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節 (下) by 磐磐

七

 

    一九四八，石家莊在隆隆的炮火聲中解放了， “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人民政府愛人民……”。人民政府成立了，世道終於太平了，再沒有日本人的燒殺搶掠，也沒有了國民黨兵的騷擾掠奪，人民的好日子來了，生意人的好日子來了。上中學的三姨和母親都參加了秧歌隊，歡慶著人民的新天新地。

     不久，城裏陸陸續續來了農村逃亡來的地主，也帶來了土改時鬥地主分浮財的消息，這消息自然讓生意人在喜慶的氣氛中覺出了一絲隱隱的不安。果然，新政府開始了對民族資本家的工商業改造。在政府的支持下，夥計們加入了工會，不斷要求增加工資待遇，政府的各樣稅收，認捐多如牛毛，早已超出了商家的承受能力，生意自然是月月虧損，隻能靠變賣家裏的積蓄來交足政府的稅。生意還是原來的生意，隻是它不再為自己創造財富，而成了把自己的積累的財產讓政府取走榨幹的渠道。可是沒有哪個生意人敢關門大吉，也沒有哪個生意人敢抱怨稅收的沉重，因為那會被扣上破壞市場繁榮的罪名，惹來殺身之禍。 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被劃為“資本家”的生意人，沒有像鄉下的地主一樣被沒收家產，鬥死打死已經是很幸運了。

     外祖父的心情自然非常鬱悶，他不明白為什麽世道太平了，生意卻越來越難做，起五更熬半夜的辛苦換來的是家境的每況愈下。他仍固執地認為，那些讓他白手起家的生意人曆代奉行的自律和勤勉一樣能讓他度過眼前的難關。戰火後的城市常有散碎的磚瓦，外祖父經常背著筐子揀拾磚塊，計劃自己加蓋客房，多賺些錢。一次寒冬臘月天不亮就到城東揀磚，受了風寒，回來後竟轉成了傷寒，高燒昏迷，外祖母請來了當地最有名的中醫梁尉珍，可已回天乏術，隻能讓彌留之際的外祖父醒來和家人說幾句話，外祖父醒來後，第一句話竟問“我吃的藥貴不貴啊？治病花了多少錢哪？”外祖父離世時還不到六十歲，奪走他生命的自然是高燒和傷寒，可又何嚐不是眼睜睜地看到自己一生心血將毀於一旦而又回天無力的憂慮和挫敗呢。

      外祖父離世後，外祖母獨自撐起了將傾的大廈，那時的生意場是男人的世界，即使在風調雨順的年代，女人掌管生意也是異數，更何況是風雨飄搖的時候呢？外祖母終日以淚洗麵，為了維持生意的營運可謂心力交瘁，外祖父生前幾個貼心的夥計跑前跑後地幫外祖母支撐著這份家業，可這些幫助隻是杯水車薪，政府的稅越來越重，外祖母隻好變賣家裏的細軟，那時上中學的母親最常跑的就是寄賣行，珠寶，字畫，古玩，皮貨，凡能換錢的東西都被一一賣掉，繳納索要的稅額。即使是很多年後，外祖母仍覺得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小時侯就常聽她感歎“家有黃金外有秤”，“要稅的好像知道你家裏有多少家底，不把你要得把最後一個金戒指當掉不算完”。難以支撐的時候，外祖母也曾妄想她救過的那位八路軍也許還活著，也許奇跡會發生，能來找她報當年的救命之恩，那樣的話，她當年的善行就是對革命的功勞，新政府也許能網開一麵，至少給她和幾個孩子留下點兒活命錢。倒是外祖母的小弟弟，我的老舅，點醒了她, “我看這些八路軍都是卸磨殺驢，這人就是活著也別指望他來報你的救命之恩。” 老舅說得對不對誰也不知道，可奇跡倒底沒有發生。 到一九五四年母親上大學的時候，外祖母已經窮得連給母親寄信的郵票都買不起了。所以，當政府這時提出要把 “連升棧”收歸國有，並讓外祖母成為國有企業的一名職工，領一份微薄的月薪時，外祖母感激涕零，倒底是新政府好啊，總算給人一條出路。幾個月後，“連升棧”在一片鑼鼓聲中，成功地完成了公私合營，與其它幾家旅館合並，更名為 “為民旅社”。

