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春天,為了準備慶祝龍誌去世10周年,雖然俗稱“十年生死兩茫茫”,但是為了紀念他老人家的高尚情操和豐功偉績,在筆者和弟子們的倡議下,山西農大動物科技學院和山西省畜牧獸醫協會曾經向龍誌生前好友、同事、學生征集過去照片、回憶紀念文章以及一些來往通信,準備為老人家出專輯。那批稿件所搶救的回憶內容非常珍貴,絕對不可能複製替代,因為後來許多老教授,老同事也一一不久人世。專輯的征文初稿在文煥和好友嚴惠生先生的幫助下中文輸入,計算機存檔,內部發表。後來在2007年山西農大出版的“張龍誌文集”,和本書的引用回顧文章的絕大部分都來自該專輯。
我國動物數量遺傳學和家畜育種學的奠基人,中國農業大學 吳仲賢教授是龍誌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前,龍誌經常利用去北京開會的機會去北京農業大學訪問。那時位於馬連窪的農大還沒有通公共汽車,龍誌經常步行走過從頤和園到馬連窪那8裏地。1959年,龍誌曾經在北京農業大學做學術報告,鄭重提出“玉米飼料單位”。1962年吳仲賢教授曾經到山西農業大學訪問,並且做了 “家畜繁殖力計算方法”的學術報告。吳教授在參觀實驗豬場後,對於龍誌領導的豬不同營養水平下的雜種優勢研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當時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糧食和副食品緊缺,山西的情況更為艱難。吳教授擅長數學、統計學和遺傳學,在當時我國的個體飼養家畜的情況下,有規模的畜牧場很少,生產性能的記錄就更少的可憐。吳教授擅長的數量遺傳學利用生產性能記錄的統計分析,對於家畜的選擇和遺傳改良有巨大的作用,在國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吳教授的許多工作是在理論上和書本中完成的,是一個應用理論科學家。他著作《統計遺傳學》是標誌著中國人在理論上達到了國外同期水平的裏程碑,對於我國動物育種科學研究和生產有巨大的指導作用。另一方麵,龍誌則是一個實踐科學家家,他根據我國實際情況,通過科學實驗來解決生產實踐中的問題,兩人互有側重,各有千秋。1979年,龍誌作為山西省教育界的唯一代表,參加全國第九屆工代會並且光榮當選為全國勞動模範。文燦那時作為吳先生文革後的第一批研究生曾經陪同龍誌曾經探望吳先生,吳先生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你參加全國工會代表會,有什麽成績啊?”。龍誌滿懷自信地回答說:“我在山西幹了幾件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吳先生也對老朋友的奮鬥精神所感動。那時節,廣大知識分子受到迫害,能夠“逆水行舟”幹點事的人確實不多。吳先生在”回憶張龍誌教授”一文中回憶道:
“歲月匆匆,我國著名養豬學專家張龍誌先生與我們永別已經是二十年了。想到這二十年中我國各項建設中所取得的進步,尤其是農業建設與養豬事業的發展,例如在豬肉瘦肉量的提高,豬肉總產量與人均食用量的提高所取得的進步,更聯係到這些進步與奠基人們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中所經曆的艱苦卓絕的奮鬥是分不開的,真是令人感慨萬分。誰能想到在我們親眼見到的短短幾十年中,在受盡帝國主義欺淩,抗戰艱苦和十年動亂的磨煉後,我們國家會一躍而變成舉世矚目的強國,即將洗刷我們國家民族幾百年來受盡的恥辱,即將收複我們的失地香港、澳門呢?誰能忘記在我們幼年時所見到我國凹背肚大的豬種的麵貌與現在我們農場和農家所到處飼養的豬的區別呢?國家興旺了,各項事業發達了,人們往往認為這一切是必然的,而容易忽視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所隱藏的其中許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其大小雖不可同日而語,但性質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中,固然有許多偉人的業績,但同時有許多無名英雄默默奮鬥,作出貢獻和犧牲,從而造成這個時代的偉大。
龍誌先生的崗位是在大學教書,但他的科研工作是在農村,在廣大地域的實驗場,他為中國豬的改良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僅用國外豬種,也用國內豬種,如內江豬改良山西豬,積累了許多雜種優勢的資料,這些工作又啟發了以後的兼用國外豬種和國內豬種的三交豬的發展,把豬的雜交改良推廣到廣大的農村中。我之所以說這些資料極其寶貴因為大家知道,雖然雜種優勢的利用甚為普遍,但其數量遺傳的理論卻很貧乏,至今還談不到預期的質變,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回想在學校中進行豬的雜交試驗,條件是多麽困難,不僅經費難得,而且規模又不能太大,是與果蠅的研究有天淵之別的。況且在十年動亂中,張先生也受到種種的迫害,而他始終對黨和國家無限的忠誠,方能有今天如此高的成就和榮譽,這又是使我們十分歡悅慶幸的。此外,龍誌先生又非常注意人才的培養,他的學生中不少都在國內外深造,成為豬的育種接班人,這也是我們動物科學家中大家都很熟悉的。祝願他在這些美好的回憶中永活在我們大家心裏!”
