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其一 ）
十年內亂十年夢，十年浩劫十年瘋。
文鬥武鬥亂天下，無法無天倒乾坤。
文鬥武鬥亂天下，無法無天倒乾坤。
（其二）
十年蒙冤躬力行，十年風雨觸靈魂。
身陷囹圄誌難酬，唯獨不渝寸丹心。
十年蒙冤躬力行，十年風雨觸靈魂。
身陷囹圄誌難酬，唯獨不渝寸丹心。
（其三）
十年長夜十年冬，十年期盼十年拚。
贖罪立功出冷宮，力挽狂瀾赴征程。
十年長夜十年冬，十年期盼十年拚。
贖罪立功出冷宮，力挽狂瀾赴征程。
（其四）
十年忍辱搏新生，十年浴血盡忠誠。
霹靂春雷送春雨，雪化方知鬆長青。
十年忍辱搏新生，十年浴血盡忠誠。
霹靂春雷送春雨，雪化方知鬆長青。
一、春天到來煥發青春
“乾坤浩蕩，天道昭昭，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禍國殃民“四人幫”，終於結束了：
“腥風血雨，無法無天。無中生有，冤假錯案。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天下無道，儒生遭難。” 的那場惡夢。
也是物極必反，相反相成，乾坤轉換，循環往複，此消彼長，生生不息。事物前進發展自有其必然周期和客觀規律。那就是：
“民心不可欺，儒士不可辱。天道不可違，天理不可廢。天意不可逆，天數不可逃。”
科學教育的春天終於不可避免，不可抗拒地到來。全國人民萬眾歡騰，載歌載舞。廣大知識分子更是歡呼雀躍，歡欣鼓舞，慶幸終於得到了“第二次解放”。黨和國家在華國鋒和鄧小平領導下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進而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嶄新的改革開放的大發展局麵。龍誌終於和全國知識分子一道，有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百業俱興，特別是畜牧業大發展的昌朝盛世。龍誌晚年終於可以實現自己自從年輕時就夢寐以求的“科學救國”的願望、抱負和夢想了。一切都來之不易啊！當時全國的形勢真是國家百廢待興，人民意氣風發，生產欣欣向榮，建設一日千裏。那是的口號是“抓綱治國”，奔赴“新的長征”。
龍誌也每天忙於學校的行政事務，科學研究規劃，教學方案規劃，師資培養規劃，大學生、研究生招生和培養規劃，基本建設規劃，對外交流規劃等等，不亦樂乎。龍誌春風得意，大展宏圖，當年美國受過的教育，解放前，解放後，文革前，文革後科研教學的經驗統統派上了用場，隻恨自己的學識很難適應“正規化，現代化，國際化，標準化”大好形勢的飛快發展的需求。
在百忙中龍誌還到處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見縫插針地進行一些科學講座。桂琴的妹妹曾桂玉的先生劉世鈺回憶道：“龍誌兄從事於教育事業奮鬥了近五十個春秋，他雖然博學多知，經驗豐富，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的擠出一切時間看國內外有關農業和畜牧業方麵的材料。在教學上，他為了培養祖國農業建設人才，用自己在舊社會苦水求學的切身經曆和體會，以啟發學生渴望學習的需要，要求學生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教育學生奮發學習，牢固樹立專業思想，成為祖國有用的農業建設人才。
為了傳播養好豬的專業知識，他不辭辛苦先後在四川的內江、瀘州等地與這些地區從事農業、畜牧業方麵的人員講養豬的專業知識。1978年11月，他到內江主持召開全國”豬種雜交優勢利用”教材研究會議之機，取道瀘州看望我們。龍誌兄到瀘州長市的當天，正值我在市科協開常務理事會，科協副主席杜鬆俊知道龍誌兄是從事畜牧業的專家後，就及時與市農業局、畜牧局的領導商量，並請示市委分管農業的領導楊澤忠同意，決定請張教授跟全市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的科技人員和分管領導講一次養好生豬的專業課，並責成我與龍誌兄商量，我把這一情況告知龍誌兄後，雖然第二天要到內江開會，但他不顧年高體弱和旅途疲勞，決定在當天下午進行。當天下午兩點，參加聽專業報告的有全市從事於農業、畜牧業的專家、同行、市科委、科協、農委、農業局、畜牧局的領導和科技人員以及市裏分管農業的領導500多人。龍誌兄在專業報告中，著重講了《豬的雜交及育種》，他從我國的實際出發，講豬種改良、營養標準到飼養方式，總結我國各地養豬的成功經驗，他用科學的道理，切身豐富的實驗，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的講了三個多小時，使參加聽講的與會人員讚不絕口，普遍反映說張教授的這次專業報告，使我們開了眼界，增長和豐富了我們養好豬的專業知識，對我們瀘州的養成豬事業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市裏領導十分滿意。”
