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很看重《尋烏調查》,他說,“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他時常念及之前的七個調查,即: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調查。這些調查全部遺失。
尋烏調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做的。以開調查會的形式進行,會議開了十多天,毛自己主持會議和記錄。參加者有, 尋烏黨的書記古柏,郭友梅,範大明,趙鏡清, 劉亮凡,這五人經常到會,此外李大順,劉茂哉,劉星五,鍾步嬴,陳倬雲,郭清如,共十一人。
毛在調查報告中說,小地主中的破落戶是革命派。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戶數之比為: 1.0 : 8.9 : 66.7; 小地主占地主總數87.1%;小地主中的革命派 —— 破落戶及困難借債戶,約占地主總數的30%(按照尋烏調查數據計算得出,p37;與毛自己所說的22.4% + 8.64% 吻合)。毛指出,這些革命派小地主很有革命的熱情,1928年3月25日,尋鄔縣共產黨組織領導發動農民起義,宣布成立尋鄔革命委員會,就是有這些小地主革命者領導的,還殺了一個電報局長。“如死去了的鬥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鍔(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鬥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鍾錫□(紅軍營長)、黃餘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後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裏頭的人。” 他們有文化,有能力,有威信,可以挑頭造反。
從尋烏調查看,當時(1930年)朱毛的紅四軍在尋烏地區的土地改革,對中小地主很溫和,隻要不反抗,就隻是平分土地,廢除債務而已,房產和財產都不在共產平分之列。毛澤東對此並無異議,毛在調查中關心的是平分土地的具體實施方法。這可能是他後來被中央斥責為富農路線的緣由。從1927-1937,10年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共對地主富農的打擊政策變換不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差別極大,此處不予討論。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受到貧困農民的歡迎和支持,也為地主接受。各根據地的軍政官員接受地主鄉紳的邀請,與地主鄉紳一起吃吃喝喝很常見。事實證明,毛澤東製定的抗戰時期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是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得以發展壯大的因素之一。
抗戰勝利後,毛早已牢牢掌握了中共決策大權,中共又開始推行嚴厲血腥的土改政策,從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變為嚴厲打擊地主富農,不僅土地,而且房產浮財全部共產平分,召開大會鬥爭打殺地主,比1930年紅軍在尋烏的土改政策無情得多,充滿了血腥氣,完全不顧公義,完全忘記了他自己在尋烏調查中說過的很有革命熱情,占地主總數約30%的革命派小地主。在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毛澤東仍然刻意推行殘酷無情的土改政策。例如嫌廣東土改殺人不多,不夠激烈,而派遣陶鑄去廣東,撤換方方。
毛澤東為何如此?覺得除了借土改以獲取貧困農民的支持;宣示新政權敢殺敢幹,絕不手軟,讓人順服;以及逼平民百姓手上沾血,交投名狀入夥;猜測還有徹底鏟除鄉村士紳階層的意圖。鄉村士紳,幾乎都是地主。尋烏調查中說,農村地區的各項公益事業和公益活動大多由地主士紳出頭承辦,比如尋烏地區的修橋,修路,敬拜神明,宗族活動等,多由地主士紳主持。這反映了士紳階層在農村受人尊敬,有公信力,號召力,和組織力。消滅了士紳階層,就基本消滅了可以挑頭造反的人,減少在農村發生類似1928年尋烏三二五暴動的事件。
曆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血腥土改對維護其統治,十分成功。1953年春,土地改革剛結束,即從1953年12月開始實施統購統銷,毛澤東政府曆時20多年對中國農民的壓榨剝削,即便大量餓死人的3年大饑荒時期,也幾乎沒有激起任何有組織的農民反抗。通過一係列鄉村和小縣城的社會調查,毛澤東清楚了解中國主體社會——農村的情況,把握了各階層民眾的心理,看到了蘊藏在農民中的力量,最終組織和利用這個力量,造反成功。毛主席如此看重的《尋烏調查》,卻沒有收入公開發行的毛選四卷,自有其用意。
參見:毛澤東 《尋烏調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169987/
附,《尋烏調查》節錄及頁數:
P37,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零四五, 0.045%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四 ,0.4%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3%
破落戶 百分之一
新發戶 百分之二
……
富農(有餘錢剩米放債的) 百分之四
中農(夠食不欠債的) 百分之一十八點二五五
貧農(不夠食欠債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種工匠,船夫,專門腳夫) 百分之三
遊民(無業的) 百分之一
雇農(長工及專門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點三
P47,
上麵所說的小地主,不是說小地主的全部,隻是說他們的一部分。普通所講的小地主包含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從所謂老稅戶傳下來的,這一部分的來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產分拆,所謂“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許多小地主。這部分的人數在整個地主階級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們的經濟地位又有三種分別:一是年有多餘的,人數占地主階級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六,他們在鬥爭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劉鴻翔、賴世芳、劉瑞標就屬於這個階層。