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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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麵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滿麵含笑，做了簡短的講話，隻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裏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麵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我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友會麵，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隻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台灣。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並不得誌，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已不複存在。後來又回到台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隻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後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於《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癡，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於宴席之間。死後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並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內。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隻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我一生遇到的六位恩師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隻談我自己。關於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但是，自己並不是什麽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麽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複雜的，我隻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隻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麵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隻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於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歌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課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隻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致。威儀儼然，一絲不苟。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爆發，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學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台。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並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並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裏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當時我真覺得，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並在，擔心與愛憐齊湧。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份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麵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裏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係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麽人都是笑容滿麵，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麵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麵前，決沒有什麽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做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曆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係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拚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隻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麵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隻采取了一個騎牆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隻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台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麵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他對共產黨沒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麵，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讚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曆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麽“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並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舉行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麵是學術研究，一方麵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麽，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麽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麵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麵有我上麵講到的隻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麵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隻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表現；但是，格於形勢，頗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與適之先生分別之後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麵，也沒有能通音問。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麵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麽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願，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並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的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髒，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隻有心甘情願地居於“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裏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於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麵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先生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鬥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於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曆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隻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紙雜誌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裏，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裏開始透進點光亮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於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汙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於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隻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隻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於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麵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於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台灣回來後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裏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麵目呢?後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麵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隻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到了台北以後，才發現，五十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全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裏，往事如雲如煙，又曆曆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鍾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隻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誌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誌銘，都金光閃閃，眩人雙目。我站在那裏，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縮為一刹那，曆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曆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誌在萬裏”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墓前。

　　後記

　　文章寫完了。但是對開頭處所寫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慶祝北大建校50周年一事，腦袋裏終究還有點疑惑。我對自己的記憶能力是頗有一點自信的；但是說它是“鐵證如山”，我還沒有這個膽量。怎麽辦呢?查書。我的日記在文革中被抄家時丟了幾本，無巧不成書，丟的日記中正巧有1948年的。於是又托高鴻查胡適日記，沒能查到。但是，從當時報紙上的記載中得知胡適於12月15日已離開北平，到了南京，並於17日在南京舉行北大校慶50周年慶祝典禮，發言時“泣不成聲”雲雲。可見我的回憶是錯了。又一個怎麽辦呢?一是改寫，二是保留不變。經過考慮，我采用了後者。原因何在呢?我認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一個現實，我腦筋裏的回憶也是一個現實，一個存在形式不同的現實。既然我有這樣一段回憶，必然是因為我認為，如果適之先生當時在北平，一定會有我回憶的那種情況，因此我才決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動。但那畢竟不是事實，所以寫了這一段“後記”，以正視聽。(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