文革後由於國家撥亂反正，重新啟動科教計劃和招生考試，放棄了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革命中的招生“階級路線”。1977-1978年他們兄弟三人一舉考上了大學和研究生，文炳上了山西農學院，文煥上了太原工學院，文燦上了北京農業大學，成為我國數量遺傳學奠基人吳仲賢教授的研究生。超過了預期，實現了“龍騰虎躍”(他們兄弟三人的小名是龍，虎，狗)。這歸功於文革非常時期那段時間在龍誌老人家不懈的教誨和激勵下的自學教育，當然更重要的是也得益於後來撥亂反正，大膽放棄在招生中的政治審查的“階級路線”，恢複“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的招生考試的大氣候。回想起來，孩子們對他老人家畢生最感恩戴德的不是金錢和地位，反而是父親在那些歲月裏冒天下之大不韙，苦苦勸學，助學。甚至感謝因為他們父親龍誌受到審查所創造的特定的逆境。人生的磨練使他們能夠發奮努力，刻苦自學，在後來國家需要時脫穎而出，受益終身。不得不令人佩服的是他老人家對人類及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在黑暗中的高瞻遠矚。龍誌得道於教育子女之精髓，並且有著驚人的耐心和愛心。對龍誌來說，孩子們的任何進步都是對於他多年辛勤培養的回報。龍誌在子女教育方麵成功也使他在山西農大獨樹一幟，成為“教子有方”的成功範例，龍誌的開心和喜悅溢於言表。
二、衣錦還鄉走馬上任
雖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革命，由於政治慣性原因還沒有完全消除，1978年2月17日，國務院批準大寨農學院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大學。大寨農學院於1978年秋按照正規重點大學標準，高分優先錄取了256名學生，加上過去招收的“社來社去”的學生，在校學生一共達到456人，教職員達到183人。雖然國家投入超過300萬元，超過了雁北和運城兩個分院投資的總和，但由於匆匆上馬，辦學條件太差，與當時教育界欣欣向榮大好形勢，與學生們的學習熱切期望相去甚遠。學生們怨聲載道，分批到北京教育部和山西省高教廳請願告狀。其他分院的學生教師也對辦分院不滿，希望回到太穀本部，恢複原校。而山西農學院卻麵臨嚴重師資缺乏，人才流失，大量教室和設備閑置浪費的現象。1979年5月，教育部、農業部、山西省委聯名向國務院提出《關於將大寨農學院並入山西農學院更名為山西農業大學的請示報告》。7月27日，國務院批準了這個報告，將新成立的山西農業大學列為全國重點大學。此後，山西省委也決定撤消雁北和運城兩個分院，並入山西農業大學。
其實早在1975年3月剛剛做出辦分院的決定3個月之後，由於在辦分院過程中個別領導利用機會排除異己，人才流失太多，廣大教師意見很大。1975年6月，山西省委就調整了山西農學院的領導班子。新領導的掛帥人物是原山西教育廳長馮毅。此人懂教育，更懂知識分子政策，領導水平很高，對龍誌也一直很欣賞，後來他們搭了領導班子，兩人一直配合默契。在分院還沒有被撤銷之前，山西農學院新黨委就對於龍誌在雁北和全省開展的有聲有色的傑出工作耳聞目睹，為學校“流失”龍誌這樣的人才感到惋惜。在粉碎“四人幫”的新形勢下，也更需要龍誌那樣的“學術權威”參與學校的領導恢複重建工作，便於1978年2月任命龍誌為山西農學院付院長。龍誌同時參與雁北農學院和山西農學院的領導工作。
與三年之前知識分子被當做“臭老九”和“革命對象”，“銘賢遺老”而被“掃地出門”不同，龍誌此番是在國家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科學的春天來到，知識分子首次作為“工人階級一員”和“依靠對象”，受到了30年來前所未有信任的情況下被提拔重用。龍誌也欣然臨危受命，“衣錦還鄉”，走馬上任。龍誌也是1966年文化革命以後，12年來，山西農學院任命的第一位教授付院長。
1978年秋天，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在全省科學技術大會上再一次表揚了龍誌在科學養豬方麵的成績，甚至提到了龍誌在1957年用從美國帶回來的西裝蓋在初生小豬身上的事跡，號召全省知識分子向龍誌學習，獻身科教事業。並且親自關心，幫助龍誌於1979年4月加入了共產黨。那時科研係統還沒有完全恢複，申請科研經費的渠道也不暢通，龍誌又不失時機地為他的養豬科研項目向王書記申請到20多萬的科研經費，當時是一筆大數目。那是繼1957年後，王謙書記第二次在山西省緊張的財政中為龍誌科研項目撥出的巨額專款。
