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從中國院士製度的變遷看國共兩黨的文化理念

從中國院士製度的變遷看國共兩黨的文化理念

謝 泳 山西省《黃河》雜誌副總編輯

    1949年以後中共和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始終存在。中共對人文知識分子一向懷有成見，也許是早已意識到人文知識分子很難在思想上與黨協調一致，所以中共執政後從來就未信任過人文知識分子。雖然中共不得不留用了一些國民政府時代的知名知識分子，但對他們的使用卻從來都有所保留。

    評價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要看它對於學者個人政治選擇的容忍程度，以及製度性運作的過程本身是否能相對寬容學者個人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研究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科學院都是國家的最高科學（包括人文）研究機構，從這兩個機構的院士（中國科學院稱之為學部委員）產生過程中，可以比較不同時代的學術自由和政治寬容方麵的差異。

    本文選擇比較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的選舉過程及結果以及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過程，因為中研院人文組（以下簡稱“中研院”）與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以下簡稱“學部”）是性質相似的兩個最高層級的學術機構，兩次成員的產生過程時隔不遠，不少中研院當選院士仍是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最佳人選，在這種背景下比較兩個機構成員的變化，可以發現兩個機構製度和政治文化的顯著差異。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的產生

    據後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回憶，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士選舉過程是這樣的：“（民國）35年由評議會籌辦院士選舉，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400餘人，（民國）36年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150人。（民國）37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81人。”[1] 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選舉，從人文組當選院士的28人名單[2]可以看出，這次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以學術為唯一原則，沒有意識形態色彩，也沒有政治幹預。

    這可以從兩個例子看出來。首先，當選名單中並沒有國民黨負責意識形態的主管人員[3]。其次，當時人文組的院士候選人共有55人[4]，多數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其中在國民政府中做過官的人也不在少數（像蔣廷黻、吳景超、何廉等），在當選率約為50％的情況下，這幾位曾做過官的都未當選；而政治立場接近中共的郭沫若、馬寅初反而能當選[5]，中央研究院並未因為郭、馬的政治傾向就把他們排斥在院士選舉之外，也未在院士選舉中“做手腳”去阻撓他們的當選。當時的院士、後來長期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認為，這次選舉對不同政治傾向的人能兼容並蓄[6]。

    同時，這次選舉相當公正，並無營私舞弊之類的事發生。“中研院”院士的選舉主要由胡適、傅斯年和陶孟和負責，而胡適和傅斯年是關鍵人物。但與他們兩人關係好的學者中，未當選者也很多。[7] 查考《胡適日記》，發現日記中曾記載了胡適當時準備推薦提名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人選名單。[8] 名單上沒有他自己的名字，可見是有回避製度，即推薦人不能自薦。在胡適提名的這些人選中，有2人未當選[9]。胡適推薦了政見不同的郭沫若[10]。董作賓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也明確說過，他願放棄考古學界的院士人選位置，同時提名郭沫若，因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後來“中研院”的評議會投票果然將郭沫若和馬寅初選為院士。

    現在看來，那次的院士選舉雖然不能說完美無缺，但大體上是公正的，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開了一個好頭。夏鼐對是次院士選舉的評論是：“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1次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20年，今年才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80名至100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60來名。一連投了5次票，才選足81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慎。不管各方麵對於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憾），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11] 可惜的是，“中研院”院士選舉的良好傳統在大陸卻未能繼承下去。

二、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據當時負責學部籌備工作並擔任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秘書的劉大年回憶：“第一屆學部委員的產生屬於協商性質，是協商產生的。自然科學方麵的人選是科學家推薦，但推薦不是選舉。......社會科學方麵是在提出名單之前，征求了各學科主要人物的意見。我當時參加了這些活動，主要在北京地區找有關人士談。北京以外的就沒有去找，是書麵征求意見的。我記得當時找了這樣幾方麵的人：哲學方麵有楊獻珍、艾思奇、張如心、湯用彤；語言學方麵有王力、羅常培、丁聲樹、呂淑湘；曆史學方麵有季羨林；經濟學方麵有狄超白，等等。當然不止這幾位，還有一些我現在記不清了。在征求意見時，我們首先把科學院的精神告訴他們。當時提出的人選標準主要有這幺兩條：一條是政治的標準。社會科學的的政治標準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另一條是學術標準，即在本學科中是否有成績。所謂成績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眾對他學術著作的評價。根據這個要求，來征求他們認為適合做學部委員的人選來。然後，黨組根據這些意見擬出名單。”[12] 劉大年很明確地指出了1949年以後政治文化和政治運作是如何直接介入學術領域和學部委員的產生的。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共有61人[13]；在自然科學的學部委員中，凡1949年未離開大陸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上都成了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但也有一個例外，即少了生物學家胡先蚨。在1949年赴美、赴台的24名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10人是人文組的院士，也就是說，原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28名院士中多於三分之一的人離開了大陸；或者說，當年離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是人文組的。