      此後，外祖母倒是過了幾年安靜的日子，勤快乖巧的她在單位裏頗得人緣，倒也沒有什麽人因為她是“資本家”而為難過她，幸運地渡過了此後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十幾年後，等我出生的時候，外祖母已經沒有了什麽私產，住在街道房管處分的狹小的兩間西屋裏，隻有堂屋裏的一套老舊的方桌條幾，和每天沏一杯上等花茶的習慣，還能讓人隱約地看出她昔日生活的富裕。

 

八

一九六六年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年份，它是農曆的丙午年，是六十年一次的“火馬年”。日本人認為這一年出生的人，尤其是女子，桀驁不馴，很難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都避免在這一年產下女嬰，所以出生率在這一年大大下降。一九六六年的火馬在中國似乎有著空前絕後的破壞力，大地震，大洪水，第一顆原子彈在中國大地上爆炸，然後，文革的紅色颶風在八月的炎熱裏，鋪天蓋地而來，讓一九六六年成為永遠被現代中國記住的年份。

     文革就像一個氣吞山河的巨魔，不知饜足地享受著全中國人的狂熱，恐懼，仇恨，絕望，悲傷，麻木，所到之處，踐踏了所有的溫良和理性，留下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身首異處，生不如死，親人相仇。等十年以後，它終於離去時，每個中國人的靈魂都已滿目瘡痍，布滿了它凶橫的鐵爪燙印的烙痕。半個世紀過去了，這烙痕還在作痛，人們還在反思著，還在問著“為什麽？”

     記得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上大學時，我到西山的八大處賞秋，走入一個深山古刹，那古刹明顯地遭受過文革的浩劫，飛簷上原來精美的飛禽走獸的石雕都被砸毀，寺裏的石碑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一位老僧人談起了他在文革的經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死在紅衛兵的棍棒之下，他被強迫還俗，在貧病交加中掙紮了十幾年，廟裏世代相傳的舍利子也在文革中遺失了。

     我深深地同情他的遭遇，不禁問他：“如果佛法無邊，為什麽它不能保護你和寺院呢？” 他淡然一笑說：“這是佛家該曆的劫，世間萬物都是在生與死，破與立之間循環往複，沒有破，哪有立？對世人來說劫是該詛咒的災難，可對佛家卻是通往新生的必經之路”。 他停了一會兒又說： “其實，每個人心中都可以有一個舍利子，人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僅在一念之間。”

     當時，文革結束不久，“傷痕文學” 正在流行，滿耳所聞都是各種各樣的人對文革的血淚控訴，深刻反思。可在這位老僧人看來，這場曆經十年，史無前例的浩劫，卻像春風秋雨一樣自然平常。是啊，人可成佛，也可成魔，可歎的是當人在成魔的瞬間，可能會體驗到成佛時一樣的激動，狂喜，甚至高尚，因為在那一刻，人同樣超越了自己。正因如此，成魔與成佛有著同樣的誘惑力，僅在一念之間。也許這場浩劫隻是中國人深埋的魔性的一個集體大爆發。

     高高的山崖之上，舉目望去，遍野的紅葉浸在午後嬌嫩的秋光裏，像鋪在山野上的一片片透明的織錦，那麽豔美，又那麽空靈，在那金秋的絢爛中，十七歲的我平生第一次領略了一葉一菩提的禪理的精妙。一個能參透生死，放下善惡，勘破佛魔的法理又怎能不精妙呢？

    對民生街早已不再有自己生意的生意人來說，文革的確把他們帶到了惡魔歡舞的阿鼻地獄。當一部份人魔性爆發時，另一部分人卻從萬物之靈變成了在恐懼和絕望中掙紮的毫無尊嚴的蟲。文革一開始，被付於了生殺予奪大權的紅衛兵們，成群結隊嘶喊著衝進這些“資本家”的家裏，對這些“階級敵人”抄家，毒打，批鬥，折磨。外祖母的一些舊友，有的被當場打死，有的被打成殘廢後，掃地出門，趕到邊遠的農村，有的被嚇瘋，有的因恐懼而自殺。曾給外祖父診過脈的名醫梁尉珍，並沒有開過什麽生意，隻是因為醫術精湛就被打成“反動權威”，被紅衛兵打斷了兩根腕骨，不許醫治，數九寒天被自己教導過的弟子逼著用斷了腕骨的手在冰冷的水池裏洗醫院的繃帶。梁尉珍實在不堪這樣的折磨，和老伴兒臉對著臉雙雙吊死在自家的門框上。