1980年2月山西農業大學成立，龍誌又被任命為山西農業大學首任校長，並且擔任了山西省農業委員會的高級顧問。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倒是應了南宋詩人朱熹那句話：“寶劍鋒從磨礪出，臘梅香自苦寒來”
龍誌並沒有沾沾自喜，盛氣淩人，也沒有因為自己的“翻身做主”去和那些多年來收集材料，誣陷整人，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特別是文化革命中間在勞改和一次次運動中參與迫害他的那些學生和教師一般見識，尋求報複。而是：“榮辱不驚，既往不咎。與人為善，以德報怨。”把精力統統放到了學校的工作和自己的事業上。
那時龍誌已經70歲高齡，雖然他的人生精華歲月已經過去，無論如何，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龍誌也老當益壯，終於幸運地盼到了大展宏圖的一天。經過九九八十一難，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滿懷信心地開始了“新的長征”。當時有一種說法，教育界是文化革命的“重災區”，而農業院校則是重災區裏的“重災戶”。山西農業大學經曆了文化革命和最近幾年“辦分院”的折騰，也元氣大傷。教師隊伍不僅流失校外，青黃不接，而且多年來被政治運動衝擊，顛沛流離，左搖右擺，荒廢學術，荒廢科研，荒廢教學，荒廢外文。教學水平，科研水平都不高，與當時“大幹快上”的形勢嚴重不相適應。
P_15.1. 團長龍誌（中），杜竹銘教授（中）與山西農委考察團（山西卦山，1980）
P_15.3.龍誌（中）在畜牧實驗站（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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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校之長，龍誌麵臨著帶領整個學校逐步脫離過去統治了學校30年的“階級鬥爭”這個“綱”和“政治統帥”這個“靈魂”和“生命線”，重新走向學校以“科學研究和教學”兩個中心的為自己使命，實現政治目標和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承擔帶領學校走向治理，走向正規，走向現代化的重任。學校的教學科研發展規劃，基本建設和外事工作都由他全麵負責。
另一方麵，龍誌也麵臨一個自身學術水平提高的挑戰。由於形勢變化，全校師生學習英語，學習現代化科學技術、專業業務知識的熱情空前高漲。作為全國科學大會“先進工作者”和學術帶頭人，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常常到龍誌辦公室問問題，從英語到專業，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龍誌盡量做到有問必答，有的問題過於怪癖，龍誌也介紹給別的教授或老師代答。
龍誌的強項是“理論的應用”，用科學研究與技術方法解決生產實踐中急需解決的疑難問題。雖然大部頭著書立說的工作已經超過了一個70多歲老人的能力範圍，龍誌還是和盧德勳，路興中，郭南州先生合作，在百忙中於1983年見縫插針地翻譯了英國人C.T. Whttemore 和F.W.H. Elseley先生的 《實用豬的營養》；於1984年與蘇紀陞先生合作寫了《怎樣使豬多長瘦肉》。除了主編全國農業院校《養豬學》外，還於1984年與郭傳甲先生合作為全國統編農業職業技術教育教材編寫《養豬》一書。這對於一個73歲的老人絕不是一件易事。他事後高興地說：“我這一輩子的大部分時間被用來搞政治運動，運動間隙見縫插針做點事。但是我就是堅持不懈，不願放棄，以前翻譯幾本俄文書都沒出版，這次算是抓緊機會辦完一件事。”
龍誌於1978年招收了三個碩士研究生，韓俊文，謝璞，藍玉輝。後來又陸續地招收了十幾名碩士研究生。大學生與研究生的培養，理論課的安排，論文課題的論證，實驗設計方方麵麵都需要他具體費心費力。龍誌幾十年培養的大學生、研究生，遍布北京中央機關學校和山西省上上下下各個部門，可謂桃李滿天下。
山西農業大學和美國歐柏林大學也於1979年恢複了中斷30年的合作與交流。歐柏林大學每兩年為山西農大選送兩名英文教師，山西農大也選派兩名學者到歐柏林大學訪問。1982年6-7月份，美國歐柏林 大學分子遺傳學家 Dennis Luck 先生來到山西農大開辦分子遺傳學講座，山西省高等校的近百人參加。那是改革開放後山西農大舉辦的第一次高水平的分子遺傳學講座，在全國也屬於學術前列。因為該講座涉及到很多專業性很強的學術知識，本校外語教研組的翻譯有點詞不達意，力不從心，學員也有意見。龍誌為了找到合適的口語同聲翻譯，確實費了不少腦筋，最後還是從北京高價請了一位女翻譯，才圓滿完成任務。
