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裏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歌聲，我們坐在高高的穀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曾經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們，上至七八十歲，幼至學齡前兒童，誰都會唱。這首歌，與高玉寶寫的兒童故事《半夜雞叫》，同為當時最煽情的階級鬥爭文藝作品。為這首歌譜曲的，是中國著名音樂家瞿希賢女士，她的另一首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激越昂揚，氣勢磅礴，還被一些人稱作“第二國際歌”！本來，中央文化部是要把這首歌放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裏，作壓軸戲的。剛參加完亞非拉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的周恩來總理，觀看了這出戲的彩排，對擔任音樂總監的瞿希賢說：“光是無產者團結，會把別人嚇跑的，我們團結的麵，應該更大”。於是，這首歌被抽出了，但是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六十年代，依然是唱響中國大地。
瞿希賢與周恩來的直接接觸，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瞿希賢祖籍蘇州，1919年生於上海。淞滬抗戰，日軍炸毀了瞿家在上海的房子，她全家搬到了法租界。因為家境殷實，得以就讀上海清心女中，一所用英語教學的，體現西方現代教育理念的教會學校。她從初中起就選修了鋼琴課，並且師從當時流落上海灘的歐洲音樂人。清心女中雖然是教會學校，卻早就有共產黨的組織，浪漫和神秘伴著青春的萌動，瞿希賢參加了學校的讀書會。讀書會的負責人葉嘉馥同學，比瞿希賢大一歲，那時就已經是中共地下黨成員了。葉、瞿兩人相約，投筆從戎，參加抗日，投奔新四軍。瞿希賢以其音樂才能，進入抗敵演劇九隊，並正式成為中共黨員。
曆史上，國共有幾次合作，又摩擦不斷。1939年六月，四川軍閥楊森的二十七集團軍，逮捕了平江縣嘉義鎮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並槍斃了其中七人，製造“平江慘案”。瞿希賢、葉嘉馥同時被扣押，兩人寫了悔過書，才得以幸存。獲釋的瞿、葉二人，輾轉來到重慶，找到了曾家岩50號的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聽完兩人的陳述，濃眉緊鎖，厲聲說道：“此事今後再不要提起，趕緊回學校讀書去”！瞿希賢十分後悔自己的幼稚與無知，先在重慶國立音樂學院鋼琴係上了一年，後返回上海，考入聖約翰大學英文係，葉嘉馥亦考進聖約翰大學醫學係。然而，那次湖南的經曆，日後叫她倆吃盡苦頭。
瞿希賢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又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深造。期間，她繼續參加中共地下黨的活動，並重新入黨。1948年，瞿希賢受聘於北平音專任教。這時，古城北平戰雲密布，人心惶惶。她遇到了北平青年會幹事趙複三。這兩個人相愛了，結婚了，隨後有了兩個女兒伊露、伊力。
如果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有一個人物是絕對不能繞過的，他就是趙複三。趙氏一生經曆如其名，可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為基督教服務時期。二、進入政府部門。三、脫離中共流亡海外。這三個截然不同的身份，竟然發生在一個人身上，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上，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獨特的現象。
趙複三出身於書香門第，基督教徒家庭。父親早年留學美國，與日後擔任聖約翰大學校長的塗羽卿博士是至交。趙出生在天津，講一口漂亮的北方話，中學時代起，就活躍在演劇舞台上。他在教會的青年團契中，亦十分活躍，頗有人緣。1946年，趙複三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進入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服務。1948年，奉調至北平基督教青年會，擔任主要負責人。他參加了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作為工作組組長，進駐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領導該院師生，展開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在中國進行滲透和侵略的控訴運動。1956年，趙複三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並且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副主席，以及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等職務。在此期間，趙複三曾參加接待素有“紅色教長”之稱的英國約翰遜教長。趙所表現的專業知識水平，令英國客人大加讚賞，也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印象深刻。一向對蘇聯和紅色中國抱有浪漫情懷的約翰遜教長，天真地以為共產主義的實踐真正實現了基督教的理想，因此三次訪問中國。1956年參加國慶，受到周總理的接見，並登上天安門城樓。1957年再次訪華，丁光訓，廖承誌，鄧穎超，郭沫若等人前往機場迎接。最後一次是1965年訪華。約翰遜教長的親共立場，遭來了當時英國國教上層的極力反對。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師（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級神職人員曾聯名直接要求他辭職。