北京農大張仲葛教授是龍誌多年來情同手足的戰友和同事。1996年在龍誌逝世10周年時,張仲葛滿懷深情地寫了文章“我國養豬界‘三張’中的老大,張龍誌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
“張龍教授作為新中國的一位有突出貢獻的養豬學家,他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新中國的養豬事業。多年來他從事豬的育種、品種改良、豬的飼養管理,特別結合農村實際,倡導節約精料的適合廣大農村條件的飼養方式,頗為廣大農民所喜愛。他倡導的節約糧食把豬喂好的研究和示範工作,是符合當時我國農民的意願和希望的。他在這方麵的科學研究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和豐富的實踐基礎。在進行豬的育種和雜交試驗時,他總是從實際出發,在大量科學實驗的基礎上尋求其規律性,故得出的科學結論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由於我們合編的華北地區養豬學教材在試用期間獲得好評,農業部在1960年委托山西農學院黨委組織並主持全國《養豬學》統編教材,乃請張龍誌教授具體負責擔任主編之責。第一版主編為山西農學院 (張龍誌、唐顯作、林成穀),北京農業大學(張仲葛),山東農學院(陳唯真、孫玉民),內蒙古農牧學院(羅明)。編著者:東北農學院(齊守榮),西北農學院(路興中),四川農學院(羅安治),華南農學院(黃偉勝),廣西農學院(李瓊華)。
龍誌先生從五十年代起,他帶領學生深入華北農村,從事我國豬種資源(定縣豬)的調查研究工作。不久,他又主持著全國近60個單位的“豬雜種優勢利用”的研究工作。1957年,他第一次把我國南方地方豬種“內江豬”引到山西。經過試驗,提出了南方優良種豬來改良和提高北方豬生產性能的觀點。這一觀點打破了隻能用外國豬種改良我國豬種的觀念。改變了過去一直沿用國外的傳統做法,並且主張養豬的研究工作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因地製宜地走我國自己的道路。1983年,經長期努力終於培育成了現有中國豬優點,又有外國豬長處的“山西黑豬”新品種。
第二版《養豬學》的修訂和再出版是在1982年,由於八十年代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養豬規模化的呼聲的提高,舊的教材已不能適應養豬事業的發展需要。客觀形勢迫切要求新版,養豬學。的修訂。為此龍誌先生受到農業部教育廳的囑托,迅速組織養豬教師們,組織力量,從事修訂工作。在北京召開了兩次會議。在龍誌先生的主持下,安排了各章節的修改補充工作。正待開始進行之際,不料龍誌先生積勞成疾,不幸於1986年在太穀逝世。他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為中國養豬事業貢獻了自己最後一份力量。一代學者卒然長世, 令人萬分悲痛!遺下未了的工作,落於年輕人身上。但願他們繼承龍誌先生的遺願,把豬的遺傳育種工作圓滿完成,以告慰養豬界一代宗師張龍誌教授在天之靈!
龍誌先生幼年即胸懷大誌,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不遠千裏,求知於太穀銘賢學院。雖然家中沒有提供任何學習費用,靠自己的艱苦奮鬥,半工半讀,完成了中學學業,並且完成了中央大學農學院動物科學係的學業。他再接再厲,於1947年獲得美國著名的依阿華大學動物科學碩士學位。在他的一生中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讀書報國。這中間的艱難險阻是令人敬佩的。他的堅韌不拔,從不向困難低頭的意誌是值得稱道的。
此外另一個可貴之處是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始終不渝走科技興農的道路。雖然建國後多次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迫害,經曆了嚴峻的考驗,他卻毫無怨言。對國家對人民對教育事業是忠心耿耿,忠誠熱愛,毫不動搖,作出了重大貢獻。
龍誌先生對待同事、朋友言而有信,坦誠相待。對待青年學生和教師,則循循善誘,親如家人。他的研究生藍玉輝曾經回顧龍誌先生對待她像親生閨女。對待工人朋友,也沒有架子,問寒問暖。秉公辦事,認真負責,以身作則,故無論上下左右對龍誌先生的領導都服從,對他的工作推動予以支持,配合。也說明龍誌先生知人善任,領導有方,指導有力,故能成就大事。
龍誌對青年教師關懷備至,積極培養,放手重用。在《養豬學》教材編審過程中,他選派羅明同誌留下來一個多月,全麵負責整個書稿的校對和文字處理工作,最後送交出版社。羅明教授最終成為江西省全國人大代表,江西農大校長,並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可見龍誌先生任人唯賢。”
全國養豬界“三張”之一,江蘇農學院 張照教授在“深切的懷念”一文中回憶道:”張龍誌教授逝世已十年了,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紀念他,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樸素的形象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精神。