龍誌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山西農大教授韓俊文回憶道：“張龍誌教授對工作一向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尤其在任山西農業大學校長期間，除科研或開會外出外，每天（包括星期天）提前半小時就坐在辦公室，認真批閱文件，或答複往來信件。晚上還要在辦公室工作到10點左右。他的工作作風民主，凡事都與有關書記、副校長共同商量、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從不獨斷專行、飛揚跋扈、盛氣淩人。有些工作（比如建築）還要親臨現場進行調查研究。有時還要聽聽我的看法—這是給我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先生任校長期間，興建教學樓（理化樓）1幢、辦公樓1幢、招待所大樓1幢、學生宿舍樓2幢、學生食堂1個（第三食堂）、教職工宿舍樓21幢（單身樓1幢、獨生子女樓2幢、講師樓11幢、教授樓7幢）。短短5年時間，建大樓24幢之多，使山西農業大學的教學、生活環境大為改觀，錦上添花，張校長起了主導作用。他的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忘我的工作精神，確實堪稱表率。
張龍誌教授不僅注重學術理論，而且更注重生產實踐。為了調查、收集、研究我省的地方原始豬種。早在50年代、70年代，先生親自帶領學生在太行山、呂梁山翻山越嶺深入山村，曆盡艱辛，終於組建了山西馬身豬育種類群。並同省有關部門合作，創建了大同市、長治市、臨汾市種、太原市及原平縣種豬場，作為實踐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基地，為山西黑豬新品種培育奠定了基礎，為山西省的畜牧業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更為感人的是先生身先士卒的科研精神。先生經常吃住在豬場，甚至為了某些科研數據而下榻豬舍；母豬產仔時，先生能同飼養員整夜整夜地守在豬舍且親自接產；在我完成“用體重體尺和胴體性狀估測豬的胴體瘦肉研究”的碩士論文時，先生親自動手同我一起測量有關數據；在選育山西黑豬新品種的過程中，先生親自跳入豬舍，抱起小豬，檢查小豬是否有遺傳疾患、瞎乳頭、赫爾尼亞，並進行實踐教學。
張龍誌教授主持的“山西黑豬新品種培育研究”科研項目，1983年通過省級鑒定並獲農牧漁業部、山西省科委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的“提高豬肉品質的研究”科研項目，1987年通過省級鑒定，1991年獲山西省科技進步二等獎；他指導下完成的“山西本地豬雜種優勢利用研究”攻關項目，1984通過省級鑒定，1986年獲山西省科技進步二等獎。為山西的教學科研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P_15.2.龍誌與美國友人，冀一倫（中） 馮毅書記（右）（1981）。
1978年，龍誌再次出任全國農業院校通用教材《養豬學》主編。由於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龍誌又和他的同事和學生一道投入了瘦肉型豬的雜交組合的研究和和培育。他老人家每天忙於教學科研和行政事務。
1983年夏天，來自全國的養豬專家學者在大同市和原平種豬場鑒定山西黑豬培育成果，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學生。他的同事北京農大的張仲葛教授，他的銘賢農專第一屆學生，中國農科院畜牧所的李炳旦教授。人稱中國養豬界的三張一李（還有江蘇農學院的張照教授）。更有多年與他同舟共濟的郭傳甲先生等同事。文燦從雁北算起，追隨先生十年，也在論文集中貢獻了幾篇。其中一篇：張龍誌，張文燦，張榮，蘇紀升“山西馬身豬與山西黑豬、巴克夏豬、內江豬雜交效果的觀察” 《畜牧獸醫》學報（1983.14（2）：73-79。就是1978-1979年龍誌在雁北期間在大同豬場安排的實驗的分析結果報告。大家對龍誌領導的從1970年代初文革之中就開始培育的育種工作予很高評價，一致認為該品種結合山西和華北地區本地條件，耐粗飼，生長快，產仔多，抗逆抗寒，為北方山西地區的當家品種。
龍誌高興地說“從1957年算起，經過20多年努力，這下我終於完成了王謙省長的任務。”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結合國情，解決實際問題，為廣大農民服務，為生產實踐服務，是他老人家受美式教育熏陶下所形成的學術思想特點。
四、虛懷若穀持經達變
