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電影,我也講一個參加拍電影的故事,不是故事片,而是紀錄片。
1986年國家為了加大對外宣傳力度,為對外領事館或有關部門準備一套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係列記錄片(那時電視片還未普及)。一共選了十多個行業,我隻知道工業部門是上海寶鋼,教育部門選擇我們學校。
紀錄片的鼻祖——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一行四人來合肥,學校令我作為校方代表全程參與並協調方方麵麵。四人中籌劃、編劇兼攝影(主創)是我的本家,一個作曲(拍攝時不知道他的來頭,後來得知大名鼎鼎陳沛東);一個攝影助理,一個燈光照明。我呢?無名英雄哈。
5月的合肥已是春暖花開,我們5人為了取景跑遍合肥大街小巷(連合肥的烘糕和臭豆腐都拿來做道具)及周邊地區,為了拍學生的業餘生活,我事先買了三隻大鯽魚,驅車到巢湖。把魚用鉤鉤住,放在水中,不料想此魚太狡猾,竟然脫鉤。釣上來竟是空的,再用第二條,起鉤後不活蹦亂跳的,也放水了;再來,第三次終於通過。
據本家跟我講,原先他們一行人是準備去寶鋼的,教育部門誰都不願來。我問,為什麽?清水衙門?不是!本家說,主要是大學裏知識分子的東西可上鏡頭的少(那時沒有電腦動漫)。一支筆一張紙怎麽上電影?是廠領導強拆他們組來完成任何的。那你們還是尖子咯?我調侃道;是不是尖子不論,我們這個團隊最出活。
為了出活,我也絞盡腦汁,翻動我所有社會關係(校內校外),有時候一組鏡頭我們要組織兩三套人馬。甚至,把我當年在南師大附中招來的女學生找來,令她彈湊肖邦的曲目為紀錄片生輝;一組體育鏡頭,我把校內所有的體育人才集中起來,一個下午就為了那30秒;這還不夠,讓老教授騰出空來,我求爺爺告奶奶費九牛二虎之力,拍出一個滿意的鏡頭。
提到科大,人們自然不會忘記少年班,少年班的招牌人物寧鉑鐵定逃不掉。對於寧鉑,我們很熟,我對他的情況頗為同情,因此,我不讚同拍他讓他出鏡。我和本家第一次(也是唯一次)發生爭執。爭執之下我怠工,要他直接與寧鉑談。那天寧鉑在上課,我帶本家去找他,說好第二天來拍一組上課鏡頭。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浩浩蕩蕩,拿著攝像機燈具什麽的來到課堂,隻見寧鉑身著圓領老頭衫晃動著剃的賊亮賊亮的光頭,講述理論物理。把我們本家氣得跳腳,你們什麽學校,又是什麽人嗎!也太不守規矩了,不出事才怪!沒救了,此事作罷。
差不多一個月下來,我們終於封鏡了。慶賀的那天晚上,本家到處找我,我卻在一天前出差走了。實際上,我完全可以晚一天走的,為什麽?我隻想悄悄地走不帶走一片雲彩。
夏天,學校令在京出差的我去新聞廠取樣片,仍未見本家他們(好像他們出去外拍了)。這個影片沒有公演就夭折了,嗚呼,我又做了件吃力不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