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一、有始有終曆史交待
到了1985年春天，龍誌冥冥之中可能對他的離世有所預感，因為他常常感到頭昏眼花，力不從心，知道他這種高血壓的病，說不定那一天就會突然倒下。雖然類似的情況在過去十幾年裏有過多次，但是這次恐怕是真的。正好退下來時間比較充裕，他開始擇寫《我的自傳》，以便對自己，對後人，對曆史有一個交待。《自傳》對自己一生的經曆事件做了實事求是的回顧，對自己的心曆路程也有所披露。
畢竟龍誌是一個聰明睿智、有始有終的人。因為龍誌一貫以來行事低調，很少自我坦白，而許多事情，他自己不說就沒有人知道。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學術思想係統總結一下，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感受披露於世。
從簡曆開始，重點突出於他自己一輩子嘔心瀝血為人民，為國家所作出的點滴成就。他寫的那樣平淡無奇，娓娓而談。限於當時的時政，他也不可能將他內心的話全部托出，對他一輩子遭受的種種迫害和不公，他隻是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多次提到自己40多年的工作，其中自然而然地包括了他自從1939年中央大學畢業後開始計算的所有貢獻。
另外，文燦已經於1983年10月6日離開了父母親身邊，隻身赴美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在奧柏林大學（歐柏林 COLLEGE）進修，年底如願得到明尼蘇達州大學雷波爾（BILL REMPEL）教授資助攻讀動物遺傳學博士。1986年春天，山西農學院外事處突然安排文燦回學校匯報工作，順便回家探親。那時候，中美之間航班少，機票貴（約＄1500），留學人員自費回國探親很少。父子二人，既是父子，又是師徒，又是師生，又是雁北和山西農大上下級同一戰壕“父子兵”戰友，可謂情同手足。在父親安排下，文燦在學校做了“中國豬種聚類統計的分類研究”的學術報告，文燦在美國用聚類統計方法分析中國豬種的體型大小和生產性能資料分類的結果，與國內養豬專家根據地理區域位置分布，土壤氣候條件和農業經濟狀況分類的結果竟然出奇一致，內容和方法都比較新穎，受到大家好評。
龍誌撫今追昔，感慨良多，為自己的兒子留學回來探親的興奮溢於言表，覺得自己教子有方，兒子爭氣長臉。文燦還給父親帶回了彩色電視等物品，龍誌興致勃勃地穿著文燦給他帶回的呢子大衣在校園裏走來走去。其實，龍誌自己在近40年前赴美留學時穿的西服、皮鞋非常帥氣的照片，比留美歸來探親的文燦不知道強多少倍。想不到40年之後，曆史又轉了一圈，幾乎回到了原地，因為曆史往往是O型發展的，關鍵是在遇到磨難時能不能夠挺的住。龍誌知道文燦還想將來回國後，離開山西農大回到北京農大工作，龍誌告訴文燦“你將來回國，一定要回山西農大工作”。文燦萬萬沒有想到那一次竟然成為永訣。想到父親為文燦的成長付出了許多心血，甚至在出國問題上也受到種種非議，文燦一生都為父親為自己的付出和自己沒有聽從父親勸告回國工作感到內疚。
直到幾十年之後，文燦才終於相信，他那次於1986年春天回國與父親見最後一麵是上帝的美意安排。上帝讓文燦最後一次機會為孝敬父親做一點微不足道的貢獻，以免將來追悔莫及，也讓他們父子在有生之年好好交流一下感情，交談一下感想和對將來的規劃。因為，同樣的事情發生在2007年春天，文燦自美國返中國探母，為了迎接銘賢學院暨山西農大建校100 周年，學校派文燦到北京農大請96歲高齡的導師吳仲賢教授給“張龍誌文集”作序。在2007年1月份欣然作序之後，吳先生於當年8月份去世。文燦與一生成長中的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兩位偉人恩師見的最後一麵如出一徹。文燦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兩次見麵都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精確安排。
山西農業大學動物科學係 張龍誌 1985.6
現在我寫我的自傳，年齡已75歲了。從事 《養豬學》教學與科研工作已有四十多年。回想起來多半生來為國家人民沒有幹什麽。可是，黨和人民給我的榮譽遠遠超過我所做的點滴工作。
1910年7月7日（農曆6月1日）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城內
1916年-1927年 私塾、小學、中藥鋪學徒