山西省經過文化革命十幾年的勢不兩立的兩派武裝鬥爭，人與人的恩恩怨怨關係錯綜複雜，兩派之間權力鬥爭也一刻沒有停止，“派性”到文革之後許多年都沒有消除。龍誌在文革中屬於一般人都躲尚不及，革命的兩派更是不願沾邊的一隻“落水狗”。到文革後卻一時成為門 庭若市的“香餑餑”。更加龍誌還有與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分管文教付書記王大任近30-40年的厚實交情和友誼，別人望塵莫及。學校領導和省文教廳的領導之間的權利鬥爭都希望龍誌這個一耀而起，重新受到國家重用起的“新貴”去給省領導“掏耳朵”，達到自己政治目的。有的人軟硬兼施，利用龍誌過去受到的委屈和迫害，甚至針對某些領導寫好了告狀信要龍誌簽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力,自勝者強[2]。”，龍誌心明如鏡，深深知道自己再次爬起來靠的是做好本職工作，特別是先人一步，不顧在“四人幫”的淫威之下，鍥而不舍，兢兢業業地搞好科技普及及人才教育工作，靠的是基層領導與群眾的口碑、反饋與信任。不是靠與上級領導拉關係，“掏耳朵”，不是靠“打小報告”，更不是靠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因此對那些害人害己的“內耗”生痛惡絕。他胸襟坦蕩，光明磊落，秉公辦事，堅持原則，不徇私情，不在背後搞小動作，給領導出難題。所以對此類要求堅持自己的底線，一概聽而不聞，婉言拒絕。大到中央，小到地方，他從來不參與各級領導之間的政治鬥爭。絕對不會頭腦發熱，到處插手，到處表態，到處告狀，甚至乘人之危，公報私仇，落井下石。也不討好一些人，也不打擊一些人。龍誌這樣做，雖然暫時得罪了一些人。但是，那些人最後也不得不承認，龍誌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政治頭腦和智慧的人。在重大問題上，他的態度是非常審慎的，始終保持“大中至正”，“持經達變”，堅持“以不變應萬變”，在原則性和靈活性方麵有很好的把握。這大概就是他老人家一生能夠善始善終，戒驕戒躁，立於不敗之地，沒有在政治上摔大跟頭的“真道”。
據龍誌回憶，類似的情況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僅僅有過一次，因為山西農學院地處太穀，離太原有120裏之遙。學院領導去太原開會要找門房到太穀火車站早早訂購火車票，有諸多不便。那年頭，小汽車屬於奢侈品，全省也隻有屈指可數的幾輛，需要省委主要領導特別批準。學院領導想申請一部小汽車，卻不敢自己向省委領導開口，於是便要龍誌以學校教授需要的名義代為開口申請。龍誌利用一次在太原開會機會，向省委領導提出申請。汽車果然被批回來，當然是書記們坐了，教授們哪裏坐的上。當然，這是久遠以前的事情。
經過 30 年後，銘賢學校的曆史地位也得到重新肯定，龍誌再次擔任了校級領導。1979年山西農業大學也和 奧柏林大學恢複了中斷 30 年的關係。龍誌已步入 70 古稀之年，終於才盼望到了安心做學問，教書，搞試驗，帶研究生的一天。
1981年10月，文燦從北京農大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山西省農科院工作。龍誌確實希望老三能夠為自己的科研團隊增加數量遺傳學方麵的專才，親自出馬，拿上文燦在學報上發表的幾篇論文到學校領導中遊說，又到省人事局把文燦要回到山西農大工作。
1982年初，學校蓋了第一幢教授樓，龍誌也被分配到一套當時比較時髦的三室一廳的公寓套間。搬家那天，學校後勤處派出了一輛卡車，全家的所有家當隻是幾個藤椅，一隻剛剛解放時從四川搬來的大木箱，兩隻美國運回的鐵箱以及幾個公家的桌子和床，連廚房東西和煤炭也沒有裝滿半車。許多人奇怪，紛紛議論道，原來從美國回來的高薪教授家裏如此寒酸，幾乎一貧如洗。龍誌笑了笑，說：“我的財富就是有三個兒子，並不是要給他們多少錢，而是教育他們走正道，給他們精神財富，一不怕偷，二不怕搶。”
如本書所述，他們兄弟三人從1960年代開始，大概每十年讓龍誌為他們的其中一個人操很多的心。1961-1964年，大哥文炳在城關中學，最後上了太穀重點中學。1973-1974，為二哥文煥推薦上大學的事情，龍誌破例找了省委領導。1975年親自帶領文燦奔赴雁北，在那裏手把手教文燦學習，恩典非同一般。1982-1983年又為文燦工作分配親自出馬。龍誌多年來，為他們弟兄三人的成長操碎了心，為此，他們兄弟三人深表內疚，對他老人家感恩戴德，希望父母在天之靈原諒孩子們對他們所造成的額外負擔。
五、解甲卸任最後挑戰
人生在世，到瞑目之前都會有諸多挑戰，同時也不得不馴服“生老病死”客觀規律，誰也不能例外。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以心所，不喻矩 。”龍誌一生也基本上規規矩矩地遵從孔聖人的教誨，從小到大，一步一個腳印。特別是到了晚年，六七十歲達到退休年齡後又一再勇挑重擔，擔任了雁北和山西農大領導職務，已經“超負荷，超時間”運轉了許多年了。到了七十多歲，無論於公於私，龍誌全身而退的問題在所難免，順乎自然。
