便宜，卻不知這實乃地地道道的自殺之舉，可悲可歎。
東林黨人一方麵指責皇帝與民逐利，而他們自己何嚐不言利？簡直就是對利言到了緇銖必究的程度，國家要想增加一丁點的商業稅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難。類似漢武帝時期那種加強對私人經濟管製，對偷稅漏稅行為嚴厲打擊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實施的，連做夢都不要想。
讓我們看看漢武大帝是如果嚴懲偷稅漏稅者的
在與匈奴的戰爭後，漢帝國的國庫為之一空，漢武帝必須要推出一種創新的聚斂財富手法，才能使戰爭和自己的享樂生活繼續下去。於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頒布了“算緡（min）”和“告緡”令。
所謂“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征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百二十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征稅一算。同時為了避免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還特意為他們另立一戶口冊——稱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個人都要主動向政府自報個人財產，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這就是“告緡”。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們很為武帝的這一舉措拍手稱快。商人牟利與農夫不同，其所得與所付出在任何時代都不成正比，這樣的人有交納高稅的義務。但是，人性是貪婪的，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稅越低越好。漢武帝時代的商人不會因為自己少交納了稅而感到傷了自尊，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盡權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鼓勵告發，並且獎勵告密者。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但是在執行中，困難還是有的。比如有官員與商人勾結，幫助商人逃稅。武帝在處理了這樣的幾位官員後，於前117年，特意任命楊可主持“告緡”。也就是說，專門成立了一個由楊可負責的機構，這個機構如同今天的信訪辦，接納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內容主要是針對被告發逃稅的商人。三年後，楊可的工作業績突飛猛進，武帝再申告緡令。一時間，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農夫得到了向富人報複的機會，他們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單槍匹馬，從帝國的各個角落來到京城，進行告密。
據說，楊可這個部門如同今天飯菜特別可口的特色飯店，來吃飯的人都要提前領號，很久之後才能接見自己。“告緡”的結果，讓漢武帝非常滿意，朝廷得到了以億計的財物，田宅無數，許多商人中產之家隻好宣布破產。
不過，一種製度的目的如果不純粹，那麽，在其執行時，就會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經濟告密的背後，往往摻雜了許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過朝廷鼓勵的“告緡”，把平時的怨家給輕鬆地解決了。當告密如同秦國時已經成為國家法律，那麽，遵紀守法就成了百姓的義務。即使無密可告，因為有激勵因素在裏麵，許多人也會找出秘密來上告。
漢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籌措了雄厚的資金，最終打敗匈奴，攻占南越、東越(廣東、廣西)，建立了“東西9302裏，南北13368裏”（《漢書·地理誌》），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漢帝國。 (本文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圖門巴雅爾)
1。明末是天災人禍。清兵屠殺是一個重要因素。
2。三國時期人口從漢6000萬高峰減至700餘萬，也是天災人禍。
3。五胡鬧中華，中原漢人從6000萬減至400餘萬是種族滅絕。
4。宋末元初，南北中國人口從1.4億減至6000餘萬是種族滅絕。
中國王朝之所以進入一個崩壞重建的過程，不僅僅是什麽大環境。而且是一個法製進入崩壞的狀況所決定的。
最大的弊端就是一點：士紳免稅製度。
當然，每朝開國之時，士紳免稅很有效的團結了一部分人。但是這個就是一個癌症。隨著時間的遷移，不納稅的士紳集團自然可以慢慢侵吞豪奪田土，久而久之，大量在開國時期獲得了土地的農民又變成了佃農，變成了無土之人，當然一個朝代就進入了所謂的崩壞。
明朝的東林黨就是這些憑借免稅製度，富裕起來並且擁有金錢實力的人的朝堂代表。透過科舉製度進入朝廷，拉幫結派影響朝廷的政策，且科舉之後的士紳免稅製度，是他們的根基，他們保衛這個根基可以說很正常。
那些通過科考上來的秀才舉人們，都是聚家族之力培養出來的。換句話說，沒有家族當初的培養，他們可能什麽都不是。而家族培養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給家族找根支柱。能讓家族少交些賦稅，少受些欺負……
而數百年來，這些士紳們也做到了。他們借著自己的種種特權，逃避國家稅收不說。還和本地官府上下聯手，將本該由自身承擔的徭役，轉嫁到別人身上去。
以前文官集團免稅偷稅還有所節製，國家還能勉強維持，但是後期的東林黨上台之後，完全就為了自己這些人的利益，而不顧國家死活了。在明末，可以說國家最需要錢來重振經濟，重振軍備的時候，這些東林黨人確在政策上牢牢把持，天天嚷嚷稅負太重，不讓朝廷向士紳、向商人（依附於士紳的勢力）收稅，原本合法的稅收也大量偷逃，結果朝廷沒錢，自然無力賑災，無力平抑糧食價格，甚至無力修繕水利，無力對外征伐、無力武備。
這就是所謂大環境的來源。
大量的非紳士團體的民眾（實際上也是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沒有田土，沒有經濟來源。朝廷又沒有錢救濟，不造反，怎麽活？而遇到天災，那些有僅剩一些田土的人也沒辦法維持溫飽了。
