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臨終談毛澤東

馮友蘭臨終談毛澤東 | 鳳凰副刊

2015-06-17 17:32:57
來源：炎黃春秋 作者：王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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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毛澤東親切會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

馮友蘭先生在1988年初開始寫作《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第7冊，1990年去世前5個月，以95歲高齡完成。這是他最後的著作，後來叫《中國現代哲學史》。在完成這冊書後所寫的《自序》中，他講到文革後老妻去世時他寫的挽聯中，有“斬名關，破利鎖，俯仰無愧作，海闊天空我自飛”之句。他說：“在寫本冊第八十一章的時候，我真感覺到‘海闊天空我自飛’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為王船山矣。”清初王夫之在深山中著書四十年，達數百卷，幾百年以後才出版。馮友蘭為什麽要自比王夫之？為什麽說真感覺到了自由？因為，在最後的著作裏，他對毛澤東思想做出了獨立的認識和分析。謹摘錄介紹如下。

毛澤東思想分科學、空想、荒謬三階段

馮友蘭在書裏這樣介紹毛澤東：“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且被認為是思想上的領導人。他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最有權威的人。在幾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君、師’的地位和職能。因此，他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

馮友蘭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二、社會主義階段；三、極左思想階段。他說：“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其性質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

解放戰爭勝利後，共產黨實施毛澤東提出的政治綱領，稱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1949年與各民主黨派通過了《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其經濟製度中，包括五種經濟同時並存，稱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馮友蘭認為這個綱領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法律形式。他說：“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以當時社會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當時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由此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不能是社會主義革命，而隻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共同綱領》就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措施。”

5年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取代了《共同綱領》的法律效力。馮友蘭回顧說：“《共同綱領》的總目標是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憲法》的總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憲法》的公布，中國革命就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一個大轉折點。這個轉折點，表示毛澤東對於革命方法的認識的大轉變……這個轉變，在以後的中國社會中，引起了深遠的後果。”馮友蘭所說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階段，到此為止。

毛澤東的認識發生了怎樣的大轉變？馮友蘭認為，建國後，應該做的事，就是調動中國社會的生產力，以各種方式，由各種渠道，齊頭並進。這便是新民主主義道路。如果五種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又發展成為生產力的束縛，那就用社會主義再作解放，這就是革命分兩步走的道理。他說：“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本來就是這樣主張的。可是，1954年的《憲法》過早地提出社會主義的總目標，毛澤東似乎也想合兩步為一步、‘畢其功於一役’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特別有‘駁左傾空談主義’一節，曾幾何時，毛澤東也走上了‘左傾空談主義’的路了。”

那時，毛澤東批判繼續搞“新民主主義”的人們，說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是犯右傾的錯誤。馮友蘭說：“‘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這句話，說明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以前大不一樣。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而是以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馮友蘭認為毛澤東思想由此進入了空想的階段。

他寫道：“第二階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為革命的領導者認為，革命的性質可以決定革命的任務。這就是認為上層建築可以決定經濟基礎。這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直接違反的。”

人民公社像一個封建大家庭

馮友蘭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實現在農村中。解放戰爭勝利後，中共把沒收的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農民，作為他們的私有物。幾年之後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農民連同他們所分得的土地組織起來，稱為合作化。這種組織由初級社到高級社，最後到人民公社。馮友蘭說：“這種由分而合的過程，毛澤東稱之為社會主義運動。”

他分析道：“可注意的是，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的內容，實際上和康有為的《大同書》是一類的思想。其類似之處，在於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學的……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社會發展史，列舉了五種社會類型，一層比一層高。每一新出現的類型，都代表一種新的生產關係。被毛澤東稱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種新的生產關係？不見得。在刮‘共產風’的時候，農民不僅是公社社員，也還是他們原來家庭中的成員，仍處於他們原有家庭的組織中。每個社員，在公社勞動所得工分，並不歸個人所有。他們回家後，還要如數交給家長，由家長支配。從這一方麵看，人民公社倒像一個封建大家庭。這是因為在封建社會中，農民附著於土地，依靠自然經濟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並沒有改變自然經濟，所以還不能超出封建經濟形態的範圍。”

馮友蘭又說：“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從另一方麵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個封建大家庭。在那樣的家庭中，每一個家庭的成員都依賴於家庭而生活。成員有收入，都要如數上交家長；如果沒有收入，也照樣受家庭的供給。家庭為其成員準備了‘大鍋飯’，成員都有‘鐵飯碗’。”

他認為，人類的思想總是以其經驗為資料的。以舊的資料配上新的名稱，這可叫做“新瓶裝舊酒”，人民公社便是。

無產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

毛澤東的極左思想，表現的高潮為“文化大革命”。馮友蘭認為它這一階段是荒謬的，其荒謬之處在於空想共產主義。

馮友蘭說，如果認為打出共產主義的旗號，社會生產力就會比以前高幾千倍，那就是空想共產主義，因為它的立足點是人們的願望。在刮“共產風”的時候，認為隻要打出共產主義的旗號，糧食的畝產就會提高到一百二十萬斤，便是空想共產主義。極左思潮就是空想共產主義。極左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高潮，統治了中國，造成了十年動亂。