1927年-1929冬 榆林中學初中
1930年春-1933年春 山西太穀銘賢中學高中
1933年秋-1935年秋 原北京燕京大學醫學預科
1935年秋-1939年秋 中央大學（南京）動物科學係學習
1939年秋-1940年秋 中央大學（南京）動物科學係助教
1940年秋-1945年4月 銘賢農工專科學校助教、講師
1945年秋-1947年11月 美國依歐渥大學，實習生、碩士研究生
1947年12月-1951年10月 銘賢學院動物科學係教授、係主任、曾代
理教務主任、代理院長
1951年10月-1975年 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主任、教授
（1959年兼山西畜牧獸醫研究所所長）
1975年-1978年 山西雁北農學院動物科學係教授、副院長
1978年2月-1980年2月 山西農學院副院長
1980年2月-1984年8月 山西農業大學校長
我是一個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知識分子。解放前家裏很窮，為了維持生活，十五歲起就進過幾家中藥鋪當夥計。那時，我是多麽渴望學習啊！為了念書求知，滿足自己的心願，十九歲那年，我從老家陝西榆林步行十二天，曆經千辛萬苦，來到山西太穀，在銘賢學校半工半讀，白天上學，晚上給人家做工。就這樣，我念完了高中，上了大學。當時，我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受人欺淩，完全是由於科學技術落後於西方的緣故。為振興中華民族，繁榮自己的祖國，我立誌走科學救國的道路。不久，我考取了赴美國的實習生。留美期間，刻苦學習，勤奮鑽研，一年實習期滿後，爭取到學校的獎學金，終於取得了碩士學位。１９４７年歸國後，為了把自己所學得的全部知識貢獻給人民，發展祖國的養豬事業，曾花費了不少心血，做了不少努力，但由於當時的中國還處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社會製度混亂、腐敗，所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我的希望也化為泡影。
平地一聲春雷響，來了救星共產黨。從此，中國的科學技術有了迅猛發展的希望，我也真正獲得了生命，我多年的願望就要變為現實。當時，我是非常之激動。我深深感到“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解放以來，我一直從事教學、行政和《養豬學》的科研工作，到今也有四十多年的曆史了。省委領導同誌為了幫助我政治上提高，使我在科研上有所成就，曾撥給我校養豬科研數以萬計的經費，還經常來我院檢查養豬科研的情況，並親切地鼓勵我。可是，到了 “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成了他們的“專政”和“懷疑”對象，頭上戴著一頂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共老手”、“漏網右派”等大帽子，經常挨批挨鬥。不僅我的教學工作受到阻礙，而且我的科研工作也臨近垮台。但我相信，烏雲隻是一時的，光明必將到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粉碎了“四人幫”後，百業待興，教育戰線的春天又來到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如同綿綿細雨，滋潤了我幹涸的心田，向“四化”進軍的戰鼓聲激勵了我的鬥誌，煥發了我的革命青春。隨著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我的政治曆史問題作了“沒有政治曆史問題”的結論，這是我一直盼望澄清的大事。
我於１９７９年４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而在政治上獲得了生命。從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間擔任了山西農業大學第一任校長，體現了黨組織和群眾對我的充分信任。
在搞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我主張”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對外開放的目的是用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為我國”四化”服務。若因此而崇洋媚外，甚至妄自菲薄，那是不適合的。