    比較一下“中研院”和“學部”的人員組成就會發現，兩者在組建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研院”是以美國模式組成的，但成立時並無外國代表到場；而“學部”則是以蘇聯模式組成的，“學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總決議明確說要“進一步學習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先進科學”[14]，“學部”成立大會還特邀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巴爾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波蘭科學院副院長維爾茨皮斯基出席。“學部”成立的年代是個政治籠罩一切的時代，連科學也未能幸免，其實那時先進的科學並不在蘇聯和其它“人民民主”國家。

    “中研院”人文組原有院士28人，其中留學歐美的19人，有博士學位的13人，有碩士學位的3人（其餘3人不詳）；這些院士中有6人未出國接受西式教育，其中4人是前清科舉出身（進士、舉人、廩生各1人，1人不詳），另外2人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畢業的。“中研院”人文組的院士構成中，除兼顧各學科的專業水平外，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法學家占較大比例，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4位院士均為知名法學家。

    “學部”成立時學部委員人數增加到61人，是“中研院”人文組院士人數的2倍多，除了人數大增之外，更突出的是強化了人文學科的意識形態色彩。雖然“學部”的人數增加了，但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18位原“中研院”院士中，近一半人未被挑選為學部委員[15]，例如原“中研院”院士法學家周鯁生和錢端升以及社會學家陳達均未入選。將“中研院”院士中的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排除在“學部”委員之外，反映出中共對法學和社會學的基本態度，早在此次“學部”成立之前，1952年實行高等院校院係調整時，教育部就取消了大學裏原有的法學和社會學係科。

    這種現象正如法國左翼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社會科學即便僅僅描述事實與效果，即使僅僅揭示某些機製（例如製造Symbolique暴力的機製），它產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會學的存在本身便是無法容忍的。任何專製政體從一開始便取締社會學。他們要求的是實用社會學，這種社會學有助於調解矛盾和衝突，有助於使統治合理化。”[16]

    1955年“學部”成立之前不久，中國大陸剛發動“批判胡適”的思想運動，過去和胡適關係較近的學者自然就被從“學部”委員的挑選名單中剔除了。最典型的是顧頡剛，他是一位研究古代史的學者，其專業與政治並不緊密，但因為他過去和胡適的關係比較好，再加上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與尹達的個人關係不好，於是顧頡剛就被排斥在“學部”委員之外了。他在日記中記載：“近來批判胡適曆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17] 由於在大陸人文學界批判胡適的考據學時顧頡剛曾說了幾句公道話，他認為考據學是反封建的，於是“聞者大嘩，對予抨擊”，當時學界的風氣可見一斑。

    “學部”成員的主體是來自延安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艾思奇、胡繩、範文瀾、尹達、張如心等。這些被毛澤東稱為“秀才”的人當中不少人當時正是負責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部門的主要官員，他們被挑選成為“學部”委員，就使“學部”委員的構成高度意識形態化了。這些人與原來的“中研院”院士本來就是同時代人，之所以在1948年未當選為院士，並非政治態度之故，實乃其學術水平無法望“中研院”院士之項背。雖然這些人被“任命”為“學部”委員，但他們的“學部”委員身分卻未必能提升其學術水平，甚至他們其實也未必從事學術研究，而是以控製學術研究為己任。

三、“學部”的功能

    郭沫若在“學部”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中，“學部”的建立“為中國科學院進一步建立院士製度準備了條件”，這話反映出中國科學院榮譽學術地位的產生方式之獨特。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創建於中國民國時期，到1948年選出第一屆院士時已曆20年；從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到院士的公正選舉，本來已經在中國完成了建立院士製度的製度準備；而且在40年代後期的戰亂環境中成功地選出了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為學術界一致好評，早已開創了中國的院士製度。後來在這方麵“一切都從頭做起”，不但拋棄了原有的學術製度和學術界文化，而且開啟了政治對學術界文化的操縱。負責安排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並“指導”“協商推薦”過程的，並非任何學術機構，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讓負責政治宣傳的機構來安排學術機構、學術榮譽、學術地位的產生和學術機構的管理框架，顯然是為了讓學術為政治服務。這種製度必然把負有政治控製使命的人置於學者之上，同時也徹底剝奪了學術機構的自治式管理。