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3]”。一個人奮鬥終身，取得各項成就，得到許多榮譽，被黨和政府委以重要位置，一點一滴，一步一步來之不易。到了晚年，能夠認清形勢，服老讓位，心平氣和，全身而退，善始善終也不容易。特別是像龍誌那樣不知疲倦，不分晝夜，一心撲在事業上，一生拚搏奮戰的人。按理說，龍誌早就應當按照道家養身理論，順應客觀規律，激流勇退，修身養性，偃旗息鼓，看破放下，認認真真研究和落實一下養生長壽之道，也許能夠再多活幾年。但是那不是他，也不是那個時代的要求，因為文化革命，龍誌晚年一再臨危受命，應征出山，發揮餘熱，70多歲還在擔任校長職務。實際上，到那時對他來講“養生”這個問題已經是為時太晚了。
到了1984年，龍誌已74歲高齡，黨和人民給予他極高的榮譽，地位和期望，他多麽希望能夠年輕20-30歲，拿出當年的勁頭來，大幹一番，把過去30年的損失奪回來。無奈他已漸漸覺得年事已高，力不從心，特別是他自己年輕時和中年時常常開夜車，勞逸結合做得較差，身體沒有得到保養，到了晚年又遇到長達十年慘烈的政治運動打擊迫害，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當了校長那幾年，擔子很重，人也老的很快。到了1984年8月，新老交替，龍誌從學校領導職位退了下來。本來是黨和人民對他的照顧，讓他安度晚年。但是而他竟然象一個貫於南征北戰的士兵，一閑下來竟然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對他來講，讓他去養魚養花，去繪畫書法，去閑庭信步是終生沒有過，不可思議的奢侈。至於下象棋，打撲克，打麻將更是與他一生無緣。他不止一次地對桂琴講，這一下該幹些什麽。實際上，龍誌又麵臨著他70多歲人生的最後一個挑戰，即如何能夠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歡度餘生，老有所樂，放棄執著，養生長壽，善始善終。讓他老人家一下子轉這麽大的彎子，難度確實很大。不過，龍誌也不得不承認自己老了，要服從客觀規律，把接力棒交給年輕人，把事業繼承下去。
退下領導職務之後，老人得到難得的閑暇，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寫下了生平唯一一首傳世之詩《接力頌》（下圖）。詩中寫道他於1950年由四川返回山西，當時解放太原的硝煙戰火剛剛熄滅，太原市內郊區到處是被炸毀的碉堡工事，斷壁殘牆，滿目瘡痍。山農建校已經33年（1951-1984）, 自己教的學生遍布全國全省，桃李滿天下，教書育人的生涯馬上就會將近半百（1939-1984）。應當遵循常規，實現新舊交替。
可以看出他老人家的書法倉健有力，相當規整，直到最後一行才顯的有些顫抖匆促。詩詞也韻律到位，一氣嗬成，具有一定的功底。詩中簡述了自己憂國憂民，遍育桃李的一生，對於新舊交替，讓位接班也是樂觀其成，殷切希望年輕人接班後能夠“風馳電赴”，更加有所作為：
【七律】《接力頌》（張龍誌，1984）
解放初期蜀地歸，滿目瘡痍涕淚垂。
山農建校三三載，遍育桃李喜揚眉。
教學生涯近半百，新舊交替循常規。
老夫今吟接力頌，風馳電赴顯作為。
P_15.6.龍誌手書《接力頌》
龍誌卸任之後的另一個戲劇性小插曲是整黨時黨員登記。1984年底到1985年底，山西農業大學按照省委部署進行了整黨和黨員重新登記。整黨重點是否定文化革命，消除派性；糾正不正之風；促進改革和工作以及查清文化革命中的重大事件。特別清算文化革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三種（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
龍誌那時剛剛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他的共產黨員組織關係也從機關總支部到了動物科學係。如果說清算文化革命，龍誌受迫害最深，冤屈最大，也最有發言權和控訴權，至少在道義上也應當得到正式賠禮道歉。但是由於否定文化革命是根據鄧小平“益粗不益細”的指示，並沒有深入具體，隻是抱著“向前看”態度，顧不上去清算文革的那些具體細賬，治療文革中的傷痛。在這個大政方針指引下，基本上是“法不責眾，一筆勾銷” 。龍誌是一個入黨5年的新兵，就要按照共產黨的標準來進行重新登記。
實際上還是和曆次運動一樣，造成了“有勢就有道，有權就有理，整人者振振有辭，永遠正確，永遠有理”。在文革之後情況好些，不過變換了方式。龍誌文革後鯉魚翻身，樹大招風，遭人嫉妒，一些人提出這樣那樣的意見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代表黨組織對龍誌提出以下幾方麵的問題：