1960年高等農業院（校）試用教材《養豬學》前言中所列各項，可以代表我的學術觀點，如“四的”(即：中國的、先進的、科學的、群眾的)，和以“玉米（kg）”為飼料單位等。心中有愧的是在這方麵做的工作不多，雖有多方麵的原因。
在教學方麵：培養盡可能多的人才是一個教師的職責。人們把教師比作園丁，真是再確切不過了。因為，教育工作是那樣的平常，那樣的普通，但我深深熱愛著這一平凡的工作。
在教學上，我首先注意從思想上關心青年們的成長，使學生們牢固樹立為人民而學養豬學的好思想。然後，狠抓基礎理論的教學。《養豬學》是一門以生產實踐經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為做到學以致用，在學生們熟練、係統地掌握基礎理論後，我就組織他們進行綜合訓練，並帶領他們到各地豬場進行生產實習，這樣，把理論和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大大提高了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還始終堅持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我曆來提倡學生們帶著問題學習，並經常把在生產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作為學習和作業的題目。例如，由此我出了這樣一個作業題：設計一個百頭母豬場，其中包括場地的選擇，豬舍建築和機械配套，繁育體係，飼料供應，並注意飼養管理和防疫製度等一係列問題。同學們結合大同豬場的實際，邊看、邊議、邊設計，終於交出了比較理想的答卷。學生們在總結時深有感觸地說：“這樣進行教學，指導思想明確，教得生動，學得活潑，確實收獲不小”。
我原是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主任。一九七五年，領導分配我到雁北農學院工作，這對我的確是一個新的嚴重的考驗。雁北風沙大，氣候寒冷，生活又格外艱苦，自己已年近七十，並且患有高血壓、肺氣腫、心髒病等疾病，行動甚為不便。加之雁北農學院剛剛成立，沒有搞《養豬學》的人，也沒有基礎條件，困難重重。去還是不去呢？圍繞著這一問題，我的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我得出結論：去雁北是黨的需要，當黨的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時，應該首先服從黨的利益。於是，我毅然決然地帶領一個孩子到了雁北農學院。到那兒，我們住在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土房裏，它既是書房，又是辦公室，還是廚房和會客廳，比起山西農學院的條件相差很遠。生活上的不方便是小事，嚴重的是當時“四人幫”的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瘋狂破壞文化教育事業。在這種情況下，兩條道路擺在麵前：是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走下去呢？還是屈服於“四人幫”的反革命壓力，就此躺倒不幹了？在我徘徊不定時，院黨委領導親自前來鼓勵我，地委領導到農學院時也去看望我，他們帶來了黨對知識分子的關心和愛護，使我渾身增添了力量。我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這樣兩句話“塞外高原春常在，年紀雖老心不衰”。而雁北也是山西的一部分，許多的人們不是還在那裏工作、生活著哩！
四十個春秋過去了，歲月的流失染白了自己的須發，幾次運動，自己雖屢遭審查，但當看到自己的學生一批又一批離開學校，走上工作崗位時，我的內心就有說不盡的喜悅。上自中央農業科學院，下至省、地、縣農業部門及一些基層科研單位都有我的學生，僅現農大校、係領導幹部和講師以上的教師就有三十多人是我教過的。
我除過在學校給學生們授課外，還通過多種形式，盡力為各地培訓養豬技術人才。早在一九六零年，我就主辦過為時半年的全國中等專業學校養豬學教師訓練班和全省養豬能手講習班。以後，還不斷接受一些大專院校教《養豬學》的教師來學校進修，先後也有數十人。近幾年，我除帶著近十名碩士研究生外，還通過舉辦培訓班，為基層培訓養豬專業幹部和技術人員一百多人，並結合全國和全省各地、市、縣的專業會議講學、報告三十餘次，聽眾達萬人以上。