    也許是因為早已在文革開始的三年前就病退在家，而街道上的人忙著抓各樣的階級敵人，外祖母幸運地躲過了抄家。但每天的所見所聞已使她心膽俱裂。她怕，她怕得不敢上街買菜，怕得不敢在白天開窗，即使豔陽高照，也在窗戶上掛上厚厚的雨褡，房裏的黑暗讓她覺得安全，因為那些瘋狂和凶殘都發生在湛湛的藍天之下。她真羨慕能在地下打洞的鼴鼠，可以藏在地下，永遠也不再回這瘋了的人間。恐懼讓外祖母銷毀了一切與外祖父和連升棧有關的東西：照片，信件，衣物，家具，器物，甚至連有天女散花圖案的賞瓶都被砸掉了雙耳。連升棧和它殘存的蹤影在文革的風暴之中徹底地灰飛煙滅了。

    而我恰恰在這樣的年代看到了連升棧的殘片，它不是有著連升棧蹤跡的任何物品，而是連升棧曾與外祖父母共過患難的一位夥計。當我見到他時，他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

    那是冬日的一個下午，天氣出奇的冷，平常很少出門的外祖母突然要帶我上街，她給自己圍上厚厚的毛圍斤，把臉遮住，也給我穿上棉猴，囑咐我一定在路上聽話，然後拉起我，匆匆出了門。門外是走過了無數遍的胡同，冰冷的風，震顫著冬日的斜陽灑在街上大片的光與影，偶過的行人和路邊的水泥燈柱隨著這光與影起伏，如晃動著的幕布上的幻影，我和外祖母趕路的匆匆腳步實實在在地踏在凍得堅實的街麵上，可在寒風中震顫著的光與影卻讓我懷疑這個冬日下午的真實存在。

    街上出奇地安靜，經曆了公私合營和種種政治運動，母親童年時市井的繁華熱鬧早已不複存在。各類的攤販和私營的店鋪十多年前就已消失，柴米油鹽都憑票供應，幾條街才有一個副食店，店裏常缺貨，有時會看到眾多的人提著籃子或網兜飛奔向街口的副食店，門口很快形成一條蜿蜒的黑色長龍，那一定是店裏來了一批雞蛋或一車白菜，去晚了，就搶不上了。

    外祖母拉著我走過一個又一個驚人相似的街道，街道是灰白的，路邊的水泥燈柱是灰白的，冬日的陽光費力地穿過厚重地雲層，到達地麵時，也已是灰白的，這一片灰白淹沒了街兩邊灰黑破敗的房屋，淹沒了行人灰藍的冬衣，連冬日的空氣都在這灰白中，失去了應有的清脆。突然，在你毫不設防的情況下，一個鮮紅的大叉會從這灰白中跳出來，那是打在被槍決的“階級敵人”的名字上的紅叉。順著這紅叉看下去，白紙黑字的公判書上是這些人的所謂累累罪狀。那年月，這類的公判書曾貼在每一個前街後巷的磚牆上。

     外祖母領我在一個小胡同裏的一個院門前停了下來。 這是一個老四合院，門上的黑漆已剝落得所剩無幾。從門口被敲掉了一半的石鼓可以看出，解放前這也是一個殷實人家的私宅。解放後，這樣的宅院都被收為公有，分配給新的住戶，原來住一家人的四合院，變成了住十來戶人家的大雜院。

     走進敞開的院門，黝黑的門道裏停著好幾輛自行車，隻留出一個窄窄的通道，當外祖母和我穿過時，一個翹起的車閘勾住了我的棉猴，差點把我絆倒。院子裏已很難看出院落的樣子，眾多大小不一用雨氈，石棉瓦，碎磚，塑料布搭成的簡易房占據了院裏的大部分空間，空餘的地麵形成一個曲折的迷宮。我緊緊地拉著外祖母，小心地在迷宮中穿行，走過一個和我一般高的大水缸，一堆摞在牆邊烏黑的蜂窩煤，然後是一堆碼得整齊的冬儲大白菜，上層的菜幫菜葉已蓋上一層厚厚的煤灰，變成了灰黑色。

     外祖母最後走進了一間北屋。屋裏很暗，從外麵剛走進來幾乎什麽也看不見，但一股難聞的味道迎麵而來，幾乎讓我喘不過氣來。那好像是一種由屎尿，腐壞的飯菜和中藥混在一起的味道。這時，屋角裏有個什麽東西在動，我用略微適應了黑暗的眼睛仔細一看，才看清原來屋角有一個床，上麵躺著一個人，正想掙紮著坐起。我被眼前的一切嚇壞了，緊緊地靠在門邊，一動都不敢動。外祖母此時已不再注意我，走近床前，和躺在床上的人寒暄。