他們都是合作社社員,三二五暴動中以及失敗後,就陸續表現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過一年,須陸續變賣田地才能維持生活,時常顯示著悲慘的前途的。這一部分人數很多,占地主階級全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他們很有革命的熱情,尋烏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階層。如死去了的鬥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鍔(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鬥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鍾錫□(紅軍營長)、黃餘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後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裏頭的人。三是破產更厲害靠借債維持生活的。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點六四,他們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參加現在尋烏的實際鬥爭。以上說所謂老稅戶破落下來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說都是參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員來說,有三十個中學生,一百個高小學生或小學教員,都是過去或現在參加革命的,都屬於這兩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階層,尤以第二部分為特別多。
評論:毛澤東早就知道地主中有很多革命派,他本人就是工商地富出身。
P49,
因此,土地鬥爭一發展到群眾的行動,便有大批的貧農喚著“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就是對付這種富農的。共產黨如要阻止貧農的行動,那末貧農就非恨共產黨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農是沒有疑義的,而且平富裕自耕農的田,廢富裕自耕農的債,分富裕自耕農的穀,也是沒有疑義的。必須這樣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這是農村鬥爭的重要策略之一。隻有富農路線的機會主義者,才會站在這個策略的反對方麵。
評論:打擊富裕中農的想法是為了籠絡貧農,奪取政權,不考慮公義。後來幸未實行。
P64,
(九)尋烏的文化
女子可以說全部不識字,全縣女子識字的不過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並不很低,南半縣文化因交通與廣東的影響比北半縣更加發達。依全縣人口說,約計如下:
不識字 百分之六十
識字 百分之四十
識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記賬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國 百分之五
能寫信 百分之三點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學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學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學生 五百人
大學生 三十人
出洋學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舉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數是每一項對於人口總數的比例。)
……
全縣經常有高小十三個,最盛時期(三二五暴動前中國大革命前後文化運動高潮時期)有十八個。普通每校有一百學生。前清光緒末年辦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曆史,共有學生一萬左右,一萬人中已經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學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與富農子弟各占小部分。
評論,毛的統計,當時識200字或以上的人占當地人口總數40%。
P66,
尋烏唯一的現存舉人古鹿蘋,他的父親是個雇農,苦得沒有飯吃。他小時提個小籃子賣小口(糖子、荸薺、鹹蘿卜等等),後來讀書,先生見他聰明,不收他的學費,以此讀出頭來。
P68,
房屋分配問題
沒有分,但準許屋少的或被反動派燒了屋的,搬進屋多的人家去住。雙橋、南八兩區被敵人燒屋很多,那些燒了屋的人都搬進附近地主富農家裏去住,搬進中農貧農家裏去住的也有。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屋主不歡喜新來的人在他家裏生兒子。尋烏習慣,若別人在自己家裏生了兒子,就認為他那一家的“精靈”會被那新來的人奪去,他家就要衰敗了。從前雙橋區的芳田鄉有個進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後來他中了進士,做了官,人們就說是奪了他外祖家的風水。這件事全縣聞名。三二五暴動失敗,留車暴動總指揮鍾錫 的老婆避難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會生育,就趕快要她走。後頭跑到龍川縣的一個村子,在那裏山上搭了個寮子才把兒子生下來。現在一般被工農占住的人家,雖然不敢公開反對別人在他家裏生兒子,但心裏是不滿的。解決這個問題隻有由現在這種“臨時借住”改變到“據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樣加以分配。這亦是動搖封建基礎爭取貧農的一個策略。
評論,毛自己承認,分地主的房屋,是動搖封建基礎爭取貧農的策略,而非出於公義。
P70,
沒有留公田。開會分田的時候,農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沒有提議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農民分田僅夠食用,有些食用還不夠,哪裏會讚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評論,毛知道尋烏地區人多地少,平分土地也僅夠食用或還不夠。這完全符合當時的中國國情。
P71,
雙橋區大田鄉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動派燒了房子的,自以為有功於革命。當群眾要分他的田的時候,他惡聲說:“分田呀!頭腦殼生硬下子來!”群眾告知縣政府,縣政府要區政府去捉他。區政府負責人梅立三是個共產黨員,因與梅元坤同族,把這件事彌縫下去。梅元坤否認說過那句話,田仍分出來,就此了事。
評論,必須有外地幹部擔任土改領導,尋烏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