搞好教材建設，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關鍵性一環。我曾先後兩次主編了全國高等農林院校《養豬學》教材。文化大革命前主編的那套教材，全書約四十五萬字，集中反映了我國勞動人民長期從事養豬生產的經驗，並充實了國內的科研新成果，有理論，有實踐。一九八二年由農業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教材約五十八萬字。這套教材又比舊教材有了很大的進步，它以世界先進理論為依據，結合我國實際，吸取了近年來國內外的新進展和新成就，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科學性。這本新《養豬學》，現已重印三次。在編寫這套新教材時，我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編寫組的同誌一起，共同研究確定編寫教材的方針、計劃和內容。除書麵征求有關單位意見外，在四川又召開了有三十六所農林院校《養豬學》主講教師及部分科研、生產和畜牧行政部門人員參加的審稿會議。之後，又召集部分編寫成員對教材進行了多次審議。但這套新教材的缺點是，繼承六十年代教材不夠，七十年代的科研生產成果總結的不夠，現在看有些老化了。
為了繼承和發展祖國的養豬科學，幾十年來，我曾先後走訪了北京、上海、吉林、黑龍江等國內先進省市，並幾乎跑遍山西省的各地，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然後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和科學成果，編寫了一些關於《養豬學》的專著和科普小冊子，如《養豬六關》、《科學養豬》，並編譯過兩本書，寫了幾十篇科學論文和科技資料。我曆年來編寫的科學養豬的講義，全省不少縣、市都印發給了廣大群眾。一九七七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我關於養豬的講話錄音，雁北報曾發表過我的七講“科學養豬”，山西人民廣播電台也播放了這一內容。太穀縣有線廣播站也廣播過這一資料。自己所學的知識，能夠貢獻給人民，這就是最幸福的事。利用業餘時間，我和其他三位同誌合譯了《實用豬的營養》一書（英文版），全書約十四萬字，已於一九八三年五月由農業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六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和蘇紀陞寫的《怎樣使豬多長瘦肉》是農業科技叢書中的一本。還有在一九八五年第一季度間，在《山西農民》報上，以上述題目連寫過八期。另外，在《人民日報》、《中國農民報》上，也寫過“發展瘦肉型豬，滿足人民需求”的文章。
由於自己資質差，才學不及中人，又加基礎科學底子薄，多年來的科研工作在理論上建樹很少，而在調查研究、解決的生產實際問題較多。
解放前，在許振英教授指導下，我就曾研究國外引進豬與四川豬的雜交效果。一九五七年以來，從事在中等飼養水平條件下，引進國外豬和南方豬與北方豬雜交的效果研究。我的理論依據是因地製宜。我認為，中國豬適應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條件，應該適應性比外國豬強。
“紙上得來終覺淺，深知此事要躬行”。一九三九年暑假，我和同學們在以四川內江縣城為中心，半徑十五華裏的範圍內，對內江豬做逐戶調查。一九七一年秋，根據養豬事業大發展的需要，我和兩位助教，一起到我省七個地區，十七個縣（市）的五十九個國營和集體經營的養豬場進行了調查。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我們往往一天步行四、五十裏路。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向群眾學習了許多寶貴經驗。這次調查，為我們解決科研如何為生產服務的問題打下了基礎。