回憶四十年代初,我在桂林中央畜牧實驗所和許振英老師一起工作時,經許老師的介紹,已知道張龍誌教授在四川從事養豬科研工作情況,並閱讀了他們的研究報告。建國後,我得以多次和張龍誌教授在一起參加養豬學教學、科研工作會議和編寫教材工作,合作共事數十年之久。1986年9月,他約定我在北京討論《養豬學》教材再版修訂工作,在我將出發去北京之際,突接辭世噩耗,深為驚愕,他為我國教育事業辛勞備至,直到最後一息,令人悲痛不已。
張龍誌教授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係,其後又留學美國,在衣阿華州立大學攻讀畜牧學,獲碩士學位。他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學術造詣深厚。他經常深入農村和農牧場生產第一線從事調查和科學研究工作,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他的教學內容豐富新穎,既有翔實的科學理論,又有生產實踐技能。他和我在一起參加審訂《養豬學教學大綱》和主編《養豬學》教材等工作,深感他工作認真負責,細致踏實,完成了適合我國高等農業學校采用的養豬學教學法大綱和教學用書,為我國高等農業學校的養豬學教材建設作出了貢獻。
張龍誌教授善於運用畜牧學科學理論運用於我國生產實踐中去,並吸取中外之長,創有獨到的見解。他五十年即主持豬的雜交優勢利用研究工作。他改革單純的隻應用外國豬種改良我國地方豬種的陳舊觀念,在山西采用外國豬種和引入我國優良地方豬種內江豬與本地豬雜交選育,培育成既有中國豬優點,又有外國豬長處的山西第一個培育豬種山西黑豬。他又在總結群眾養豬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家畜營養學原理,就我國農業生產具體情況,倡立以玉米為標準的飼養單位,改進當地沿用的養豬飼養標準以及飼養方式,對推進科學養豬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張龍誌教授熱愛祖國,為祖國的農業教育事業勤奮工作,成績卓著。他品德高尚,對公私財物都很節約。他為人正直、誠懇、坦蕩、謙讓。他誨人不倦,扶植後輩,現雖已離開人世,而他辛勤耕耘澆灌的桃李,都已深根葉茂,花繁果豐。他的高尚品德和為我國農業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樹立了為後人學習的典範,永留人間,令人深切懷念。”
參加全國《養豬學》1960年第一版和1980年第二版編著工作的江西農業大學羅明教授“深切懷念龍誌老師”一文回憶道:“龍誌老師認識我,是1960年在山西農學院召開全國養成豬學教材審編會議的時候,以後保持經常聯係,不斷得到他的關心、教誨和培養。雖然沒有直接授過我的課,他的淵博常識,他的堅強事業心,他的高尚品德,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老師之一。
龍誌老師盡管遭受過不少挫折,對祖國卻忠心耿耿,在幾十年的接觸中我沒有聽到過他的一句怨言。他把熱愛祖國的赤誠,化著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為了發展養豬事業,不僅培養和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其中有些已成當今的專家教授,而且致力於向廣大農村普及科技知識,千家萬戶的農民深受其益。
龍誌老師無論是從事教學,或是進行科研,都有提倡理論聯係實際,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各地區的特點,來研究養豬生產,來指導養豬生產。在我國50—60年代時期,人均糧食不足250公斤,飼養的肥豬多是耐粗飼的地方品種,龍誌老師在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總結農民長期養成豬經驗後,提出大力推行充分利用青粗飼料喂豬,這在當時的農村經濟條件下,是切實可行的,對養豬生產的發展有利。以後,隨著我國農業的大發展,人均糧食水平的提高,商品豬越來越多是雜種,龍誌老師又提出要充分利用工農業副產品和青綠飼料,按照豬的飼養標準,進行科學養豬,大大促進了養豬生產的發展。我們從龍誌老師主編的全國高等農業院校試用教材《養豬學》初版和再版的內容中,可看出他是如何運用科學理論聯係生產實際來研究和指導養豬生產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啟迪著年青的科技工作者。
龍誌老師坦率誠懇,清廉簡樸,嚴以律已,寬厚待人。他對自己的老師,十分尊重,即使在他晚年地位很高了,態度也沒有變化,堪稱尊師楷模。他對年青一代,也非常慈愛,不僅傳授知識,還教如何做人。記得我參加教材編寫時還隻是一個年青的助教,知識十分淺薄,就是在龍誌等到老師的培養下逐步成長起來的。龍誌老師的一生作出了無私的貢獻,他的光輝業績永垂千古。”