受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熏陶，接受了正統音樂訓練的瞿希賢，就像是為新中國的革命音樂事業所預備的。她創作了大量歌頌新時代，歌頌工農兵的音樂作品，她參加社會主義陣營舉辦的“世界青年聯歡節”，作品多次獲獎。擔任全國青聯委員、音樂家協會理事等多個社會頭銜。瞿希賢在中國音樂界的名譽地位，如日中天，亦深得周總理讚賞。
1958年中國搞起“三麵紅旗”，宗教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與共產主義思想相悖的。偏激的如溫州，竟宣布實現“無宗教區”。此時全國各地的基督教堂紛紛關閉、合並，培養神職人員的神學院師生星散、改行。資料記載，1962年某天，毛澤東邀北大教授任繼愈，來中南海的書房談哲學。對佛學頗有研究的任繼愈提及：宗教研究還是有必要的。毛表示讚成，起意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並當場指定任繼愈當所長。
趙複三參與了社科院宗研所的創立，他從助理研究員做起，進而宗研所所長，在他1989年離開時，已是社科院常務副院長了，有傳說他還是院黨委書記。
趙複三在公家辦的宗教研究部門的25年裏，隻發表過半部學術著作，和一篇文章。即1979年，以揚真為筆名，出版《基督教史綱》（上冊）。他“想嚐試用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整理一下基督教的曆史”（見《基督教史綱》前言）。趙複三晚年在海外，發表了大量文字，卻從未提及他的這本書，大概是對自己在那個言不由衷的時代的所作所為，不太滿意吧。
1986年，已經擔任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的趙複三，改變了過去對宗教一概批判的態度。他撰寫了《究竟怎樣認識宗教的本質》，發表在《中國社科院》第三期，他以馬列主義客觀地否定了“宗教鴉片論”，他提出宗教長期性，為宗教信仰自由提出理論根據。
這裏討論一下，坊間傳聞趙複三是中共黨員，和他與瞿希賢是組織安排的政治婚姻。毋庸置疑，中共在與國民黨做殊死鬥爭中，在對方陣營裏安插了很多間諜。作為有西方國家背景的基督教，是一個容易隱藏真實身份，獲得資源的地方。中共取得政權以後，一批隱藏在基督教機構裏的中共黨員，紛紛表露身份，進入政府部門擔任要職。有如餘心清、浦化人、管易文、曹錦如等一大批教會牧師、青年會幹事，令基督教會領導層大跌眼鏡。
趙複三青年時代，身處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抗日救亡，扶弱濟貧，很容易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有一位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劉良模，在“一二八”淞滬會戰的前線，率領同事們一起，冒著敵人的炮火，高唱戰歌，搶救傷員的英勇行為，令尚在大學讀書的丁光訓、趙複三等青年基督徒大受感動。他們出於對國民黨的誤解，和對共產主義的憧憬，是完全有可能加入共產黨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在大陸建立了政權後，趙複三為什麽不歸隊呢？這是一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奇特現象：秘密黨員。關於這個問題，本書將專文討論。
而趙瞿結婚，是在中共建政後的北京，完全沒有必要像在對與國民黨進行秘密鬥爭時，掩護真實身份的假夫妻。實際上他們的結合，就是兩個同為異鄉人的青年男女，又有聖約翰大學校友之誼，以及共同愛好等因素，結為連理。
而被認為是中共黨員的趙複三，在他公開譴責中共“六四”屠殺暴行，被撤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政協常委、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基督教全國三自副主席等一切國內職務時，也未見有開除他中共黨籍的處分。
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狼煙四起，處處打倒走資派，揪出叛徒和內奸。已是江蘇省血吸蟲病防治研究所所長的葉嘉馥，經不住革命群眾的批判鬥爭，把當年周恩來告誡她的事，給徹底交代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親自簽署逮捕令，“大叛徒瞿希賢”關進了秦城監獄。在網絡拍賣中，看到一封趙複三寫給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親筆信。趙在信中請求中央文革過問瞿希賢的曆史問題，以免牽連其他秘密黨員身份暴露。戚本禹對該信做了批複，但瞿希賢還是坐了近七年大牢。趙與妻子離婚，以圖保住殘破的小家，是令人心碎的時代悲劇。
1976年，瞿希賢出獄，並恢複了在中國音樂界原有的職務和政治待遇。她除了奮力工作，也對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深刻地反思。她對友人說：看了材料，知道大躍進年代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心裏很難過。並具體說及那年月她曾在甘肅省一個縣裏體驗生活。這個縣不具備條件建龐大的水利工程，但為跟上大躍進的步伐，硬是上馬蠻幹。縣領導請她寫一首鼓幹勁的歌，並在工地上大唱起來。她以後得知這個工程不但全部癱瘓，加之自然災害，糧食無收，更是餓死了許多人。瞿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