1．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2． 辦事不公道
3． 喜歡自吹自擂
4． 不能襟懷坦白
5． 說話不謹慎，尤其是對外校教師，說話太隨便。
要認真檢查對照，否則就不應該登記。
按理說，此時的龍誌應當是無官一身輕，既不是校長，也不是全國人大代表（他的五屆全國人大代表是雁北地區產生的，任期已滿）。應當承認，自己並不是一個完人，也確確實實有這樣那樣的私心雜念和缺點錯誤。沒有校長的“桂冠”，作為一個普通群眾，可以讓人們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把過去他們想說又不敢說的意見說出來，幫助自己提高。退一步講，文化大革命疾風暴雨都走過來了，難道還過不好這最後一關？再退一步講，在文化革命中，龍誌曾經為了離開勞改隊，得到一個“普通群眾”資格浴血奮戰，拚死一搏。現在自己不僅堂堂正正地享受普通群眾的“權利”，而且是自己當年望塵莫及的“黨員”的權利，應當知足感恩，麵對批判，又未嚐不可呢？常言道，“出多大名，遭多大罪”，一切都是相輔相成的。
龍誌小心翼翼把意見收藏起來，對黨員群眾的批評意見，“虛心接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幸而，最終拍板定案的學校黨委領導還是主持公平公道，疏通關係，平衡利弊。算是過了他生命中那最後一次不大不小審查的關卡，完成了黨員登記。
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奉行乎，其恕乎[4]”。龍誌一生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小人，他奉行一個“恕”字，往往哈哈一笑就過去了。雖然對於有人代表組織提出的意見，龍誌比較在乎，但是也正是龍誌過去對於組織上一次次懷疑和審查的寬恕成就了他。1955肅反年如此，1966年文革如此，1970清隊年如此，1985年整黨也未嚐不是如此。當然自己也有缺點，在人生最後時刻，在去見上帝之前，再一次潔淨自己，再一次反省懺悔，感悟升華。到那一刻來臨時，自己能夠少一份虧欠，少一份負擔，多一份自信，問心無愧，飛的更高更遠，實際上是一件好事。
順便指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在高壓之下，為了完既定成奮鬥目標，可以超負荷，超能力拚搏一段時間，在應激狀況下可以做到全力以赴，馬不停蹄，甚至無災無病。但一旦任務完成達到目的後，猛丁丁一下子沒有了壓力，精神鬆懈下來，長期壓抑的問題就會很快暴露出來，免疫係統出現漏洞，輕則則很容易生一場大病，重則會命赴黃泉。
龍誌當的情況就是如此，從1966年開始，經曆了文革，勞改，武鬥，清隊，解放，到雁北，到文革結束，又到改革開放，前前後後將近二十年風風雨雨。龍誌的心態和身體多年來一直處於高度精神緊張和超負荷運轉狀況，他的身心多年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養和休整，許多時候是拚著老命，隻爭朝夕，奮不顧身地在拚搏。退下來之後，晚年的龍誌雖然還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情壯誌，但是他已經75歲高齡，心力交瘁，他也已經基本上拚完了他身體的所有“老本錢”。實際上此時龍誌的身體和生命是處於非常危險的一種狀況，潛伏多年的腦中風疾病正向他襲來。此刻的龍誌麵臨著每個人都必須麵對的最後一道關卡。遺憾的是，家人並沒有引起警覺。
文煥回憶那段曆史：“1985年我順利通過了EPT和TOEFL考試，父親十分高興，伸出拇指誇獎我。那時我倆經常在他的辦公室聊天，談論人生世事，談他一生的大得大失。他不象我小時那麽嚴厲，而是十分慈祥，有時他居然遞根煙給我抽，不過有幾次說著說著他就在沙發上昏昏入睡了。他可能已經估計到不久於人世，但又不願去醫院。現在回想起來，真該早些把他送到醫院也不至於猝然死去。他當時拖著腳走路，一口氣都走不回家，坐在百貨公司門口台階上抽煙喘氣，給有興趣的人講兒子們的故事，有時坐在幼兒園門口等孫子們放學，看上一眼親熱一下才回家吃飯。沒想到時隔一年，父親就離開了人世。”
六、千裏之堤毀於蟻穴
說到龍誌的缺點和軟弱，值得一提的是關於他抽煙和戒煙的故事。龍誌一生生活非常簡樸，對於吃飯和穿衣沒有任何奢求，甚至洗臉都用肥皂而不用香皂，唯一的嗜好是對抽煙與喝茶情有獨鍾。