參加全國《養豬學》1960年第一版和1980年第二版編著工作的編者東北農業大學齊守榮教授在“緬懷張老二三事”一文回憶道:“我同張老交往始於60年代初編寫全國教材之時,直至1986年8月24日即臨終前的13天給我來的最後一封親筆信,有幸我還珍藏著晚期張老寄給我的幾封親筆信。從這幾封信中可以看出張老對教育事業的執著追求的精神和深入實際的作風,可以歸納了出以下三點:
1)為全國教材建設鞠躬盡瘁,從96年8月8日,8月15日,8月24日通知單上的提名,即在臨終前的11天還為教材事緊張的操勞。
2)作風民主,廣泛征求他人意見。深入實際,一切親自動手,不依賴他人(如秘書和助手)。
3)張老的後半生為全國教材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為了把養豬學編寫成為中國的、實用的、先進的教材,強調理論聯係實際,堅持走群眾路線,集思廣議汲取國內外的先進經驗。
在教材改革過程中,使我最難忘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按生產環節改編豬的飼養管理和繁殖部分。另一件是將豬的雜交單獨列為一章。兩個問題都有是教改中討論的焦點,前者是解決課程體係及與其他課程的重複問題,後者是結合國情重點突出問題。我先後二次建議都得到了張老的首肯,並采納實施。作為一位長者、師長、學術權威能虛心接受他人意見,尤其是年青人的意見,這種虛懷若穀的精神,令人敬佩。遺憾的是最後修改教材計劃未能實現,可謂壯誌未酬身先逝。
張老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為社國教育事業奮鬥的終生。他對事業執著追求的精神;集思廣議群策群力的精神;腳踏實地一絲不苟的精神,永遠是人們學習的榜樣。”
參加全國《養豬學》1960年第一版和1980年第二版編輯工作的廣西農業大學李瓊華教授在“回憶我們敬愛的張龍誌教授”一文中寫道:“我與張教授第一次見麵,是在1959年在華南農學院,那是在編寫《養豬學》教材會議上,當時我剛畢業不久,是來參加旁聽的。張教授對我很客氣,他說:“歡迎您來參加會議,希望多多提出意見”。張教授很謙虛,對人很友好,他經常和大家談笑風生,共同歡唱;先生平易近人,對別人提出問題,有問必答,使人樂於和他接近,談心,先生是我們良師益友,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張教授是一個實幹家,一位愛國主義者,他考慮問題都是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提出先生觀點,在我們第一次編寫“養豬學”教材時,他根據我國農村養豬飼養水平,提出:以青粗飼料為主,適當搭配精料養豬辦法,並編入教材中。同時根據我國養豬飼料,多以玉米為主,又提出改革養豬日糧計算單位,把西歐大麥單位和蘇聯燕麥單位,改為玉米單位。當時雖然試驗設備條件比較困難,但他花了許多時間,把養豬飼料單位,換算成為玉米單位,提供大家使用,在當時養豬生產上起到積極的作用。
張教授為人誠實樸素,作風穩重正派,深受養豬同仁的尊敬。1978年在山西農業大學集中討論修改教材時,他是主持會議者,但先生一直回家吃飯,在教材會議結束時,他還設家宴招待全體編寫人員,先生雖有高血壓,但由於他很高興,與大家頻頻舉杯痛飲一場。他這種熱愛同仁的崇高品德,使我們永遠懷念在心中。
張教授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先生一生忠誠教育和養豬事業,1986年在他生病時間,還積極籌備養豬學教材修改工作,他這種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張教授去世10周年之際,我回憶他的往事,作為我們對先生永遠的懷念! 。”
山西省農業廳高級畜牧師 師駿華先生是龍誌的榆林老鄉,1950年曾經在銘賢學校畜牧站當工人,在龍誌的鼓勵下刻苦學習,1955年考入了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1959年畢業後分配到太原奶牛場擔任工程師,退休後成為享受國家津貼的省農業廳奶牛專家。他在“回憶和張龍誌老師在一起的日子裏”寫道:
“我初認識張龍誌老師是1950年在成都,當時我隻有17歲,在銘賢學院實習牧場作工,場內有一塊荒地,我沒事就去掘地。有一天張老師很溫和地和我談起家常事,問東問西、問長問短,我感到張老師很慈祥、親切、平易近人。以後我經常陪鞠有陽老師到張老師家作客。據說張老師非常重愛人材,鞠有陽老師就是他器重的門徒。的確鞠老師學識淵博,教學有方,不愧是位深受學生愛戴歡迎的優秀教師。我上大學後和張老師接觸機會更多了。1959年我和張老師還有動物科學係59屆畢業班學生下放長子縣,快結束時,他提出幾個學生名字作留校任教考慮,我聽後又補充了兩個名字,他突然大聲說道:“噢!把他們忘了”。59屆畢業留校生都為動物科學係教學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張老師對養豬事業真是嘔心瀝血,1950年銘賢學院由成都搬回太穀,學校房產、設備都不要了,唯有幾頭約克夏豬他舍不得,於是研究定下由我和鞠有陽老師坐汽車負責運四頭約克夏小豬和兩隻成都鵝到寶雞,又由我和陳永寧由寶雞坐火車到太穀。他見了我們和運回的小豬高興極啦,用他不善於表達感情的姿態握著我的手半天不放,邊笑邊說:“好!好!好!”。