     床上的人很激動，“嫂子，怎麽是你，謝謝你能來看我。” 外祖母也很激動，傷感地說：“我早就想來看你，我怕呀，這運動一開始，我就再不敢和民生街的老街坊和連升棧的老人兒來往了，不敢惹麻煩。聽說你老伴兒沒有了，你也病得不輕，我一定過來看看，不來，心裏實在過不去。你怎麽樣？兒子呢？”

     床上的人更激動了，說：“別提了，我的事兒嫂子你最清楚，掌櫃的在世時對我不薄，我那時混得不錯，娶上了媳婦兒，成了家。可我家裏的不會生養，隻好抱養了一個兒子。嫂子你是知道的，我們對這孩子就像親生的一樣，孩子並不知道自己是抱養的，也算懂事。誰知這運動一來，鄰居之間互相揭發，有個缺德的鄰居告訴我兒子說他不是親生的，還揭發出我老伴兒家裏是富農，這孩子從此之後便和我們生分了，從家裏搬了出去。去年他媽去世時隻回來了一天就走了，現在我癱在床上，他也不管。我一輩子沒做過一件缺德的事，怎麽會落個這樣的結果，真想快點兒死了。”

     外祖母不由得落下淚來，“這孩子太不應該了，怎麽能做這麽沒人味兒的事兒。”    

     “嫂子，千萬別再提這‘人’字。是人就知好歹，有情誼，現在哪裏還有人？都是鬼，晴天白日，街上走的都是鬼，沒有人。”

     外祖母唏噓不已，安慰了一番，坐了一會兒，便起身告辭，拉起我，匆匆往家走。外麵已經夕陽西下，橙紅的落日在這一片灰白的世界裏孤獨地懸著。臨街的廚房裏，人們已經開始準備晚飯，乳白的炊煙到處飄散著，放學後的孩童在街上推著鐵圈，玩著布包。

     走著走著，我卻在這熟悉的街道上迷失了方向。我不懂自己的家在哪兒，也不懂自己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也許我根本就沒有一個每天到此時就該下班回家的母親，也沒有一個天天形影相隨的外祖母，也許我生活的世界隻是一個幻影，也許那落日是假的，那寒風也是假的，也許街邊在做飯的大媽大嬸都不是人，隻是些鬼魅，如果我走上前拉起他們的手，他們就會頃刻間化成一具具骷髏，獰笑著請我到他們家裏坐，然後，鏗鏘作響地倒地，碎成塊塊白骨。那本該讓人覺得溫馨的乳白的炊煙和橙紅的落日，此時卻讓我覺得淒寒徹骨。

     快到家時，我終於醒過神來，外祖母的腳步卻慢了下來，她的確有些走不動了，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你說人為什麽活著，活著有什麽意思，你就說咱們剛見的那個人，是我和你姥爺的老夥計了，你姥爺最喜歡他，年輕時聰明伶俐，精神得不得了，一輩子沒做過虧心事，沒想到落了這麽一個結果。”

     “人為什麽活著，人生的意義何在”，這是連亞裏思多德，薩特，牛頓和愛因思坦都無法回答的問題，六七歲的我，自然是無法回答，曆經人世風霜的外祖母也隻能慨歎命運的無情和人世的無常，哪一個經曆了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人又對這幾個字不刻骨銘心呢？

 

九

 

 

     很多年以後，我也有了一個庭院，也種了石榴樹。外祖母早已去世，母親年事已高，我也年過不惑。每到春夏，院子裏二十幾株玫瑰開滿了碗口大的花，紅，黃，粉，紫，白，一朵比一朵更嬌豔，一至開到晚秋才凋謝。在這樣的爭麗鬥豔的花園裏，榴花開得再好也難以“照眼明”。這裏的榴花也不在乎是否“照眼明”，沒有多少人工的修剪，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寓意。 石榴樹在北加州慷慨的陽光和細雨中自由自在地抽枝，發芽，開花，結果，完成著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循環，可每當榴花盛開時，我總會想起外祖父的那個庭院和母親的五月節。有一天，我一定會在一個五月向兒子講起：“很久很久以前，你的曾外祖父生活在中國，曾經有過一個美麗的庭院，院裏有四十棵石榴樹……” 畢竟，故事裏的庭院可以灰飛煙滅，故事裏的人可以生老病死，故事卻可以流傳下來。

 

 

 

2011年夏始於聽雨軒

2011年冬完成於敘雲軒

 

−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母親和外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