在調查中我發現，廣大農村幹部和社員對養豬十分重視，非常熱心。但由於缺乏科學的指導，到處出現盲目引種進行雜交的現象。特別嚴重的是本地大耳朵黑豬幾乎絕種。要知道，這種大耳朵黑豬是目前世界上不少優種豬的“老祖宗”！大耳母豬的最大優點是產仔多，母性強，哺育能力高，抗逆性強。這樣的好豬，如今要失傳了！我暗暗責備自己：“多少年來，領導上要你培育新品種，結果，新品種沒有育成，連本地優種豬也快絕種了。你這個養豬工作者沒有盡到責任啊！”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們針對調查發現的問題，編寫了《豬的雜交與育種》一書。為了保留母本，我響亮地提出“山西豬的當家品種，應該是本地豬”。並跑遍全省各地進行宣傳，在領導與群眾支持與努力下，終於找到並保留了一批瀕臨絕種的本地豬。有關領導批準大同豬場的“大馬身豬”列“特級保種”之列。國內一些養豬學者也逐漸認識到地方土種豬的重要性了。例如：1980後在山東組織的”三北豬”（包括東北民豬、華北、西北本地豬及河套”大耳豬”）的鑒定會，1984年在內蒙五原召開的河套大耳豬的鑒定會，1985年在青海西寧將召開八眉豬鑒定會，1986年在河北也將要研究琛州豬。這些都初步看出土種豬的生命力。但是其缺點是：長的慢，胴體易囤積脂肪，據報道這還是”顯性”，皮厚、臥係等。所以有的群眾不愛飼養它。總之，本地豬的種質應進行深入細微的研究，保種，為的是保存其“基因”。
在以南方豬改良北方豬的思想指導下，篩選出了最好的雜交組合，內江豬×本地豬（內本），[巴克夏豬×本地豬(巴本)]×內江豬（內巴本）。就增重速度的雜種優勢而言，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用南方豬與北方豬交配的雜種優勢等於或大於用引進的豬有外國品種豬（如蘇白豬、約克夏豬）與北方地方品種土種豬雜交的雜種優勢。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新華社采訪了並報導了這個成果，以《光明日報》為主，全國其他報刊以不同篇幅大都報導了這個成果。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因為在困難時期，它具有戰略和經濟的意義。
當時傳統的想法是，用外國豬改良本地豬。為了推廣這個成果，幾年來，我在晉中、祁縣、臨汾、雁北等地區，指導著二十多個不同類型的豬場工作，我把這些豬場作為自己進行科研工作的基地。大量的實驗證明：在山西農村現有的飼養條件下，飼養內江豬和本地大耳朵黑豬的雜交品種，比飼養現有的外國豬和本地豬的雜交後代都長得快，省飼料。在相同的飼養條件下，喂到150斤以上時，內本豬可比現有的血緣不清的豬提前1—2個月出槽；在相同的飼養時間內大約（8—10個月）每頭可多長15—30斤肉，或者可省用50—100斤飼料。如果全省都推廣這個雜交組合，按現在全省飼養量二百萬頭至三百萬頭豬計算，一年可節省精料一億至三億斤，或可增收豬肉三千萬斤至九千萬斤，這是一組多麽可觀的數字。又如，我省現有的雜七雜八的繁殖母豬，年平均產仔成活仔豬僅有五隻。我們在孝義食品公司試點的本地母豬年平均產仔成活二十隻，斷奶體重是二十斤。全省假如有現有五十萬隻產仔母豬，不要說年平均產仔二十隻，就以十隻計算，就可用20—30萬隻母豬，完成現有50—60萬隻母豬的任務。如果說把現有的母豬減少20萬隻，每隻按國家供應400斤精料計算，就可以節省八千萬斤精飼料。這又是多麽可觀的數字。
現在我們與省畜牧局、省食品公司密切配合在孝義食品公司，並在天鎮東沙河大隊，祁縣九汲大隊，大同市，原平等全省大隊一級種豬掛鉤開展工作，可是這類豬場經過個人承包，反而大半不存在了，核心原因是養殖業產品的價格問題，以貨幣為單位成本核算後，不能盈利，農民們就不幹了。
我還主持著全國近六十個單位參加的豬雜種優勢利用研究項目。一九五七年我們第一次引進內江豬到山西，現已普及全省，而且用內江豬的雜交工作對其他地區也有相當影響。同時，在此基礎上已培育出”內巴本”新品種。為此，一九七七年在山西農業科學大會上，受到了”披紅戴花”的獎勵。
從發展的觀點來看，發展我省養豬業，是解決母本的問題，因地製宜地進行新的雜交組合的研究。如在大中城市，有的人們對於太肥的肉不感興趣。因此在此形勢下，新任務又召喚著我。我們正在進行以太原花豬為母本與長白豬的雜交試驗，以滿足人們對豬瘦肉的需要。當然，內本豬在我省廣大農村還是有其實用價值的。
新品種的培育工作：山西黑豬即（內巴本）或（巴內本），在我省主要以大同種豬場和原平忻州地區種豬場為基地進行培育，這是以１９５７年以來雜交組合試驗結果為基礎而進行的。山西黑豬的培育曆時二十餘年已完成，各協作單位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主要的見山西黑豬育種協作組，於八三年四月印的《山西黑豬育種資料選編》（鉛印本）。於１９８３年春在大同豬場召開了有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等約二十多人參加的鑒定會，鑒定會由北農大張仲葛教授擔任主任委員，會上一致認為可以做新品種上報獎。省科委及農牧漁業部都通過授予二等獎，並分別刊入山西省、全國的品種誌。我也給原省委書記、副書記做了書麵匯報，我完成他們交給我的任務。另外，還有山西黑豬培育的錄像保存在我校電教科。黑豬已普及到全山西，從發展看，從評獎會的意見看，（即為什麽列為二等獎）人民對瘦肉需要與日俱增看，這些都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新任務，需要育種協作組的同誌們再接再勵的努力！