五十年代自然科學界米邱林學派占統治地位,張老師講繁育課時把受批判的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理論和育種方法講了很大篇幅,他說:“科學不應有界限,把它作為工具應該可以的”。實踐證明現在的育種學內容也是以孟、摩遺傳理論為基礎的。他講課深入淺出,學生像在聽講故事,深受歡迎。下放長子期間我和張老師同住一屋,他白天同我和學生下鄉調查長子豬,晚上整理材料,時間長了,我怕他身體受不了,勸他白天不要出去調查,他堅持還是要出去以身作則,後來我和同學們共同對他說調查的材料多要他看,請他白天不要出去了,他勉強同意了,但晚上還是看材料很晚才睡。有一天我對他說:“我們晚上用電時間長了,農場會有意見”。這話很靈,以後晚上最遲10點睡,由我掌握時間。為了照顧他飲食,每天中午特意多打一碗麵條(每天一頓細糧)留在晚上給張老師吃,時間長了他發現我們晚上都吃粗糧,他堅決不接受給他“一碗麵條”特殊待遇。張老師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寫長子豬的育種方案,我很高興接受並很快交了稿,第二天張老師退給我原稿說:“你看看”,我查看他的表情知道沒通過,打開一看,大吃一驚,全給劃掉了,我沒敢多說等著挨批,張老師沒批評而是耐心告訴我應如何寫。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一直保存著那一篇不合格的原稿作為座右銘。山西出版社約寫一本養豬小冊子,教研組每人承擔一章,但給我兩章任務,我寫好交了稿,張老師看後讓師兄唐顯作看,並征求唐的意見,師兄說:“寫得不錯”,張老師也沒表揚我,而是吸一口煙一笑,這是他高興時的表情,我的稿通過了。
文革期間,張老師是被“審查”對象之一。有一天,我回太穀家中,順便看望張老師,向他講了社會上的情況,要他多保重身體,張師母說張老師每天還冒著槍林彈雨危險到豬場喂豬。臨別時張老師在門縫裏邊依依不舍向我點頭送別,“四人幫”把人整成什麽樣了。“四人幫”垮台後,張老師來到太原農牧場調查指導工作,我們見了麵,他說:“這幾年(文革期間)把時間耽誤了,要抓緊時間作點成效培育一個豬的品種”。經過他盡心竭力,多年後,山西黑豬培育成功了,為了保留從五十年代培育的太原花豬不斷種,經常從他不多的研究試驗經費中資助太原花豬,為後來繼續培育工作打下了基礎。現在太原花豬是全省瘦肉型當家品種之一。
在張老師逝世十周年之際,撰文追憶師長,緬回張老師熱愛祖國,清廉簡樸。為人師表,寬厚待人,教書育人,為祖國養豬事業貢獻畢生的楷模,是後人學習的榜樣”。
四川內江市畜牧中心高級畜牧師 唐顯作先生是龍誌到山西農學院後第一個畢業留校的助教。曾經參加《養豬學》第一版的編寫,並且參加了1971年龍誌文革中剛剛解放後對全省養豬狀況的調查。因為愛人在四川,家庭兩地分居困難,唐顯作於生於1972年調回了四川。唐先生在“永恒的懷念”一文中回憶道:“一九五二年底在一次大會上,我第一次認識了張龍誌教授,他那慈祥、端莊的尊容,使我至今難忘。此後,我便在他的關懷與教導下渡過了四年的大學生活。畢業後又十分榮幸地被組織分配到張龍誌教授身邊協助他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十六年,在這前後20年的時間裏,時刻都受到張教授的諄諄教誨、循循善誘,致使我由一個不大懂事的毛孩子,逐漸步入養豬教學、科研的大門,今天自己能在這方麵為社會做點工作,都與20年來張教授的教誨分不開的。
張教授的一生是簡樸的一生。在我跟他的十六年中,見他在衣、食、住、行方麵,都很簡單、樸素,從未有大教授的派頭。記得一九七一年我們在對全省從南到北調查、收集內江豬雜交後代的效果時,吃飯要菜,他總是點些蔬菜、豆類,從不要今天所謂的高檔菜。並常對我們說,蔬菜的營養好,肉食多了對身體並不好;他雖然整天煙不離手、茶水不離口,但從未見他用過高級的香煙與茶葉,用的大都是些中、低檔的東西,口袋裏偶爾也裝有較高級的香煙,但大都是為了給別人抽的(請客);在與張教授認識、協助工作的20年中,從未見過他穿過高級的衣服,出外開會時,也總是穿一套的卡的中山服;在與張教授去全省調查的近兩個月時間裏,不少時間是要步行幾十華裏才能到達生產隊,當時,他已是60出頭的老人了,一路上他總是對我和馮永富同誌說,我們這些常坐辦公室的人,多走走對身體是有好處的。當然,今天的社會較七十年以前發展進步得多了,在衣、食、住、行方麵也現代化了,但我總覺得張教授的這一簡樸風尚仍值得我很好地、認真的學習。
張教授在教學、科研之餘,常深入到養豬生產第一線,向廣大的養豬生產模範和飼養員學習,從他們中間吸取有益的經驗,然後加以總結、提高,成功的將它們運用在教學中,因此他在講授養豬課時,語言生動,大眾化,並能深入淺出。對了解,發現的問題,就將它作為科研的題目和內容。記得我常陪他去晉東南的長治、長子、屯留一些養豬場和生產隊,每到一處,他總是首先去拜訪養豬模範(如長子的黃富水)和豬場的飼養員,與他們在豬圈牆跟就地坐下,一邊散煙,一邊抽煙,一邊擺談,大家對他都倍感親切,無話不講,擺得差不多了,最後才去找行政辦公室與組織上交談。 張教授在教學中十分重視教材的編寫,1958年開始組織華北地區養豬學統編教材的編寫。1960年又在華北教材編寫的基礎上,又主持了全國養豬課程通用教材的編寫。在教材編寫過程中,他極為重視將群眾經驗總結編入教材中,為此,便有了1960年在我院專科部召開的全國養豬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座談會,會上交流、收集了不少有益的教材素材,增強了教材的實用性。