馮友蘭認為，毛澤東的空想共產主義，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中的空想成分。他引馬克思的理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矛盾集中為兩個對立麵：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那麽，他寫道：“照這樣的分析，無產階級不過是與資產階級共存於資本主義這個統一體中的一個對立麵。它和資產階級一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因為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出現。這就如中國封建社會中的農民一樣，農民隻是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的對立麵，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因而即使它通過起義，奪得了政權，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會形態。”

那麽，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呢？馮友蘭說：“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中，唯物史觀的原則並沒有被貫穿到底。在沒有出現由生產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發展，也沒有出現由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的生產關係改變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卻告訴人們，無產階級是新的生產關係的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可以人為地改變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客觀曆史進程，建立社會主義，這就與唯物史觀相矛盾了。由此看來，這個理論帶有很大的空想成分。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不能進行革命，不能奪得政權。而是說，不能不顧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前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即使取得了政權，其革命的任務也應該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更高一級社會形態的出現準備條件。因此，其革命性質隻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個問題上，隻能遵循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靠空想辦事情。”

馮友蘭認為，空想的東西，是經不起實踐的考驗的。中國的空想共產主義，經不起實踐的考驗，所以要改革。他說：“空想家的空想也是有內容的，不過它的內容是從舊的生產關係中取來的，因為新的生產關係還未出現。”“極左思潮所講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僅是‘空想’的共產主義，而且是反曆史的‘共產主義’。”

人類不會永遠“仇必仇到底”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的最後，馮友蘭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和中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比較，得出了發人深省的結論。

他先做了一點理論的通俗解釋：“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麵，必須先是一個統一體，然後才成為兩個對立麵。這個‘先’是邏輯上的先，不是時間上的先。用邏輯的話說，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麵，含蘊它們的統一性，而不含蘊它們的鬥爭性。”

然後他說：“客觀的辯證法隻有一個，但人們對於客觀辯證法的認識，可以因條件的不同而有差別。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矛盾鬥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是把矛盾鬥爭放在第一位。中國古典哲學沒有這樣說，而是把統一放在第一位。理論上的這點差別，在實踐上有重大的意義。”

怎樣重大的意義呢？他說：“在中國古典哲學中，張載把辯證法的規律歸納為四句話：‘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馬克思主義就不會這樣說了。它怎麽說呢？我還沒有看到現成的話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測，它可能會說：‘仇必仇到底。’”

馮友蘭的這個推測，讓人想起在和平年代分裂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或幹脆把人民當作敵人，這些正是“仇必仇到底”的行為邏輯。

馮友蘭問：“‘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維持兩個對立麵所處的那個統一體……‘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則是要破壞兩個對立麵所處的那個統一體……毛澤東是革命家，他所組織和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革命的政黨，毛澤東思想也當然要主張‘仇必仇到底’。毛澤東常說‘將革命進行到底’，就是這個意思。問題在於什麽叫‘到底’？‘底’在哪裏？”

他自己答道：“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壞兩個對立麵所共處的那個統一體。那個統一體破壞了，兩個對立麵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底’。革命到這個程度就‘到底’了。”馮友蘭認為沒有這種必要：“革命家和革命政黨，原來反抗當時的統治者，現在轉化為統治者了。作為新的統治者，他們的任務就不是要破壞什麽統一體，而是要維護這個新的統一體，使之更加鞏固，更加發展。這樣，就從‘仇必仇到底’的路線轉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線。這是一個大轉彎。在任何一個社會的大轉變時期，都有這麽一個大轉彎。”

怎樣維護這個新的統一體？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讓全世界電視觀眾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漢字“和”，國內觀眾也看到了。它是什麽意思呢？並不是統一思想、老百姓啥都忍著就和諧了的意思。二十年前，馮友蘭已經對這個字做出了哲學解釋。他說：“張載說‘仇必和而解’，這個‘和’字，不是隨便下的。‘和’是張載哲學體係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張載認為，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態是‘和’，宇宙的正常狀態也是‘和’……在中國古典哲學中，‘和’與‘同’不一樣。‘同’不能容‘異’；‘和’不但能容‘異’，而且必須有‘異’，才能稱其為‘和’……隻有一種味道、一個聲音，那是‘同’；各種味道，不同聲音，配合起來，那是‘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如果隻要求“同”，不能容“異”，就隻會一步步重返“仇必仇到底”的道路。極權製度的慘痛教訓，必須牢記。有民主、監督、言論自由之“異”，才有真“和”可言。

馮友蘭放眼人類，說：“‘仇必和而解’是客觀的辯證法……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人類實現和解，是哲學老人馮友蘭最後表達的心願。

 

[今留]

令人深思：仇必和而解vs 仇必仇到底。希望兩岸人民都有“和而解”的觀念。也希望對立國家的人民都有和而解的心態。除了以色列和他的隣國有仇外，其他國家都還沒有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