    “學部”與“中研院”截然不同的地位就是個明證。“中研院”是學術的最高權力機關，而“學部”則更象一個管理學者的機關，在“學部”內學者的地位甚至低於行政人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竺可楨對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記中說：“學部既有專家，應為最高權力機關，為何組織章程草案第十條院務委員會最高權力機關許多統是行政人員而院務常委會中行政人員的成份更大。”[18]

    從前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稼夫的回憶中也可看出當時執政黨對“學部”功能的認知。張稼夫提到，選舉“學部”委員時，“自然科學部門並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這個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的標準，特別是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誌，沒有多少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的辦吧，後來還是在這些同誌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曆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隻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19]

    顯然，陳寅恪能成為“學部”委員，是個特例。若按照當時的製度和意識形態標準來看，陳寅恪是沒有資格當選的，因為他不相信馬列。他的這個“學部”委員身分是“欽定”的。“中研院”院士是選出來的，而“學部”委員是“定”出來的；除了“安排”一些學術界人士擔任“學部”委員以維護“學部”的形像之外，也把當時負責意識形態控製的官員都“安排”進“學部”而成了委員，實現了對“學術”的“領導”。據說當時擔任中宣部長的陸定一雖然從未從事過學術工作，卻也在“學部”委員的預定名單上，因他本人主動放棄才未入列。

    應當指出，在50年代中期，黨內高層有人還是對管理控製學術活動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到過：“對於科學院的領導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滿。對學部委員名單，少奇同誌指出必須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人；共產黨員的安排亦必須是有學術貢獻的，不能憑資格和地位，黨派去在科學機關服務的人則不能以學者資格出現，要老老實實為科學服務。共產黨員不能靠黨的資格作院士。”[20] 但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到了“文革”期間則發展到極致，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軍人成了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

    即使在由“延安來的知識分子”管理學術機構的時代，學術機構也很難有學術研究上的獨立性。那些“延安來的知識分子”往往比中共高層的某些領導人更左傾，他們在幫助執政黨建立意識形態控製的過程中，因為沒有思想上的獨立性，常常以“寧左勿右”的態度行事，結果必然把政治淩駕於學術之上。而這些人自己最後也逃脫不了悲劇式命運，先後擔任中宣部長的陸定一和周揚都是如此。

四、從生物學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對自然科學的幹擾

    胡先蚨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35年42歲時就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委員，他在中國生物學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說是泰鬥級的人物。1949年以後胡先蚨沒有離開大陸，而是留下來繼續生物學研究，那年他55歲，正是科學家的最佳年齡。然而，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蚨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未成為學部委員的。不僅如此，他還遭到一係列批判打擊，其原因非常簡單──政治幹預了自然科學的學術研究。

    胡先蚨是留學美國的生物學家，多年來養成了堅持對科學研究的獨立判斷、維護學術尊嚴的學者品格；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氣氛中，一切以政治“正確”為首要標準，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蚨因為堅持自己獨立的學術見解，竟然無法為領導人和某些學術界同行所容。

    在50年代前半期，中共采取了對蘇聯“一麵倒”的政治策略，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環境下，這種國際關係方麵的策略進一步演變成學術上對蘇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觀點的“一麵倒”傾向，批評蘇聯學者的生物學觀點居然被視為有“反蘇”之嫌。

    有個曾任蘇聯農科院院長的生物學者李森科提出了一些生物學方麵與國際生物學界主流觀點不同的看法，在蘇聯被捧上了天。1955年3月，胡先蚨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針對李森科的“小麥變黑麥”論點作了嚴肅的學術批判，指出李森科的學術觀點不符合現代遺傳學的理論，是反達爾文演化學說的非科學理論；胡先蚨還批評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來支持其反科學的理論。他在書中告誡中國的生物學者、尤其是植物分類學者：“必須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至於被引入迷途。”雖然那時蘇聯也有科學家（如蘇卡高夫等）也批判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但在中國科學界胡先蚨是率先公開批判李森科理論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時一次發言中提到了胡先蚨，發言時毛澤東、康生等人也有插話，從中可以了解陸定一、毛澤東、康生等當時對胡先蚨的看法。