2005年，“瞿希賢作品演唱會”在北京舉行。席間有觀眾起立高喊：“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瞿希賢當場製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揮打過招呼：不許唱那首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飛來的花瓣——瞿希賢合唱作品》中，收錄此曲時，格外注釋：收入此集，僅作為曆史足跡。
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吳耀宗先生，是趙複三在基督教青年會和全國三自運動委員會的前輩和同事，趙私下與吳家保持了多年的友誼。1983年，吳耀宗夫人楊素蘭醫師在北京去世，趙複三雖然早已脫離了教會活動，這次竟然以牧師身份，為吳夫人舉行了基督教儀式的葬禮。
七十年代末，西方國家從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中，看到東西方複合的可能性。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CC)也嗅出基督教組織重返中國的希望。派出該機構負責中國事工的鄧守成，來到尚未開放教堂的北京，找到了時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長的趙複三，表示希望與即將恢複的中國基督教組織建立關係。趙複三答應了鄧的請求，但附加了一個條件：把我的兩個女兒送到外國留學。這場鮮為人知的台麵下的交易，促成了有趙參加的中國基督教代表團，文革後出訪美國、加拿大，和香港的破冰之旅。隨後，WCC總幹事、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一大批西方教會領袖訪問中國，參觀剛剛恢複的金陵協和神學院，以及訪問北京、上海、廣州的教會、青年會。趙的兩個女兒分別在法國和比利時讀書並定居。
與中國教會曆史淵源很深的美國基督教協進會（NCC）不甘落後，亦通過趙複三，在八十年代初，組織了一批中國基督教青年學者赴美，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學術考察和交流活動。這次，趙把他的第二任妻子，社科院的一位沈姓工作人員，加在其中了。
若把趙複三視為中國體製內，一個隻會以權謀私的官僚，那就太簡單化了。趙在他認為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是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的。下麵是一位記者，描述趙複三參加國際會議上的表現。“1981年10月2-7 日，蒙特利爾舉辦國際神學研討會。大會的主題是：”一個新的開端”˙，主要是讓中國教會和世界教會彼此認識。中國基督教代表團七人由丁光訓主教率領，天主教三人則由傅鐵山主教率領，兩者是以聯合的名義出席。會上他們談到如何在社會主義的脈絡中實踐信仰，中國教會如何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如何協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等等。我留意的，倒是傅主教有一天宣布，他帶來一段北京修女的小電影，準備供諸同好。我們這些香港人，一聽”小電影”，都不禁掩嘴而笑。另外在分組討論中，有一組由趙複三主持，盧龍光提問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問題，馬上給趙複三痛罵一番，說香港人沒有資格談論中國的事情。事後我問韓文藻，韓隻說提問題要小心謹慎一點 。盧龍光後來出任香港崇基神學院院長”。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率領中國代表團赴巴黎參加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會議的趙複三先生，譴責了北京當局暴行，毅然與之決裂。他是做此決定的少數幾個中央部級高官之一（另一位是許家屯）。之後的二十多年裏，趙複三在世界許多國家講學、遊曆，直至2015年去世，終未能獲準回到他出生、成長、工作的故土。
就是在國外的這段時光中，趙複三文思大開，奮筆疾書，發表了幾本有分量的著作，並翻譯《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同時，他以投稿和書信方式，與朋友、讀者交流。他在這些文字中，談及哲學、曆史、社會學、文學，乃至神學等領域的課題。趙在文章和談話中，多次表示：“再不想說假話、空話”。
趙複三曾將在海外這些年所寫的文章，信件等複印，並寄予文友們分享。三冊裝的《趙複三晚年書信集》已經編輯出版。希望這批極具參考價值的文字，對研究中國近代曆史、基督教曆史的朋友們，有所幫助。
流亡海外作家劉再複，在一個討論會上，遇到了他社科院的同事和領導趙複三，促膝交談中，趙對劉和在場的人說：“出國後，完全是重新做人。曾有一位領導請我歸國，我謝絕。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讓人整”。但就是對自己曾經在基督教機構的工作，隻字不提。
他晚年的時候，亦盡量回避基督教界人士訪問。是要嚴守黨的機密？還是不想牽連別人？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隻有他留下的六個字的人生座右銘：舍身外，守身內。
趙複三生命中的最後十年，是與退休的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陳曉薔女士一起度過的。他們在青年時代是朋友，大時代的潮流，將這兩片有緣的葉子，渦旋在一起，還真是一個不錯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