另外,張教授更為重視養豬科技的普及工作。1961年在完成全國養豬教材編寫之後,緊接著便組織編寫養豬六關小冊子;1972年在71年對全省內江豬的雜交效果調查的基礎上,張教授又組織大家編寫了《豬的雜交與改良》一書。這些科普讀物對當時的廣大農村養豬生產都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農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長,楊忠源教授回憶道:“解放後在曆次運動中,在左的思潮幹擾下,龍誌老師必然是改造的對象之一,因他既是係主任、大學教授,又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專家。但每次不論他個人遭受到多麽不公正的批判和委曲,他總能冷靜地細心地解剖自己,從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和勞動人民群眾不相適應的東西,在自剖之中,虛心接受批評。
文革期間他還曾下放到豬場、牛場勞改,但從未對黨有過什麽怨言,而是和普通工人一樣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和同誌們都相處得很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很融洽,從來沒有表現出恃才傲物,輕視勞動人民的那種毛病。龍誌老師在業務上兢兢業業,對黨的事業也一貫忠誠,矢誌追求進步。在文革之後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了卻了他一生的宿願,他還曆任山西農大校長和全國人大代表。說真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對他的這種超然曠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懈追求進步的高尚情操,感到由衷的讚賞和佩服。
龍誌老師平日裏生活儉樸,對物質生活沒有什麽追求,最大的關心莫過於促進山西及全國的養豬生產了,那年頭‘豬為六畜之首’他是十分高興的。就我所知他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煙癮太大,還喜歡喝濃茶。如果那個年代就提倡戒煙,我想他也可能長壽,晚年也一定會有更多的時間發揮他的才能,做更多的貢獻,現在說這句話隻能算是一個學生對老師的一種良好的祈盼吧。值得人欣慰的是龍誌老師的三個孩子都先後繼承了父親的專業,學有所成,今天看龍誌老師畢生為之奮鬥的我國畜牧事業也已經有了長足發展,取得了全世矚目的成績,我想這些已經足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
文革後龍誌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畢業後留校工作的山西農大韓俊文教授曾經與龍誌朝暮相處,他在“導師與表率”一文中寫道:“張龍誌教授離開我們已整整十年了,我作為先生的碩士研究生開門弟子,此時此刻,心情萬分沉痛!1986年9月6日,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永遠難以忘懷的忌日!先生的去世,不僅使我失去了良師益友的導師,而且是中國養豬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學術帶頭人、偉大的教育家。
我與先生共處八年時間,深深體會到,張龍誌教授不僅是我學術上的導師,而且是我生活上、工作上、科學研究等諸多方麵的表率。先生的傑出才華、高尚情操、輝煌業績、高大形象,永遠是促進我成長的營養、鼓舞我攀登的動力。
1947年,年僅37歲的張龍誌先生,在美國完成了研究生學業,獲得碩士學位,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回到祖國的懷抱,並以其傑出的才華,晉升為教授係主任,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他的精深的學術造詣在我國學術界樹立了極高的威望。
先生根據中國人均資源少、糧食產量有限及經濟落後的國情,提出了以中國南方優良豬及外國豬種改良中國北方豬種、以青粗飼料為主適當搭配精料的低成本養豬方式、以及以玉米為標準作為飼料單位。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豬學術思想,具有極強的理論價值和實用價值;發表有科學價值的論文和專著近40篇(部);培育了生長快、抗逆強的新品種—山西黑豬;並為太原花豬的培育奠定了基礎;主持了全國60多個單位參加的”豬的雜種優勢利用研究”項目並取得顯著效果。成就輝煌卓著,不愧為中國養豬界的學術帶頭人。
