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與不走，也許是命

夏韻按：這是去年我新浪博客的一篇文章。從今天起我將逐步把一些博文，轉移到我每天必讀的文學城。歡迎文學城網友拍磚。

 

      走與不走，也許是命     夏韻   2015年6月24日

 

昨天，收到交大校友會寄來的交大期刊（我先生交大造船係研究生畢業）。展讀，一個大標題裏的一個名字閃現在我眼前——周修典。百度後，知道他為交大先後捐贈2500萬人民幣。

 

  看到這個名字，如今從如此風光，我與他人生路上三年的交集，和因此延伸的後事，曆曆在目浮現在眼前。我想，冥冥中一定有法力無邊的神，把每個人塵世裏的林林總總穿針引線糾結在一起，凡事既是注定的必然，又是隨機的偶然，又有誰能窺透。

 

   我文革遭難是因為一封信——夫妻私人信件。很多人不解，為什麽要查你的信？連我先生也這麽問我。我自己也納悶，基層工廠裏的一個小小技術員的日子就是長年與圖紙為伴，不曾輝煌，不曾暗淡，沒有偏移過時代大潮帷幄圈定的範圍。我摸索著一步步走回過去，我隱隱約約觸到了一個不協調的“扣”——那一年，有一次，我曾被保衛科傳訊——事關周修典，真正確定這是個“扣”已是多年以後了。

 

   我1960年夏，北京進修兩年畢業回到單位，廠裏大躍進的餘溫還沒散去，任務很重，我這個專業的技術人員隻有我一人，需要加強力量。記不清是年底還是61年初，周修典從天津調入我們廠。他是1958年交大畢業的，後來又從北京調來一位1959年交大畢業的。

 

   大約是1963年，周去上海探親未歸。聽說是去了香港，保衛科一個幹事傳訊我，問：“為什麽對叛國的人不早點舉報？”那翻著魚肚白一樣的眼睛注視著我，仿佛已認定我是叛國犯的同謀。刹那間我的心緊揪住，象是被鐵絲緊繞，繃得透不過氣來，我甚至不敢理直氣壯地反駁他。甚至有點理虧，有點張口結舌。心在驚呼，天啊！能說清楚我們三人的關係麽？

 

  我急切的申辯道：“怎麽可能呢？他的東西都還在，是去探親的呀。另外一位同事還送他去車站，他還說，他回來時隻有晚班火車，希望去接他。”

 

  保衛幹事拉長臉說：“他的箱子都是空的，早有預謀。”  

  我真的不知道，他回上海探親怎麽跑到香港去了，也不透點風，真是城府太深了——他能透風嗎，那可是死罪啊。邊埋怨邊心裏打鼓，深怕給我扣上知情不報的罪名。

 

我們三人同是技術科的同事，所學專業相同，工作中不能分離，上班一起切磋，去車間解決技術問題，也常常是牽涉著你連帶著我，我們各自的工作合成了產品的整體，給人一種錯覺——三人是“一夥”。

 

何況，我們又都住在集體宿舍，我與他兩人是近鄰。他們倆都畢業於上海交大和我丈夫是校友，其中一位我丈夫做研究生時曾輔導過他，他還調侃地稱我為師母。我們的確病中互送過熱湯問侯，假日共享過“美食”。一次我們一口氣吃掉了3斤水焯菠菜。我們誌趣相投，一起唱過蘇聯歌曲，談過托爾斯泰、大仲馬、妥斯托也夫斯基的作品。甚至還一起爬到大青山上去采過野菜，堪稱過從甚密。

 

這一切經“左”的思維想象提煉，一個鐵定的什麽集團不是就輕而易舉地誕生了嗎？慶幸那個大饑餓年代，頭頭肚子裏也空 ，也忙於覓食，放了我們一馬。隻是調動了我的工作崗位。“叛逃香港”的周仁兄很仗儀，走前守口如瓶，走後杳無音訊，也幫了我們的大忙。但是，潛意識裏我總是感到，有個長長的陰影跟隨著我、偷窺著我。

 

事過多年後，知情者告訴我，自周“叛逃”後，你們的信件一直被檢查，你“中槍”了，是因為你得罪了辦公室收發，她攜私泄憤，在你的信裏加了“料”，自己都沒想到給你造成那麽大的傷害。她不認賬了，一口否認，說沒有此事，你又沒有你的原信證明清白。一筆糊塗賬，算了，向前看。

 

有人問，假若周修典不走，會如何。記得當年探親假我去上海，曾為他帶過東西，到過愚園路他嶽母家，（他愛人畢業於複旦大學），觀家居當屬上流人家，剝削階級無疑。周家也應該是大戶，他正學拉小提琴，廠裏工人有罵他資產階級少爺，你想文革裏會有好果子吃嗎。就內蒙那個極左環境裏，不死也得脫層皮。如今，隻不過像無數邊疆工作一生、晚年拿兩三千元退休金回上海的老人一樣，慘談度餘生。

 

走與不走，天遠之別，也許這就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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