    據《陸定一傳》的記載，當時陸定一說：“從前胡先蚨那個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夠辯護一下，那是很難辯護的。那個時候我們給他加了幾句，就是著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蘇聯，所以我們就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毛澤東插話：不是什幺人叫我們跟他鬥一鬥嗎？）。後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個什幺米丘林的紀念會上有幾個人講話講到他，我們掌握了這一點，就是報紙上的一個名字都不講，因此沒有和他撕破臉（毛澤東插話：胡先蚨的那個文章對不對？）他批評李森科的觀點很好，那是屬於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幹涉比較好。（康生插話：我問了一下於光遠，他覺得胡先蚨是有道理的）。胡先蚨是反對李森科的，什幺問題呢？李森科說，從鬆樹上長出一棵榆樹來，這是辨證法的突變，鬆樹可以變榆樹（笑聲），這是一種突變論。（毛澤東問：能不能變？康生答：怎幺能變呢？那棵鬆樹上常常長榆樹，那是榆樹掉下來的種子長出來的。這件事情胡反對是對的。但胡先蚨說李森科可以吃得開是有政治支持著的，其實，斯大林死了以後，蘇共批評了李森科，沒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蚨這一點沒有說對。但整個的來講，胡先蚨講得還是對的，他隻講錯了一個例子，我們不應該去抓人家的小辮子，就說他是錯誤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認錯誤。（毛澤東插話：那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讚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是學部委員嗎？）不是，沒有給（毛澤東插話：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21]

    毛澤東對胡先蚨其人略之一二，因為胡先蚨在“五四時期”是《學衡》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將之一，那時胡先蚨反對過白話文，毛澤東對此還有印象。但毛並不了解胡先蚨的具體情況，毛澤東說胡先蚨“年紀七八十了”，其實那時胡先蚨隻有63歲，僅比毛大2歲而已。

    中國科學院最初上報的一個238名學部委員名單中本來是有胡先蚨的，但在最後確定的233人名單中，胡先蚨等幾人卻被抹掉了，“他們最終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22] 從陸定一的發言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並不反對把胡先蚨安排為學部委員，但是中宣部的官員、包括陸定一在內卻對胡有很大的成見，最後堅持取消了胡先蚨的學部委員資格。直到1957年“反右”時，陸定一對胡先蚨仍然耿耿於懷，陸曾說過：“胡先蚨是不用戴帽的右派”。[23] 最令人感歎的是，主宰學術界命運的陸定一明知胡先蚨的生物學觀點並不錯，但卻頑固地堅持打擊胡先蚨的做法，原因隻不過是不想“向他承認錯誤”。這些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思路是，他們什幺時候都有理，錯了也要堅持到底。

    最近有人指出：認為胡先蚨的《植物分類學簡編》“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始作俑者，是北京農業大學6位講師助教於是年夏給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簡編》的發行，隨後在高教部的蘇聯專家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在政治上的誣蔑’。繼而中科院在紀念米丘林誕生100周年的紀念會上，對胡先蚨的觀點進行了批判。”[24]

    最早反對胡先蚨的其實還不是中宣部的官員，而是胡先蚨的學術界同行，即以樂天宇為代表的北京農業大學那些讚成李森科理論的人。這個現象在政治主宰學術的中國其實並不少見，屈從於政治壓力、甚至善於利用政治手段打擊學術界同行，是1949年以後中國學術界政治文化的必然產物。它表明，一旦政治介入學術之後，不少學術界人士的個人品格和行為也就隨之卑汙起來。毛澤東說，“不是什幺人叫我們跟他鬥一鬥”，這個“什幺人”，很可能就是樂天宇們。蘇聯專家給中宣部寫信告狀，指責胡先蚨“在政治上誣蔑蘇聯”，也是造成胡先蚨的重要原因。蘇聯專家的這種手法與樂天宇們如出一轍，在蘇聯體製下成長起來的一些蘇聯學者之人品，並不比蘇式體製下中國的樂天宇們好到哪裏去。胡先蚨說李森科靠政治支持來維係自己的學術地位，其實基本上沒有錯，這一點後來已有公論。

    胡先蚨於1968年去世，終年75歲。在“文革”中他的身心受到極大折磨，他被迫從原來居住的一處約300平米的住宅遷到一間僅有10平方米的鬥室中，平生所藏之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悲涼的生存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當然，對胡先蚨來說，是不是擁有學部委員的名譽稱號，並不是最重要的，一個真正的科學家的學術聲譽並不取決於這種名譽稱號，而是取決於他在科學上的貢獻。中國的這種學術管理體製為什幺會把一個一流的科學家排斥在外，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胡先蚨1955年被從學部委員名單上除名，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製的恥辱。

    從“學部”的建立到前幾年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選出，相隔了將近40年，至今中國仍然沒有建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院士製度。中央研究院本來已經為中國創建了良好的院士選舉製度，這樣的製度遺產卻被“新時代”有意識地拋棄了。院士製度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科學和文化的最高象征，從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製度到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製度的轉變，集中地映現出兩個不同時代的政治文化特點和兩種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較量。院士製最終為學部製所取代，也從一個角度體現了20世紀後半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注釋】  