張龍誌教授對工作一向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尤其在任山西農業大學校長期間,除科研或開會外出外,每天(包括星期天)提前半小時就坐在辦公室,認真批閱文件,或答複往來信件。晚上還要在辦公室工作到10點左右。他的工作作風民主,凡事都與有關書記、副校長共同商量、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從不獨斷專行、飛揚跋扈、盛氣淩人。有些工作(比如建築)還要親臨現場進行調查研究。有時還要聽聽我的看法—這是給我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先生任校長期間,興建教學樓(理化樓)1幢、辦公樓1幢、招待所大樓1幢、學生宿舍樓2幢、學生食堂1個(第三食堂)、教職工宿舍樓21幢(單身樓1幢、獨生子女樓2幢、講師樓11幢、教授樓7幢)。短短5年時間,建大樓24幢之多,使山西農業大學的教學、生活環境大為改觀,錦上添花,張校長起了主導作用。他的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忘我的工作精神,確實堪稱表率。
張龍誌教授不僅注重學術理論,而且更注重生產實踐。為了調查、收集、研究我省的地方原始豬種。早在50年代、70年代,先生親自帶領學生在太行山、呂梁山翻山越嶺深入山村,曆盡艱辛,終於組建了山西馬身豬育種類群。並同省有關部門合作,創建了大同市種豬場、長治市種豬場、臨汾市種豬場、太原市種豬場及原平縣種豬場,作為實踐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基地,為山西黑豬新品種培育奠定了基礎,為山西省的畜牧業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更為感人的是先生身先士卒的科研精神。先生經常吃住在豬場,甚至為了某些科研數據而下榻豬舍;母豬產仔時,先生能同飼養員整夜整夜地守在豬舍且親自接產;在我完成‘用體重體尺和胴體性狀估測豬的胴體瘦肉研究’的碩士論文時,先生親自動手同我一起測量有關數據;在選育山西黑豬新品種的過程中,先生親自跳入豬舍,抱起小豬,檢查小豬是否有遺傳疾患、瞎乳頭、赫爾尼亞,並進行實踐教學。
張龍誌教授主持的‘山西黑豬新品種培育研究’科研項目,1983年通過省級鑒定並獲農牧漁業部、山西省科委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的‘提高豬肉品質的研究’科研項目,1987年通過省級鑒定,1991年獲山西省科技進步二等獎;他指導下完成的‘山西本地豬雜種優勢利用研究’攻關項目,1984通過省級鑒定,1986年獲山西省科技進步二等獎。為山西的教學科研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在山西乃至全國,養豬方麵的累累成果,與張龍誌教授不怕苦、不怕髒、不怕累的實幹精神和表率作用是分不開的。
天才出於勤奮。張龍誌教授所以能夠在學術上造詣精深、科研上成績卓著,與其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博聞強記分不開。
先生的辦公室有手搖計算機和英文打字機,先生對兩機的使用非常熟練,應用自如、神速。80年代初,日本的小計算器在我國尚不普及的時候,先生買了數台,一有空便仔細研究其用法,很快就能應用小計算器解決一些統計學上的煩瑣計算問題,真是‘劍鋒利從磨礪出’。先生為了掌握學術動態,訂購了大量有關書刊,並且經常翻閱,因而對滿滿三個大書架上的書刊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對一些重要文獻、論文,先生不僅記得登載雜誌名稱、在書架上的位置,甚至記得在雜誌上的頁碼數。我曾幾次想查找一些資料,在書架上亂找,半小時也未找著,以為無此資料,先生問明後,立即告訴我此資料在書架上的位置。按先生的指點,果然找出了要找的資料,使我非常吃驚,不能不使人敬服。先生的英語詞匯量很大,其大莫測,我在先生身邊翻閱英語資料時,先生就是我的活字典!無論是對打字機、計算機的熟練使用,無論對書架上資料的熟悉以及其大莫測的英語詞匯量,都蘊含著他孜孜不倦的鑽研精神,即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作為一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理事、山西省畜牧獸醫學會理事長、山西農業大學校長、高薪教授、高級學者的張龍誌先生,雖然身居正廳級高幹之位(副省級),但是生活非常儉樸,衣著平常,飯食家常,而且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從無任何派頭和架子。這是認識張龍誌教授的人的共同看法。家中的家具沒有一件新潮,盡皆普通家具。一隻坐了30年的藤椅修了又修,尤其是那條斷了的椅腿,不知修了多少次;先生的飯食很少大魚大肉,而是家常便飯,而且常常將剩饃剩餅在稀飯中泡泡吃完了事,更可貴的是碗內從不剩米粒。偶爾掉在桌上的飯食,也要揀起吃掉,這是一般人辦不到的,更何況高幹!
張龍誌教授一心撲在事業上,與同行們坐在一起的時間,總是談論養豬業的國內外動態、研究科研項目有關事宜,灌輸他的低成本養豬學術思想,從來沒有以大壓小,攻擊他人的現象,更沒有當眾侮辱過任何人,因此,學術界正派的同仁,對先生非常敬重。