太原花豬在六十年代，我就參加了它的培育工作。它的優點是，產仔１０頭多，成活率也高，瘦肉率在百分五十左右。主要存在兩個問題是：太原農牧場因為賠錢擬將花豬完全淘汰掉，以及怎樣提高肉質量的問題。關於前者我們支持過他們，隻要你們不把花豬連根挖掉，所賠的錢由我們包起來。後一個問題，現由山西農大動物科學係主持正在進行，省委也給了一定的經濟上的支持，現在我是育種組的顧問了，而可告慰者，我們後繼有人。
我的自傳就寫到此，總的感覺是，“一事無成兩鬢白，個人功過後人評”。包公的“無遺則羞”對我很有啟發，總希望生命不息，繼續攀登，做點對“四化”有益的事！趁此，我再補述下列情況：
1、1984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傳》第七版上，可能對我有簡明的介紹。由美國出版的“Who’s who in the world”7th Edition．
2、八十年代初期曾兼任省農委技術顧問組組長。現在是《畜牧獸醫學報》的編委。全國畜牧獸醫學會的理事，該會山西分會的理事長。
3、1967—1971年間，我曾以一個普通飼養員的身份在南豬場（本校）喂豬三年半，沒有一天間斷，接觸了些實際，掌握了很多做一個飼養的基本功，如：看火、修圈、接產及飼養豬，此外對於工人們的好品質也受了不少教益，如口腹如一、熱愛本職工作等等。茲不評論該不該去當一個飼養員，雖然業務上有所損失，但對於所謂改造思想來說，我認為具有裨益的。
4、1978年10月讓我參加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九屆工代會，我省文教戰線僅有一名代表，讓我去了，原因是幾年來在黨的教育與培養下，在群眾的幫助下，我在思想改造方麵，在舊知識分子中是突出的典範。
5、一九八四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龍誌、蘇紀陞編著的《怎樣使豬多長瘦肉》科普小冊子“前言”中，北農大張仲葛教授寫的“幾句話”中對我有個簡介，可供參考。
6、人想做點工作，首先得有堅強的事業心，且熱愛這個事業，並有為他有獻身精神。如在杭州開會，在大同開會，會上講話時頭暈眼花，汗直流，量血壓都在200 mmHg以上，很可能在講台上倒下去。人總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事業而死，不是比泰山還重嗎！如果一個人死了，其他開會的同誌們一定會拿起接力棒奮勇前進！再接再勵的努力，那麽對死者來說，他已鞠躬盡瘁，死得其所，不是雖死猶生嗎！”
P_16.1.龍誌在家中（1986年春）
三、心血滴盡溘然長眠
1986年9月6日上午，他老人家吃完早飯後還和郭傳甲先生約談了《養豬學》的再版的會議的準備情況和指導思想，特別要反映城市人民群眾對瘦肉的需求，反映可以多用精料進行集約化生產的新形勢，在科學性和先進性上下工夫。隨著農業糧食生產的大幅提高、發展與進步，我國養豬生產的形勢也是日新月異。過去在特定曆史時期的那些 “以青粗飼料為主，適當搭配精料”的飼養和飼料方法，和利用中國南北豬種之間，中國豬種與外國豬種之間雜交優勢的遺傳育種理論與實踐都需要相應地改變。那些新的飼養和飼料方法和新內容正是他近40年前在美國學的那一套，他帶回來的幾箱資料和書籍直到現在才真正派上了用場。
郭先生走後，龍誌覺得有點頭昏，就躺了下來。誰知他卻就此永遠停止了思想，再也沒有醒來，那是早上9點，也就是老人中風發病最容易發病的時間。沒有想到一切來的那麽快，那麽突然。龍誌就這樣靜悄悄，匆匆地離開了人世，離開了他一生鍾愛、畢生奮鬥的事業，走到了人生盡頭。沒有預報，也沒有遺言，甚至沒有住幾天醫院。也許這就是他老人家近十幾年來多次暗示要“倒在養豬事業的講台上”的歸宿，還是由於他老人家早就有所預料的腦中風。龍誌終於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為養豬事業奉獻了最後一滴血，最後一滴汗，最後一口氣，實現了他“以道殉身”的偉大遺願。