龍誌少年喪母，自從19歲離家後，以他驚人的毅力和自製能力，孤身自力地與命運拚搏奮鬥，付出了超越常人的的努力，克服了一道道意想不到的艱難險阻。但是，他畢竟也是一個人，他也有遇到苦悶和憂愁的時候，遇到思考解決問題的時候，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遭受迫害，幾度遇到了生死考驗。在這些情況下，抽煙也許能夠給他帶來一些精神放鬆和片刻的寧靜，可以暫時麻醉他的痛苦，甚至也可以開啟他的靈感和智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龍誌從年輕時代開始就常常為了學習工作加夜班，開夜車，晝夜不眠，在身體疲憊不堪，眼皮瞌睡打架的時候，香煙中的尼古丁就是他幫助提神解困的興奮劑。龍誌常常在辦公桌抽屜裏準備一些甜餅一類的食物，給來訪的孩子們和自己充饑，還最愛喝高檔茉莉花茶。工作一忙就晚上挑燈夜戰，查看資料，看書寫作。餓了就吃一塊餅子，渴了喝上一杯清茶，困了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如此這般，通宵達旦，日複一日。忙上幾天之後，龍誌又可以美美睡上一大覺，一次可以連續睡上一兩天，龍誌謂之“開夜車”。
不知道龍誌何時開始抽煙的，大概始於年輕時期。聽他自己說過，在美國留學時一天就要抽兩包煙。龍誌的老朋友盛壽藻先生和其他同事都在前麵提到，龍誌的煙癮大到“煙不離手，茶不離口”，一支接一支（Chain Smoker）的地步。有時龍誌睡覺會半夜三更思考問題，煙癮發作，要起身連續抽兩支後才能繼續入睡。長年累月，無疑對心血管造成巨大傷害。
當然，在過去那些年代抽煙的人多，煙也是一個人際交往的工具，遞上一支煙，往往可以拉近人與人間的距離和情感。龍誌善於交往，家裏常常高朋滿座，大家一起抽煙，擺龍門陣，煙熏霧繞，海闊天空，不亦樂乎。由於龍誌“以身作則”，他的學生個個都是癮君子。龍誌待人大方熱情，也常常給他的下屬和同事幾包高級煙作為獎勵和交往，在國家困難時期，更如雪中送炭。
科學界和大眾對於抽煙的危害的認識，大概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龍誌也從那時開始多次嚐試戒煙，都沒有持久，也沒有成功。記的在1965年冬天，龍誌心血來潮又一次戒煙，一怒之下，把他的幾條庫存“牡丹”，“中華”煙付之一炬。保姆的丈夫聽說後，連忙趕來從火爐裏往外掏，因為有錫紙保護，煙並沒有完全燒掉，掏到幾盒高級煙後滿心歡喜地說，“以後就不要燒了，直接給了我就行了。”
文化革命開始後，龍誌飽受迫害熬煎，心情鬱悶，精神壓力很大，戒煙就更加困難。由於克扣工資，龍誌抽的煙價格也隨之下降。在文化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隔離審查時，文煥常常給父親送去一些東西衣物，其中一定包括幾包河南產“黃金葉”香煙。當時的“黃金葉”為簡裝，沒有錫紙和過濾嘴，兩毛六分錢一包，龍誌稱之“賽牡丹”。龍誌自己許多時候抽便宜煙，而身上也常常裝一包高級煙，用來請人。另外，那時候比較流行的中高擋香煙為天津產三毛一分錢的“恒大”煙和上海產的三毛六分錢的“大前門”。
到了暮年，煙已經成為龍誌生活和身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戒煙已經不太可能了，意義也不大了。他的老朋友，太穀縣人民醫院的院長邢大夫對他說，“你已經抽了一輩子煙了，太困難就不要戒煙了，少抽點就是了”。 人無完人，龍誌一生中為了他鍾愛的事業，可以每每戰勝自我，服從政治需要，服從國家需要，服從大局，服從環境改變，可以放棄一切，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抽煙問題上，習慣成自然，不能戰勝自我煙癮私欲。大概因為這種習慣與他鍾愛的事業沒有直接矛盾，僅僅是對個人身體有害的緣故。 嚴格地講，煙也應當屬於一種毒品，比酒的害處更大。人們假設，如果香煙產品要現在才推出來，那麽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一定不會批準上市。過於愛喝酒的人，患肝病的比例高。過於愛抽煙的人，患肺病的比例高。另外，煙的有害因素如尼古丁通過肺進入並且侵蝕危害人體血液運輸係統，因此愛抽煙的人，患心腦血管的病的比例也高，所以龍誌也有多年的肺氣腫和血管硬化。香煙雖然能夠幫助龍誌思想，解除煩惱和痛苦，一路陪伴他走過大半生，龍誌也為他那不良嗜好付出一定代價。
如果龍誌先生一生中對於自己的身體保養多下一些功夫，再多活幾年，那該有多好啊！但是，如前所述，龍誌在晚年多次麵臨事業需要和休生養息人生選擇的時候，奮不顧身地選擇了前者，不惜以身殉道，令人歎息。
P_15.7. 龍誌與桂琴於科學樓前（1984）
[1] 引自： http://www.lulu.com/shop/wencan-zhang/%E5%BC%A0%E9%BE%99%E5%BF%97%E4%BC%A0/paperback/product-21196839.html
[3]老子《道德經》第九章。
[4]《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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