[1] 吳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顧、現況及前瞻”，《傳記文學》（台灣），第48卷第5期，第56頁。

[2]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組28人，他們是：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征、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3] 當選院士中的王世傑曾做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但在院士選舉時他已離任而改就外交部長一職，是以法學家身份當選的。

[4] 人文組55名候選人名單：吳敬恒、金嶽霖、陳康、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胡適、唐蘭、張元濟、楊樹達、劉文典、李劍農、柳詒征、徐中舒、徐炳昶、陳垣、陳寅恪、陳受頤、傅斯年、蔣廷黻、顧頡剛、王力、李方桂、趙元任、羅常培、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徐鴻寶、王世傑、王寵惠、吳經熊、李浩培、郭雲觀、燕樹棠、周鯁生、張忠紱、張奚若、錢端升、蕭公權、方顯廷、何廉、巫寶三、馬寅初、陳總、楊西孟、楊端六、劉大鈞、吳景超、淩純聲、陳達、陶孟和、潘光旦。

[5] 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態度是人所共知的，馬寅初在40年代的政治選擇與郭沫若是一致的，國民黨曾軟禁過馬寅初。30年代末期，馬通過經濟學家沉誌遠、許滌新和中共建立了聯係，此後他一直是個左傾知識分子。40年代他是批評國民黨最激烈的一個經濟學家，寫過很多罵國民黨政權、對蔣介石、對四大家族和官僚資本的文章，國民黨對他恨之入骨。1948年秋馬寅初就被中共接到香港、然後轉道抵達解放區。他的那些抨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文章並沒有影響他的當選。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組候選人的評語中對他的介紹是：“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及財政金融等問題。”（見李揚編，《國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頁，中國科學出版社）

[6] 1949年5月30日，竺可楨在上海見到陳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到：“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並蓄”。見《竺可楨日記》，第2冊，第1257頁，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

[7] 例如，張忠紱曾是胡適做駐美大使時身邊的兩個助手之一，但提名時胡適並未推薦他，張忠紱因別人的推薦但並未當選。還有潘光旦也未當選。}

[8] 這個名單是如下：哲學，吳敬恒、湯用彤、金嶽霖；中國文學，沉兼士、楊樹達、傅增湘；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人文地理民族學，想不出人名。見《胡適日記》手稿本第15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

[9] 是中國文學領域的沉兼士和傅增湘。

[10] 《胡適日記》的記載顯示，郭沫若在他的提名名單當中。

[11]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觀察》周刊，第5卷第14期，第3頁。

[12] 劉潞，“劉大年憶郭沫若”，《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61頁。

[13] 他們是丁聲樹、千家駒、於光遠、尹達、王力、王亞南、王學文、向達、艾思奇、何其芳、吳玉章、吳晗、呂淑湘、呂振羽、李亞農、李達、李儼、杜國庠、沉誌遠、狄超白、周揚、季羨林、金嶽霖、侯外廬、胡喬木、胡繩、範文瀾、茅盾、夏鼐、馬寅初、馬敘倫、張如心、張稼夫、許滌新、郭大力、郭沫若、陳伯達、陳垣、陳寅恪、陳望道、陳翰笙、陶孟和、湯用彤、馮友蘭、馮至、馮定、黃鬆齡、楊樹達、楊獻珍、劉大年、潘梓年、翦伯讚、鄧拓、鄭振鐸、黎錦熙、錢俊瑞、駱耕漠、包爾漢、薛暮橋、魏建功、羅常培。

[14] 《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冊》，第572頁，《大公報》社。

[15] 未成為學部委員的人文組院士包括如張元濟、柳詒征、餘嘉錫（1955年逝世）、陳達、周鯁生、錢端升、顧頡剛、梁思永（1954年逝世）。

[16] 桂裕芳譯，《自由交流》，第53頁，三聯書店。

[17] 顧潮，《顧頡剛年譜》，第35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3月。

[18] 《竺可楨日記》，第3冊，第568頁，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

[19] 《庚申憶逝》，1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20] 《楊尚昆日記》上冊，第19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

[21]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第41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12月。

[22] 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辨證法通訊》，1992年第4期，46頁。

[23] 江西廬山植物園，《胡先蚨、秦人昌、陳封懷生平簡介匯編》，第12頁，1994年8月。

[24] 即現在廬山植物園工作的胡宗剛先生，他是研究胡先蚨生平的專家，曾編過胡先蚨年譜。他的這段話載於胡宗剛的一篇文章，此文尚未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