文煥回憶那刻骨銘心的一刻[2]：“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986年9月5日早飯後，我進了他的臥室見他仰麵朝天躺在床上，深度昏迷，嘴裏噙著些煙絲，左側掉著本整黨紀要。我趕緊找來醫生，又立即找車把他送往270醫院，診斷為大麵積腦溢血，搶救了不到一天，父親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這一切都發生的太突然了，我們在極度悲哀中無奈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遺體告別前我最後一次給爸爸整了整容，在他冰冷的雙手裏塞了幾盒煙，又為他泡了杯熱茶。父親一生奮力工作，除了抽煙喝茶別無嗜好。”
他老人家一生為祖國的養豬事業兢兢業業，漚心瀝血，堅苦卓絕，克勤克儉，在走的時候也不願麻煩別人，驚動大家。
林肯曾經說過：“人生好像一篇文章，不在乎長短，關鍵是有沒有內容”。活了76歲的龍誌的壽命雖然已經達到了古稀之年，按照現代人壽命的標準不能算長壽。考慮到龍誌先生一生遭受遠遠超過常人的磨難、艱辛、坎坷和迫害，考慮到龍誌一生中工作起來不分晝夜，比普通人做出的無私付出要多的多，他所作出的貢獻也非常人可比，因此，他的壽命也不能算短。在龍誌兄妹5人中，他的壽命也是最長的。
龍誌珍惜用自己生命於自己的事業和人民的福祉，一生中多次在需要的時候忘卻了個人安危，奮不顧身地去拚搏，一生中多次逢凶化吉，化險為夷，死裏逃生，而對自己生命的保護和保養卻很少。如前所述，對於生命的意義，特別是對死的態度，龍誌在他的文革日記中、訓練班講話、與新華社記者談話以及在他“我的自傳”都有過明確的表述。
從這個意義上看，龍誌崇尚的儒家的為國家利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和基督教的教義“人子來是要服事於人而不是被人服事（生命的價值在於奉獻付出而不在於索取）”，他一生不願意為自己個人的利益而苟且偷安，也不願意為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恩恩怨怨去自殺而尋求個人解脫，而是勇敢地麵對屈辱，麵對他人生的最為慘烈的挑戰。
特別是在60歲以後，從文革後期到粉碎“四人幫”後的晚年，不僅沒有為了自己長壽而崇尚道家的“養生之道和保命哲學”，雖然他可以有100個理由那樣做，反而老當益壯，臨危受命，甚至忘卻生死，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爭分奪秒去拚搏，去為黨和人民工作，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一個畢生“利他”的一心奉獻的人，會為事業不惜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名將嶽飛曾經說過：“文官不愛財，武官不畏死，則天下可定也”。龍誌一生中對事業的追求達到了廢寢忘食，忘卻生死地步。人難免一死，他超然的生死觀偶爾也會流露出來。人的生命其實非常脆弱，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及呼吸之間。龍誌對此把握有獨到之處。如前所述，他老人家一生曾經幾度遭受不白之冤和生死考驗，飽受精神和肉體折磨，卻絕不願為冤屈和迫害而輕生，認為那樣去死輕如鴻毛。而他總是希望死得其所，把工作崗位和講台看作自己的最後歸宿，認為那樣去死才重如泰山，死而後已。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3]“龍誌的生死觀在他的遺稿《我的自傳》(寫於1985年6月，2007年發現)一文結束語中也有所披露：“人想作點工作，首先得有堅強的事業心，且熱愛這個事業，並有為之獻身精神。如我在杭州開會，在大同開會，會上講話時頭昏眼花，汗直流，量血壓都在200mmHg以上，很可能在講台上倒下去。人總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事業而死，不是比泰山還重嗎！如果一個人死了，其他開會的同誌一定會拿起接力棒奮勇前進，那麽對死者來說，他已經鞠躬盡瘁，死得其所，不是雖死猶生嗎!”。
無獨有偶，在龍誌的遺體告別儀式（1986年9月8日）上的挽聯：“一代師表離世留文光照人間，師生共泣雖死猶生名垂千古”。