不造反，流民怎麽活？這些都是逼出來的。
為此，誰該負責？
這不僅僅是天災，也是人禍！！！
索羅圖簽訂尼布楚條約是失去一些土地。沙俄三萬遊騎不時襲擊與騷擾邊地，清難以抓住它的主力作戰。邊地的一些土地也是模糊的，誰控製住就是誰的。康熙隻能用不明確的土地換和平。
先人開疆拓土為後人留下更大的生存空間。在有核武器的今天，再開疆拓土就不那麽現實了，就是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也很難了。
滿清和沙俄都在繼承蒙元和四大汗國的遺產，他們都在奪取鐵木真子孫曾征服的疆域。通過讀史可以知道，元被朱元璋驅逐後，並沒有馬上倒台。到了韃靼斯坦繼續存在，而後分裂成三部分仍然強大並騷擾大明。四大汗國也是逐漸消亡的。滿清即起源於韃靼斯坦，也是在各蒙古王爺的幫助下拿下中國。
歐洲人則稱呼沙俄為韃靼，意味他們是蒙古人，野蠻強悍。我們稱他們為騷韃子。
一等滿人、二等旗人（蒙、漢在旗的），漢人跟蒙元時一樣，還是最底層地，是處於奴隸、奴才的地位，主子們家大業大跟奴隸、奴才們有關係嗎？
滿清的疆域有什麽意義？漢人都不許下關東，疆域再大有意義嗎？更何況沒有明確界碑的公認的邊界隻能是自己的意淫？玄燁的尼布楚條約就丟掉不知多少土地！
這是兩回事！挖墳是很壞，但是滿人沒挖是因為滿人不會治理天下，要利用到漢人的儒生；而毛則不需要儒生來幫他治理天下。這沒有可比性！
同意你提到的滿清的罪孽。滿清對中國的貢獻就是使明朝的360萬平方公裏疆域擴大到1300多萬，然後變成1130萬平方公裏疆域（民國後丟失176萬平方公裏疆域）。
我本來隻貼民族戰爭和對外戰爭的帖子。看了你的評論後，準備再貼10個太平天國等國（朝廷）內戰爭的文章。
我隻想通過重要戰爭來和網友分享中國簡史。先從唐宋元明清開始，然後再漢至唐，最後周至漢。
張獻忠等根本就是在無力抵抗下的假投降，不存在什麽理由，被監視也是應該的。而且爾有何能打出天下？為一己私欲置國家和民族利益而不顧，畜生不如也。
滿清於中國何加焉？滿清自己什麽好的文化、科技也沒有，隻會篡改經史子集、荼毒人心、扼殺科技、奴役漢人，完全是在稀釋中原的漢文化。大亂之後的所謂大治，曆朝曆代莫不如此，與滿人何幹？而且那些繁榮都是漢人完成的又與滿人何幹？
與蒙元簡單粗野的**裸的”四種人”製度相比，滿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義”，即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義”，這種滿清民族主義成為中國近代動蕩和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曆史後果至今危害著中華民族（包括今天的滿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說了，因為沒有什麽好說的。對漢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壞卻是長遠的。從文化角度看，滿族在努兒哈赤時才創立了滿文，但在入關後，清政府卻最重視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統治漢民族，達到幾千年來少數民族的頂峰。也達到對漢民族精神文化破壞的頂峰，這首先表現在對漢民族自尊和民族傳統的全麵絞殺的剃發令。”即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曆史上，少數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雖有”亂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孔子改製考》）但多被擁有悠久文化積澱的漢民族同化。蒙元也曾試圖改變漢民族的服裝，結果成為元末漢族大暴動的重要誘因之一。清政府的剃發令，讓有著崇高自尊的漢民族改發易裝，招致了強烈的反抗，僅江陰一縣，為反剃發起義，戰死，自盡，被清軍屠殺就多達17萬人。全中國為反剃發而被清軍屠殺又有多少人，實難統計，剃發令不僅是對漢民族的極大汙辱，更是對漢民族集體自尊和自信力的毀滅性打擊。直到太平天國時，號召起義的有力動員辭仍是”複我衣裳”！剃發令使漢民族數千年的發式，衣裳傳統陡然蒙難。”唐製衣冠蕩然無存”還是其表，使漢民族從此失去了驕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響無論怎麽估價都不過分”此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發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革命軍》）。比剃發令更陰毒的精神統治是祭孔，多爾袞剛一入關，就祭拜孔廟，一邊殺人一邊祭拜孔廟，孔子的地位也達到”集千聖，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後人曾請求保留延續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舊製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清政府特別重視利用理學這一太監學說奴役宰製漢民族的精神。理學第一次由在野成為官學，就是在異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時，做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著敏銳的嗅覺，把理學做為官學，極有利於統治人口眾多的漢民族。忽必烈並以”儒教大宗師”的名義號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後代少有他這樣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當差勁，甚至連科舉這一收買人心的舉措也常常荒廢。清則承繼了蒙元的鐵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見”。這右文之勝不僅表現在康熙的《舉博學鴻儒詔》，特別的盛舉是四庫全書，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係統的對漢民族英雄史進行空前絕後的荼毒，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的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其實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庫全書還是功不可沒的。