更令人敬佩的是,先生自己身患高血壓、冠心病、肺氣腫多種疾病,但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每次外出總是吩咐我多帶點衣服,可他自己服的藥有時卻沒有帶全。記得,1983年去內蒙古農牧學院去主持河套大耳豬選育的科研鑒定會,為了給與會同行們帶西瓜,自己該拿的衣服都沒帶。當時購買臥鋪票非常緊張,先生的身份自然可以買到,我隻能買硬座票,但先生怕我在普通車廂吃飯、喝水不方便(確實很困難),親自找到列車員、列車長,以照顧他的名義把我留在臥鋪車廂,同先生輪流休息。每到一次豬場,總是對新老飼養員問寒問暖,每個飼養員的名字他都叫得出。大家對先生也十分敬重,非常懷念,每當提起張龍誌教授,都十分感慨地一言以蔽之:“真是一個好老漢”。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2]”。” 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3]”。故可以用“若水如山”來比喻龍誌的“處世治學之道”。一方麵,他胸懷廣闊,持經達變,像一個道家和佛家,如水一樣的謙卑、柔韌、適應、靈活、包容、慈愛、平靜、純正、隨和、穿越。另一方麵,他堅定信心,堅韌不拔,又像一個儒家,像山一樣的高大、雄偉、正直、原則、堅強、威嚴、支撐、挺拔、人格、不移。他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將這對立兩方麵的精髓真諦統一起來,達到運用自如,爐火純青境界的偉人。他的順應客觀環境的人生智慧以及“滴水穿石”,鍥而不舍的奮鬥精神值得我們永遠認真學習,感悟升華和承傳繼承。他的精神將如同祖國的山山水水一樣山高水長,生生不息,進入永恒。有詩為證: 【七律】《山水真道》
持經達變智若水,使命氣節仁如山。
身先士卒嚴律己,包容饒恕待人寬。
忍辱負重仁愛心,以柔克剛直報怨。
日三省身[4]悟真理,正道正行克難關。
到2005年10月,天助人願,山西農大為了迎接教育部專家教學科研評估審查,需要創造學術氛圍,經過多次開會研究,決定在學校主樓兩側為山西農學院首任院長,大豆專家王授教授和山西農大首任校長,養豬專家張龍誌教授塑立銅像。
當然,龍誌先生畢生付出奉獻直到最後一息,為自己樹立了光輝形象,學校領導集思廣益,審時度勢,將龍誌的光輝形象以銅像的形式請回來,豎立在學校幽靜的校園裏,供後人瞻仰,乃大慈、大善、大智、大德,功彪史冊之舉。在10月2日銅像揭幕那天,全校師生舉行揭幕慶典,董長生校長和郭傳甲先生講話。石楊令書記、董校長與文煥親自為銅像揭幕(見下圖)。天若有情,在銅像揭幕儀式開幕的那一刹那間,天公突然刮起一陣秋風,響了幾聲悶雷,嘩嘩啦啦,悉悉索索地下起了霏霏秋雨,天人共泣。幾個時辰,旋即雲開日出,呈現了一片彩虹,以示紀念和慶祝。
如果算算龍誌曆史,他從1929 年第一次到銘賢中學算起,1940年從中央大學第二次返校執教,1947年美國留學得到碩士學位後第三次返校,1978年從雁北分院回來為第四次返校,此次應當為他第五次返校了。
有詩為證:
《龍誌銅像》
畢生奉獻幾榮辱,精誠坦蕩憾天地。
再應召喚回母校,形象銅像鑄一體。
師生共彈重逢淚,天人同慶化秋雨。
耳聞規模成倍增,目睹高樓春筍立。
富貴如煙瞬時盡,唯獨精神銘天宇。
到2007年,山西農大慶祝建校100周年。山西農大和山西省畜牧獸醫學會正式出版《張龍誌文集》,有龍誌發表的論文摘要,著作封麵,封底,生平照片,塑像照片,以及1996年和後來征集的回憶文章。龍誌的門生郭傳甲教授,特別是文煥教授為文集的出版花費了大量精力。
更為值得一提的是,似乎冥冥之中有神靈感應,文煥正好在文集出版之前,整理資料時有意無意首次發現了龍誌“我的自傳”珍貴遺稿,為龍誌的生平破解謎團,畫龍點睛,大大增色,文集出版後,受到各界好評。
有詩為證:
《君子龍誌》
儒生龍誌身寒門,少小失母少知音。
邊城婚約留不住,千裏求學離榆林。
銘賢工讀譽銅匾,燕京醫科榜題名。
抗戰求學到中大,母校執教識桂琴。
遠洋留學延婚期,跨洲苦戀月傳情。
銘賢之子回銘賢,遙拜高堂慶晚婚。
大地易幟迎新主,神州抗美執新政。
順天應時多仁智,若水如山悟道深。
基因差異巧利用,中西合璧辟蹊徑。
遺傳營養新突破,人大代表進京城。
文革蒙冤百宗罪,清隊添愁千朵雲。
三尺豬舍灑碧血,萬言日記錄心聲。
五年勞改如一日,愚公故事廣傳頌。
驚魂稍定赴邊村,八千裏路查豬種。
雁門關外寒冬雪,晉陽大地暖春風。
十年長夜終有盡,一聲春雷國家興。
暮年榮歸銘賢地,科教興校擔重任。
育成新種成史命,保留土種記頭功。 勤育桃李滿天下,主編教材創意新。
心血滴盡淩雲去,久願成真道殉身。
朝夕相處竟永訣,生死相思欲斷魂。
再應召喚入銅像,天人共慶淚傾盆。
回首百年書長卷,相會悅在無言中。
臨江仙 《天地人生之二》
浩瀚宇宙廣無垠,生命日月星辰。
循環往複越時空,
大小無外內,軌跡精毫分。
大千世界幻風雲,經濟政治紛爭。
左右交鋒反相成,
造反亂天下,中道正乾坤。
P_17.1.黨委書記石楊令(右二),校長董長生(左)和文煥在銅像揭幕典禮上(2005.10.02)
P_17.2. 左起:文煥與妻子韓林香,桂琴,劉世鈺,曾桂玉在龍誌像前(2007)
[4]論語《10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5]分子遺傳學用來測定基因型的DNA探針,此處指豬遺傳學營養學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