是對他一生的最好評價和概括，其中竟然也反映出龍誌“雖死尤生”的思想境界。雖然他的這個真實思想首次暴露於1985年《我的自傳》一文，但該文的披露於世卻是2007年的事。挽聯的作者無法看到龍誌寫的文字，卻感覺到了他的精神，得到了相關信息，足見他高貴精神穿透時空能力。比起諸葛亮的千古名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來說，“鞠躬盡瘁，雖死猶生”又在其基礎上，延伸出一層積極向上的正麵含義。龍誌一生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完成了無數其他人不可想象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是他剛正不柯，堅持正向思維，對前途命運充滿信心的結果。甚至對自己的萬一“倒在講台上”離世的那一刻，也看到其激勵後人光明的一麵，將這最後一分光和熱也奉獻出來，令人歎為觀止。值得一提的是，龍誌並不擅長文學修養，之所以能留下這一千古絕句，來源於他對自己鍾愛事業畢生追求的感悟和升華。
龍誌去世後，全家第一次遭受了失去親人的銘心刻骨的悲痛。日理萬機的龍誌為孩子們的成長也付出了太多的代價，他們終生都得益於他的無私奉獻。在此之前，文炳和文煥分別得到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食品係和工程係留學的機會，他們本來希望於1986年8月在新學年9月份開學之前赴美。奇怪的是，他們7月份送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簽證處的J-1簽證申請卻一再拖延，遲遲沒有下來。文炳心裏很著急，和父親龍誌商量，希望再去北京美國使館簽證處去一探究竟，但是簽證處不會接待也不回答這一類的谘詢。龍誌告訴文炳，簽證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要耐心等待。不過龍誌內心不希望文炳急急忙忙離開他。龍誌沒有直說，恐怕這一次離別之後，再不可能見麵。龍誌冥冥之中自我感覺有點昏昏沉沉，也許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希望和兒子們在一起。文炳和文煥的赴美簽證在為父親辦完喪事之後很快就下來了。他們二人分別於1986年9月、10月赴美。可見，冥冥之中，上帝有其精確的安排和美意。
郭傳甲先生後來回顧與龍誌最後一次見麵的那難忘的最後一幕:“張老幾乎沒有業餘愛好，退居二線以後，仍在為養豬業的發展積極思索和忘我的工作。1986年，他已76歲高齡，決心集中精力為《養豬學》教材的修改大幹一番，張老講原教材是在粉碎“四人幫”不久編寫的，有些消積影響在自己腦子裏還沒有清除，當時掌握的科技資料有限。近年來養豬學科發展很快，教材應盡快修改、充實、提高。他親自撰寫了修改提綱，並與有關同誌商定於1986年9月20日在北京開會。9月6日早8點還同我商議有關開會的問題，張老反複強調，這次教材修改要進一步解決好理論、實用、先進三性間的關係，突出重點，搞好銜接，要有點特色，不能麵麵俱到，不能把手伸得太長。誰也沒有想到，一席話竟成為老人家的遺言，終於“倒在養豬事業的舞台上”。
敬愛的張龍誌教授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著我們奮發前進。”
P_16.2.龍誌在山西農大辦公室（1986）
四、偉人離世隆重追悼
龍誌1986年9月6日去世後，山西省各界於9月12日在太原雙塔寺革命公墓舉行隆重追悼大會。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省長王森浩，副書記王建功送了花圈。省人大主任王庭洞和其他領導同誌張維慶，郭裕懷，馮芝茂，淩大奇，湯仿德等出席大會。大會由山西農大黨委書記李同年主持，陳震校長講話。參加大會的還有省直機關有關廳局領導，龍誌先生生前好友400多人參加了追悼會。省政協，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部，省委農工部，省教育廳，省農牧廳，省農科院，省農委，省科協，省農學會，省畜牧獸醫學會，山西省山大，工大，醫學院，重院，省牧校等90多個單位送了花圈。北京農業大學張仲葛教授，吳仲賢教授；中國農科院畜牧所李炳坦研究員，楊宗源研究員；西北農大，山東農大，湖南農學院，四川農大發來唁電。
原山西農學院牧站站長 閆玉田先生曾經與龍誌共事多年，休戚與共，為完成科研任務立下了汗馬功勞，1996年特地寫了的詩一首：
《悼念張龍誌老校長》
師長龍誌誌淩雲，遠渡重洋取真經。
誠心引得悟能歸，執教科研展才能。
桃李載培神州滿，山西黑豬又育成。
卅載風雨閑庭事，為國為民誌更宏。
事業未盡西遊去，吾輩常思淚滿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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