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陰毒，不是焚書，而是”全毀、抽毀、剜去之類的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確，即”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裏麵，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應該說，經過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上達到了使漢民族忘記血史，永不會覺得漢民族中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的目的。在此就不轉錄那些中國古書與被刪剜套改的對比原文了，隻要稍加對比，即足以令人驚駭，總之”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亡的豈隻是古書，失去了的豈止是發式，衣冠，這是漢民族精神傳承的大斷裂和大毀滅。清政府雖口唱”滿漢一體”又特別特別的推崇理學但都不過是用理學去奴役漢民族的精神，清統治者自己則清醒的很，決不喝理學這副毒藥。康熙訓諭諸子”宜以時嫻習騎射”，即不許漢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訓喻諸子尚武，對於個別的經不住誘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漢族文人的不良習氣的，則大加嚴懲。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題扇詩中落款”鏡泉”，被乾隆發現，大動肝火遂杖責並訓諭皇子，不可仿效漢人陋習而改變滿洲世代淳樸，重騎射的傳統，若任其發展則衣冠盡改（注意衣冠盡改！）國體敗壞，並告誡皇子師傅不可助長皇子重文之氣。清統治者對漢族有骨氣，有獨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樣不惜把呂留良挫骨揚灰。到近代，滿漢矛盾也成為阻止中國前進的一個重大阻礙和動蕩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八旗軍隊就曾和綠營火並，原因不用說就是長期種族壓迫所製，太平軍召令起義的口號之一即是”興複久淪之境”，”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義興複中國者，夷其九族，是欲絕中國英雄之謀也”（楊秀清《奉天討胡檄》），直到孫中山，從早期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到三*民*主義，其第一主義乃是民族主義。”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麽研究才會曉得的……滿洲人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到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陳天華也說：”這種族感情，是從胎裏帶來的”（《警世鍾》），正是這種種族觀念，使革命黨人前赴後繼，”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從軍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亂，草率，蒼惶，但民族意識，一旦覺醒則如星火燎原。我們大家都在中學課本上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林覺民參加起義，雖有建立共和的誌願，但主導的精神力量還是”克複神州，重興祖國”。這民族壓迫，不僅表現在精神思想文化領域。對現實的經濟政治，軍事更有實際的作用。百日維新，維新詔書象雪片一樣傳出，但不曾有一紙詔書要改革八旗，其實這八旗已經是徹頭徹尾的一群廢物，滿清對此一清二楚，否則也不會有湘軍，淮軍了，但八旗和綠營每年耗銀達2000萬兩，約占清廷財政收入的1/4，實在高的嚇人，而湘軍每年經費隻有15萬兩。本人在《白銀艦隊》中已算過一筆帳，諸位再算算每年2000萬兩，幾十年下來是十幾個億？可以再建多少個白銀艦隊，清廷將國庫收入的1/4用於百無一用的八旗和滿人控製的綠營，僅從經濟上講，就是阻礙中國近代軍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個銅板都用於艦隊建設，這甲午之戰焉能不敗？敗了之後，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剛毅說的更明確，更透骨”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漢人強，滿人亡”！清267年對漢民族精神文化進行係統的全麵絞殺，使我漢民族道統中殂，在近代又防漢甚於防賊（如前述每年2000萬兩養八旗），在文化和實際利益上都給今天中國留下了難以彌合的深創巨痛!!
鐵良是滿洲少壯派的領袖，曾大肆收刮我東南各省漢人的民脂民膏，提取上海海關的銀子達數十萬兩之多；又電告日本方麵，隻許滿洲遊學生學習軍事和警察，卻不許我漢人學生學。
亂世出英雄。英雄和梟雄不僅僅滿足於活下去，當他們已經能夠活下去的時候。他們要幹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業來。一將成名萬骨枯。
張獻忠被招降後又複叛，不僅僅是因為不受朝廷信任和監視，更是要打出天下。
清高宗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關後第四位皇帝。他在將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頂峰的同時，也親手將它帶向低穀，他是影響中國18世紀以後曆史進程的重要皇帝。
再有，“乾隆”年間如果也有盛世的話，為什麽隻過了40年，在1840年6月，被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給打得大敗。史書上說的“閉關鎖國”後的中國逐步落後於世界大潮，不就是說的滿清嗎？已經落後於世界了還盛世個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